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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八大以来，反贪污反腐败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从中央到地方，不管是“大老虎”还是“小苍蝇”都不能因贪污腐败而逃脱法律责任的追究。我们可以真切的感受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在反贪污腐败问题上空前一致，那就是绝不容许贪腐问题影响中国的法治建设。本文通过整理和汇总2012年到2018年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相关数据，对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总体情况进行分析，为今后贪污贿赂犯罪的治理提供一点思考。
关键词：贪污贿赂犯罪;十八大;法治
1.前言
孟德斯鸠曾论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贪污贿赂犯罪就是拥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的行为。贪污贿赂自古是国家治理中的难题，即便在当今民主制盛行的世界，也无法根除贪污贿赂犯罪。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贪污腐败紧系着王朝的兴衰和民族独立。
2.我国的贪污贿赂犯罪立法
2.1古代律法中的贪污贿赂犯罪
夏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早出现国家，在夏朝的时候就对贪污贿赂行为有了相应的规定，“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包括“昏、墨、贼、杀、皋陶之刑”，所谓“墨”就是指贪污贿赂而败坏的为官的风气。商朝关于贪污贿赂的罪名规定在《尚书.伊训》中，其中 “三风十愆”的 “三风”是针对官吏的犯罪，其中的“淫风”即包括官员贪求财物，这一行为关乎着国家存亡，所以会受到严厉的惩处。西周时期，《尚书·吕刑》里记载有“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为均，其克审之”。其中“惟货”就是对官员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
战国时代，李悝在魏国编制了中国历史上首部比较系统且完备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法经》中的《杂法》规定了“六禁”，包括是淫禁、狡禁、城禁、嬉禁、徒禁、金禁。“其中的金禁”即“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金自锾以下罚不诛也。”秦朝注重法家思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仍秉承商鞅变法时的“严刑峻法”思想。秦朝《云梦秦简·法律答问》规定：“通一钱，黥为城旦”，以及“知人通钱而为藏”，都是对贪污受贿行为的规定。
汉文帝曾发诏曰：“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皆弃市。“受赇”即是受贿。《唐律》中第三篇《职制律》有五十九条，是专门针对官员渎职和贪贿行为的惩治规定。南北朝时代，在《魏律》十八篇中，以《请赇》和《偿脏》两篇具体规定了贪污犯罪行为。
唐朝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最兴盛的时代，也是古代法制发展的顶峰，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的更为完善。《唐律疏议》：官吏贪赃“十五金，绞”，以及“六脏。”其中，“六脏”更是将官员的职务作为贪污贿赂犯罪刑罚考量的重要内容。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为了防止武官篡权，设置文官主政，造成冗官为患现象，但为了避免官员贪腐问题又制定律法加以制约。如《宋刑统》：“应受千仓界并粮纲钱物，并计脏钱。一千流一千里，每一千加一等。”
明朝是中华民族历史另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也是对贪污贿赂犯罪惩治最严厉的王朝。明朝实行“重典治国”，朱元璋不仅设立东厂和西厂大力加强对官员的监察，同时，还亲手编写《醒贪简要录》、《明大诰》等规定来教导官员廉洁以及严惩腐败官员。清朝是满族统治时期，满族属于少数民族，其建立朝代以前本身没有太多律法，因此基本沿用汉族的律法，但是在治理过程中也制定了相应的律法来加强对官员贪腐的治理。乾隆时期，出台了许多惩治贪官污吏的法律，如《大清律例》、《侵吞犯员罪名》、《侵吞案条例》等等。
梳理了我国古代各朝各代对官员贪腐犯罪的立法情況，可以看出古代王朝都清醒的认识到官员的贪腐行为对王朝的兴衰起着重要的作用，都用律法来治理贪腐问题。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曾说过：“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其实是一部贪污史。”虽然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与官员廉洁程度具有重要的联系。
2.2新中国成立后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制度建设随着经济建设开展而展开。1952年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是根据“三反”“五反”运动中所揭露的贪腐事实和积累的经验而制定的。
