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世界一流的教育智库知识生产和应用需要一流的人才配置和管理机制。本文选取美国知名教育智库斯坦福国际研究所、数学政策研究所、教育政策研究联盟作为研究对象，从智库政策知识生产的特殊性出发，探究教育智库人才配置和管理机制。研究发现，三所智库以增强领导团队的卓越性、塑造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培养管理人员的服务性为推进轴，以人才队伍的多样性、跨学科性、专业性为依托点，全方位进行人才队伍建设。在人才合理配置的基礎上，通过交互的人才聘用机制、合理的人才协作机制、开放的人才交流机制以及多层次的人才激励机制，塑造了智库人员之间的团结协作能力和凝聚力。这为我国特色新型教育智库的建设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美国;世界一流教育智库;人才配置;管理机制
一、引言
智库通过生产高质量的政策知识为政府决策服务，为社会民众提供公共信息。为了解决复杂社会问题，传统意义上依赖特定单一学科的封闭式知识生产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政府决策的知识需求，智库需要基于问题解决导向的知识生产模式，集合不同学科领域研究者的专业知识开展跨学科研究。因此，智库的政策知识生产需要科学合理的人才配置和管理机制。
美国是世界一流智库的聚集地。据统计，美国拥有1871所智库，约占世界智库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些智库既有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传统基金会等世界一流的综合性智库，也有专门研究教育、科技、环保政策等专业性智库。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20年全球智库报告（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全球前30名顶尖教育智库中美国就占14个[1]。本文从美国14个全球顶尖教育智库中选取3个教育智库，分别是斯坦福国际教育政策中心（Center for Education Policy，SRI International，简称SRI）、数学政策研究所（Mathematica Policy Research，简称MPR）、教育政策研究联盟（Consortium for Policy Research in Education，简称CPRE），通过对这3个教育智库的分析探究教育智库的人才配置和管理机制，对于促进我国教育智库的建设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美国教育智库人才配置的特征
安德鲁·里奇认为：“智库通过生产专业知识和思想观念，并借此影响政策制定过程。”[2]因此，如何让智库专家不断产生政策思想和政策建议，科学合理的人才配置和管理机制非常重要。
（一）建设具有多元化研究领域背景的领导团队，塑造领导团队的卓越性
1.教育智库领导者具有多元化研究领域背景
美国教育智库领导团队不仅具有高瞻远瞩的发展思维和治理战略眼光，而且领导成员多数具有多元化研究领域背景，对教育改进和发展事业抱有极大的热情。以CPRE为例，CPRE理事会成员共有9名，其中主任1名，执行主任1名，联合主任1名，高级研究专家6名，理事会成员除了负责日常管理外，还兼负着研究工作的任务。目前，理事会很多成员仍在一些最负盛名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任教，研究领域广泛。[3]同时，在大学工作的背景也帮助理事会成员更好地了解公共政策领域最前沿的研究进展，对接CPRE研究人员的需求并提供了有利的研究背景支持。苏珊·菲曼（Susan Fuhrman）教授是CPRE的创始人以及理事会主席，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美国国家教育学院院长、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副主席，研究重点包括教育研究的质量、教育问责制、政府间关系和基于标准的改革、教育政策及财政方面。乔纳森·苏波维兹（Jonathan Supovitz）教授不仅是教育政策研究联盟的执行主任，而且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生教育学院的教授，其研究领域包括教育有效性研究、教育领导力研究、学校教学实践研究、社区发展研究、评估性数据收集等方面。道格拉斯·雷迪（Douglas D.Ready）是教育政策研究联盟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联合主任，以及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的副教授。目前他还在《教育评估与政策分析》和《美国教育研究杂志》编辑委员会担任职员，他的研究成果在《美国教育研究期刊》《美国教育期刊》《师范学院学报》《高等教育研究》《早期儿童研究季刊》《早期教育与发展》等期刊上发表。
