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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关系的新特点
回首近30年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历程，虽然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但发展仍十分迅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美经贸合作进入快速发展期，呈现出更加明显的互利性的特征。28年中，中美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07年底的3020.8亿美元，增长了120多倍。这种巨额增长使得中美两国都从迅速发展的互利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不断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呈现以下新的特点：
1、中美经贸相互依存度逐步提高。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和资源禀赋不同，中美两国在经济结构上有着极强的互补性，决定了两国贸易结构竞争性较小，互补性很大，双方可以分享彼此巨大的市场。与此同时，这种中美经济依存度的提高还和新型国际分工模式的出现有关。随着现代信息产业的急速发展，美国公司以WINTEL(WINDOWS INTEL)的全新生产方式，控制高端生产，如微处理器、应用软件和网络接入标准等，而把边缘产品按照比较优势分散到劳动成本低的世界各地制造、组装，然后由美国大公司销往本土和世界。这种产业链的内部分工也使得中美贸易逆差急剧上升。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从2001年开始，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2007年美对华贸易逆差达2562.7亿美元，增长10.2％，创历史新高。2007年，美国向中国出口总额为650亿美元，中国首次超过日本继加拿大和墨西哥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出口国，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仍保持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国2008年上半年仍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双边贸易总值同期为1583.4亿美元，增长12.6％。以上数据表明，中美经贸关系在双方各自的外经贸关系中均已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2、中美双边投资稳定发展 中美经济通过国际投资的迅速发展而相互渗透、联系和结合在一起。美国通过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生产，在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性布局基础上组织现代化国际生产，以达到成本最优。中国则通过吸引外资，逐步有效地将中国的生产体系纳入现代国际分工体系，扩大就业规模，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加速工业现代化进程。美国对中国投资发展经历了从慢到快的过程。1992年以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步入逐步稳定增长的阶段。截至2007年10月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54354个，美方实际投入559.42亿美元。目前，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美国500强企业中，已有400多家进入中国。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在美国投资也呈增长趋势，截至2007年9月底，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达26.7728亿美元，投资范围广泛。
3、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伴随着摩擦增多而曲折发展。双赢的中美经济关系所具有的复杂性使得多种矛盾与问题始终伴随着其发展过程之中。双方争论的焦点不时集中在经济失衡(巨额贸易和资金上的双逆差现象)、人民币汇率、中国的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食品和产品安全、反倾销、反补贴等摩擦问题上。近年来，在美国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要求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并出现经贸摩擦政治化倾向。2000年，美國为对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进行干预，专门成立了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2007年以来，美国国会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涉华经贸提案急剧增多。中美经贸往来产生的分歧、摩擦，正从双边的、局部的转变为具有全球影响的问题。中美经贸摩擦问题的实质是全球经济失衡在中美经贸关系上的表现。只有用全球视野来看待双边经贸关系，才能理性地探讨失衡的原因，有效地减少摩擦，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逐步纠正失衡。
4、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不仅使中美双赢，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和美国占据了世界人口的25％，经济活动总量的35％。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掌握先进技术优势、最具经济活力的发达国家；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美两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越来越大。中美两国已经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两大经济体在过去5年内创造了全球GDP增长的一半以上。上述中美经济关联的扩展反映了中美生产活动相互依赖的深化。综上所述，从长远着眼，从大局人手，切实创造条件，改善并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稳定有序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成果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妥善、有效解决涉及当事国双方利益或全局性的问题与矛盾主要通过政府政策对话或国际协调机制进行。