十年“文革”间，由于法制被破坏，这一时期对贪污贿赂犯罪没有相应的立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文革”的结束，中国的法制建设逐渐恢复。刑法是保障人民生产生活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因而也最先被重新确立。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一次通过七部法律，其中包括我国第一部《刑法典》（以下简称“79 刑法”）。该法典在第 155 条、第 185 条和第 126 条分别规定了贪污罪、贿赂罪和挪用特定款物罪，共设立了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和挪用特定款物罪 5个罪名。
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不少腐败行为在发展过程中悄然出现，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严重不满。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腐败问题多与特权、物资等相关。为了惩处贪污腐败问题，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刑法第185条第1款、第2款之受贿罪进行修订。其内容：“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贿赂的，比照刑法第155 条贪污罪论处;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同年8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制定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草案）》，作为统一定罪量刑的参照标准。1982年《决定》和《补充规定（草案）》将贪污受贿罪的惩罚力度进一步提升。1982年12月，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王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污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因此，王仲案也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
在上述法案实施5年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8年1月在《补充规定（草案）》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修改的主要内容是界定贪污、受贿罪的概念，扩大犯罪主体范围，扩展了犯罪对象，新增相关罪名，规定交叉刑，以及明确犯罪的数额标准。 二十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如何保障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成为了国家治理急需处理的重要问题。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贪污腐败问题也需要强有力的法律加以保障。1997年3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97 刑法”），“97刑法”将贪污贿赂犯罪以专门的章节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八章中。之后，全国人大常委分别于2006年、2009年、2011年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刑法修正案“97刑（七）》、《刑法修正案（八）》对“97刑法”中贪污贿赂犯罪加以解释修正。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反腐倡廉成为国家治理的重点内容之一。为了适应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使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2015年8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作出了重大修改和完善，加大了惩处腐败犯罪的力度，进一步完善反腐败的立法规定，严密了腐败犯罪的制度之笼。贪贿犯罪由单纯的“数额”标准修改为“数额或者情节”标准;修改贪贿犯罪量刑幅度;废除贪贿犯罪的交叉刑;废除贪贿犯罪中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进一步扩大贪贿犯罪坦白从宽的适用范围;修改行贿罪处罚标准，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严密行贿犯罪法网;增设财产刑，加大对贪贿犯罪的处罚力度;对贪贿犯罪增设死缓期满后适用终身监禁;删除贪贿犯罪中行政处分内容。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增写第七节“监察委员会。” 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监察法》的出台表面我国贪污腐败的斗争进入了新的时代，国家将以《监察法》为法律依据，监察机关作为主导机关，对贪腐行为进行全面斗争。
3.2012——2018年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情况分析
3.1检察机关公诉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情况
3.1.1贪污贿赂犯罪的顶峰阶段（2012—2014年）
