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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存在主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进程中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同时它又始终处于边缘性状态，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认知成为解读其“边缘性”的基本思路。20世纪中国面临着贯穿百年的“现代性”危机——价值观念失范和制度性体系脱序的整体性危机，而原本就是西方现代文明危机产物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作为对中国“现代性”危机的回应和救赎方式因此东渐而至并渗透到文学话语中。然而，本土化的存在主义（文学）只能对“现代性”危机起到文化重构、艺术救赎的作用，如何从存在着的意义世界推衍出对秩序性建构的现实救治不是其价值所在。而马克思主义则以既能提供道德和信仰层面又可以重建制度性秩序的话语方式回应并克服着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并在其“中国化”过程中被转译为主流文学的“现代性”主题内涵。在此意义上，存在主义文学的边缘性正是相对于主流文学的合理性存在。
关键词 20世纪中国文学 存在主义 马克思主义 边缘性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2-0097-08
一
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存在主义倾向已逐渐被学界所认知，(注:参阅解志熙：《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张清华：《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6期。)在此基础上笔者以为存在主义实际上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并对其进行了尝试性探询。(注:参阅拙作：《中国文学中“孤独”与“荒诞”问题》，《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现象学式书写：20世纪晚期小说的一种存在主义创作倾向》，《小说评论》2008年第4期。)应该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或“全球化”趋势必然导致作为20世纪西方文化之显学的存在主义成为中国文化、文学的“新”的生成点，因为存在主义的基本价值诉求契合了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性焦虑”与期待。另一方面，当存在主义从西方语境中被抽取出来放置于中国的“现代性”语境后已不再是原汁原味的移植而是在对本土既有的类似话语资源整合基础上的东方化重构。
问题在于，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价值指向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所解决的根本问题不是个体存在问题而是群体性存在——民族昌盛、国家富强。或者说，“立人”的目的是“立国”。所以以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为文化想象、以“启蒙”为主题（包括其变奏形态）的文学形成了主流地位。而“究其实质，存在主义哲学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处于危机阶段的产物，它既是对这种危机的曲折反映，又是对这种危机的病态抗议。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存在主义是一种危机的哲学。”②
解志熙：《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3、33-34页。)或许，对于“危机”的理解见仁见智：危机为潜伏的祸机，危机为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危机为濒临绝境等等。笔者以为，不妨将危机理解为某一特定的事物（小至一个信念，大至一个国家、民族）即将失去自己的规定性。可以说，正是对当代“西方文明”危机的忧虑使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将“文明为什么会死亡”作为创作的主要动力。他要揭示现代西方文明世界的本质；写出文明发展的兴衰；写出人类的“原罪”、现实的苦难和未来的困境；写出人类文明面临着一夕之间化为灰烬的危机，一切物质追求、权力争夺都只是加速人类文明的灭亡而已。
事实上，19世纪下半叶尼采、克尔凯郭尔等存在主义先驱已经以某种方式预感并透露了西方文化的“危机”式转向。尼采是哲学家中的诗人，他异常敏锐地捕捉到即将到来的危机的气息，期待着危机以一次大规模的爆炸释放出来。他关于上帝死亡的预言久久地回荡在欧洲的上空。他期待着神殿倒塌，道德倾覆，一切价值重估并以查拉图斯特拉的嘴向所有人宣布“超人哲学”。但19世纪末的人们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么一个不识时务的愤世者对文明的诅咒预报了时代危机的即将来临。只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对理性与进步的乐观、自信后人们才真正感觉到尼采的存在。
20世纪西方文明的危机直接关涉到人类历史“轴心期”确立的主导性文化精神的颠覆。20世纪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清楚地展示了人类在基本文化模式上的悖论和危机。一方面是科技的发展速度有增无减，人类向大自然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也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人类用以征服自然的技术本身也愈来愈成为自律和失控的力量，并促使整个西方社会的价值理念和控制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经济、国家、行政组织、意识形态等也不再以相对独立的领域或社会力量而存在，而是整合成一种消解人之主体性和人的自由的异化的文化力量。而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原子弹的邪恶威力、“奥斯维辛”、“格尔尼卡”、“古拉格群岛”等悲剧更是把以技术理性主义为核心的文明之危机淋漓尽致地裸露在世人面前。以至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用了比“危机”更耸人听闻的“没落”（Untergang）一词，其书所反映出来的欧洲人的那种"心态"（Mentality）的影响尤为深远：这一末世启示录的论调犹如一个原始的创伤，深深地刻印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文化进程中。
