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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左尔格是二战时期著名的苏联特工，被媒体列为20世纪最杰出的100个人物之一。在他的墓碑上刻的是这样的碑文：
这里安息的是一位为反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贡献出了生命的勇者。1 895年生于巴库。1933年来到日本。1941年被捕。1944年11月7日就义。
左尔格是德国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年来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联络部（OMC）研究国际工人运动，沟通总部与各国党的关系，并予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大记者左尔格
1930年1月，左尔格以德国记者、自由撰稿人身份来到上海，开始了他三年的中国之行。他的真实身份是苏联红军总参四部（格柏乌GRU）特工，名义上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他的主要任务是深入研究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国民党军队的编制、武器装备，以及德日的对华政策等。
左尔格到上海后，首先拜会了德国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冯·科伦贝格男爵是个高大肥胖的老人。他热情接待了左尔格，并主动承担了照应这位年轻人的义务，还建议左尔格去一趟首都南京，结识蒋介石部队里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成员。临走时，老男爵搂着左尔格的肩头说：
“我们德国人都应该互相帮助。好吧，穿上你最好的西装到南京去，那里只有这样才吃得开。还有，如果见到蒋介石，对他要毕恭毕敬。这是讨他欢心的好办法。”
这样，左尔格带着总领事的介绍信，去了南京的德国国防军军事顾问团。他在这里遇上了顾问团的吉尔贝特上校。几次见面后，两人便成了“朋友”。后来，吉尔贝特接替科伦贝格出任上海总领事。左尔格在社交场合风度翩翩，气宇不凡，颇有人缘，在欧洲同行和朋友中很快博得了广泛的赞誉，被视为精通中国事务的记者。但左尔格清楚，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和重建因中国大革命失败而遭到破坏的情报网。
据曾任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秘书廖雯初（廖焕星）回忆，共产国际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为协调左尔格的工作向廖雯初征求意见时，他答道：“左尔格中国之行的关键，是要取得中国党的帮助，既然他已到了上海，就应该和中共中央局联络。”对这番提醒，皮亚特尼茨基频频点头，随即叫来秘书，要他立刻给中国党发报，通知左尔格已到达目的地，请给予必要的指导。
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
上海是中国革命的发祥地，尤其是经过大革命时期三次起义的洗礼，这里有开展革命活动的有利土壤。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革命正处于北伐战争到土地革命和武装割据的转折时期。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中国的大革命由此开始夭折。它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懂得武装自己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由武汉迁移至上海。周恩来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奉命于1927年11月，经香港来到上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后又兼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中央工作，直至1931年底去江西苏区。
面对白色恐怖笼罩下严酷的斗争环境，周恩来到任后首先在军委特科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央特科，即中国式的“契卡”（肃反委员会），作为中央的保卫机关。其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央领导人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电台等。其间，周恩来两次赴苏：一次是1928年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一次是1930年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并出席联共十六大，代表中共中央作《中国革命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
1928年春夏间，一度撤销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从海参崴移到上海，负责与中国党和远东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的联络。其前期领导人为牛兰·埃斯勒（原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波兰人任斯基。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在1930年10月至1931年4月间，曾主持过远东局工作。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进中央政治局）就是在他直接干预下召开的。远东局下设三个相对独立的部门，即政治部、组织部和军事顾问组。1933年在博古支持下进入苏区任军事顾问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中国名李德）就是属于这个顾问组的。远东局作为共产国际的派出机构包括左尔格小组，与中共领导层和其相关部门都建有固定的工作关系及横向联系。应当说这时的周恩来对共产国际的活动是了解的，并给予过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党还应他们之邀，派遣了一批优秀党员，以充实其情报队伍。
左尔格情报网
左尔格在上海落脚后，莫斯科随即给他配备了几个核心骨干。他们是：军事顾问、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少将军衔、爱沙尼亚人保尔·里姆（鲍威尔），无线电报务员、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摄影师、波兰人约翰，电报译码员、爱沙尼亚人克尔曼，联络员、德国人鲁特·维尔纳（汉布尔格夫人）等。维尔纳在法租界的家一直是左尔格与中央特科人员秘密聚会、交换情报的隐蔽场所。