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贪污贿赂案件件数和犯罪人数来看，贪污贿赂犯罪的案件数量2012年到2013年的略微下降，在2014年回升且达到近七年的巅峰值26589件。而贪污贿赂犯罪的人数呈一直上升趋势，在2014年也达到最多人数35845人。
原因透视：十八大以后，中央反贪污反腐进一步加强，2012年中央政治局做出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由于2012年反贪污腐败监察力度提升，导致官员对贪腐行为有所收敛，新的贪污贿赂犯罪行为不多，导致案件数量下降。2012年底到2013年间，一大批高级官员落马，牵扯出的一系列贪腐案件，这让2013年贪污贿赂犯罪的人数呈上升趋势。由于案件侦破工作和公诉工作存在时间差关系，因此2013年的案件很大部分是在2014年提起公诉，因此2014年成为公诉案件数量和犯罪人数最高值的时刻。
3.1.2持续下降的阶段（2014—2016年）
从上述图中显示的数据来看，无论是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贪污腐败案件的件数还是犯罪人数都是明显处于下降的趋势。公诉的贪污贿赂案件从2014年的26589件下降至22202件，减少了约4387件，而公诉的贪污贿赂案件犯罪人数从2014年的35845人下降为29640人，减少了6205人。这些数据说明了，这一阶段反贪反腐行动取得明显的效果。
原因透视：这一阶段，是反贪反腐全面落实和强化阶段。《中国共產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党的规章的出台，极大的保障贪污腐败违法犯罪的追究和惩处，在国内抓贪腐治理的同时加强国际反贪污腐败沟通和联系。G20杭州峰会上，我国通过《二十国集体反腐败追逃高级原则》、《二十国集体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机会》。并且，为了保证反贪污腐败质量，中央巡视工作不仅成常态，“巡视”回头看渐成惯例。”这些震慑性的措施，让这一阶段的贪腐行为有所减少，公诉案件也呈现下降的趋势。
3.1.3贪污贿赂犯罪的回升阶段（2016—2017年）
2016年后，人民检察院公诉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并没有一直下降或者保持平稳的状态，而是2016年到2017年，案件数量从22202件提升到24825件，犯罪人数也从29640人上升为33580人。这一阶段，贪污贿赂犯罪有所回升。
原因透视：这一时期，贪污贿赂犯罪的趋势回升的原因主要反贪污反腐败制度建设进一步深化和我国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和发展，导致对贪污腐败的监察查处力度进一步提升。据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17年12月22日，落马省部级以上高官39名，其中包括副国级官员1名，正部级高官9名，“军老虎”3名，中央纪委委员5名。由于这一系列大案、要案被查处，牵涉其中的人员不计其数，因此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贪污贿赂犯罪人数以及案件数量明显上升。
3.1.4贪污贿赂犯罪大幅度下降阶段（2017—2018年）
这一阶段，贪污贿赂犯罪数量大幅度下降。从24825件下降至13332件，犯罪人数也从33580人下降为17340人，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环比下降46.3%，创历史新低。
原因透视：党的十九大以后，党中央继续加强对反腐败行为的整治。《监察法》扩大了原有的监察范围，实行国家公务人员全覆盖，并且强化监察力度，导致腐败问题得到有效缓解。随着互联网、移动客户端等科技的发展，人民群众可以通过互联网等渠道检举和反映各自贪污腐败问题，监督成本的下降让人民群众主人翁意识加强，敢于揭露贪腐犯罪行为，这也是贪污贿赂犯罪减少的原因之一。
此外，舆论监督也是这一阶段贪污贿赂犯罪有所下降的原因之一。新闻媒体发挥着引导民众意识的重要作用。随着我国民主和自由的发展，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不仅越来越能反映真实的社会面貌，引导社会风气，也越来越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社会参与决策权。这一阶段，新闻媒体对贪污腐败犯罪的报道越来越全面、真实，这不仅加强对贪污腐败行为的监督，也引导着社会成员形成廉洁公正的风气。 3.2人民法院审理的贪污贿赂犯罪的情况
人民法院一审审理的贪污贿赂犯罪受案情况和人民检察院公诉的贪污贿赂犯罪趋势基本相同，但是也存在不同点。
人民法院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一审收案情况共有五个阶段，其中四个阶段的趋势与人民检察院相同，区别在于2014—2015年的趋势。2014—2015年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贪污贿赂犯罪是下降的趋势，而人民法院一审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收案趋势是上升趋势。
原因透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2014—2015年的趋势不同的原因是审判时间和公诉时间存在时间差，2014年检察院起诉到法院的贪污贿赂犯罪，由于法院对案件的立案审查也需要时间，因此2014年的部分案件在2015年立案，从数据上反映人民法院一审收案情况是呈上升状态。
4.2012——2018年贪污贿赂犯罪的总结与预测
4.1贪污贿赂犯罪具有明显的下降的趋势