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对外经贸关系发生了总体环境的改善，逐步熟悉并遵循现代化的国际经济管理规则，争取自己的国际经济话语权；还大大增加了政策的透明度，有力促进了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此外，WTO框架下的中美贸易关系增加了稳定性，减轻了人为政治干扰因素，使中美之间的体制摩擦因素趋于下降，WTO还为处理中美双边贸易摩擦与纠纷，增添了一条建立在国际公认法律基础上的较为公平、公正的解决途径。这些变化都使得双边经济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减少，并促使中美双边贸易与投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中美原本存在着一些双边谈判机制：例如中美商贸联委会(JCCT)，联合经济委员会(JEC)以及科技联委会等。然而，随着中美之间共同利益不断加大，合作水平不断提升，使得双方逐渐从关注短期热点转向长期问题。中美高层必须将相互之间的原有对话协商机制从常规层次提升到战略层次，才能确保相互经济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
2006年8月21日，布什总统在和胡锦涛主席的通话中提出举行战略经济对话的建议，得到积极回应，从而拉开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帷幕。迄今中美共举行了4次“对话”。通过对话，相互加深了对彼此宏观经济政策与重大利益关注面的理解，增强了战略互信和维护双方经济关系的大局意识，并在促进相互贸易和投资、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产品质量安全及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广泛共识，明确了扩大与深化合作的领域，还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协议。
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2006年12月在北京举行。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的主题。就城乡均衡发展、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五个专题和十一个分议题进行讨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中美双方达成了共识。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定位确立在长远性、全面性和战略性，侧重讨论多个领域的一揽子问题，寻找两国经济利益的共同点，突破原来的局限性，与原有的磋商机制形成互补。所讨论的问题涵盖了经济、政治、安全与外交等广泛的领域。 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2007年5月22日在华盛顿举行。中美两国又达成了以下新的原则共识：促进经济平衡增长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双方共同的责任；承认创新在实现经济繁荣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励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平竞争，有效的产权保护，特别要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的发展、管理与应用；加强合作，以实现各自在能源安全、节能和能源效率方面的目标；加强在清洁能源开发、环境保护、清洁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就透明度开展合作与交流，为市场参与者提高可预见性，增强对两经济体的信心，同时加强透明度方面的国际义务。双方取得了一系列有利于增强和深化双边经济关系的具体成果。
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2007年12月11日在河北香河举行。热点议题包括：贸易平衡、汇率改革、食品安全、节能环保；达成共识31项，中美所达成的31项共识相当于前两次战略经济对话的总和，使得中美双方都很满意。两国同意将在金融服务业、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能源环保、透明度、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经济平衡增长、投资和创新等八个领域开展合作，其中包括建立工作组，研究中美两国在能源和环保领域的十年规划。
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2008年6月18日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闭幕。这次对话最突出的成果是中美在能源和环境领域扩大了合作。对话过程中，中美双方均强调坚持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原则，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同意正式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双方深入探讨了中美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双方同意，建没创新型社会是中美各自国家利益的体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建设创新型社会的根本前提，从战略高度探讨知识产权问题，并对中美商贸联委会形成指导意见。
从上述四次会谈的议题和取得成果来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中国同美国经贸关系全面发展、相互依存空前深化的产物。特点如下：
首先，谈判级别提高，由部长级提高到国家首脑级，充分表现出中美双方高层对于经济协调的重视，切实提高双方高层的关注度，有效实现跨政府部门合作。“对话”由双方国家元首的特别代表——胡锦涛的特别代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第四次中方的代表为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和布什总统的特别代表、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共同主持，与原有部长级磋商机制交相呼应，互为补充。
其次，对话始终围绕核心经济领域展开，形成了由系列工作组，包括双边机构参加的有效的框架机制，取得系列成果。例如，从第一次的对话到第二次对话双方一共举行了130场双边会议，几乎每个工作日至少举行一场。工作紧张有序，成果扎实有效。双方不但在重大利益問题方面加深了理解，并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取得广泛共识，还达成许多重要协议与谅解，切实做到了加强互信、扩大合作的目的。
