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以短篇小说《红豆》知著文坛后，一度沉寂，至“新时期”以“重放的鲜花”再度活跃。1988年出版的《南渡记》是其首部长篇小说，该作实为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之第一卷，后又出版发表了《东藏记》《西征记》和末卷《北归记》。各卷虽总名《野葫芦记》，但都相对独立，其中《东藏记》曾于2005年单独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
　　这一宏篇巨制属于抗日题材。叙事起自卢沟桥事变，聚焦知识分子人群，讲述抗战时期一番特殊的遭际。抗日题材，从抗战前后至今，一直是文艺创作长盛不衰的对象，涌现了很多家喻户晓的名作。其中较为普遍的视角，是就这段历史突出其英雄传奇色彩，抒写可歌可泣的人物故事。当年传出宗璞有意涉此题材的消息，读者颇为期待，希望她有所出新。果然，随着《南渡记》第一、二章在《人民文学》1987年第5期、第6期揭载，以及翌年全书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印行，人们目睹了别开生面的抗战叙事。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是中国所曾遭遇的最大外侮之一。从历史的层面，抗战题材创作实有一个对民族感情以及古今文学主题予以传承，使之呼应、共鸣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以往尚显不足。种种原因中，创作者的历史视野及素养似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宗璞出身书香门第，乃硕学之后，她以自己的眼界投入抗战题材创作，从而带来迥然的立意。《南渡记》首尾八支“散曲”，最让人过目难忘。这些拟元人小令的诗篇，并不止是从辞章上为作品添其新意。小说中，作者让它们起一种“担纲”的作用，藉以钩沉中华民族的精神、意志、人格和气节，使抗日的故事，悄然飘送古典伦理的回声。八支小曲从风格语态上借鉴元人笔意，大概也是有意为之，从而形成一种文学史意义的钩连。“小命儿似飞篷，报国心遏云行”，“痛残山剩水好叮咛”，“东流水浩荡绕山去，岂止是断肠声”，“莽天涯何处是归程”，“把心儿向国托，身儿向前赶，魂儿故土埋！且休问得不得回来！”字字行行，鸣文天祥之恨，叹谢皋羽之痛。这一类思想感情，在宋末元初、明末清初的诗文中曾有大量表现，戏剧方面也不乏《桃花扇》那样的力作。《南渡记》则通过小说，通过抗日题材，去赓续中国文学价值观的上述有如“纲常”的传统。明显地，它想带给读者的不只是一段20世纪故事，还有千百年来相近处境下中国历史与文化难以磨灭、代代相传的精神底蕰。
　　其次，《南渡记》从情节上打开了抗战叙事相对寂寥的一面。迄今抗日题材作品，战争场景多而社会场景少，乡野故事多而城市故事少，尤其对于落入魔掌的“敌后”城市日常形态的表现偏弱。《南渡记》叙事，起自“七七事变”前数小时，止于翌年十月中旬，大部分情节发生在北平失陷之后，少有刀光剑影，枪炮之声也只是远远传来。这样的故事，相较人们所惯见的烽火连天、浴血杀敌的场面相去甚远。但在渴望深入、全面了解抗日时代的读者看来，却是难得一见的故事。日寇占领和统治下的社会是何情形？亡国奴滋味如何？这些都难于从战争战斗的场面，以及从根据地和大后方加以了解，但无疑是“八年”当中祖国大地现实的一部分。而北平在其间尤当瞩目，这座千年古都蒙尘含垢整整八年，诚中华一段不能不书的痛史。就此论，《南渡记》所述情节，既对抗战题材创作偏于薄弱的方面是显著的补充，对于北京的城市史记忆也是一番维护。
　　当然，正像我们知道的，虽然整体上抗日文艺创作对敌后日常生活的表现偏弱，但就北平而言实已有其先例。那就是老舍先生的名作《四世同堂》。但这并不令《南渡记》的意义有所降低。一方面，虽然《四世同堂》写于前，《南渡记》继其后，但对这样一座中国数一数二且历史悠久的大城来说，区区两部作品，人岂嫌多，毋如说仍嫌太少，与期待还差得很远。另一方面，从阅读角度说，恰因已有《四世同堂》在前，《南渡记》反而获得一种参照，读者可将它们加以比较，看看同属对日占期北平的叙事，二者有哪些地方互为补充，又显现出哪些不同。这不光有助阅读，对于抗战文艺创作的今昔变迁，也不无认识价值。