2012—2018年贪污贿赂犯罪在国家大力反腐的情势下，上升的苗条得到遏制，从这一阶段最后的数据分析来看，其呈显著下降的趋势。贪污贿赂犯罪是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阻碍，为了抑制这一犯罪问题，中央的反腐倡廉的举措起到了重要的效果。尤其是《监察法》的出台和国家监察委的成立，让贪腐犯罪得到抑制，同时还打击了一系列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
4.2贪污贿赂犯罪率在未来会保持较低的水平。
随着不断完成的法律体系，不断推进的法治建设。贪腐盛行之风不会再向以往肆无忌惮，官员的法治理念和人民的法治意识会不断提高。在较长时间内贪污贿赂犯罪会明显改善，犯罪率也会保持较低水平。
4.3还需要加强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惩治
尽管我们现在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治理力度大，但我们要保持清楚的认识贪污贿赂犯罪是无法根除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告诉我们，一旦放松贪腐犯罪的治理那么它随时可以卷土重来。因此，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始终要加强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惩治，防止腐败之风弥散。
结语
2012—2018年我国贪污贿赂犯罪趋势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国家加强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治理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体现是：第一，中央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和检查发挥了引领作用;第二，全国人大进一步制度和完善了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为惩治犯罪提高了法律保障;第三，监察委员会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惩治发挥这重要的执法作用。腐败的治理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还要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我们还需要加强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惩治，维护法治建设的成果，保障社会经济发展有序进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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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上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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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陈小漫，颜映丰：《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审判回忆录》，载中国法院网.
[15] https：//www.chinacourt.org/index.php/article/detail/2018/09/id/3501414.shtml，2020年5月16日访问.
[16] 张兆松.论《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的十大重大修改和完善[J].法治研究，2016（02）：88-99.
[17] 中国社科院发布第二部《反复倡廉蓝皮书》.中国社科院网.
[18] 反腐2016年：拍苍蝇打老虎 强化顶层设计.
[19] http：//www.jcrb.com/xmt/201712/t20171225_1828188.html.5月15日访问.
作者简介：刘雨松（1994.12.12——），男，四川洪雅县人，成都市双流区四川大学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贪污贿赂犯罪;十八大;法治
1.前言
孟德斯鸠曾论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贪污贿赂犯罪就是拥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的行为。贪污贿赂自古是国家治理中的难题，即便在当今民主制盛行的世界，也无法根除贪污贿赂犯罪。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贪污腐败紧系着王朝的兴衰和民族独立。
2.我国的贪污贿赂犯罪立法
2.1古代律法中的贪污贿赂犯罪
夏朝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早出现国家，在夏朝的时候就对贪污贿赂行为有了相应的规定，“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包括“昏、墨、贼、杀、皋陶之刑”，所谓“墨”就是指贪污贿赂而败坏的为官的风气。商朝关于贪污贿赂的罪名规定在《尚书.伊训》中，其中 “三风十愆”的 “三风”是针对官吏的犯罪，其中的“淫风”即包括官员贪求财物，这一行为关乎着国家存亡，所以会受到严厉的惩处。西周时期，《尚书·吕刑》里记载有“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为均，其克审之”。其中“惟货”就是对官员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