最后，对话既关注长期结构性问题，又聚焦短期热点问题。“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定位，有利于以政治智慧解决经贸难题。例如：第四次对话最突出的成果是中美在能源和环境领域扩大了合作。两国即将签署的《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对中美未来经济合作具有重大影响，也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同时针对中美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双方进行了深入探讨，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风险的上升、全球粮食安全，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和公共投资的沟通与协调，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影响与意义
1、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促进了中美加深了解，为从战略角度妥善解决经济问题开辟了道路。“对话”促进发挥双边经贸协调机制作用。及时沟通和磋商，避免矛盾激化；把发展放在首位，通过扩大经贸合作来化解分歧。这就为中美经济关系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构建规范有效的中外高层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有利于促进中国继续深化改革与实现和谐发展目标。近年来，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美、日、欧盟特别是美国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在贸易失衡、知识产权保护、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上歪曲或夸大事实真相，多方指责、甚至对中国挥舞制裁大棒。把近年来的石油价格飙升、粮食价格暴涨以及环境破坏严重的原因归结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之上，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和谐发展的战略部署。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30来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一些矛盾和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并引发很多新的挑战，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的很多议题，例如能源和环境合作、平衡中国的发展模式、保护和鼓励创新的问题等也是中国追求和谐发展的进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处理好这些问题，吸收国际先进经验以及汲取教训对中国深化改革、实现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对中国与发达国家建立规范的对话机制起到了示范作用，在中美对话机制之后，2007年12月中国同日本也正式建立并开启了同类对话机制。中国同欧盟在2007年11月也决定成立副总理级的经济高层对话机制。这样，中国同世界上三个最大的发达经济体都建立了战略经济对话制度是中国同西方大国经济关系中的新气象。欧盟、美国、日本和中国是全球四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又是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中国同它们的经济关系状况无疑会牵动世界经济发展全局。完善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提升相互经济关系的稳定性，有利于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与非传统安全因素、巩固和扩大中国同经济大国总体关系的基础。
(责任编辑：王 栋)
回首近30年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历程，虽然贸易摩擦和争端不断，但发展仍十分迅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美经贸合作进入快速发展期，呈现出更加明显的互利性的特征。28年中，中美贸易额从1979年的不足25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007年底的3020.8亿美元，增长了120多倍。这种巨额增长使得中美两国都从迅速发展的互利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不断发展的中美经贸关系呈现以下新的特点：
1、中美经贸相互依存度逐步提高。由于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和资源禀赋不同，中美两国在经济结构上有着极强的互补性，决定了两国贸易结构竞争性较小，互补性很大，双方可以分享彼此巨大的市场。与此同时，这种中美经济依存度的提高还和新型国际分工模式的出现有关。随着现代信息产业的急速发展，美国公司以WINTEL(WINDOWS INTEL)的全新生产方式，控制高端生产，如微处理器、应用软件和网络接入标准等，而把边缘产品按照比较优势分散到劳动成本低的世界各地制造、组装，然后由美国大公司销往本土和世界。这种产业链的内部分工也使得中美贸易逆差急剧上升。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从2001年开始，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2007年美对华贸易逆差达2562.7亿美元，增长10.2％，创历史新高。2007年，美国向中国出口总额为650亿美元，中国首次超过日本继加拿大和墨西哥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出口国，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仍保持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国2008年上半年仍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双边贸易总值同期为1583.4亿美元，增长12.6％。以上数据表明，中美经贸关系在双方各自的外经贸关系中均已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2、中美双边投资稳定发展 中美经济通过国际投资的迅速发展而相互渗透、联系和结合在一起。美国通过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生产，在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性布局基础上组织现代化国际生产，以达到成本最优。中国则通过吸引外资，逐步有效地将中国的生产体系纳入现代国际分工体系，扩大就业规模，提升中国的产业结构，加速工业现代化进程。美国对中国投资发展经历了从慢到快的过程。1992年以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步入逐步稳定增长的阶段。截至2007年10月底，美对华投资项目累计达54354个，美方实际投入559.42亿美元。目前，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引进国。美国500强企业中，已有400多家进入中国。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在美国投资也呈增长趋势，截至2007年9月底，中国企业在美直接投资达26.7728亿美元，投资范围广泛。
