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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留法期间，曾琦以一新闻记者的视角，对比中西社会存在的差异，就中国上世纪二十年代社会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体现出中西兼容的一些特点来，这是比较难能可贵的，但这种思想忽视了中国社会所存在的实质问题，因而注定要失败。
【关键词】曾琦；思想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69（2007）05-140-02
1919年10月，曾琦抵达法国后先入蒙达尼一所中学补习法语。次年，复移居巴黎，到巴黎社会学院听课，同时协助周太玄办“巴黎通信社”，并兼上海《新闻报》驻欧特约通讯员。从此，便以学生兼记者的视角观察西方，对比中国，不断反思，在其留法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对中国的社会改革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主张。
一、对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反思
由于对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有较为深切的体认，曾琦是很希望在中国建立西式的民主政制的。在其后来坚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力倡“全民政治”中即有表现。氏在深刻反思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所经历的曲折后得出：“我国维新数十年，初讲坚甲利兵，继谈政治法律，今尚哲学文学，实则浅尝而止，并无真知灼见”认为应“从新研究，分途进行，勿过偏重。”提出了要全面审视并学习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观点。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暴露的弊端以及一战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又让他在对比中西政治模式的优劣中重新肯定中国传统模式的优越性，这是曾琦思想保守的一面。比如，氏认为：“中国先儒之思想，在将政治与伦理合而为一，所谓政者正也，即合斯义，顾不免陈义过高，然其思想，自称系统，欲求社会之进步，固不可不以此为标准，转之西方，纯以法治，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似尤高出一筹也。”又如，氏在思考近代中国国势之式微时曾感慨道，“管子有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此真千古不移之理，予拟归国，提倡四维主义，盖今日之中国，正坐四维不振，势将趋于灭亡也。”对中国传统政治认识的回归是曾琦思想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曾琦对一战后德国社会的井然秩序羡慕不已，同时又对军阀割据混战的中国社会民生凋敝，土匪猖獗尤感悲愤。他认为在中国要完全实现建立西式的民主政治是不太现实的，除了传统的差异外，社会的环境，民众的素质也是不允许的。氏在与友人何鲁之谈及中国的变革之道时曾感慨道：“鲁之昨为予言：‘处今日人民程度幼稚之中国，在上则须用专制手段，以谋政治之进步，在下则须用激烈手段，以促进政治之改良，若用优柔和平之手段，断不以济事。’其言甚合予意。鲁之向来和平，乃亦发兹激烈之想，可知今日之时局，实有逼人趋于极端者矣。”对于中国现状的深刻体认，使曾琦深切地感受到必须采用“专制”、“激烈”的方式，用氏自己的话而言，即“怀菩萨心肠”，“行金刚手段”方能济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曾琦對中国传统政治模式态度上的扬弃。
二、探索社会经济政策
针对难民流离失所，土匪滋生的现状，曾琦忧心忡忡。认为土匪原本失业之人，当下之计“政府应设法安置，不应徒以兵力剿之”，认为“安置之法，首在调查失业者之确数而给以生活费，次则设工厂而谋化匪为工”。后来，他进一步认为“近来国内之混乱，由于失业者过多，欲弭乱事，当先遏乱之源，其法每县应规定设立平民工厂以所，安插失业之人，经费不足，则加税以为用；次则兵营亦应设立工厂，使兵士半日操练，半日作工，或以三小时演练，三小时作工，两小时补习教育，如此庶几国无冗民，亦弭乱之道也。”在其1923年12月31日所拟的《救国大纲》中，曾琦提出四点安置流民计划，即：
（一）每县规定设立平民工厂一座，强迫地方所有之游民乞丐，一律入厂，学习制造普通应用物品，经费由粮税上加抽，为弭乱源计，人民反对，所不恤也。
（二）竭力提倡实业，使民间工厂增多，籍以安置游民。
（三）兴办公共工程，如桥梁道路之类，亦可多用游民作工。
（四）奖励移民殖边，设立殖边银行，及边疆屯殖公司，量其能力，分别安置。”将社会救济政策进一步细化，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难以实现，不过仍体现出相当的安置流民，化匪为工的淑世情怀。