美国进步女作家、时任德国（《法兰克福报》驻华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交际很广，宋庆龄、鲁迅、丁玲都是她的朋友。1928年她与左尔格邂逅于莫斯科，并分别为共产国际工作。到了1930年又在上海相遇。左尔格说，还在德国时，对史沫特莱就有耳闻，也读过她的书和文章，知道她很有叛逆精神。左尔格回忆两人这次见面的情形时说：
“我立即明白，我可以依靠史沫特莱……我在组建上海小组时，特别是物色中国合作人时，就请她协助。只要是她的一些中国年轻朋友，我都设法认识他们。特别是设法结交那些自愿合作的人，结交自愿为左翼事业与外国人共事的朋友。”
史沫特莱为左尔格情报网的建立起了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经史沫特莱引见结识的就有日本《朝日新闻》驻华资深记者、后来担任近卫文磨首相私人秘书兼顾问的尾崎秀实。随后，尾崎又介绍了川合贞吉、船越寿雄、水野成等在华日本记者或报人加入情报小组。
左尔格在上海建立起来的情报网，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国际组；一是中国组。关于国际组，中外相关著作已多有涉及介绍。但关于中国组，迄今为止仍鲜为人知。这是由于保密工作性质决定的。 经济学家王学文及夫人刘静淑、社会科学家陈翰笙及夫人顾淑型都是经史沫特莱介绍与左尔格相识，成为他的合作人的。他们不仅是社会上有名望的专家学者，还是党的老地下工作者。他们更是维尔纳家每周一次碰头会的“常客”。不夸张地说，左尔格中国行的关键，如上所述，是取得中国党的协助。当然，这需要他广结人脉，独立开展工作。
与中央联络员张文秋合作
1931年9月18日，日本突然袭击沈阳，随即强行占领整个东北。国民党军队奉命不战而退。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一天，周恩来找到中央联络员张文秋说，因共产国际在华工作的需要，经组织研究决定，同意她到远东局协助左尔格工作。说那里的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机密，希望她不要辜负中国党和国际的期待。张文秋，又名张一萍（另有李丽娟、陈盂君、羡飞、秋萍等多个化名）。1903年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早年，受陈潭秋、董必武、恽代英、李求实、林育南影响，投身革命。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两年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以京山县代表身份出席中共五大。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在京山的张文秋躺在棺材里被人抬过敌人封锁线，死里逃生。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与丈夫刘谦初（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一道被捕。1930年她由组织营救出狱，刘谦初却在1931年4月被杀于济南千佛山。张文秋出狱后来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局交通员，在周恩来领导下坚持地下工作。
张文秋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1931年9月底的一个下午，周恩来同志亲自带着我，乘汽车到法租界一座高级宾馆门前，下车后由一位年轻的外国人把我们迎进了一个房间，房内走出一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外国人，我认出他就是我在董秋斯家见过的那个外国人。周恩来对我介绍说：“这位就是共产国际方面的领导人左尔格同志，今后你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又对左尔格说：“我依照你的意见，把张一萍同志调到你这里工作，希望你给她做出适当的安排。”
左尔格高兴地说：“请你放心，我会给她安排适当工作的。谢谢你对我的帮助，你给我把张一萍调来了。我还要求你，再帮我调几位来好吗？”
周恩来同志满口答应，说：“你点名要谁，我就给你调谁来。”
左尔格说：“我不认识党内什么人，不知道点谁好，你看着办吧！”
周恩来笑了笑，表示同意了。左尔格高兴得连连称谢。
周恩来还就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作了介绍。随后，便和左尔格握手告别。
原来这次会面之前，张文秋曾见过左尔格。那还是两周前的事。一天，史沫特莱特约她在董秋斯家（她把女儿思齐寄养在董家）相见。当时在座的还有一个陌生的外国人，他就是左尔格。不过，左尔格并没有做自我介绍。董秋斯（原名董绍明）及夫人蔡步虚（原名蔡咏裳）也都是左尔格情报组的成员。董秋斯还是颇有造诣的翻译家，译著中有苏联文学名著、库拉特可夫的《士敏土》和世界名著、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
那天送走周恩来，左尔格转身对张文秋说：
“我已经很了解你。董秋斯和史沫特莱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所以我指名要求调你来。希望你来帮助我们把国际的工作开展起来。”随后，他把助手吴照高请来相见，告诉他们假扮夫妻租赁房屋，建立机关。
按照左尔格的指示，张文秋和吴照高在法租界的福开森路（今武康路）和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分别租下两栋三层洋楼，开始情报收集工作。吴照高还向她宣布了共产国际的工作纪律和保密原则：从此切断与中共的一切关系，只接受共产国际分配的任务。
据张文秋回忆，左尔格当年三十七八岁，颇有风度，公开身份是新闻工作者兼学者。吴照高则是她的顶头上司，年纪和左尔格相仿。他是德共党员，原籍福建，出生在德国。公开身份是旅欧华侨资本家，妻子是进步书店“时代精神”老板，名叫伊萨，德国人。吴照高领一班人马住在吕班路。
张文秋说，取得情报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报纸上收集各方面信息；一种是派人打入敌人内部。交给她的工作是前一种，即每天翻阅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十多种报刊，如《每日新闻报》《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字林西报》等，从中摘录国民党的军政、经济、文化方面的信息，包括各地的所谓“匪情”和蒋介石的“围剿”计划等，并加上自己的分析判断，整理成第一手资料。其他同事则分管翻译、打字等，最后汇集到左尔格处，由他核对印证，再用密码电报或经微缩技术处理，经哈尔滨或香港，转送到莫斯科的情报中心。
后来，张文秋被任命为南方站站长，负责与南方情报网的联系。有一次，她还化装成阔太太，乘英国“皇后”豪华客轮去香港，送机密文件和传达左尔格的指示。
“很有本事的王君”——方文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到一个核心骨干，他在左尔格情报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此人便是左尔格在《狱中手记》中唯一提到的，在上海时一道工作的“很有本事的王君”，即方文，又名张放、刘进中、陈浩笙，是左尔格和史沫特莱去广州采访时经董秋斯介绍认识的第一个中国助手。燕京大学毕业，中共党员。时任广州东山美国教会女子中学语文教师。随后，他把进步同学柳忆遥、肖炳实也发展为小组骨干。因他们精通英语，平时在小组里做中译英工作。方文夫人鲁丝（曾在苏联受训一年）也是小组成员，后来协助丈夫去南京建立新的情报网。
至今得知的，中国组还有以下人员：