3、中美经济贸易关系伴随着摩擦增多而曲折发展。双赢的中美经济关系所具有的复杂性使得多种矛盾与问题始终伴随着其发展过程之中。双方争论的焦点不时集中在经济失衡(巨额贸易和资金上的双逆差现象)、人民币汇率、中国的市场开放、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食品和产品安全、反倾销、反补贴等摩擦问题上。近年来，在美国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要求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并出现经贸摩擦政治化倾向。2000年，美國为对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进行干预，专门成立了美中经济安全评估委员会。2007年以来，美国国会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涉华经贸提案急剧增多。中美经贸往来产生的分歧、摩擦，正从双边的、局部的转变为具有全球影响的问题。中美经贸摩擦问题的实质是全球经济失衡在中美经贸关系上的表现。只有用全球视野来看待双边经贸关系，才能理性地探讨失衡的原因，有效地减少摩擦，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逐步纠正失衡。
4、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不仅使中美双赢，也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和美国占据了世界人口的25％，经济活动总量的35％。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掌握先进技术优势、最具经济活力的发达国家；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中美两国经济对全球的影响越来越大。中美两国已经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两大经济体在过去5年内创造了全球GDP增长的一半以上。上述中美经济关联的扩展反映了中美生产活动相互依赖的深化。综上所述，从长远着眼，从大局人手，切实创造条件，改善并推动中美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稳定有序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成果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妥善、有效解决涉及当事国双方利益或全局性的问题与矛盾主要通过政府政策对话或国际协调机制进行。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对外经贸关系发生了总体环境的改善，逐步熟悉并遵循现代化的国际经济管理规则，争取自己的国际经济话语权；还大大增加了政策的透明度，有力促进了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此外，WTO框架下的中美贸易关系增加了稳定性，减轻了人为政治干扰因素，使中美之间的体制摩擦因素趋于下降，WTO还为处理中美双边贸易摩擦与纠纷，增添了一条建立在国际公认法律基础上的较为公平、公正的解决途径。这些变化都使得双边经济关系发展的不确定性减少，并促使中美双边贸易与投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中美原本存在着一些双边谈判机制：例如中美商贸联委会(JCCT)，联合经济委员会(JEC)以及科技联委会等。然而，随着中美之间共同利益不断加大，合作水平不断提升，使得双方逐渐从关注短期热点转向长期问题。中美高层必须将相互之间的原有对话协商机制从常规层次提升到战略层次，才能确保相互经济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
2006年8月21日，布什总统在和胡锦涛主席的通话中提出举行战略经济对话的建议，得到积极回应，从而拉开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帷幕。迄今中美共举行了4次“对话”。通过对话，相互加深了对彼此宏观经济政策与重大利益关注面的理解，增强了战略互信和维护双方经济关系的大局意识，并在促进相互贸易和投资、能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产品质量安全及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广泛共识，明确了扩大与深化合作的领域，还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协议。
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2006年12月在北京举行。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的主题。就城乡均衡发展、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五个专题和十一个分议题进行讨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中美双方达成了共识。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的定位确立在长远性、全面性和战略性，侧重讨论多个领域的一揽子问题，寻找两国经济利益的共同点，突破原来的局限性，与原有的磋商机制形成互补。所讨论的问题涵盖了经济、政治、安全与外交等广泛的领域。 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2007年5月22日在华盛顿举行。中美两国又达成了以下新的原则共识：促进经济平衡增长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双方共同的责任；承认创新在实现经济繁荣方面的重要作用，鼓励以市场为导向的公平竞争，有效的产权保护，特别要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的发展、管理与应用；加强合作，以实现各自在能源安全、节能和能源效率方面的目标；加强在清洁能源开发、环境保护、清洁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就透明度开展合作与交流，为市场参与者提高可预见性，增强对两经济体的信心，同时加强透明度方面的国际义务。双方取得了一系列有利于增强和深化双边经济关系的具体成果。