MPR董事会共有14人，其中5人具有研究背景。帕特里夏·金（Patricia A.King）于1991年加入MPR董事会，目前是乔治敦大学的荣誉教授，曾担任沃特豪斯大学法律、医学、伦理学公共政策教授及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兼职教授;南希·麦考（Nancy McCall）是MPR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政策评估、医疗保险、医药支付系统以及病患护理等方面;马修·萨尔加尼克（Matthew Salganik）作为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在计算机领域具有高深造诣，获得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以及罗素基金会的资助;史蒂文·施罗德（Steven A.Schroeder）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系健康与保健专业教授，医疗领域的杰出学者;南希·伯德萨尔（Nancy Birdsall）除任职于MPR董事会外，还担任MPR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工作，曾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担任高级助理以及经济改革项目主任，其研究领域涉及全球化、公平问题以及国际金融改革等方面。
SRI首席执行官威廉·杰弗里（William Jeffrey）曾任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主任、总统行政办公室国土和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主管、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高级技术办公室副主任和战术技术办公室的首席科学家。大卫·里德尔（David Liddle）在托莱多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在人机交互设计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获得皇家艺术学院高级研究员的殊荣。
2.领导团队成员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专业知识和人际关系网络 智库良好的内部和外部治理的实现，需要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专业知识和人际关系网络。尤其是对于智库领导团队成员来说，最好是各个领域的知名人士。
SRI董事会成员大多来自政界、商界、学界、军队的知名人士，包括前政府官员、著名社会学者、工业或金融业的巨头、行业协会的领导、企业高管、知名媒体技术人员以及军队人员，横跨多种职业的丰富背景经历使他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专业知识和人际关系网络。除了工作背景多元化外，这些领导也取得了很高的荣誉成就，11名董事会成员中有8名获得美国奖项和殊荣①，如“哈佛商学院杰出妇女奖”、“国防部杰出公共服务奖章”、“空军中将头衔”、“皇家艺术学院高级研究员荣誉”、“匹兹堡大学斯旺森工程学院杰出校友奖”、“美国上将头衔”、“航空航天女性终身成就奖”、《时代》杂志“50名网络精英”、《职业女性》杂志的“十大科技女性”等。高知名度领导团队的声誉打造了公司良好的形象，好的公共形象又向外界传递SRI的影响力。总体而言，SRI优秀的董事会对于吸引人才、产生新思想以及通过管理促使创意转化为意见和具体行动，以此吸引投资者提供更多财政资源非常重要。
MPR非常注重董事会成员的背景实力。MPR董事会成员基本上均是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如，简·斯卡凯蒂（Jane Scaccetti）在税务和金融服务方面具有40多年的经验;贾伊德普·巴贾杰（Jaideep Bajaj）在卫生保健领域享有国际声誉，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以及其他国家的客户甚至是高级领导人提供医药方面的咨询工作;南希·伯德萨尔（Nancy Birdsall）在世界银行政策研究与管理岗位工作14年之久，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担任3年经济改革项目主任;史蒂文·施罗德（Steven A.Schroeder）在医疗方面获得无数荣誉和奖励。
