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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上“卡脖子”本质是“卡”在基础研发端。基础研发是创新土壤，应用技术是树木和花草，核心技术是参天大树。没有好的土壤，难以长出参天大树。突破基础研发瓶颈，夯实基础研发实力，才能有效解决“卡脖子”问题，支撑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国家建设。
一、“卡脖子”本质是“卡”在基础研发
（一）基础科学薄弱是“卡脖子”的根本原因
强大的基础科学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我国具有最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产品创新和功能创新较有实力，载人航天、高速铁路等领域实现重大突破，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但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生产装备仍严重依赖进口，突显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不足。
（二）缺少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学是主要制约
大学是基础科学、基础研发的主阵地。美国之所以持续引领全球创新潮流，根本在于其拥有一大批国际一流大学，吸引集聚培养了上千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前沿理论、领先技术都源于这些大学。1901—2019年，获诺贝尔奖数量排名前20名的大学中，美国有14家，共获诺奖1056人次，德国有3家，获奖142人次，英国有2家，获奖191人次。我国获诺奖人数有限，且领域狭窄，与上述国家差距明显。根据2020年QS世界高校排名，我国清华大学排名世界第16位，但尚没有培养出诺奖获奖人员。
（三）缺乏应用导向导致高校成果转化率低
我国每年产生的科技专利很多，但能够满足企业和市场需要的先进适用技术不多。2019年，我国高校三类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总计分别达到43.1万件和21.8万件。全国技术市场成交合同48.4万项，其中高校成交合同10.2万项。但技术转让合同仅1.7万项，占总成交数的3.5%。有关数据显示，国内高校成果转化率在10%—15%左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事实上，近年来国内在高校专利转移转化上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成立专门转化机构、设立大学科技园、鼓励师生创业等，能转化、好转化的成果已基本转化完成，但转化率仍然不高。主要是因为现有成果大都缺乏市场应用导向，企业用不了，二次开发成本高，而企业真正需要的专利，受制于现行科研体制，难以满足市场快节奏的要求。现行科研体制下，科研人员“重研究、轻市场”“重论文、轻应用”，热衷于搞课题、要项目、发论文，追求职称评定、申请科研奖项，并不服务于市场和产业。
（四）研发投入结构不合理亟待系统性调整
除体制机制因素外，我国研发投入结构存在“双低”短板。一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资金比例明显偏低。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所占比重分别为6.0%、11.3%和82.7%，前两者相加仅17.3%。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总经费的比重再次达到6%。发达国家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经费比例普遍在20%—30%左右，两者相加比例在50%左右，远超我国。美国（2018年）、英国（2018年）、法国（2017年）、瑞士（2017年）、日本（2018年）、韩国（2018年）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分别为16.6%、18.3%、22.7%、41.7%、13.1%和14.2%，用于应用研究的比例分别为19.8%、42.1%、41.9%、32.2%、19.8%和22%。两者相加比例最高的瑞士和法国分别达到73.9%和64.6%。
二是研发投入中的政府资金比例低，累积规模较小。2004—2019年，我国政府资金占研发投入比重从26.6%下降到20.5%，2011年以来维持在20%左右的水平。美国研发投入中的政府资金比例在1957年达到62.8%，2018年为23%，法国在1983年达到53.9%，到2017年仍然达到32.4%。这充分表明在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的大背景下，两国在加速创新发展的阶段，均大幅增加政府資金投入。即便在创新优势确立后，政府资金仍保持较高比重。英国（2018年）、瑞典（2017年）、瑞士（2017年）的这一比例分别为25.9%、25%、26.5%。政府资金占比低，直接影响高校、政府投资研究机构的研发经费规模，对基础研发支撑不力。
（五）缺少共性应用技术研发机构加剧创新链条不畅