战国时代，李悝在魏国编制了中国历史上首部比较系统且完备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法经》中的《杂法》规定了“六禁”，包括是淫禁、狡禁、城禁、嬉禁、徒禁、金禁。“其中的金禁”即“丞相受金，左右伏诛。犀首以下受金则诛。金自锾以下罚不诛也。”秦朝注重法家思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仍秉承商鞅变法时的“严刑峻法”思想。秦朝《云梦秦简·法律答问》规定：“通一钱，黥为城旦”，以及“知人通钱而为藏”，都是对贪污受贿行为的规定。
汉文帝曾发诏曰：“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皆弃市。“受赇”即是受贿。《唐律》中第三篇《职制律》有五十九条，是专门针对官员渎职和贪贿行为的惩治规定。南北朝时代，在《魏律》十八篇中，以《请赇》和《偿脏》两篇具体规定了贪污犯罪行为。
唐朝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最兴盛的时代，也是古代法制发展的顶峰，对贪污贿赂犯罪规定的更为完善。《唐律疏议》：官吏贪赃“十五金，绞”，以及“六脏。”其中，“六脏”更是将官员的职务作为贪污贿赂犯罪刑罚考量的重要内容。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为了防止武官篡权，设置文官主政，造成冗官为患现象，但为了避免官员贪腐问题又制定律法加以制约。如《宋刑统》：“应受千仓界并粮纲钱物，并计脏钱。一千流一千里，每一千加一等。”
明朝是中华民族历史另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也是对贪污贿赂犯罪惩治最严厉的王朝。明朝实行“重典治国”，朱元璋不仅设立东厂和西厂大力加强对官员的监察，同时，还亲手编写《醒贪简要录》、《明大诰》等规定来教导官员廉洁以及严惩腐败官员。清朝是满族统治时期，满族属于少数民族，其建立朝代以前本身没有太多律法，因此基本沿用汉族的律法，但是在治理过程中也制定了相应的律法来加强对官员贪腐的治理。乾隆时期，出台了许多惩治贪官污吏的法律，如《大清律例》、《侵吞犯员罪名》、《侵吞案条例》等等。
梳理了我国古代各朝各代对官员贪腐犯罪的立法情況，可以看出古代王朝都清醒的认识到官员的贪腐行为对王朝的兴衰起着重要的作用，都用律法来治理贪腐问题。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曾说过：“中国一部二十四史，其实是一部贪污史。”虽然这种说法有点夸张，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与官员廉洁程度具有重要的联系。
2.2新中国成立后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情况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俱兴，制度建设随着经济建设开展而展开。1952年4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该《条例》是根据“三反”“五反”运动中所揭露的贪腐事实和积累的经验而制定的。
十年“文革”间，由于法制被破坏，这一时期对贪污贿赂犯罪没有相应的立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文革”的结束，中国的法制建设逐渐恢复。刑法是保障人民生产生活最重要的法律之一，因而也最先被重新确立。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一次通过七部法律，其中包括我国第一部《刑法典》（以下简称“79 刑法”）。该法典在第 155 条、第 185 条和第 126 条分别规定了贪污罪、贿赂罪和挪用特定款物罪，共设立了贪污罪、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和挪用特定款物罪 5个罪名。
随着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不少腐败行为在发展过程中悄然出现，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严重不满。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腐败问题多与特权、物资等相关。为了惩处贪污腐败问题，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将刑法第185条第1款、第2款之受贿罪进行修订。其内容：“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贿赂的，比照刑法第155 条贪污罪论处;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同年8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制定了《关于惩治贪污、受贿罪的补充规定（草案）》，作为统一定罪量刑的参照标准。1982年《决定》和《补充规定（草案）》将贪污受贿罪的惩罚力度进一步提升。1982年12月，广东省海丰县委书记王仲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贪污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因此，王仲案也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反腐第一案。”
