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克里米亚并入俄联邦一周年纪念日，当天杜马全体议员起立聆听流行歌曲《克里米亚回家》，后来又集体参加了克里米亚入俄一周年庆祝集会。集会上，从公共视野中消失了10天刚刚回归的普京亲自演唱了俄联邦国歌，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号召民众不要忘记“斯大林的遗训”，集会民众则举着统一印制的“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奥巴马不要嫉妒”的标语。
　　不管这10万多集会者是怎么凑出来的，给外界的感觉是，俄著名反对派鲍里斯·涅姆佐夫2月27日被暗杀一事似乎已经被淡忘。3月17日的杜马会议上，议员德米特里·古德科夫提议为涅姆佐夫默哀1分钟，担任议长的普京心腹谢尔盖·纳雷什金压根没将之列入表决，最后只有两名议员进行了默哀。
　　其实，在俄罗斯目前普遍将反对派视为“国家叛徒”、“第五纵队”的民意背景下，这样的发展并不让人意外。3月19日的一项调查显示，37%的民众对涅姆佐夫遇刺一事“无感”，在各种选项中人数最多。当日另一项调查则显示，25%的民众支持为了克里米亚使用核武器，在《克里米亚回家之路》这部官方背景的片子中，普京公开承认曾在收回克里米亚过程中准备好使用核武器。

普京“隐身”调舆论？

　　从涅姆佐夫遇刺至克里米亚入俄纪念日这段时间，俄罗斯一个最显要的“大事”便是普京从公共视野“消失”超过10天。

　　国际媒体在普京消失期间给出了许多猜测：遭遇政变、身体有恙甚至陪产。但它们毫无疑问都是猜测，普京随后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时一如平常地出现，甚至还对国际媒体的猜测予以调侃，将它们悉数推翻。但仍有一种推测尚无法证伪：普京故意消失，以转移舆论在涅姆佐夫事件上的注意力。
　　如果真如此，普京成功了。
　　当然，这也是猜测。克里姆林宫内部信息极少为外界所知，上述事实组合也可能有其他隐秘逻辑。不过，普京一向精于外交和舆论操作。比如在乌克兰危机中，普京曾使用“回环往复”特征的外交操作：本来要寻求和谈以固定乌克兰东部现状，却先派俄正规军出兵乌克兰，对乌及欧美造成极大压力，随后又在舆论陷入紧张后命令撤军，并抛出和平计划。此种操作令欧美只能敦促乌克兰坐到谈判桌前。
　　这类极为灵活甚至带点狡黠的操作，另一位在位超过15年的领导人也曾玩过。当时，勃列日涅夫同样多日未曾出现，民间开始谣传年老多病的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已经病故。为了以“戏剧性复出”反击国内外蠢蠢欲动的势力，勃列日涅夫在幕僚安排下，特意来到莫斯科一家普通商店，在多名顾客和售货员面前买东西，然后抛下目瞪口呆的这些人扬长而去。随后，这则消息立即口口相传地传了出去，打破了之前的传言。此后，直到76岁高龄死于任上，勃列日涅夫甚少被民间关于其健康问题的窃议惊扰。

民意还能挺多久？

　　当然，普京很可能不屑于如此操作，因为主流的俄罗斯民意，根本就对涅姆佐夫之死表现出冷漠，但仍对普京“收回克里米亚”给予高度评价，甚至表现出拳拳卫国决心。这再次极好地证明了一点：对于俄罗斯来说，爱国情怀是刺激民众激情、调动民意指向、转移社会注意力的最佳手段。
　　同样的戏码已经多次重复，较为典型的是1914年一战爆发时，一直参与示威游行的民众，转而举着沙皇的画像和东正教圣像到广场上歌颂伟大的俄罗斯，民众的注意力被迅速转移到外部敌人身上。
　　当然，当年那场爱国浪潮没有持续太久。战事不利导致士气不振，一位士兵抱怨说：“战争带不来任何东西，德国人会把我们打败。”在后方，经济在崩溃，彼得格勒的妇女们每周要花40个小时排队购买食物，还要把栅栏烧了取暖。到了1916年，沙皇的秘密警察已经在警告下层阶级可能因为生活困苦发动暴乱。而最终民众还是站起来了，1917年十月革命前的罢工和游行中，布尔什维克的成员们被民众指着鼻子骂：“政权都送到你们手边了，你们还不拿！”
　　在去年普京支持率因为这场爱国运动冲高到85%的时候，俄《机关报》就指出，普京如此高的支持率建立在一种爱国激情的基础上，它来得快，也将去得很快。但是，就像历史上的观察家们预言俄罗斯的事情总是尴尬地失准一样，这个“去得快”至今没有到来。俄罗斯物价正在快速上涨，今年前两个月物价涨了6.5%，通货膨胀率达到自2008年以来的最高点。但即便如此，多数俄罗斯人没有抱怨。不得不承认，俄罗斯人有相当强的忍耐力。著名的组织行为学家艾米太·埃茨俄尼曾言：“苏联的领导机构像是为了在崎岖路上奔驰而造的吉普车，它可以以较少的支撑来装载较重的货物。”这实际上是对俄罗斯民众的一种概括。大概，只要俄没有发生普遍的商品匮乏乃至饥荒，以及大规模的失业，多数民众就仍然会拥戴普京。从俄市场现状看，至少商品供应严重不足及饥荒的前景可谓遥遥无期。至于大规模失业，国际评级机构将俄主权信用降至“垃圾”级，以及投资大量外流、卢布严重贬值等事实似乎支持这一前景，但恐怕还没有哪一个经济学家敢轻易预言它将很快到来。