1927年7月15至23日，中国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上发表了曾琦所草拟的对时局宣言（即《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对时局宣言》）。《宣言》集中体现了曾琦在经济方面主张：“吾人此刻首先应努力者，乃在设法解此项国外的压迫，万不可自行强分阶级，从事内哄，以减少对外的势力。解除国外经济压迫势力的步骤：
第一，实行全民革命以求国内之统一。
第二，以国家政府之力量采保护贸易政策，对外改订商约，取缔外人在华工业，统一税则，奖励国外贸易，以巩固本国之经济基础。倘对外经济得以发展，则本国种种社会问题皆迎刃而解，……根据欧美各国之经验，参酌本国之现状，主张采用社会政策。将大企业收归公营，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工资，规定工人分红制，以保护工人之利益；限制大地主，没收无主荒地，扶助小农户，奖励协作社，以保护农人之利益；限制遗产，以累进法课所得税，规定女子承继权，取缔高利贷，以防止大资本家之出现。”
曾琦还对中共搞阶级斗争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超阶级的以“全民革命”就可以“外抗强权”，实现国内统一，根据欧美经验，参酌国情，为大规模社会经济改革的推进铺平道路。很明显，这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在当时的中国，这也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三、对文化教育的思索
曾琦认为要实现改革中国政治的愿望是离不开社会改良的，而社会的改良又离不开舆论的宣传，舆论的宣传则又离不开新闻人才的培养，所以他认为创办新闻大学、或创办一种新闻报纸当是归国后工作的首选。氏于1923年2月曾打算：“予拟他日归国，救上海或北京创办新闻大学，其目的在：
（一）养成有智识有眼光之新闻人才，如主笔及通信员之类；
（二）藉报纸之力，以造成全国之舆论，而谋监督政治，改良社会内容。”在其规划里，大学应受科目如下：
1、新闻学：专讲新闻组织法及编辑法；
2、政治学：兼讲政治原理及各种政策；
3、社会心理学； 4、社会学原理；
5、中国外交史； 6、世界外交史；
7、济济学； 8、财政学；
9、宪法； 10、行政法；
11、市政纲领； 12、自治纲领。
同时，还决定在校中每星期出一种新闻周刊，以为学生练习编撰之用。又设几种会：
1、雄辩会：每周开会一次，提出问题辩论。
2、时事讨论会。
3、名人讲演会。
随着国内形势的恶化，特别是西方列强因山东临城匪案而叫嚣将置中国于共管之下的严峻形势，他很快调整自己的规划。是年7月，曾琦在与友人通信中就认为，“我国今日，欲求自立，有二要义：第一为普及国民教育，发达国家观念，第二为普及军事教育，养成自卫能力；并劝国人，勿以苟安为和平，以卑怯为礼让；勿好高论而忽实际，重天命而轻人事”。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已加入了“军国民教育”的元素。而这种思想在他9月30日的另一份多达十八条的回国计划以及12月31日所拟的《救国纲领》中再次得以体现。曾琦除提倡“奖励无钱读书而有志向上之青年赴法攻读”、“鼓吹政府注意华侨教育”、“恢复古乐”、“改良戏剧”等以外，还特别强调要提倡“全国中学校一律添设兵操”；“鼓吹政府广派青年学习航空”；“鼓吹政府广派青年学习潜艇”。在其改良军事的办法中曾氏就决定要：
（一）设军官补习学校，规定自师长以下，排长以上，每日均须听讲二小时，授以精神教育，俾其随时兴奋，了解大义，易于从命。
（二）设军士补习学校，不识字者，教其识字；已识字者，教以军人常识，并令学习一种生活技能，每日应规定上课二小时，且为编爱国歌与从军歌，使其唱之以增勇气。
（三）设军人职业工厂，规定工厂收入三分之一为军营用费，三分之一为工厂用费，三分之一为军人储金，俟其退伍时，给之以为谋生之用。
在曾氏荦荦大端的改革中国社会的思想中，还包括诸如“省自治”，“全国禁烟”，“限制生育”，“南北结婚改良人种”，“移民实边屯垦”，“刑乱用重主义”，“加重报复主义”，“奉公守法主义”，“循名核实主义”“三率主义”等一些改革中国政制、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廉政、国防外交诸如此类的计划，体现了曾琦较为可贵的淑世情怀。很明显，曾琦的社会改革思想既不是纯中式也不是纯西式的，而是立足中国，而又加入了西方尤其是法德等国社会改革的一些元素。在政治上他希望建立法国式的议会内阁制，倡导“全民政治”；在经济上他更倾向于走“普鲁士道路”，因而并没有能提出反对剥削，同工同酬、解决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样带有实质性的主张来；在思想上以“国家主义”相号召，希望发展军国民教育。尽管曾琦殚精竭虑地试图找到一剂救治中国的良方，初衷虽好，但在当时，如果不认识到不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实现国家的完全独立，中国就根本无法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这反映了民初这一转型时期曾琦作为“士大夫”阶级认识的局限。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任何一种改良方法如果忽视了三座大山对广大中国人民的压迫的现状，不采用彻底革命的手段而希图以“全民政治”超阶级联合的方式解决中国所存在的实际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