CPRE理事会成员均来自世界一流大学以及知名的研究机构，其扎实的教育专业知识以及良好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整体合力为CPRE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在CPRE的33项研究项目中，有16项是来自联邦教育署的资助，仅2005年一年就向CPRE提供了1800万美元的资助。[4]
（二）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开展问题导向研究，实现智库研究成果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
与大学相比，教育智库是为政府提供政策研究和咨询的机构，通过开展政策知识生产，为教育决策者提供政策知识和政策建议。美国教育智库研究者需要开展跨学科研究，进行政策知识生产。
1.以问题解决为中心，以项目为载体，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
教育智库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组建跨学科专案小组开展研究。问题是指在现实生活中需要研究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盾、疑难。教育智库在进行研究时体现出一种以问题为中心，以项目为载體，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的人才配置机制。
基于多领域、多来源问题的项目构建方式，三所智库在人才建设上打造跨学科团队进行研究。如表1所示，研究人员配置体现如下特点：（1）基于问题，组建项目团队，知识共享程度高。不同研究员从各自擅长和感兴趣的领域出发，组建初始研究团队，包括领导人员、系统开发与运行人员、数据收集与分析人员、政策分析与监测人员等。这些数据的获得离不开成员之间开展跨学科的合作，人才与人才之间的沟通交流渠道畅通。（2）基于问题，研究项目横向研究领域广。研究人员自身具有两个以上研究领域，研究视野宽泛，具有交叉复合知识结构。研究员自身的专长是否被项目需要是进入团队的条件，比如CPRE研究员菲利普·西里尼德斯（Philip Sirinides），MPR研究员尤哈·索伯格（Juha Sohlberg）、克莱尔·沃尔芬戴尔（Clare Wolfendale），SRI研究员玛丽·麦克劳肯（Mary McCracken）等人均是项目中的系统分析人员。（3）基于问题，研究项目纵向研究时间长。随着教育问题综合化、复杂化，政府对研究成果需求也日益提高。智库不能通过一个研究直接达到影响政府决策的目的，而是基于问题进行长期研究。
不难发现，跨学科团队的构建以解放人类思维固化为目标，达到人与人之间知识的碰撞，更加灵活地从多种研究视角审视教育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最终目的是缩小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学校改革以及教育计划或政策实施过程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2.依托多元的数据分析技术和方法开展实证研究
研究团队竞争实力强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通过多元化的分析技术和方法，结合研究问题实现跨学科的动态研究。以SRI“教育与学习”专项研究为例，在主任莎莉·格兰（Shari Golan）的带领下，“教育与学习”专项研究范围包括学生行为、幼儿学习与发展、数学学习、语言教育、教学质量、素养与语言艺术、残疾与包容、大学职业发展、STEM教育、教学质量、学校改革等方面。目前，为了给客户提供深入、客观、准确的研究结果，SRI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数据驱动的政策解决方案，共包括数据收集、数据分析、数据检验、数据驱动、技术支持以及产品研发等6个步骤[5]。在这套研究方案的指导下，SRI以兴趣为中心，以能力为依据，开展跨学科研究。1975年，《全民残疾儿童教育法》（现称《残疾人教育法》）通过，美国教育部急需收集全国残疾儿童数据信息，以监测政策实施情况。为获取每位残疾儿童清晰、准确的成长轨迹，SRI研究团队率先开展了国家纵向数据统计调查（NLTS）研究。残疾儿童纵向调查的研究领域包括残疾儿童的成长经历、残疾儿童教育、残疾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残疾儿童就业、未来成就等方方面面的事项，这些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又促使其他研究者进行多元化思考。