章文先，周恩来离沪前推荐给左尔格的又一名中国助手，一个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归来的高材生。
吴仙青（女），当年29岁。1928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时，就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她受总参四部别尔津将军的青睐，曾在莫斯科接受过正规特工训练。她组织能力极强，参加小组不久，便在华东、华南建立起十多个网点，并发展了沙文汉（原中共上海局成员，解放后出任浙江省省长）、陈修良（沙文汉妻子，潘汉年战友、原南京地下市委书记，曾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沙文威（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人入党。中共许多老一辈都尊称吴仙青为“巾帼英雄”“远东第一谍”。 蔡叔厚，早年是共产党人，留日学生（机电专业）。1928年秋，中央决定在上海设立党的秘密电台。周恩来把任务交给特科的李强，并调蔡叔厚协助他。1929年夏，党的第一个电波便从法租界蔡叔厚寓所传出。周恩来闻讯后决定，将第一台无线电设备送往江西根据地，从此沟通了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无线电通信联系。1932年，蔡叔厚被左尔格看中，也成为一名红色国际特工。
中国组里还有中央特科介绍来的常同志（不知真实姓名）、北京站的张永兴、于毅夫、张树棣，武汉站的刘思慕（原名刘燧元，解放后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等。这样，截至1932年8月，左尔格在中国的情报网包括上述国际组和中国组，已发展到近百人，其间还向苏联保送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学习情报技术。
周恩来、陈云化险为夷
1931年4月下旬，根据1928年中共六大决定成立并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人负责的中央特科，遭到一次严重挫折，就是参与领导特科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根据地后，在汉口被捕叛变投敌。多亏周恩来从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当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钱壮飞处得到消息后，当机立断，在陈云等人协助下迅速采取转移中央领导人、销毁机密文件、更换秘密工作方法等一系列紧急措施，才使党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共产国际的派驻机构在接到警报后，也立刻搬了家。左尔格除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外，还为此添置了10支手枪，以备自卫反击之用。这些枪支是方文从十里洋场的外国武器商手中购得的。但由于顾顺章的叛变，蔡和森和恽代英牺牲，汉口的地下组织几乎全遭破坏，800多名地下工作者付出了生命。
周恩来在顾案发生后，对中央特科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特科下属各科领导人是陈云（总务科）、康生（行动科）、李强（通讯联络科）。潘汉年则接替准备转移的陈赓的情报科，负责情报、侦察和反间谍以及与左尔格情报小组的合作等工作。
不料，6月21日又突发了向忠发因擅自在外面过夜而被捕，供出了周恩来在小沙渡路住址的事件。周恩来虽及时撤离，但已很难再在上海开展工作了。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停止在上海的工作，撤回中央苏区。这样，他于1931年12月上旬告别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福建永定、长汀等一条秘密交通线，于12月15日进入江西瑞金，与毛泽东、朱德以及先期抵达的任弼时、项英、王稼祥等人会合，并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兼红军总政委。
当周恩来撤回苏区后，重建中央特科的担子就落到了陈云肩上。
为红军反“围剿”提供重要情报
30年代初，一度遭到严重挫败的中国革命，首先在广袤的偏僻农村开始走向复兴。共产党领导的游击区扩大到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等12个省，300多个县。蒋介石在西方列强的帮助下，发动一次次“围剿”，企图将红色政权扼杀在襁褓中。
一天，左尔格对方文说，中共中央现在急需国民党策划中的“围剿”计划，包括它的进攻方向、兵力、装备以及部队集结的日期，等等。“现在要建立一个情报小组，由共产国际的上海情报站和中共中央特科双方各派一名联络员，定期接头，交换各自所获得的情报。我们这方面由你参加，中共中央方面派潘汉年同志参加。”
数日后，方文在一家咖啡店与潘汉年见面。潘汉年在交谈中提出了特科对共产国际的要求，方文则将事前准备好的材料交给了他。从此，中央特科和共产国际进行了多个渠道的有效合作。
1932年夏，蒋介石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立刻将枪口对准苏区，筹划第四次“围剿”。为此，在桂林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德国顾问魏策尔同蒋介石的军事指挥官拟定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计划以及他独创的所谓“掩体战略”。左尔格从顾问朋友处得到详细计划后，在电告莫斯科的同时，把情报也交给了陈翰笙。陈翰笙则通过宋庆龄及时地把它送到了苏区。
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得到情报后，立即作战略转移，主动退出根据地，使国民党军扑了个空。工农红军在这次反“围剿”中与国民党军队周旋了两个多月，又一次彻底打垮了他们消灭红军的图谋，随后进入川北，开辟了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
众所周知，德国是一战的战败国，战后，其陆海空武器装备受到《凡尔赛条约》的诸多限制。为此，德国曾利用国民党在中国内地秘密试验各种新式武器，包括远射程的大口径火炮、跨越欧亚航线的大型飞行器等。所有这些都没能逃过左尔格的眼睛。他还从吉尔贝特处搞到了一张南京最大的军火库的示意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搜集了有关军事工业的情报。
据俄罗斯后来解密的档案，左尔格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期间，共发回莫斯科597份急电，其中有335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国工农红军或中华苏维埃政府。
对于左尔格这一段工作，苏联安全部第四局局长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中将在回忆录《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中曾说，当年“左尔格搜集到的情报在整个30年代都相当受重视”，它们为莫斯科制定其远东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处理轰动上海的“牛兰事件”