　　“七七事变”时，老舍先生人在青岛，后于济南只身逃离，由胡絜青领着孩子返回北平，替他照顾城中老母。北平沦陷，老舍先生未尝亲见；日占下的北平生活，也未有一日身历。此后直到1943年11月，胡絜青攜子女来重庆，老舍才从他们那里间接闻知北平情形并着手创作《四世同堂》。宗璞完全不同，“七七事变”时她年甫九岁，小说中孟樾“十岁的小女儿媚”（旧时年龄以虚岁计）恰与此合，无疑是作者自己的影子，《南渡记》叙事则有显而易见的自传色彩。换言之，《南渡记》讲述的一切，都得诸于宗璞亲身经历，从“七七事变”当时，到此后一年间北平的处境和种种变化，宗璞都是在场者，都身在其中。故而这是创作上《南渡记》与《四世同堂》的一个显著不同。
　　又一不同见诸故事的线索与视角。《四世同堂》取材于市民阶层，小羊圈胡同里都是普通人家。自视最高的祁家，房子“没有格局”，“南北房不能相对”，界墙“是碎砖头砌的”且“塌倒过两次”，雨季院中积水，“出入都须打赤脚”。《南渡记》完全在另一端。孟樾，大学教授，妻子吕碧初出身名门。明伦大学孟宅“舒适宜人”，连过道门楣悬着的小匾都是“精致”的，“弧形的窗”外有“花园”，家有仆役，餐具考究，菜肴整治极细。第一章第二节那场婚礼，珠光宝气，高尚风雅，嘉宾用法文背诵缪塞的诗，一派北平上流社会风光。后来，孟樾先随明伦大学南下，将妻小暂寄岳父宅第，其位于什刹海香粟斜街，“深门洞，高房脊，檐上有狮、虎、麒麟等兽，气象森严”——也难怪，它“原是张之洞的产业”。吕碧初和孩子们后来就是从这深宅大院告别北平，踏上逃亡之路。
　　也就是说，《四世同堂》与《南渡记》同样描写着日据下的北平，故事却处在不同的层面。小羊圈胡同比较“接地气”，孟宅和吕宅的空间相对封闭，这是一个区别。但这绝不意味着，后者对沦陷后北平现实的表现必然比前者隔膜。《四世同堂》里的人物，无疑更丰富多彩、形形色色一些。然而论到人物的遭际和所面临的矛盾，其实反以《南渡记》更尖锐。
　　这是由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特定国情所决定的。日本以弹丸小国入侵幅员辽阔的大国，无论人力上与社会管理的能力上，皆极为不足。武力占领虽然得逞，但当焦点迅速转为对占领地的掌控，侵略者却捉襟见肘，发现唯一可行的便是物色汉奸代理人。八年抗战，汉奸问题所以特别严重和突出，实由此来。无待多言，这种需求将主要从占领地上层阶级求得解决。这也正是《南渡记》于沦陷后北平，所着力表现的内容。从而写到了主动卖身附逆之徒，也写到了试图躲避却在淫威下苟且相从者，还刻画了以死相抗、为国完节的吕清非老人形象。汉奸形象，历来在抗战作品中从不缺乏，哪怕一座小小村落的故事，也总有这种丑类；但问题也就在于通常的表现都止于揭其丑、挞其奸，像《南渡记》这样从内在层面透视其根由的则尚属罕见。作为不同时间地点的写作，各自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在《南渡记》中，一个重要笔触是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战主张的歌颂，作者将此引为作品主旋律的意识极其鲜明，其党员作家的写作姿态极其鲜明。这在小说中有诸多表现。例如，小说赋予主人公孟樾以思想左倾的进步教授身份，让他在开篇不久，就说出“苏联革命有其成功之经验。是不是社会主义更尊重人才，能发挥每个人的作用，也能更使人团结”的话，并明确写到他对蒋介石政策充满抵触。又如，第二章第一节特意提到“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而发的通电”，为全书情节奠定基调，并藉孟樾之口盛赞“这是符合全体中国人的心愿的”。甚至孟樾岳丈吕清非老人也有相近的思想倾向，翁婿闲谈，他以“我前半生反对满清，后半生反蒋”一语概括自己一生。而在年轻一代方面，宗璞安排孟樾外甥卫葑作为代表，写他于“七七事变”后投奔根据地、加入中共领导下的抗日革命游击战。凭藉祖孙三代的叙事线索，在时代上覆盖了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为中国近现代史标明政治指向，并强烈地表达了作者的政治信念。这都与《四世同堂》构成巨大不同。后者作为写于国统区的作品，没有显出这样的思想高度，时代兴替凿然可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