【参考文献】
[１] 沈云龙主编．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
【关键词】曾琦；思想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69（2007）05-140-02
1919年10月，曾琦抵达法国后先入蒙达尼一所中学补习法语。次年，复移居巴黎，到巴黎社会学院听课，同时协助周太玄办“巴黎通信社”，并兼上海《新闻报》驻欧特约通讯员。从此，便以学生兼记者的视角观察西方，对比中国，不断反思，在其留法长达五年的时间里，对中国的社会改革提出了一些颇有见地的主张。
一、对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反思
由于对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有较为深切的体认，曾琦是很希望在中国建立西式的民主政制的。在其后来坚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力倡“全民政治”中即有表现。氏在深刻反思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所经历的曲折后得出：“我国维新数十年，初讲坚甲利兵，继谈政治法律，今尚哲学文学，实则浅尝而止，并无真知灼见”认为应“从新研究，分途进行，勿过偏重。”提出了要全面审视并学习西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观点。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所暴露的弊端以及一战给人类带来的深重灾难又让他在对比中西政治模式的优劣中重新肯定中国传统模式的优越性，这是曾琦思想保守的一面。比如，氏认为：“中国先儒之思想，在将政治与伦理合而为一，所谓政者正也，即合斯义，顾不免陈义过高，然其思想，自称系统，欲求社会之进步，固不可不以此为标准，转之西方，纯以法治，所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似尤高出一筹也。”又如，氏在思考近代中国国势之式微时曾感慨道，“管子有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此真千古不移之理，予拟归国，提倡四维主义，盖今日之中国，正坐四维不振，势将趋于灭亡也。”对中国传统政治认识的回归是曾琦思想上的一个重要特点。
曾琦对一战后德国社会的井然秩序羡慕不已，同时又对军阀割据混战的中国社会民生凋敝，土匪猖獗尤感悲愤。他认为在中国要完全实现建立西式的民主政治是不太现实的，除了传统的差异外，社会的环境，民众的素质也是不允许的。氏在与友人何鲁之谈及中国的变革之道时曾感慨道：“鲁之昨为予言：‘处今日人民程度幼稚之中国，在上则须用专制手段，以谋政治之进步，在下则须用激烈手段，以促进政治之改良，若用优柔和平之手段，断不以济事。’其言甚合予意。鲁之向来和平，乃亦发兹激烈之想，可知今日之时局，实有逼人趋于极端者矣。”对于中国现状的深刻体认，使曾琦深切地感受到必须采用“专制”、“激烈”的方式，用氏自己的话而言，即“怀菩萨心肠”，“行金刚手段”方能济事，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曾琦對中国传统政治模式态度上的扬弃。
二、探索社会经济政策
针对难民流离失所，土匪滋生的现状，曾琦忧心忡忡。认为土匪原本失业之人，当下之计“政府应设法安置，不应徒以兵力剿之”，认为“安置之法，首在调查失业者之确数而给以生活费，次则设工厂而谋化匪为工”。后来，他进一步认为“近来国内之混乱，由于失业者过多，欲弭乱事，当先遏乱之源，其法每县应规定设立平民工厂以所，安插失业之人，经费不足，则加税以为用；次则兵营亦应设立工厂，使兵士半日操练，半日作工，或以三小时演练，三小时作工，两小时补习教育，如此庶几国无冗民，亦弭乱之道也。”在其1923年12月31日所拟的《救国大纲》中，曾琦提出四点安置流民计划，即：
（一）每县规定设立平民工厂一座，强迫地方所有之游民乞丐，一律入厂，学习制造普通应用物品，经费由粮税上加抽，为弭乱源计，人民反对，所不恤也。
（二）竭力提倡实业，使民间工厂增多，籍以安置游民。
（三）兴办公共工程，如桥梁道路之类，亦可多用游民作工。
（四）奖励移民殖边，设立殖边银行，及边疆屯殖公司，量其能力，分别安置。”将社会救济政策进一步细化，尽管在当时的情况下难以实现，不过仍体现出相当的安置流民，化匪为工的淑世情怀。