1931年6月15日，同属于苏军方情报系统、持有瑞士护照的牛兰夫妇，在上海被公共租界警务处英国巡捕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们刚满五岁的儿子和保姆。罪名是特务嫌疑。同年8月14日，主要由于顾顺章的出卖而被认定为国际间谍，秘密引渡给了国民党军事当局，并传言将被判处死刑。牛兰夫妇此时意识到，他们可能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牛兰事件”。
牛兰（Nougat）的真实姓名是雅可夫·马特耶维奇·鲁特尼克，俄国十月革命时攻打冬宫的著名指挥官。在中国，他以“大都会贸易公司”等三家公司老板身份做掩护，登记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租用十处住所。共产国际通过秘密渠道，将援助亚洲各国党的资金汇入该公司。
牛兰是有丰富经验的“契卡”人员，为执行特殊任务曾在法国被判两年徒刑。从审讯记录看，牛兰夫妇被押解南京后也保持沉默，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后因他身兼“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书记职务，营救活动遂发展成为抗议蒋介石政府任意侵犯人权的世界性运动。然而，南京方面对此始终保持缄默，从不作公开表态。 1932年新年刚过，左尔格奉共产国际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之命，开始介入此案。他一方面请史沫特莱进一步动员国际知名人士，如宋庆龄、鲁迅、高尔基、蔡特金、德莱塞、罗曼·罗兰、爱泼斯坦等发表声明，要求释放牛兰；另一方面开始秘密侦察牛兰夫妇被押解南京后的下落，并疏通与国民党高层的关系。
国民党特务系统当时操纵在中央俱乐部CC派，即陈立夫的中统手中。情报小组里的柳忆遥是浙江人，因工作关系与浙江派的国民党高官很熟。左尔格便想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果然，柳忆遥通过一个可靠的亲戚得知，CC派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不仅知道牛兰的下落，而且是此案的主管。
左尔格没有满足于这点儿信息，认为最好有个文字依据，比如让牛兰亲笔写一个字条，证明他确确实实在南京。有了这个证据，国际进步势力才能进一步开展反蒋抗议活动。于是在左尔格的积极支持下，方文和柳忆遥设法派人与张冲秘密接触。双方经过一番周旋，最终达成一项协议：以3万美元换取牛兰在狱中的手迹。
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款子。不过，左尔格考虑张冲的为人以及他在20年代曾留学苏联等经历，认为他未必是一个反共的死硬派。国民党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是家常便饭，不算犯法。可是“暗通共党”则格杀勿论。张冲竟然敢冒这个风险，同意做这笔交易，必然另有原因。张冲在中统内有一定地位，他没有拒绝这个请求，说明他有意和共产党保持一定的关系。如果这笔交易成功，即有了牛兰的字条，等于情报组又多了一个情报员。“中共出了一个顾顺章，难道国民党就没有刘顺章或马顺章吗？不但有而且比共产党多得多。只要我们的方法对头，就能找到这样的人。”“政治交易是不能用金钱计算的。”
左尔格只要求一条：先交货，后付款。对方对此也未表示异议。于是左尔格当即电告莫斯科，莫斯科欣然采纳他的建议，并告知两个携款人（其中一人为李德）已上路。左尔格拿到牛兰一张3寸长、1寸宽的俄文手迹并鉴别其真假后，照价付了款，从而给这笔政治交易画上了句号。
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被迫公开审理牛兰案件，于1932年5月以所谓扰乱治安、触犯“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随后援引大赦条例，减刑无期徒刑。他们被关押至1937年。同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前夕（12月8日），他们逃出监狱，后在宋庆龄协助下于1939年回到了苏联。
关于这一次交易，事态的后续发展证实了左尔格当初的估计，张冲后来成为共产党的朋友，在周恩来的正确指引和帮助下，以民族利益为重，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共同抗日的实现起了重要作用。
张冲于1941年8月不幸在重庆病逝。国民党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蒋介石亲自到场，陈立夫致了悼词。周恩来也参加了。他在悼词中说：“五年来与国民党人共事者数百，始终安危与共者淮南先生（张冲字）为其最。西安事变后始识他，为两党团结事，凡朝夕往还，达三四个月。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利私见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因先生之力，两党得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淮南先生不愧为国家民族之栋梁。”在延安的毛泽东、朱德也分别发来了唁电。
身份险些暴露，左尔格被迫撤退
话说回来，左尔格对张冲所作的分析，当时只是一种乐观的估计，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这次交易，无形中留下了左尔格情报网和国民党特务组织藕断丝连的关系，也等于将自己的组织暴露在中统的视线之内。1932年5月，左尔格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称：“我们现在的处境已不允许我们再从事这方面的联络活动。我的身份已经受到怀疑。”
有迹象表明，国民党特务开始跟踪、寻找他们。1932年10月10日，总参四部的别尔津将军收到上海密电：“我们从中国线人那里得知，南京方面似乎已发现一名军事间谍的踪迹。据说此人是一名德国犹太人。根据从当地德国人那里听到的消息，我们认为，各方怀疑线索正在‘拉姆扎’（左尔格的暗号——笔者注）身上靠拢。请指示，拉姆扎是否一定要等到接替人选来了之后才能离开，还是可以提前撤离？”
别尔津在电报上批示：“尽快撤离，不必等候接替人选，否则会出事。”为安全起见，莫斯科要求相关人员迅速撤离中国，从而导致左尔格在中国工作的结束。在被召回莫斯科时，他曾不无感慨地说：“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待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左尔格于1932年底告别上海，经海参崴回到莫斯科。同他一道撤离的，还有方文、柳忆遥和肖炳实等。左尔格的离去，也意味着他在中国的工作暂告一段落。张文秋等一批中共情报战士回到了中共党内。
回到莫斯科后四个月，左尔格于1933年5月被派往东京，揭开了他特工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左尔格和他的“拉姆扎”小组在日本工作八年，准确无误地预告了苏德战争的爆发和日本南进的国策，在二战情报史上写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大手笔，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1937年七七事变后，左尔格曾短暂回到中国，对事发地点卢沟桥及其邻近的宛平镇进行实地考查，摸清了日军下一步的战略意图。随后，他搭上日军的军用飞机，于12月中旬赶到南京，亲眼目睹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