无需对俄罗斯进行预言

　　这成了一个如何再次给俄罗斯的命运做预言的问题。历史上，许多专家曾在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初就预言它的灭亡，大清洗发生时更是如此，但苏联政权长达70年的寿祚，却让这些预言多数时候成了笑谈。
　　这其实说明一个问题，对俄罗斯的政治发展，大可多层面多角度地定性其发展趋势，但切莫做非常具体的预言。
　　如果单纯从布尔什维克早期过于铁血的政策就预言其没落，似乎忽略了这种铁血很可能也是一种非常功利的体制红利。如果从人员上预言苏联将变革，那么当斯大林去世，这种变革就已经有了出现的客观条件，但谁能想到首先出来搞一场较为彻底变革的会是大清洗刽子手之一的马林科夫？谁又能想到马林科夫不久后被赫鲁晓夫扳倒？当赫鲁晓夫大张旗鼓地推行“去斯大林化”，更多的人认为变革要来了，但谁又能想到他也是半个斯大林主义者，更何况“去斯大林化”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被终止。
　　相反，倒是内部人士的预言往往准确。斯大林去世后，变革之风实际上就吹到了许多苏共高官那儿。被主张变革的派别寄予厚望的是安德罗波夫，但是当他亲手操刀了“布拉格之春”，其重要幕僚尼古拉·西什林悲观地说：“再过20年再谈改革吧。”这话果然应验了。内部人士的准确就更说明此中预言之不易。若不能从多种线索中分析俄国体制的发展及其与国家的关系以及世界格局，就无法对其进行预言。
　　其实，普京政权同样如此。当2007～2008年普京体系建立完备，外界就发现这套体系有着致命伤—太过依赖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加上这套体系中看不到多少科技、经济上的创新之举，人们有理由认为这套体系的链条将首先从经济上断掉。但是，谁能想到国际油价即便经历了“页岩气革命”也还在中国需求下高企了多年。当如今这一预言应验，人们自然会预言经济的困窘将导致民众的不满。但是，眼下的事实却说明俄罗斯民众的忍耐力不可低估，而普京驾驭民粹的手腕似乎也深不可测。
　　俄罗斯政治“水太深”，即便是臆测的政变等情形，也不能断言其绝不会发生。“精英国有化”政策（禁止官员在海外拥有账户和资产）目前只在普京控制力最强的安全局得到实施，却在其他部门遭到抵制。官员申报财产等要求，遭到谢钦等体系内核心成员的公开抵制。普京政权在车臣的支柱—卡德罗夫“小政权”，几乎全部要求都能得到普京的满足，比如打击恐怖分子时的“连坐”制合法化，卡德罗夫私人武装的存在，等等。其私人武装及车臣强力部门，可以肆意在莫斯科暴力执法甚至违法，这些早就引起了普京体系内其他成员的强烈不满，尤其是强力部门，但普京依然偏袒卡德罗夫。这些实际上都指向体系内成员对普京的不满，但若不是内部人士，任何对这种不满是否达到了足以引发内讧程度的估计都只是猜测。
　　人们可以泛泛说普京政权迟早要走入历史，但具体的预言却是万难做出的，就像民意轻易忘记了一场暗杀所显示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