创新链条包括从科学到技术、再从技术到产品两个重要环节。我国情况是，从技术到产品转化相对畅通，但从科学到技术链条中，应用技术供给缺乏、转化不畅，存在科技与经济“两层皮”现象。很多具有市场潜力的成果并没有得到二次开发，应用技术有效供给不足。企业虽对应用技术需求大，但苦于没有有效供给，只能自己向上游延伸，面临高昂成本和巨大风险。一些大型企业虽有能力加大前瞻性、基础性技术研发，但更多是为自己服务，难以提供行业共性应用技术产品。
二、有关建议
解决“卡脖子”问题，要从源头创新抓起，在重视关键技术攻关的基础上，抓紧形成基础研发需求清单，用十到二十年时间系统解决基础端问题。
（一）下决心培建设国际一流大学
大学是提高基础科学、基础研发水平，增强源头创新实力，应对国外源头创新中断和“卡脖子”问题的根本。应立足实际，抓紧培育一批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学。切实做到“去行政化、去帽子化、去论文化”，让大学师生专心搞研究，营造自由开放宽容的环境。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世界大学排名前20位中有2—3所中国大学，产生2—3项诺贝尔科学奖。
（二）建立应用导向的科研体制
要改革科研人才评价机制，不唯职称、唯论文、唯学历。对科研成果的评价要公正、公开、客观，引入国际同行专家进行评判，评价重点从研究成果数量转向研究质量、原创价值和实际贡献。同时，适当加入对成果转化应用的考核指标，成果转化应用好的，给予额外经费奖励;反之，则酌情减少经费支持。在科研项目中增加市场急需课题立项，资金由企业支配，开展产学研合作，引导高校重视市场需求，促进科研成果支撑产业发展。
（三）改进研发投入结构和考核机制
切实提高基础研究、政府资金在科研经费中的比重。基础研究经费在科研经费中的比例至少应提高到10%。考虑到发达国家政府资金比例长年较高，累计规模远超我国，差距不只几十年。建议政府资金投入比重增加到每年30%以上。同时，分层次对政府资金使用效果进行考核评价。第一层次政府资金不计回报，以小额、大范围方式支持高校科研人员自主开展基础研发活动;第二层次资金金额较大但不考核成果，作为高校科研人员的主要经费支持，鼓励思想性创新活动;第三层次资金以市场应用为导向，通过悬赏、揭榜等项目制方式，全社会招标组织高校院所等科研力量开展基础研发。
（四）补齐共性应用技术供给短板
一方面，采用新模式建立应用技术研发促进机构，打通从基础研发到市场化技术之间的通道。新型应用技术研发促进机构承担高校基础研发成果的二次开发和转移转化任务，与高校师生结成创新共同体，向行业提供共性应用技术。新型研发促进机构可接受政府资金支持，体现政策意图，但在运作上保持独立。机构人员与机构的关系既紧密又松散，没有人身依附关系。成果产权归研究人员所有，机构可从转移转化收入中获得一定补偿，可根据参与程度参与股权分配。另一方面，建立或改造一批大学科技园。对标美国硅谷、英国剑桥等科技园，选择有大学源头创新基础、创新型企业集聚、市场化机制灵活的园区进行改造，形成一批国内领先、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园区。建立专门促进高校技术转移转化的平台或机构，优化师生和学校之间利益分配机制，减少行政干预，发挥市场作用，促进风险资本、技术服务、中介服务等资源高效集聚。
（作者单位：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一、“卡脖子”本质是“卡”在基础研发
（一）基础科学薄弱是“卡脖子”的根本原因
强大的基础科学研究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基石。我国具有最完备的工业生产体系，产品创新和功能创新较有实力，载人航天、高速铁路等领域实现重大突破，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但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和生产装备仍严重依赖进口，突显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不足。
（二）缺少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学是主要制约
大学是基础科学、基础研发的主阵地。美国之所以持续引领全球创新潮流，根本在于其拥有一大批国际一流大学，吸引集聚培养了上千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前沿理论、领先技术都源于这些大学。1901—2019年，获诺贝尔奖数量排名前20名的大学中，美国有14家，共获诺奖1056人次，德国有3家，获奖142人次，英国有2家，获奖191人次。我国获诺奖人数有限，且领域狭窄，与上述国家差距明显。根据2020年QS世界高校排名，我国清华大学排名世界第16位，但尚没有培养出诺奖获奖人员。
（三）缺乏应用导向导致高校成果转化率低
我国每年产生的科技专利很多，但能够满足企业和市场需要的先进适用技术不多。2019年，我国高校三类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总计分别达到43.1万件和21.8万件。全国技术市场成交合同48.4万项，其中高校成交合同10.2万项。但技术转让合同仅1.7万项，占总成交数的3.5%。有关数据显示，国内高校成果转化率在10%—15%左右，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事实上，近年来国内在高校专利转移转化上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成立专门转化机构、设立大学科技园、鼓励师生创业等，能转化、好转化的成果已基本转化完成，但转化率仍然不高。主要是因为现有成果大都缺乏市场应用导向，企业用不了，二次开发成本高，而企业真正需要的专利，受制于现行科研体制，难以满足市场快节奏的要求。现行科研体制下，科研人员“重研究、轻市场”“重论文、轻应用”，热衷于搞课题、要项目、发论文，追求职称评定、申请科研奖项，并不服务于市场和产业。