1927年7月15至23日，中国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上发表了曾琦所草拟的对时局宣言（即《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对时局宣言》）。《宣言》集中体现了曾琦在经济方面主张：“吾人此刻首先应努力者，乃在设法解此项国外的压迫，万不可自行强分阶级，从事内哄，以减少对外的势力。解除国外经济压迫势力的步骤：
第一，实行全民革命以求国内之统一。
第二，以国家政府之力量采保护贸易政策，对外改订商约，取缔外人在华工业，统一税则，奖励国外贸易，以巩固本国之经济基础。倘对外经济得以发展，则本国种种社会问题皆迎刃而解，……根据欧美各国之经验，参酌本国之现状，主张采用社会政策。将大企业收归公营，减少劳动时间，增加工资，规定工人分红制，以保护工人之利益；限制大地主，没收无主荒地，扶助小农户，奖励协作社，以保护农人之利益；限制遗产，以累进法课所得税，规定女子承继权，取缔高利贷，以防止大资本家之出现。”
曾琦还对中共搞阶级斗争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超阶级的以“全民革命”就可以“外抗强权”，实现国内统一，根据欧美经验，参酌国情，为大规模社会经济改革的推进铺平道路。很明显，这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在当时的中国，这也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
三、对文化教育的思索
曾琦认为要实现改革中国政治的愿望是离不开社会改良的，而社会的改良又离不开舆论的宣传，舆论的宣传则又离不开新闻人才的培养，所以他认为创办新闻大学、或创办一种新闻报纸当是归国后工作的首选。氏于1923年2月曾打算：“予拟他日归国，救上海或北京创办新闻大学，其目的在：
（一）养成有智识有眼光之新闻人才，如主笔及通信员之类；
（二）藉报纸之力，以造成全国之舆论，而谋监督政治，改良社会内容。”在其规划里，大学应受科目如下：
1、新闻学：专讲新闻组织法及编辑法；
2、政治学：兼讲政治原理及各种政策；
3、社会心理学； 4、社会学原理；
5、中国外交史； 6、世界外交史；
7、济济学； 8、财政学；
9、宪法； 10、行政法；
11、市政纲领； 12、自治纲领。
同时，还决定在校中每星期出一种新闻周刊，以为学生练习编撰之用。又设几种会：
1、雄辩会：每周开会一次，提出问题辩论。
2、时事讨论会。
3、名人讲演会。
随着国内形势的恶化，特别是西方列强因山东临城匪案而叫嚣将置中国于共管之下的严峻形势，他很快调整自己的规划。是年7月，曾琦在与友人通信中就认为，“我国今日，欲求自立，有二要义：第一为普及国民教育，发达国家观念，第二为普及军事教育，养成自卫能力；并劝国人，勿以苟安为和平，以卑怯为礼让；勿好高论而忽实际，重天命而轻人事”。在他的教育思想中已加入了“军国民教育”的元素。而这种思想在他9月30日的另一份多达十八条的回国计划以及12月31日所拟的《救国纲领》中再次得以体现。曾琦除提倡“奖励无钱读书而有志向上之青年赴法攻读”、“鼓吹政府注意华侨教育”、“恢复古乐”、“改良戏剧”等以外，还特别强调要提倡“全国中学校一律添设兵操”；“鼓吹政府广派青年学习航空”；“鼓吹政府广派青年学习潜艇”。在其改良军事的办法中曾氏就决定要：
（一）设军官补习学校，规定自师长以下，排长以上，每日均须听讲二小时，授以精神教育，俾其随时兴奋，了解大义，易于从命。
（二）设军士补习学校，不识字者，教其识字；已识字者，教以军人常识，并令学习一种生活技能，每日应规定上课二小时，且为编爱国歌与从军歌，使其唱之以增勇气。
（三）设军人职业工厂，规定工厂收入三分之一为军营用费，三分之一为工厂用费，三分之一为军人储金，俟其退伍时，给之以为谋生之用。
在曾氏荦荦大端的改革中国社会的思想中，还包括诸如“省自治”，“全国禁烟”，“限制生育”，“南北结婚改良人种”，“移民实边屯垦”，“刑乱用重主义”，“加重报复主义”，“奉公守法主义”，“循名核实主义”“三率主义”等一些改革中国政制、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廉政、国防外交诸如此类的计划，体现了曾琦较为可贵的淑世情怀。很明显，曾琦的社会改革思想既不是纯中式也不是纯西式的，而是立足中国，而又加入了西方尤其是法德等国社会改革的一些元素。在政治上他希望建立法国式的议会内阁制，倡导“全民政治”；在经济上他更倾向于走“普鲁士道路”，因而并没有能提出反对剥削，同工同酬、解决封建土地所有制这样带有实质性的主张来；在思想上以“国家主义”相号召，希望发展军国民教育。尽管曾琦殚精竭虑地试图找到一剂救治中国的良方，初衷虽好，但在当时，如果不认识到不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主义，实现国家的完全独立，中国就根本无法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这反映了民初这一转型时期曾琦作为“士大夫”阶级认识的局限。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任何一种改良方法如果忽视了三座大山对广大中国人民的压迫的现状，不采用彻底革命的手段而希图以“全民政治”超阶级联合的方式解决中国所存在的实际问题，是注定要失败的。
【参考文献】
[１] 沈云龙主编．曾慕韩（琦）先生日记选[M]，近代中国史料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