目前，这项数据研究已经成为SRI检测特殊儿童获取服务质量的核心方法，由SRI研究团队持续更新了30多年，共获得6项研究成果，包括全国婴幼儿早期干预纵向调查（NEILS，1996-2007年）、学前儿童纵向调查、特殊教育纵向研究（SEELS，2000-2007年）、13-21岁儿童国家纵向衔接调查（NLTS，设计合同1984-1987年，研究合同1987-1993年）、13-16岁儿童国家纵向衔接研究（NLTS，2000-2011年）以及与RTI合作开展的2012NLTS第二期研究（2015-2022年），目前这6项成果指导着特殊教育、心理健康、社会职业发展等多领域的发展，同时也促进研究团队激发更大的创造性开展跨学科研究。 MPR专门设置了技术服务部门，将数据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领域的跨学科知识应用于高质量、高效果以行动为导向的分析[6]。基于一套研究范式包括高级分析、数据分析设计、基础数据采集、可视化和仪表盘、数据质量认证、统计结果、调查设计以及调查行动，采用先进的技术以及安全云基础设施为不同研究领域提供分析框架。特别是“云优先方法”目前被MPR广泛用于快速解决当前的问题。除此之外，MPR提供了一套创新性数据分析工具和方法来支持数据驱动的决策。（1）数据分析工具的使用。MPR非常注重研究工具的使用，拥有一套先进的研究设计和分析工具，比如RAPTER、e2i Coach、RCT-YESTM、VR Program Evaluation Coach等数据分析软件，基本上均面向政府部门、研究部门免费开放，通过以上数据工具可以将不同的研究数据录入系统，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为教育研究者提供更加便捷的方式评估教育政策，监控教育实施结果。（2）创新性分析方法的研发。MPR在研究中创新性地使用各种数据分析方法，旨在为学校、政府、基金会等不同机构提供更加满意的数据分析，比如应用网络分析、系统分析以及达成目标（Goal4 It！TM）分析法。以达成目标（Goal4 It！TM）分析法为例，“达成目标”分析法利用行为科学、神经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证据从更加多元化的角度为儿童和家庭提供改善策略。最初该研究方法专门为公共机构和需求供应商设计，但是在最后实施过程中这种分析方法被不同研究领域的人群使用。截止到2019年，这种分析方法已经被美国10个州的50多个社区使用[7]。
CPRE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系列严谨和创新的研究方法来调查当今教育中的紧迫问题。如“教学改进研究”项目[8]、“幼儿数据系统”项目[9]均是通过创新工具对数据进行高级分析，为教育改革以及政策制订提供策略。CPRE的研究人员在质量研究和评价方面也享有国际声誉，在开展实验性研究、大规模准实验性研究、定性研究和多州政策调查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如CPRE的执行主任罗纳森·苏波维兹（Jonathan A.Supovitz）除了对问责制和测试、教育领导与素质、教育者的准备与发展、治理与政策、政策与实务有深刻见解外，还是一名掌握多种定量研究方法的专家。
3.与利益相关者展开合作，跨越区域限制，实现研究成果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
将来自不同区域的专家联合起来，基于研究问题的复杂性，跨区域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工作，研究者通过与各方建立良性互动以提供更大的跨学科视角实现工作创新。
目前，MPR在全国共拥有9个办事处，2018年MPR收购了旨在以国际研究和数据收集为工作重点的EDI集团，以扩大海外项目。[10]研究范围涉及教育和劳动力发展、能源和气候、粮食和农业、健康和营养、社会保障、交通运输，以及水和卫生设施等领域，宽泛的研究领域要求研究员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开调查和研究。例如，在美国劳工部资助下，高级研究员阿曼达·贝蒂（Amanda Beatty）和艾文·博库姆（Evan Borkum）针对赞比亚大规模童工现象对赋权项目（EMPOWER）进行审查和评估，从而达到提高兒童入学率以及加强当地居民对于童工以及性别平等的认识。
无独有偶，SRI也建立了17所办事处与世界加强联系，除此之外，SRI与全球2000多家企业合作，并启动了50多家合资企业，总市值超过500亿。日本野村股份有限公司与SRI日本办事处合作，建立Nomura-SRI创新中心，NSRI创新中心的建立为日本企业与来自美国公司、大学、研究所的人才共同交流提供了平台，双方研究人员更容易进行知识创新。目前，NSRI在量子传感、量子计算、人工智能、仿真技术等合作领域开发创新性技术。
CPRE研究专家遍布全国，开放性的研究条件为CPRE研究员开展多州合作政策调查提供便利。目前，CPRE先后与康涅狄格州、密歇根州、内布拉斯加州、北卡罗来纳州、明尼苏达州、犹他州、佐治亚州、德克萨斯州等8个州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研究“幼儿数据系统”项目。[11]CPRE同样跨越文化差异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如，CPRE与凯南研究所合作开展“亚洲畅享科学项目”，CPRE宾夕法尼亚课题组开展关于“巴西国家公共课程基础项目”研究等等。