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2007年12月11日在河北香河举行。热点议题包括：贸易平衡、汇率改革、食品安全、节能环保；达成共识31项，中美所达成的31项共识相当于前两次战略经济对话的总和，使得中美双方都很满意。两国同意将在金融服务业、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能源环保、透明度、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经济平衡增长、投资和创新等八个领域开展合作，其中包括建立工作组，研究中美两国在能源和环保领域的十年规划。
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2008年6月18日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闭幕。这次对话最突出的成果是中美在能源和环境领域扩大了合作。对话过程中，中美双方均强调坚持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原则，致力于改善投资环境，同意正式启动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双方深入探讨了中美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双方同意，建没创新型社会是中美各自国家利益的体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建设创新型社会的根本前提，从战略高度探讨知识产权问题，并对中美商贸联委会形成指导意见。
从上述四次会谈的议题和取得成果来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是中国同美国经贸关系全面发展、相互依存空前深化的产物。特点如下：
首先，谈判级别提高，由部长级提高到国家首脑级，充分表现出中美双方高层对于经济协调的重视，切实提高双方高层的关注度，有效实现跨政府部门合作。“对话”由双方国家元首的特别代表——胡锦涛的特别代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第四次中方的代表为国务院副总理王歧山)和布什总统的特别代表、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共同主持，与原有部长级磋商机制交相呼应，互为补充。
其次，对话始终围绕核心经济领域展开，形成了由系列工作组，包括双边机构参加的有效的框架机制，取得系列成果。例如，从第一次的对话到第二次对话双方一共举行了130场双边会议，几乎每个工作日至少举行一场。工作紧张有序，成果扎实有效。双方不但在重大利益問题方面加深了理解，并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取得广泛共识，还达成许多重要协议与谅解，切实做到了加强互信、扩大合作的目的。
最后，对话既关注长期结构性问题，又聚焦短期热点问题。“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定位，有利于以政治智慧解决经贸难题。例如：第四次对话最突出的成果是中美在能源和环境领域扩大了合作。两国即将签署的《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文件对中美未来经济合作具有重大影响，也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同时针对中美经济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双方进行了深入探讨，包括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风险的上升、全球粮食安全，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和公共投资的沟通与协调，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影响与意义
1、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促进了中美加深了解，为从战略角度妥善解决经济问题开辟了道路。“对话”促进发挥双边经贸协调机制作用。及时沟通和磋商，避免矛盾激化；把发展放在首位，通过扩大经贸合作来化解分歧。这就为中美经济关系的进一步深入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构建规范有效的中外高层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有利于促进中国继续深化改革与实现和谐发展目标。近年来，随着中国的高速发展，美、日、欧盟特别是美国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在贸易失衡、知识产权保护、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上歪曲或夸大事实真相，多方指责、甚至对中国挥舞制裁大棒。把近年来的石油价格飙升、粮食价格暴涨以及环境破坏严重的原因归结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发展之上，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和谐发展的战略部署。与此同时，中国改革开放30来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一些矛盾和深层次的制度性问题并引发很多新的挑战，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的很多议题，例如能源和环境合作、平衡中国的发展模式、保护和鼓励创新的问题等也是中国追求和谐发展的进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处理好这些问题，吸收国际先进经验以及汲取教训对中国深化改革、实现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3、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对中国与发达国家建立规范的对话机制起到了示范作用，在中美对话机制之后，2007年12月中国同日本也正式建立并开启了同类对话机制。中国同欧盟在2007年11月也决定成立副总理级的经济高层对话机制。这样，中国同世界上三个最大的发达经济体都建立了战略经济对话制度是中国同西方大国经济关系中的新气象。欧盟、美国、日本和中国是全球四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又是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的双引擎，中国同它们的经济关系状况无疑会牵动世界经济发展全局。完善战略经济对话机制，提升相互经济关系的稳定性，有利于共同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与非传统安全因素、巩固和扩大中国同经济大国总体关系的基础。
(责任编辑：王 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