（四）研发投入结构不合理亟待系统性调整
除体制机制因素外，我国研发投入结构存在“双低”短板。一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资金比例明显偏低。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所占比重分别为6.0%、11.3%和82.7%，前两者相加仅17.3%。2020年，我国基础研究占全社会研发总经费的比重再次达到6%。发达国家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经费比例普遍在20%—30%左右，两者相加比例在50%左右，远超我国。美国（2018年）、英国（2018年）、法国（2017年）、瑞士（2017年）、日本（2018年）、韩国（2018年）用于基础研究的比例分别为16.6%、18.3%、22.7%、41.7%、13.1%和14.2%，用于应用研究的比例分别为19.8%、42.1%、41.9%、32.2%、19.8%和22%。两者相加比例最高的瑞士和法国分别达到73.9%和64.6%。
二是研发投入中的政府资金比例低，累积规模较小。2004—2019年，我国政府资金占研发投入比重从26.6%下降到20.5%，2011年以来维持在20%左右的水平。美国研发投入中的政府资金比例在1957年达到62.8%，2018年为23%，法国在1983年达到53.9%，到2017年仍然达到32.4%。这充分表明在产业革命和技术变革的大背景下，两国在加速创新发展的阶段，均大幅增加政府資金投入。即便在创新优势确立后，政府资金仍保持较高比重。英国（2018年）、瑞典（2017年）、瑞士（2017年）的这一比例分别为25.9%、25%、26.5%。政府资金占比低，直接影响高校、政府投资研究机构的研发经费规模，对基础研发支撑不力。
（五）缺少共性应用技术研发机构加剧创新链条不畅
创新链条包括从科学到技术、再从技术到产品两个重要环节。我国情况是，从技术到产品转化相对畅通，但从科学到技术链条中，应用技术供给缺乏、转化不畅，存在科技与经济“两层皮”现象。很多具有市场潜力的成果并没有得到二次开发，应用技术有效供给不足。企业虽对应用技术需求大，但苦于没有有效供给，只能自己向上游延伸，面临高昂成本和巨大风险。一些大型企业虽有能力加大前瞻性、基础性技术研发，但更多是为自己服务，难以提供行业共性应用技术产品。
二、有关建议
解决“卡脖子”问题，要从源头创新抓起，在重视关键技术攻关的基础上，抓紧形成基础研发需求清单，用十到二十年时间系统解决基础端问题。
（一）下决心培建设国际一流大学
大学是提高基础科学、基础研发水平，增强源头创新实力，应对国外源头创新中断和“卡脖子”问题的根本。应立足实际，抓紧培育一批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学。切实做到“去行政化、去帽子化、去论文化”，让大学师生专心搞研究，营造自由开放宽容的环境。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世界大学排名前20位中有2—3所中国大学，产生2—3项诺贝尔科学奖。
（二）建立应用导向的科研体制
要改革科研人才评价机制，不唯职称、唯论文、唯学历。对科研成果的评价要公正、公开、客观，引入国际同行专家进行评判，评价重点从研究成果数量转向研究质量、原创价值和实际贡献。同时，适当加入对成果转化应用的考核指标，成果转化应用好的，给予额外经费奖励;反之，则酌情减少经费支持。在科研项目中增加市场急需课题立项，资金由企业支配，开展产学研合作，引导高校重视市场需求，促进科研成果支撑产业发展。
（三）改进研发投入结构和考核机制
切实提高基础研究、政府资金在科研经费中的比重。基础研究经费在科研经费中的比例至少应提高到10%。考虑到发达国家政府资金比例长年较高，累计规模远超我国，差距不只几十年。建议政府资金投入比重增加到每年30%以上。同时，分层次对政府资金使用效果进行考核评价。第一层次政府资金不计回报，以小额、大范围方式支持高校科研人员自主开展基础研发活动;第二层次资金金额较大但不考核成果，作为高校科研人员的主要经费支持，鼓励思想性创新活动;第三层次资金以市场应用为导向，通过悬赏、揭榜等项目制方式，全社会招标组织高校院所等科研力量开展基础研发。
（四）补齐共性应用技术供给短板
一方面，采用新模式建立应用技术研发促进机构，打通从基础研发到市场化技术之间的通道。新型应用技术研发促进机构承担高校基础研发成果的二次开发和转移转化任务，与高校师生结成创新共同体，向行业提供共性应用技术。新型研发促进机构可接受政府资金支持，体现政策意图，但在运作上保持独立。机构人员与机构的关系既紧密又松散，没有人身依附关系。成果产权归研究人员所有，机构可从转移转化收入中获得一定补偿，可根据参与程度参与股权分配。另一方面，建立或改造一批大学科技园。对标美国硅谷、英国剑桥等科技园，选择有大学源头创新基础、创新型企业集聚、市场化机制灵活的园区进行改造，形成一批国内领先、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园区。建立专门促进高校技术转移转化的平台或机构，优化师生和学校之间利益分配机制，减少行政干预，发挥市场作用，促进风险资本、技术服务、中介服务等资源高效集聚。
（作者单位：国际经济交流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