基于跨学科的知识配置属性要求，教育智库需要解决为基金会、政府机构、各州以及学区决策咨询服务，在进行政策主题研究时，研究人员不应受传统学科约束。通过对以上三个智库的分析，教育智库通过依托多元的数据分析技术和方法，围绕现实问题，与利益相关者展开合作与行动，通过打破学科藩篱，开阔专业视野，跨越区域限制的渠道，最终实现扩大学科研究视角，围绕多学科审视教育发展，实现研究成果与社会需求有效对接的目的。目前，教育智库以多学科研究的教育政策问题为研究对象，为公共政策发展提供巨大的服务功能仍是教育智库发展的主流方向。
（三）建设高水平的专业管理团队，提高中层管理者的服务能力
教育智库员工因知识生产凝聚在一起，基于问题解决的知识生产方式，需要自由的研究环境。为了避免研究人员处于无序混乱的研究状态，智库管理人员责任的明确对于增强研究人员的研究使命感，监测项目研究规划进程，保障研究成果质量是非常重要的事项。为了减轻行政工作对于研究人员的冲击，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教育智库专门建设高水平的专业管理团队为研究人员服务，这种行政服务模式运行实质是就广泛事宜的行政工作通过以项目管理人员为中介，以专项研究为对接点，实现行政管理人员与研究人员双向沟通。
MPR高级管理者在首席执行官的领导下开展8大领域的管理工作，如图1所示，高级管理人员根据职能分为不同的服务领域，其中商务管理、行政管理、财务管理、信息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属于行政管理范畴，负责这几大领域的管理人员定位为行政管理者;MPR重点研究领域分为卫生研究、人类服务研究以及国际研究，负责项目管理的人员定位为项目管理者。公司整体运营管理事务由首席执行官向董事会负责。MPR管理人员从行政管理到项目管理涉及方方面面的服务工作，营造了行政职责广泛的管理“大结构”。行政管理者的职业要求可以体现出这一特点。首席执行官制定公司发展战略、塑造公司价值、定位公司发展标准、监督公司运转、负责公司管理等工作;首席行政官负责领导和管理公司的行政职能，包括通信、人力资源、IT、法律和战略业务发展;首席商务官负责MPR业务发展、客户关系以及员工培训、行政数据录入等;首席信息官负责监督MPR信息系统的维护和升级，为内部员工和外部客户提供技术支持;首席财务官负责公司资金的运行情况、内部财政审计、公司风险评估、员工薪资管理等。但是，在具体项目管理方面，MPR项目管理人员又为研究人员营造更适合研究的“小环境”。每一个专项研究都设有经理（总监）一职，同一研究领域不同研究方向设置不同主任。MPR主任均由资深研究员兼任，这种人员安排可以为研究员提供更好的服务，减少行政冲击。一方面，主任可以根据项目研究人才需求、经费需求以及技术需求与经理沟通，由经理与项目外人力、财政等专职行政人员沟通解决项目基本需求;另一方面，主任掌握一手的研究成果，由经理与项目外合同管理主任、公共关系主任联系，更好地将研究传播出去。 SRI高级管理团队包括实验室和中心主管共有36名（含首席执行官1名）。其中，行政高管（8人）主要负责战略制定、财政规划、人力资源、法律咨询、业务沟通、公共关系、信息系统等方面;项目高管（28人）作为架起行政与研究沟通的桥梁，负责研究项目的运行和管理③。SRI在项目管理人员数量安排上人数比重较大，这与SRI多元化的专项研究领域有关。SRI共有14个专项研究，如图2所示，每个研究专项基本都设有1名总监，以及1-3名主任。其中有些专项研究共用一名总监，如伊恩·科林（Ian M.Colrain）是生物医学开发研究与生物科学研究的共同总监;威廉·马克（William Mark）同时是计算机影像、人工智能、计算机与信息科学以及语音技术研究的总监;史蒂夫·佩纳（Steve Perna）是影像系统和国家安全专项研究的项目负责人等。SRI项目总监的安排更加体现出管理人员的精简性，多个领域共享一个总监可避免不必要的人员重复设置，同时针对不同项目设置不同主任也展现出对围绕项目提供行政服务的针对性。
CPRE管理工作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负责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如出版和分发出版物、组织和安排各种会议，维护联盟网站等。[13]项目管理工作主要由主任以及一些资深研究员负责。在项目外部的复杂行政管理事务下，CPRE行政管理人员通过多层次管理人员相互配合，传递研究成果。以CPRE公共关系方面的行政管理者为例，CPRE设有通信联络官、多媒体通信主管以及通信管理协调员三种职位。布里盖特·戈德哈恩（Bridget Goldhahn）是CPRE通信联络官，主要基于战略的高度对GPRE在网站管理、多媒体通信、品牌策划、营销策略等领域进行各方面较为宽泛的指导安排;CPRE媒体通信主管吉斯·赫米勒（Keith Heumiller）负责网站的执行编辑兼多媒体通信工作;乔恩·克雷森佐（Jon Crescenzo）是CPRE通信管理協调员，通过更加细节性的实践管理为CPRE提供全方位的管理支持。多层次管理人员通过相互配合，在管理领域多方互补，更有利于教育智库孕育良好的研究。