在上述法案实施5年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8年1月在《补充规定（草案）》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补充规定》修改的主要内容是界定贪污、受贿罪的概念，扩大犯罪主体范围，扩展了犯罪对象，新增相关罪名，规定交叉刑，以及明确犯罪的数额标准。 二十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如何保障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成为了国家治理急需处理的重要问题。市场经济中出现的贪污腐败问题也需要强有力的法律加以保障。1997年3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97 刑法”），“97刑法”将贪污贿赂犯罪以专门的章节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八章中。之后，全国人大常委分别于2006年、2009年、2011年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刑法修正案“97刑（七）》、《刑法修正案（八）》对“97刑法”中贪污贿赂犯罪加以解释修正。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反腐倡廉成为国家治理的重点内容之一。为了适应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使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2015年8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简称《刑九》）。《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作出了重大修改和完善，加大了惩处腐败犯罪的力度，进一步完善反腐败的立法规定，严密了腐败犯罪的制度之笼。贪贿犯罪由单纯的“数额”标准修改为“数额或者情节”标准;修改贪贿犯罪量刑幅度;废除贪贿犯罪的交叉刑;废除贪贿犯罪中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进一步扩大贪贿犯罪坦白从宽的适用范围;修改行贿罪处罚标准，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力度;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严密行贿犯罪法网;增设财产刑，加大对贪贿犯罪的处罚力度;对贪贿犯罪增设死缓期满后适用终身监禁;删除贪贿犯罪中行政处分内容。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增写第七节“监察委员会。” 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以及《监察法》的出台表面我国贪污腐败的斗争进入了新的时代，国家将以《监察法》为法律依据，监察机关作为主导机关，对贪腐行为进行全面斗争。
3.2012——2018年我国贪污贿赂犯罪的情况分析
3.1检察机关公诉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情况
3.1.1贪污贿赂犯罪的顶峰阶段（2012—2014年）
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贪污贿赂案件件数和犯罪人数来看，贪污贿赂犯罪的案件数量2012年到2013年的略微下降，在2014年回升且达到近七年的巅峰值26589件。而贪污贿赂犯罪的人数呈一直上升趋势，在2014年也达到最多人数35845人。
原因透视：十八大以后，中央反贪污反腐进一步加强，2012年中央政治局做出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 由于2012年反贪污腐败监察力度提升，导致官员对贪腐行为有所收敛，新的贪污贿赂犯罪行为不多，导致案件数量下降。2012年底到2013年间，一大批高级官员落马，牵扯出的一系列贪腐案件，这让2013年贪污贿赂犯罪的人数呈上升趋势。由于案件侦破工作和公诉工作存在时间差关系，因此2013年的案件很大部分是在2014年提起公诉，因此2014年成为公诉案件数量和犯罪人数最高值的时刻。
3.1.2持续下降的阶段（2014—2016年）
从上述图中显示的数据来看，无论是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贪污腐败案件的件数还是犯罪人数都是明显处于下降的趋势。公诉的贪污贿赂案件从2014年的26589件下降至22202件，减少了约4387件，而公诉的贪污贿赂案件犯罪人数从2014年的35845人下降为29640人，减少了6205人。这些数据说明了，这一阶段反贪反腐行动取得明显的效果。
原因透视：这一阶段，是反贪反腐全面落实和强化阶段。《中国共產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党的规章的出台，极大的保障贪污腐败违法犯罪的追究和惩处，在国内抓贪腐治理的同时加强国际反贪污腐败沟通和联系。G20杭州峰会上，我国通过《二十国集体反腐败追逃高级原则》、《二十国集体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机会》。并且，为了保证反贪污腐败质量，中央巡视工作不仅成常态，“巡视”回头看渐成惯例。”这些震慑性的措施，让这一阶段的贪腐行为有所减少，公诉案件也呈现下降的趋势。
3.1.3贪污贿赂犯罪的回升阶段（2016—2017年）
2016年后，人民检察院公诉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并没有一直下降或者保持平稳的状态，而是2016年到2017年，案件数量从22202件提升到24825件，犯罪人数也从29640人上升为33580人。这一阶段，贪污贿赂犯罪有所回升。
原因透视：这一时期，贪污贿赂犯罪的趋势回升的原因主要反贪污反腐败制度建设进一步深化和我国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和发展，导致对贪污腐败的监察查处力度进一步提升。据公开报道显示，截至2017年12月22日，落马省部级以上高官39名，其中包括副国级官员1名，正部级高官9名，“军老虎”3名，中央纪委委员5名。由于这一系列大案、要案被查处，牵涉其中的人员不计其数，因此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贪污贿赂犯罪人数以及案件数量明显上升。