无疑，对现代西方文明危机感受最强烈的是以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运动。“存在主义哲学，正是资本主义文明走向危机阶段的产物，它反映和表达了现代人觉得自己丧失了意义之源，处在一个异己的世界里，完全没有安全感的这种危机和焦虑的心理状态。”②存在主义思想家从人的存在处境和生存结构出发，直面技术异化世界中人的文化困境，他们不再把空虚、孤独、畏惧、烦恼、无意义、有限、缺憾等现象归结为暂时的历史现象，而是将之视作现代人之生存结构的内在要素。他们正是从生命的空虚感和悲剧意识中挖掘现代人反抗文化危机的力量，高扬和强调人之自由和历史选择的责任感。
问题在于，以现代西方文明危机为表征的20世纪人类的生存危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它涉及到人类生存和社会运行的可持续性问题。当人们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物资匮乏、民族冲突等问题时，可以理解为暂时的、可以通过某种手段或努力而消除的历史现象，而当人们在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的表层下挖掘出支撑人之生存运行和生命活动的合法性依据时，便发现以往习以为常地赖以生存的文明方式已经受到威胁乃至颠覆，从而陷入合理性危机。这一危机体现为发达国家或民族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的自我冲突乃至自我毁灭，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发展中国家或民族在遭遇“现代性”时的自我裂变。这其实正是20世纪初乃至几乎贯穿百年的中国危机。
二
显然，20世纪初中国的危机是历史断裂的危机。在严格意义上，中国“现代性”意味着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变，因此，中国的“现代性”不是西方的翻版：不是通过市场经济秩序、自由民主社会、个人主义等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特征来界定自身的，中国式“现代性”一开始就与“现代性”自身的危机意识联系在一起，即“现代性”作为世界体系中发生的以西方为中心不断扩散的运动，当它在中国语境中敞开自身的时候，对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的“现代性”的焦虑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性”的典型症候——对“现代性”危机的意识已经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根本特征。然而更重要的是，这里所谓的“现代性”危机所指的更是一种整体性危机——传统价值观念的失范和制度性体系的脱序。伯尔曼说“整体性危机”的根本含义是：“生活的意义何在，他们被引向何处去”。它意味着“我们的全部文化似乎正面临一种彻底崩溃的可能。”(注:〔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35页。)
对于中国的“现代性”危机有学者指出，五四启蒙运动期望以“科学”的方法克服意识危机，以“民主”的蓝图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然而，随着启蒙运动内部的分化以及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出现分歧，“现代性”不再是一个统一的、自明的范式而是在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之下分化成多个尖锐对立和紧张的主义话语的思想模型。
④参阅许纪霖：《二种危机与三种思潮——20世纪中国的思想史》，《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1期。)而“从实质上看，‘主义’话语是现代社会制度转型中出现的社会论说，由于世界观总是历史的群体所拥有的，不妨说，‘主义’论说是世界观的一种现代样式。……‘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种世界观之争。”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257-258页。)的确，“主义”话语成为“现代性”话语的内在有机成分，而对某种特定“主义”话语的接纳构成了“现代性”话语的价值选择，更不必说此后直接以“革命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三民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等话语取向为号召的文学运动。各种“主义”话语对危机各有各的解决之道，但又因此带来了新的问题：不仅传统的危机没有得到舒解反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加剧了危机本身。可以这样说，除了短暂的个别时期之外，这两大危机笼罩着整个20世纪中国。如前所述，中国的“现代性”危机是一种整体性危机，从理论上说，它需要一个新的思想论域尤其是一个整全性的意识形态予以回应。④