通过对三所教育智库的管理人员进行分析，可知教育智库管理工作已渗透到项目内部，从一个项目的开始、实施到结束均有管理人员全程“保驾护航”。教育智库管理工作的实施运行仍旧以减少对研究工作的干扰为第一原则。项目管理者作为管理和研究兼备的特殊人才，往往肩负起与外界更宽泛行政事务对接的任务，起到连接管理工作和研究工作的中间桥梁作用。教育智库管理服务工作通过行政管理者、项目管理者以及研究者的协同合作保障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美国教育智库的管理机制
人才配置是教育智库生存、发展的基础，教育智库在建立合理的人才队伍后，还需要构建完善的管理机制。教育智库通过建立选聘、培养、激励、沟通交流的管理机制，提升了教育智库的竞争力，体现了美国教育智库交互性、协作性、灵活性和高效性特点。
（一）交互性的人才选聘机制
“旋转门”为智库和政府建立双向流通通道。美国政府每一次总统换届都会产生大量空缺，虽然这些空缺一部分由前政府官员继续任职，考虑到政策知识创新需要，政府会聘请一批非政府专业的智库人才。同时离职政府官员可以加入智库组织，并为智库带去丰富的政府执行管理经验。其结果是形成“智库—政府—智库”的旋转门。MPR董事会成员拉文·康斯尔（LaVerne H.Council）是联邦政府内阁级的首位女性CIO，MPR高级管理人员中有12位曾在政府部门任职⑤;SRI首席执行官威廉·杰弗里（William Jeffrey）在乔治·W·布什政府任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主任，在总统行政办公室担任国土与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主管;CPRE理事会成员汤姆·科克伦（Tom Corcoran）曾担任新泽西州州长教育政策顾问、新泽西教育部办公室主任。除此之外，为了与政府建立良好的人才流动关系，教育智库还会接受政府部门委托管理的合作。有效教学策略网（WWC）是美国教育部下属的教育科学研究所建立的旨在收集、审查和报告有关教育干预措施项目的研究中心。2007年，受教育科学研究所委托，WWC由MPR组建的多元化管理团队负责运营，通过制定研究标准、增强研究WWC审查数量、提高中心透明度、加强与外界的沟通联系等种种方案，促进WWC的教育研究审查工作。
（二）合理的人才协作机制
为了解决复杂性和重大战略性问题，教育智库人员均需多学科、多领域人员参与。在研究人才组织方面，教育智库除了需要智库内部的全职人员外，还需要从外部吸引优秀研究人员，综合运用兼职人员、杰出的访问学者，由内外部学者共同参与完成具体项目。如，CPRE大部分研究均是围绕问题组建研究小组，在研究完成后，小组成员即回到自己岗位。智库的这种团队研究模式为智库培养人才发挥很大的促进作用。首先，项目小组成员由不同部门、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研究领域组成，有利于促进研究人员之间的学术思想交流与碰撞。其次，顶尖学术带头人对于其他成员来说也是学习的榜样，起到导师的作用，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初级研究员通过一次项目研究可以收获丰富的实地研究经验。教育智库除了通过灵活的组织机制组建强大的研究团队外，还需要优秀的管理团队搭配合作。MPR和SRI作为员工人数超过1000人的大型智库，管理人员人数众多，管理项目全面，在经理、主任、沟通人员以及行政人员的支持下，研究团队才能在无干扰的环境中专心研究。CPRE受组织规模影响，管理人数没有前二者多，但是CPRE执行主任、合作主任除了维护智库形象外，也担负起研究管理工作以及与各方沟通工作，通过协同合作，正确分工，为研究成果的产生和传播提供助力。
（三）开放的人才交流机制
教育智库非常重视与政策研究者，如学校校长、大学学者、政府行政人员之间的交流，通过搭建相互沟通和学习的平台建立简单快捷的网络连接，使智库组织不受地域空间限制，在地方、州、国家甚至国际层面实现与其他学者的沟通交流。以CPRE为例，在乔纳森·苏波维兹（Donathan Supovitz）的带领下CPRE建立知识中心（CPRE Hub），这是一个可供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和实践者通过讨论的方式为解决共同目标承担着创新知识重任的在线交流平台;除此之外，针对教育政策的运行实施，中心每周均会召开例会对顶尖研究人员进行访谈，探讨教育发展的最新趋势，进一步为改善教育系统提供意见。MPR与政府官员、赞助商、研究机构科研人员、大学学者，从幼儿教育保障体系到退休养老金体系的完善建立广泛的沟通联系。SRI通过内部工作会议以及外部交流会议，以参加电视媒体访谈或者国际会议、小组讨论会等途径与各界利益相关者沟通交流，媒体通信管理者将讨论的内容以文字、视频、政策简报的形式发布在网上，扩大研究成果的传播范围。开放的人才交流机制有助于大家着手解决同一问题，通过高效的沟通协作机制强化了研究和实践的动态交流，充分利用各类专业知识，为教育发展提供最有影响力的分析。 （四）高效的人才激励机制