在南京，左尔格下榻在德国驻华使馆内。正是在他的鼓动和引导下，克劳森、汉斯等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德国外交官将日军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活埋中国市民和军人的一组组图片资料装进外交邮袋，设法送回本国外交部。希特勒获悉后下令将资料严格保密，并指示外长里宾特洛甫照会日本盟友，必须注意其在南京无休止的暴行可能在国际上产生负面影响等。对于左尔格促成保存“南京大屠杀”证据的努力，中国人民应该铭记。
左尔格于1941年10月在东京被日本反间谍机关“特别高等警察”（“特高”）逮捕，1944年11月7日和他的终生战友、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实一道被送上绞刑架，结束了他49年的光辉人生。
20年后的1964年，苏联公开了左尔格的秘密，追授他最高荣誉称号——苏联英雄，并在莫斯科竖起他的巨大塑像和纪念碑。
（编辑 姚建萍）
这里安息的是一位为反对战争、保卫世界和平贡献出了生命的勇者。1 895年生于巴库。1933年来到日本。1941年被捕。1944年11月7日就义。
左尔格是德国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1924年来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联络部（OMC）研究国际工人运动，沟通总部与各国党的关系，并予以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大记者左尔格
1930年1月，左尔格以德国记者、自由撰稿人身份来到上海，开始了他三年的中国之行。他的真实身份是苏联红军总参四部（格柏乌GRU）特工，名义上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他的主要任务是深入研究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内外政策，国民党军队的编制、武器装备，以及德日的对华政策等。
左尔格到上海后，首先拜会了德国驻沪总领事馆。总领事冯·科伦贝格男爵是个高大肥胖的老人。他热情接待了左尔格，并主动承担了照应这位年轻人的义务，还建议左尔格去一趟首都南京，结识蒋介石部队里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成员。临走时，老男爵搂着左尔格的肩头说：
“我们德国人都应该互相帮助。好吧，穿上你最好的西装到南京去，那里只有这样才吃得开。还有，如果见到蒋介石，对他要毕恭毕敬。这是讨他欢心的好办法。”
这样，左尔格带着总领事的介绍信，去了南京的德国国防军军事顾问团。他在这里遇上了顾问团的吉尔贝特上校。几次见面后，两人便成了“朋友”。后来，吉尔贝特接替科伦贝格出任上海总领事。左尔格在社交场合风度翩翩，气宇不凡，颇有人缘，在欧洲同行和朋友中很快博得了广泛的赞誉，被视为精通中国事务的记者。但左尔格清楚，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和重建因中国大革命失败而遭到破坏的情报网。
据曾任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秘书廖雯初（廖焕星）回忆，共产国际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为协调左尔格的工作向廖雯初征求意见时，他答道：“左尔格中国之行的关键，是要取得中国党的帮助，既然他已到了上海，就应该和中共中央局联络。”对这番提醒，皮亚特尼茨基频频点头，随即叫来秘书，要他立刻给中国党发报，通知左尔格已到达目的地，请给予必要的指导。
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
上海是中国革命的发祥地，尤其是经过大革命时期三次起义的洗礼，这里有开展革命活动的有利土壤。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革命正处于北伐战争到土地革命和武装割据的转折时期。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中国的大革命由此开始夭折。它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懂得武装自己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由武汉迁移至上海。周恩来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奉命于1927年11月，经香港来到上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后又兼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中央工作，直至1931年底去江西苏区。
面对白色恐怖笼罩下严酷的斗争环境，周恩来到任后首先在军委特科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央特科，即中国式的“契卡”（肃反委员会），作为中央的保卫机关。其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央领导人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电台等。其间，周恩来两次赴苏：一次是1928年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一次是1930年向共产国际报告工作，并出席联共十六大，代表中共中央作《中国革命高潮与中国共产党》的报告。
1928年春夏间，一度撤销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从海参崴移到上海，负责与中国党和远东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的联络。其前期领导人为牛兰·埃斯勒（原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波兰人任斯基。东方部副部长米夫在1930年10月至1931年4月间，曾主持过远东局工作。1931年1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进中央政治局）就是在他直接干预下召开的。远东局下设三个相对独立的部门，即政治部、组织部和军事顾问组。1933年在博古支持下进入苏区任军事顾问的德国人奥托·布劳恩（中国名李德）就是属于这个顾问组的。远东局作为共产国际的派出机构包括左尔格小组，与中共领导层和其相关部门都建有固定的工作关系及横向联系。应当说这时的周恩来对共产国际的活动是了解的，并给予过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党还应他们之邀，派遣了一批优秀党员，以充实其情报队伍。
左尔格情报网
左尔格在上海落脚后，莫斯科随即给他配备了几个核心骨干。他们是：军事顾问、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少将军衔、爱沙尼亚人保尔·里姆（鲍威尔），无线电报务员、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摄影师、波兰人约翰，电报译码员、爱沙尼亚人克尔曼，联络员、德国人鲁特·维尔纳（汉布尔格夫人）等。维尔纳在法租界的家一直是左尔格与中央特科人员秘密聚会、交换情报的隐蔽场所。