“……中国知识界也面临着根本的价值转换问题。在这期间，虽然西方近代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以及科学曾给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理想价值支点，但不久西方文明的危机和价值崩溃，以及新输入的许多非理性主义的新思潮，又使这些近代人文理性和科学理性价值显得可疑了。因此不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也处在深刻的信仰危机之中，这种精神危机和中国危机四起的现实结合，更是变本加厉。这种情况与现代中国作家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危机时，他们也就可能对存在主义这种危机的哲学发生兴趣。例如汪曾祺就说他接受存在主义影响的时候，正是他‘对生活感到茫然，不知道如何是好’之时。”(注:解志熙：《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38页。)显然，理解中国“现代性”危机的特性也为原本作为一种危机意识出现的存在主义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照视角。
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危机意识的存在主义是在存在本体论的哲学前提下对文明危机予以沉思与追问而无法对中国的“现代性”危机作出整全性的意识形态回应。诚如巴雷特所言，海德格尔“不是一个诗人，而只是个教授”，他“是位思想家，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因而作为他的生命的筹划，是对存在的一番严肃而忧郁的沉思。”(注:〔美〕威廉
关键词 20世纪中国文学 存在主义 马克思主义 边缘性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2-0097-08
一
20世纪中国文学具有存在主义倾向已逐渐被学界所认知，(注:参阅解志熙：《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张清华：《从启蒙主义到存在主义：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6期。)在此基础上笔者以为存在主义实际上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世纪性思潮（现象）并对其进行了尝试性探询。(注:参阅拙作：《中国文学中“孤独”与“荒诞”问题》，《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现象学式书写：20世纪晚期小说的一种存在主义创作倾向》，《小说评论》2008年第4期。)应该看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或“全球化”趋势必然导致作为20世纪西方文化之显学的存在主义成为中国文化、文学的“新”的生成点，因为存在主义的基本价值诉求契合了20世纪中国文化、文学的“现代性焦虑”与期待。另一方面，当存在主义从西方语境中被抽取出来放置于中国的“现代性”语境后已不再是原汁原味的移植而是在对本土既有的类似话语资源整合基础上的东方化重构。
问题在于，20世纪中国现代性进程的价值指向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所解决的根本问题不是个体存在问题而是群体性存在——民族昌盛、国家富强。或者说，“立人”的目的是“立国”。所以以构建“现代民族国家”为文化想象、以“启蒙”为主题（包括其变奏形态）的文学形成了主流地位。而“究其实质，存在主义哲学不过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处于危机阶段的产物，它既是对这种危机的曲折反映，又是对这种危机的病态抗议。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可以说存在主义是一种危机的哲学。”②
解志熙：《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33、33-34页。)或许，对于“危机”的理解见仁见智：危机为潜伏的祸机，危机为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危机为濒临绝境等等。笔者以为，不妨将危机理解为某一特定的事物（小至一个信念，大至一个国家、民族）即将失去自己的规定性。可以说，正是对当代“西方文明”危机的忧虑使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中将“文明为什么会死亡”作为创作的主要动力。他要揭示现代西方文明世界的本质；写出文明发展的兴衰；写出人类的“原罪”、现实的苦难和未来的困境；写出人类文明面临着一夕之间化为灰烬的危机，一切物质追求、权力争夺都只是加速人类文明的灭亡而已。
事实上，19世纪下半叶尼采、克尔凯郭尔等存在主义先驱已经以某种方式预感并透露了西方文化的“危机”式转向。尼采是哲学家中的诗人，他异常敏锐地捕捉到即将到来的危机的气息，期待着危机以一次大规模的爆炸释放出来。他关于上帝死亡的预言久久地回荡在欧洲的上空。他期待着神殿倒塌，道德倾覆，一切价值重估并以查拉图斯特拉的嘴向所有人宣布“超人哲学”。但19世纪末的人们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么一个不识时务的愤世者对文明的诅咒预报了时代危机的即将来临。只是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西方自启蒙时代以来对理性与进步的乐观、自信后人们才真正感觉到尼采的存在。
20世纪西方文明的危机直接关涉到人类历史“轴心期”确立的主导性文化精神的颠覆。20世纪西方文明的历史进程清楚地展示了人类在基本文化模式上的悖论和危机。一方面是科技的发展速度有增无减，人类向大自然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也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改善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人类用以征服自然的技术本身也愈来愈成为自律和失控的力量，并促使整个西方社会的价值理念和控制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经济、国家、行政组织、意识形态等也不再以相对独立的领域或社会力量而存在，而是整合成一种消解人之主体性和人的自由的异化的文化力量。而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原子弹的邪恶威力、“奥斯维辛”、“格尔尼卡”、“古拉格群岛”等悲剧更是把以技术理性主义为核心的文明之危机淋漓尽致地裸露在世人面前。以至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用了比“危机”更耸人听闻的“没落”（Untergang）一词，其书所反映出来的欧洲人的那种"心态"（Mentality）的影响尤为深远：这一末世启示录的论调犹如一个原始的创伤，深深地刻印在20世纪以来的西方思想文化进程中。