在管理中除了要考虑选拔高素质人才外，还要考虑如何激励教育智库员工，调动员工积极性，为教育智库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激励包括多方面的奖励，既包括物质方面，也包括精神方面。不论精神方面还是物质方面的奖励均是对每位员工实现自身需求的一种满足。三所智库的人才激励机制主要包括：（1）高额工资。大型智库高级员工的薪酬能达到10万美元一年，高级执行官的薪酬通常在20万到60万美元之间，甚至高于60万美元。[14]高额的薪资待遇是智库激励人才的基本途径。（2）优厚福利。SRI在职员工从来不加班，享有退休金、医疗保险、意外保险、儿童保育、老人护理服务，每年除了享受12个假期外，还有3-5周的年假，在娱乐、生活项目上享受优惠，健身场所免费向员工开放，并提供健身专家指导服务等。CPRE及MPR同样为员工及家人提供健康福利、儿童教育、保险福利、带薪假期等福利，MPR员工还可以参加雇员股权计划，所有符合条件的MPR员工可通过该计划获得公司股份。（3）健康的工作环境。解决员工工作中因个人问题、家庭矛盾、人际关系带来的困扰，如CPRE的工作场所福利、MPR个人援助福利以及SRI定期工作疏导服务等。（4）个人深造机会。为实习的员工提供各种培训和指导的机会，包括参加研讨会、撰写报告等。如，SRI参与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大学生研究经验计划，MPR的学费补助计划以及夏季奖学金计划，CPRE为员工及其家人、子女深造学习提供学费减免福利。不同的激励待遇，目的均是为了激发员工工作的热情，全体员工统一思想共同为教育智库发展创造自身价值。
四、启示
第一，基于智库知识生产和知识运用的特征有效配置人才资源。教育智库以服务于国家教育发展战略和教育重大问题解决为导向，因此，不同于传统的学术机构拘泥于象牙塔式的知识生产，教育智库知识生产必须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知识生产模式已经由传统学科知识生产转化为生产应用性跨学科知识为主。跨学科、多元化、专业性是教育智库知识生产的核心价值，这三个价值与教育智库紧密联系，决定了教育智库人才配置的方向，需要突出灵活性、协作性、开放性的特点，真正将教育智库打造为一个由專业学者和专业知识形成的人才网和信息库，以增强董事会的领导力、塑造研究人员的问题意识、培养管理人员的服务性为推进轴，以知识的跨学科性、学科背景的多样性、人才来源的专业化为依托点，全方位打造教育智库人才队伍。除此之外，物质奖励也是教育智库管理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唯有自身物质保障需求得到满足，才能留住人才，实现教育智库的功能需求。
第二，教育智库建立卓越而稳定的领导团队，确保智库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教育智库内部通常由首席执行官领导并负责管理智库的日常事务，确保智库使命的执行。教育智库领导团队成员具备了公共政策制定、社会科学研究、事务管理等方面的丰富经验，拥有良好社会关系的领导在社会上也享有声誉。除此之外，智库领导人具有长远的战略视野，充分考虑了员工的文化关怀，让员工拥有强烈的组织归属感，激发教育智库员工的创造力。基于多元化知识生产需求，智库领导团队成员能够将来自不同种族背景、文化、能力和经验的员工团结起来，在制定教育智库发展规划时往往基于一个核心价值增强不同成员对于智库组织机构的认同。在长期的组织发展过程中这种核心价值会内化为教育智库的文化，一种内在组织精神。在这种共同的文化、精神的驱动下智库员工会形成共同观念的情感纽带，这种情感纽带促使智库员工牢牢地凝聚在一起工作。
第三，不同类型的教育智库人才配置应该体现差异性。一般而言，教育智库从政策研究和事务管理两个方面进行人才配置。政策研究人员一般分为高级研究员（常驻研究员）、研究员、访问学者。事务管理方面，除了智库的领导层外，管理团队主要负责智库的财务、外联、人力资源等日常管理工作。但是，依附于高校的教育智库，领导团队成员任职方面更应该注重学术型管理者的配置，研究团队人员主要由来自高校的专家学者组成;作为独立的教育研究智库，领导团队成员大多来自政界、商界、学界的精英，他们更多的是为教育智库带来一种社会声誉。研究人员背景多元、来源多元、研究领域宽泛，管理团队服务领域同样包含方方面面，为研究团队减轻行政负担、营造良好的研究环境。
注释：
①此数据根据SRI网站内容整理。
②根据CPRE、MPR、SRI网站公布的员工信息和项目相关信息整理。
③此数据根据SRI网站内容整理。
④此数据根据SRI网站内容整理。
⑤此数据根据MPR网站内容整理。
参考文献：
[1]JAMES M.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cholarly Commons，2019：152-153.