3.1.4贪污贿赂犯罪大幅度下降阶段（2017—2018年）
这一阶段，贪污贿赂犯罪数量大幅度下降。从24825件下降至13332件，犯罪人数也从33580人下降为17340人，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环比下降46.3%，创历史新低。
原因透视：党的十九大以后，党中央继续加强对反腐败行为的整治。《监察法》扩大了原有的监察范围，实行国家公务人员全覆盖，并且强化监察力度，导致腐败问题得到有效缓解。随着互联网、移动客户端等科技的发展，人民群众可以通过互联网等渠道检举和反映各自贪污腐败问题，监督成本的下降让人民群众主人翁意识加强，敢于揭露贪腐犯罪行为，这也是贪污贿赂犯罪减少的原因之一。
此外，舆论监督也是这一阶段贪污贿赂犯罪有所下降的原因之一。新闻媒体发挥着引导民众意识的重要作用。随着我国民主和自由的发展，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不仅越来越能反映真实的社会面貌，引导社会风气，也越来越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和社会参与决策权。这一阶段，新闻媒体对贪污腐败犯罪的报道越来越全面、真实，这不仅加强对贪污腐败行为的监督，也引导着社会成员形成廉洁公正的风气。 3.2人民法院审理的贪污贿赂犯罪的情况
人民法院一审审理的贪污贿赂犯罪受案情况和人民检察院公诉的贪污贿赂犯罪趋势基本相同，但是也存在不同点。
人民法院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一审收案情况共有五个阶段，其中四个阶段的趋势与人民检察院相同，区别在于2014—2015年的趋势。2014—2015年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贪污贿赂犯罪是下降的趋势，而人民法院一审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收案趋势是上升趋势。
原因透视：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2014—2015年的趋势不同的原因是审判时间和公诉时间存在时间差，2014年检察院起诉到法院的贪污贿赂犯罪，由于法院对案件的立案审查也需要时间，因此2014年的部分案件在2015年立案，从数据上反映人民法院一审收案情况是呈上升状态。
4.2012——2018年贪污贿赂犯罪的总结与预测
4.1贪污贿赂犯罪具有明显的下降的趋势
2012—2018年贪污贿赂犯罪在国家大力反腐的情势下，上升的苗条得到遏制，从这一阶段最后的数据分析来看，其呈显著下降的趋势。贪污贿赂犯罪是国家治理过程中的阻碍，为了抑制这一犯罪问题，中央的反腐倡廉的举措起到了重要的效果。尤其是《监察法》的出台和国家监察委的成立，让贪腐犯罪得到抑制，同时还打击了一系列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
4.2贪污贿赂犯罪率在未来会保持较低的水平。
随着不断完成的法律体系，不断推进的法治建设。贪腐盛行之风不会再向以往肆无忌惮，官员的法治理念和人民的法治意识会不断提高。在较长时间内贪污贿赂犯罪会明显改善，犯罪率也会保持较低水平。
4.3还需要加强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惩治
尽管我们现在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治理力度大，但我们要保持清楚的认识贪污贿赂犯罪是无法根除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告诉我们，一旦放松贪腐犯罪的治理那么它随时可以卷土重来。因此，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我们始终要加强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惩治，防止腐败之风弥散。
结语
2012—2018年我国贪污贿赂犯罪趋势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主要是国家加强了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治理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体现是：第一，中央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和检查发挥了引领作用;第二，全国人大进一步制度和完善了贪污贿赂犯罪的法律为惩治犯罪提高了法律保障;第三，监察委员会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惩治发挥这重要的执法作用。腐败的治理不是一蹴而就的事，还要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我们还需要加强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惩治，维护法治建设的成果，保障社会经济发展有序进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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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刘雨松（1994.12.12——），男，四川洪雅县人，成都市双流区四川大学法律硕士（非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