美国进步女作家、时任德国（《法兰克福报》驻华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交际很广，宋庆龄、鲁迅、丁玲都是她的朋友。1928年她与左尔格邂逅于莫斯科，并分别为共产国际工作。到了1930年又在上海相遇。左尔格说，还在德国时，对史沫特莱就有耳闻，也读过她的书和文章，知道她很有叛逆精神。左尔格回忆两人这次见面的情形时说：
“我立即明白，我可以依靠史沫特莱……我在组建上海小组时，特别是物色中国合作人时，就请她协助。只要是她的一些中国年轻朋友，我都设法认识他们。特别是设法结交那些自愿合作的人，结交自愿为左翼事业与外国人共事的朋友。”
史沫特莱为左尔格情报网的建立起了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经史沫特莱引见结识的就有日本《朝日新闻》驻华资深记者、后来担任近卫文磨首相私人秘书兼顾问的尾崎秀实。随后，尾崎又介绍了川合贞吉、船越寿雄、水野成等在华日本记者或报人加入情报小组。
左尔格在上海建立起来的情报网，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国际组；一是中国组。关于国际组，中外相关著作已多有涉及介绍。但关于中国组，迄今为止仍鲜为人知。这是由于保密工作性质决定的。 经济学家王学文及夫人刘静淑、社会科学家陈翰笙及夫人顾淑型都是经史沫特莱介绍与左尔格相识，成为他的合作人的。他们不仅是社会上有名望的专家学者，还是党的老地下工作者。他们更是维尔纳家每周一次碰头会的“常客”。不夸张地说，左尔格中国行的关键，如上所述，是取得中国党的协助。当然，这需要他广结人脉，独立开展工作。
与中央联络员张文秋合作
1931年9月18日，日本突然袭击沈阳，随即强行占领整个东北。国民党军队奉命不战而退。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一天，周恩来找到中央联络员张文秋说，因共产国际在华工作的需要，经组织研究决定，同意她到远东局协助左尔格工作。说那里的工作非常重要，也非常机密，希望她不要辜负中国党和国际的期待。张文秋，又名张一萍（另有李丽娟、陈盂君、羡飞、秋萍等多个化名）。1903年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早年，受陈潭秋、董必武、恽代英、李求实、林育南影响，投身革命。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两年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以京山县代表身份出席中共五大。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在京山的张文秋躺在棺材里被人抬过敌人封锁线，死里逃生。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与丈夫刘谦初（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一道被捕。1930年她由组织营救出狱，刘谦初却在1931年4月被杀于济南千佛山。张文秋出狱后来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局交通员，在周恩来领导下坚持地下工作。
张文秋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1931年9月底的一个下午，周恩来同志亲自带着我，乘汽车到法租界一座高级宾馆门前，下车后由一位年轻的外国人把我们迎进了一个房间，房内走出一位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外国人，我认出他就是我在董秋斯家见过的那个外国人。周恩来对我介绍说：“这位就是共产国际方面的领导人左尔格同志，今后你在他的领导下工作。”他又对左尔格说：“我依照你的意见，把张一萍同志调到你这里工作，希望你给她做出适当的安排。”
左尔格高兴地说：“请你放心，我会给她安排适当工作的。谢谢你对我的帮助，你给我把张一萍调来了。我还要求你，再帮我调几位来好吗？”
周恩来同志满口答应，说：“你点名要谁，我就给你调谁来。”
左尔格说：“我不认识党内什么人，不知道点谁好，你看着办吧！”
周恩来笑了笑，表示同意了。左尔格高兴得连连称谢。
周恩来还就当时中国的政治形势作了介绍。随后，便和左尔格握手告别。
原来这次会面之前，张文秋曾见过左尔格。那还是两周前的事。一天，史沫特莱特约她在董秋斯家（她把女儿思齐寄养在董家）相见。当时在座的还有一个陌生的外国人，他就是左尔格。不过，左尔格并没有做自我介绍。董秋斯（原名董绍明）及夫人蔡步虚（原名蔡咏裳）也都是左尔格情报组的成员。董秋斯还是颇有造诣的翻译家，译著中有苏联文学名著、库拉特可夫的《士敏土》和世界名著、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
那天送走周恩来，左尔格转身对张文秋说：
“我已经很了解你。董秋斯和史沫特莱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所以我指名要求调你来。希望你来帮助我们把国际的工作开展起来。”随后，他把助手吴照高请来相见，告诉他们假扮夫妻租赁房屋，建立机关。
按照左尔格的指示，张文秋和吴照高在法租界的福开森路（今武康路）和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分别租下两栋三层洋楼，开始情报收集工作。吴照高还向她宣布了共产国际的工作纪律和保密原则：从此切断与中共的一切关系，只接受共产国际分配的任务。
据张文秋回忆，左尔格当年三十七八岁，颇有风度，公开身份是新闻工作者兼学者。吴照高则是她的顶头上司，年纪和左尔格相仿。他是德共党员，原籍福建，出生在德国。公开身份是旅欧华侨资本家，妻子是进步书店“时代精神”老板，名叫伊萨，德国人。吴照高领一班人马住在吕班路。
张文秋说，取得情报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报纸上收集各方面信息；一种是派人打入敌人内部。交给她的工作是前一种，即每天翻阅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十多种报刊，如《每日新闻报》《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字林西报》等，从中摘录国民党的军政、经济、文化方面的信息，包括各地的所谓“匪情”和蒋介石的“围剿”计划等，并加上自己的分析判断，整理成第一手资料。其他同事则分管翻译、打字等，最后汇集到左尔格处，由他核对印证，再用密码电报或经微缩技术处理，经哈尔滨或香港，转送到莫斯科的情报中心。
后来，张文秋被任命为南方站站长，负责与南方情报网的联系。有一次，她还化装成阔太太，乘英国“皇后”豪华客轮去香港，送机密文件和传达左尔格的指示。
“很有本事的王君”——方文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到一个核心骨干，他在左尔格情报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此人便是左尔格在《狱中手记》中唯一提到的，在上海时一道工作的“很有本事的王君”，即方文，又名张放、刘进中、陈浩笙，是左尔格和史沫特莱去广州采访时经董秋斯介绍认识的第一个中国助手。燕京大学毕业，中共党员。时任广州东山美国教会女子中学语文教师。随后，他把进步同学柳忆遥、肖炳实也发展为小组骨干。因他们精通英语，平时在小组里做中译英工作。方文夫人鲁丝（曾在苏联受训一年）也是小组成员，后来协助丈夫去南京建立新的情报网。