无疑，对现代西方文明危机感受最强烈的是以海德格尔和萨特等人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运动。“存在主义哲学，正是资本主义文明走向危机阶段的产物，它反映和表达了现代人觉得自己丧失了意义之源，处在一个异己的世界里，完全没有安全感的这种危机和焦虑的心理状态。”②存在主义思想家从人的存在处境和生存结构出发，直面技术异化世界中人的文化困境，他们不再把空虚、孤独、畏惧、烦恼、无意义、有限、缺憾等现象归结为暂时的历史现象，而是将之视作现代人之生存结构的内在要素。他们正是从生命的空虚感和悲剧意识中挖掘现代人反抗文化危机的力量，高扬和强调人之自由和历史选择的责任感。
问题在于，以现代西方文明危机为表征的20世纪人类的生存危机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为它涉及到人类生存和社会运行的可持续性问题。当人们面对现实生活中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物资匮乏、民族冲突等问题时，可以理解为暂时的、可以通过某种手段或努力而消除的历史现象，而当人们在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的表层下挖掘出支撑人之生存运行和生命活动的合法性依据时，便发现以往习以为常地赖以生存的文明方式已经受到威胁乃至颠覆，从而陷入合理性危机。这一危机体现为发达国家或民族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的自我冲突乃至自我毁灭，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发展中国家或民族在遭遇“现代性”时的自我裂变。这其实正是20世纪初乃至几乎贯穿百年的中国危机。
二
显然，20世纪初中国的危机是历史断裂的危机。在严格意义上，中国“现代性”意味着从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的转变，因此，中国的“现代性”不是西方的翻版：不是通过市场经济秩序、自由民主社会、个人主义等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那些特征来界定自身的，中国式“现代性”一开始就与“现代性”自身的危机意识联系在一起，即“现代性”作为世界体系中发生的以西方为中心不断扩散的运动，当它在中国语境中敞开自身的时候，对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的“现代性”的焦虑已经成为中国式“现代性”的典型症候——对“现代性”危机的意识已经构成了中国“现代性”的根本特征。然而更重要的是，这里所谓的“现代性”危机所指的更是一种整体性危机——传统价值观念的失范和制度性体系的脱序。伯尔曼说“整体性危机”的根本含义是：“生活的意义何在，他们被引向何处去”。它意味着“我们的全部文化似乎正面临一种彻底崩溃的可能。”(注:〔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梁治平译，北京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35页。)
对于中国的“现代性”危机有学者指出，五四启蒙运动期望以“科学”的方法克服意识危机，以“民主”的蓝图重建社会政治秩序。然而，随着启蒙运动内部的分化以及对“科学”和“民主”的理解出现分歧，“现代性”不再是一个统一的、自明的范式而是在西方各种思潮的影响之下分化成多个尖锐对立和紧张的主义话语的思想模型。
④参阅许纪霖：《二种危机与三种思潮——20世纪中国的思想史》，《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1期。)而“从实质上看，‘主义’话语是现代社会制度转型中出现的社会论说，由于世界观总是历史的群体所拥有的，不妨说，‘主义’论说是世界观的一种现代样式。……‘主义’之争，实际上是一种世界观之争。”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257-258页。)的确，“主义”话语成为“现代性”话语的内在有机成分，而对某种特定“主义”话语的接纳构成了“现代性”话语的价值选择，更不必说此后直接以“革命文学”和“民族主义文学”、“三民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等话语取向为号召的文学运动。各种“主义”话语对危机各有各的解决之道，但又因此带来了新的问题：不仅传统的危机没有得到舒解反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加剧了危机本身。可以这样说，除了短暂的个别时期之外，这两大危机笼罩着整个20世纪中国。如前所述，中国的“现代性”危机是一种整体性危机，从理论上说，它需要一个新的思想论域尤其是一个整全性的意识形态予以回应。④
“……中国知识界也面临着根本的价值转换问题。在这期间，虽然西方近代人文主义、理性主义以及科学曾给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理想价值支点，但不久西方文明的危机和价值崩溃，以及新输入的许多非理性主义的新思潮，又使这些近代人文理性和科学理性价值显得可疑了。因此不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也处在深刻的信仰危机之中，这种精神危机和中国危机四起的现实结合，更是变本加厉。这种情况与现代中国作家深切地感受到这种危机时，他们也就可能对存在主义这种危机的哲学发生兴趣。例如汪曾祺就说他接受存在主义影响的时候，正是他‘对生活感到茫然，不知道如何是好’之时。”(注:解志熙：《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238页。)显然，理解中国“现代性”危机的特性也为原本作为一种危机意识出现的存在主义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照视角。
问题的关键在于，作为危机意识的存在主义是在存在本体论的哲学前提下对文明危机予以沉思与追问而无法对中国的“现代性”危机作出整全性的意识形态回应。诚如巴雷特所言，海德格尔“不是一个诗人，而只是个教授”，他“是位思想家，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因而作为他的生命的筹划，是对存在的一番严肃而忧郁的沉思。”(注:〔美〕威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