至今得知的，中国组还有以下人员：
章文先，周恩来离沪前推荐给左尔格的又一名中国助手，一个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归来的高材生。
吴仙青（女），当年29岁。1928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时，就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工作。她受总参四部别尔津将军的青睐，曾在莫斯科接受过正规特工训练。她组织能力极强，参加小组不久，便在华东、华南建立起十多个网点，并发展了沙文汉（原中共上海局成员，解放后出任浙江省省长）、陈修良（沙文汉妻子，潘汉年战友、原南京地下市委书记，曾任浙江省委宣传部长）、沙文威（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等人入党。中共许多老一辈都尊称吴仙青为“巾帼英雄”“远东第一谍”。 蔡叔厚，早年是共产党人，留日学生（机电专业）。1928年秋，中央决定在上海设立党的秘密电台。周恩来把任务交给特科的李强，并调蔡叔厚协助他。1929年夏，党的第一个电波便从法租界蔡叔厚寓所传出。周恩来闻讯后决定，将第一台无线电设备送往江西根据地，从此沟通了上海党中央和苏区的无线电通信联系。1932年，蔡叔厚被左尔格看中，也成为一名红色国际特工。
中国组里还有中央特科介绍来的常同志（不知真实姓名）、北京站的张永兴、于毅夫、张树棣，武汉站的刘思慕（原名刘燧元，解放后任中国社科院世界史研究所所长）等。这样，截至1932年8月，左尔格在中国的情报网包括上述国际组和中国组，已发展到近百人，其间还向苏联保送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学习情报技术。
周恩来、陈云化险为夷
1931年4月下旬，根据1928年中共六大决定成立并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三人负责的中央特科，遭到一次严重挫折，就是参与领导特科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送张国焘、陈昌浩去鄂豫皖根据地后，在汉口被捕叛变投敌。多亏周恩来从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当机要秘书的地下党员钱壮飞处得到消息后，当机立断，在陈云等人协助下迅速采取转移中央领导人、销毁机密文件、更换秘密工作方法等一系列紧急措施，才使党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共产国际的派驻机构在接到警报后，也立刻搬了家。左尔格除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外，还为此添置了10支手枪，以备自卫反击之用。这些枪支是方文从十里洋场的外国武器商手中购得的。但由于顾顺章的叛变，蔡和森和恽代英牺牲，汉口的地下组织几乎全遭破坏，800多名地下工作者付出了生命。
周恩来在顾案发生后，对中央特科进行了改组。改组后的特科下属各科领导人是陈云（总务科）、康生（行动科）、李强（通讯联络科）。潘汉年则接替准备转移的陈赓的情报科，负责情报、侦察和反间谍以及与左尔格情报小组的合作等工作。
不料，6月21日又突发了向忠发因擅自在外面过夜而被捕，供出了周恩来在小沙渡路住址的事件。周恩来虽及时撤离，但已很难再在上海开展工作了。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停止在上海的工作，撤回中央苏区。这样，他于1931年12月上旬告别上海，经广东汕头、大埔，福建永定、长汀等一条秘密交通线，于12月15日进入江西瑞金，与毛泽东、朱德以及先期抵达的任弼时、项英、王稼祥等人会合，并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兼红军总政委。
当周恩来撤回苏区后，重建中央特科的担子就落到了陈云肩上。
为红军反“围剿”提供重要情报
30年代初，一度遭到严重挫败的中国革命，首先在广袤的偏僻农村开始走向复兴。共产党领导的游击区扩大到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广东等12个省，300多个县。蒋介石在西方列强的帮助下，发动一次次“围剿”，企图将红色政权扼杀在襁褓中。
一天，左尔格对方文说，中共中央现在急需国民党策划中的“围剿”计划，包括它的进攻方向、兵力、装备以及部队集结的日期，等等。“现在要建立一个情报小组，由共产国际的上海情报站和中共中央特科双方各派一名联络员，定期接头，交换各自所获得的情报。我们这方面由你参加，中共中央方面派潘汉年同志参加。”
数日后，方文在一家咖啡店与潘汉年见面。潘汉年在交谈中提出了特科对共产国际的要求，方文则将事前准备好的材料交给了他。从此，中央特科和共产国际进行了多个渠道的有效合作。
1932年夏，蒋介石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后，立刻将枪口对准苏区，筹划第四次“围剿”。为此，在桂林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德国顾问魏策尔同蒋介石的军事指挥官拟定了对鄂豫皖根据地的进攻计划以及他独创的所谓“掩体战略”。左尔格从顾问朋友处得到详细计划后，在电告莫斯科的同时，把情报也交给了陈翰笙。陈翰笙则通过宋庆龄及时地把它送到了苏区。
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得到情报后，立即作战略转移，主动退出根据地，使国民党军扑了个空。工农红军在这次反“围剿”中与国民党军队周旋了两个多月，又一次彻底打垮了他们消灭红军的图谋，随后进入川北，开辟了川陕边区革命根据地。
众所周知，德国是一战的战败国，战后，其陆海空武器装备受到《凡尔赛条约》的诸多限制。为此，德国曾利用国民党在中国内地秘密试验各种新式武器，包括远射程的大口径火炮、跨越欧亚航线的大型飞行器等。所有这些都没能逃过左尔格的眼睛。他还从吉尔贝特处搞到了一张南京最大的军火库的示意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搜集了有关军事工业的情报。
据俄罗斯后来解密的档案，左尔格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期间，共发回莫斯科597份急电，其中有335份直接通报给了中国工农红军或中华苏维埃政府。
对于左尔格这一段工作，苏联安全部第四局局长帕维尔·苏多普拉托夫中将在回忆录《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中曾说，当年“左尔格搜集到的情报在整个30年代都相当受重视”，它们为莫斯科制定其远东政策包括对华政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处理轰动上海的“牛兰事件”
1931年6月15日，同属于苏军方情报系统、持有瑞士护照的牛兰夫妇，在上海被公共租界警务处英国巡捕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他们刚满五岁的儿子和保姆。罪名是特务嫌疑。同年8月14日，主要由于顾顺章的出卖而被认定为国际间谍，秘密引渡给了国民党军事当局，并传言将被判处死刑。牛兰夫妇此时意识到，他们可能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这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牛兰事件”。
牛兰（Nougat）的真实姓名是雅可夫·马特耶维奇·鲁特尼克，俄国十月革命时攻打冬宫的著名指挥官。在中国，他以“大都会贸易公司”等三家公司老板身份做掩护，登记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租用十处住所。共产国际通过秘密渠道，将援助亚洲各国党的资金汇入该公司。
牛兰是有丰富经验的“契卡”人员，为执行特殊任务曾在法国被判两年徒刑。从审讯记录看，牛兰夫妇被押解南京后也保持沉默，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后因他身兼“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书记职务，营救活动遂发展成为抗议蒋介石政府任意侵犯人权的世界性运动。然而，南京方面对此始终保持缄默，从不作公开表态。 1932年新年刚过，左尔格奉共产国际书记皮亚特尼茨基之命，开始介入此案。他一方面请史沫特莱进一步动员国际知名人士，如宋庆龄、鲁迅、高尔基、蔡特金、德莱塞、罗曼·罗兰、爱泼斯坦等发表声明，要求释放牛兰；另一方面开始秘密侦察牛兰夫妇被押解南京后的下落，并疏通与国民党高层的关系。
国民党特务系统当时操纵在中央俱乐部CC派，即陈立夫的中统手中。情报小组里的柳忆遥是浙江人，因工作关系与浙江派的国民党高官很熟。左尔格便想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果然，柳忆遥通过一个可靠的亲戚得知，CC派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不仅知道牛兰的下落，而且是此案的主管。
左尔格没有满足于这点儿信息，认为最好有个文字依据，比如让牛兰亲笔写一个字条，证明他确确实实在南京。有了这个证据，国际进步势力才能进一步开展反蒋抗议活动。于是在左尔格的积极支持下，方文和柳忆遥设法派人与张冲秘密接触。双方经过一番周旋，最终达成一项协议：以3万美元换取牛兰在狱中的手迹。
这在当时是一笔可观的款子。不过，左尔格考虑张冲的为人以及他在20年代曾留学苏联等经历，认为他未必是一个反共的死硬派。国民党贪污受贿、敲诈勒索是家常便饭，不算犯法。可是“暗通共党”则格杀勿论。张冲竟然敢冒这个风险，同意做这笔交易，必然另有原因。张冲在中统内有一定地位，他没有拒绝这个请求，说明他有意和共产党保持一定的关系。如果这笔交易成功，即有了牛兰的字条，等于情报组又多了一个情报员。“中共出了一个顾顺章，难道国民党就没有刘顺章或马顺章吗？不但有而且比共产党多得多。只要我们的方法对头，就能找到这样的人。”“政治交易是不能用金钱计算的。”
左尔格只要求一条：先交货，后付款。对方对此也未表示异议。于是左尔格当即电告莫斯科，莫斯科欣然采纳他的建议，并告知两个携款人（其中一人为李德）已上路。左尔格拿到牛兰一张3寸长、1寸宽的俄文手迹并鉴别其真假后，照价付了款，从而给这笔政治交易画上了句号。
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被迫公开审理牛兰案件，于1932年5月以所谓扰乱治安、触犯“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判处牛兰夫妇死刑。随后援引大赦条例，减刑无期徒刑。他们被关押至1937年。同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前夕（12月8日），他们逃出监狱，后在宋庆龄协助下于1939年回到了苏联。
关于这一次交易，事态的后续发展证实了左尔格当初的估计，张冲后来成为共产党的朋友，在周恩来的正确指引和帮助下，以民族利益为重，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和共同抗日的实现起了重要作用。
张冲于1941年8月不幸在重庆病逝。国民党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蒋介石亲自到场，陈立夫致了悼词。周恩来也参加了。他在悼词中说：“五年来与国民党人共事者数百，始终安危与共者淮南先生（张冲字）为其最。西安事变后始识他，为两党团结事，凡朝夕往还，达三四个月。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利私见可比，故无事不可谈通，无问题不可解决……因先生之力，两党得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淮南先生不愧为国家民族之栋梁。”在延安的毛泽东、朱德也分别发来了唁电。
身份险些暴露，左尔格被迫撤退
话说回来，左尔格对张冲所作的分析，当时只是一种乐观的估计，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于这次交易，无形中留下了左尔格情报网和国民党特务组织藕断丝连的关系，也等于将自己的组织暴露在中统的视线之内。1932年5月，左尔格给皮亚特尼茨基的电报中称：“我们现在的处境已不允许我们再从事这方面的联络活动。我的身份已经受到怀疑。”
有迹象表明，国民党特务开始跟踪、寻找他们。1932年10月10日，总参四部的别尔津将军收到上海密电：“我们从中国线人那里得知，南京方面似乎已发现一名军事间谍的踪迹。据说此人是一名德国犹太人。根据从当地德国人那里听到的消息，我们认为，各方怀疑线索正在‘拉姆扎’（左尔格的暗号——笔者注）身上靠拢。请指示，拉姆扎是否一定要等到接替人选来了之后才能离开，还是可以提前撤离？”
别尔津在电报上批示：“尽快撤离，不必等候接替人选，否则会出事。”为安全起见，莫斯科要求相关人员迅速撤离中国，从而导致左尔格在中国工作的结束。在被召回莫斯科时，他曾不无感慨地说：“如果不是为了崇高的事业，我将在中国一直待下去。我已深深地迷恋上这个国家了。”
左尔格于1932年底告别上海，经海参崴回到莫斯科。同他一道撤离的，还有方文、柳忆遥和肖炳实等。左尔格的离去，也意味着他在中国的工作暂告一段落。张文秋等一批中共情报战士回到了中共党内。
回到莫斯科后四个月，左尔格于1933年5月被派往东京，揭开了他特工生涯中最辉煌的一页。左尔格和他的“拉姆扎”小组在日本工作八年，准确无误地预告了苏德战争的爆发和日本南进的国策，在二战情报史上写下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大手笔，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
1937年七七事变后，左尔格曾短暂回到中国，对事发地点卢沟桥及其邻近的宛平镇进行实地考查，摸清了日军下一步的战略意图。随后，他搭上日军的军用飞机，于12月中旬赶到南京，亲眼目睹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
在南京，左尔格下榻在德国驻华使馆内。正是在他的鼓动和引导下，克劳森、汉斯等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德国外交官将日军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活埋中国市民和军人的一组组图片资料装进外交邮袋，设法送回本国外交部。希特勒获悉后下令将资料严格保密，并指示外长里宾特洛甫照会日本盟友，必须注意其在南京无休止的暴行可能在国际上产生负面影响等。对于左尔格促成保存“南京大屠杀”证据的努力，中国人民应该铭记。
左尔格于1941年10月在东京被日本反间谍机关“特别高等警察”（“特高”）逮捕，1944年11月7日和他的终生战友、日本革命志士尾崎秀实一道被送上绞刑架，结束了他49年的光辉人生。
20年后的1964年，苏联公开了左尔格的秘密，追授他最高荣誉称号——苏联英雄，并在莫斯科竖起他的巨大塑像和纪念碑。
（编辑 姚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