[2]ANDREW R.Think Tanks，Public Policy，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11.
[3]Researcher[EB/OL].（2020-12-20）.https：//www.cpre.org/researchers.
[4][13]黄忠敬.美国教育的“智库”及其影响力[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29（13）：20-23.
[5]Education learning[EB/OL].（2020-12-25）.https：//www.sri.com/education-learning/.
[6]Data analytics[EB/OL].（2020-12-25）.https：//www.mathematica.org/services/data-analytics.
[7]Goal4-it[EB/OL].（2020-12-27）.https：//www.mathematica.org/features/goal4-it.
[8]Study instructional improvement[EB/OL].（2020-12-27）.http：//www.cpre.org/study-instructional-improvement.
[9][11]Ecdataworks[EB/OL].（2020-12-27）.https：// www.cpre.org/ecdataworks.
[10]About EDI[EB/OL].（2020-12-20）.https：//www.mathematica.org/ about-mathematica/ overview/ about-edi.
[12]Staff[EB/OL].（2020-12-20）.https：//www.mathematica.org/about-mathematica/our-people/staff.
[14]The Great Think Tank Bubble[EB/OL].（2020-12-22）.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12381/salary-inflation-beltway-think-tanks.
（责任编辑 陈志萍）
收稿日期：2021-07-12
作者简介：蒋观丽，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文少保，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问学者。（南京/210095）
本文系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世界一流大学智库影响力生成的美国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21YJA880066）的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美国;世界一流教育智库;人才配置;管理机制
一、引言
智库通过生产高质量的政策知识为政府决策服务，为社会民众提供公共信息。为了解决复杂社会问题，传统意义上依赖特定单一学科的封闭式知识生产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政府决策的知识需求，智库需要基于问题解决导向的知识生产模式，集合不同学科领域研究者的专业知识开展跨学科研究。因此，智库的政策知识生产需要科学合理的人才配置和管理机制。
美国是世界一流智库的聚集地。据统计，美国拥有1871所智库，约占世界智库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些智库既有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传统基金会等世界一流的综合性智库，也有专门研究教育、科技、环保政策等专业性智库。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20年全球智库报告（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全球前30名顶尖教育智库中美国就占14个[1]。本文从美国14个全球顶尖教育智库中选取3个教育智库，分别是斯坦福国际教育政策中心（Center for Education Policy，SRI International，简称SRI）、数学政策研究所（Mathematica Policy Research，简称MPR）、教育政策研究联盟（Consortium for Policy Research in Education，简称CPRE），通过对这3个教育智库的分析探究教育智库的人才配置和管理机制，对于促进我国教育智库的建设和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美国教育智库人才配置的特征
安德鲁·里奇认为：“智库通过生产专业知识和思想观念，并借此影响政策制定过程。”[2]因此，如何让智库专家不断产生政策思想和政策建议，科学合理的人才配置和管理机制非常重要。
（一）建设具有多元化研究领域背景的领导团队，塑造领导团队的卓越性
1.教育智库领导者具有多元化研究领域背景
美国教育智库领导团队不仅具有高瞻远瞩的发展思维和治理战略眼光，而且领导成员多数具有多元化研究领域背景，对教育改进和发展事业抱有极大的热情。以CPRE为例，CPRE理事会成员共有9名，其中主任1名，执行主任1名，联合主任1名，高级研究专家6名，理事会成员除了负责日常管理外，还兼负着研究工作的任务。目前，理事会很多成员仍在一些最负盛名的大学或研究机构任教，研究领域广泛。[3]同时，在大学工作的背景也帮助理事会成员更好地了解公共政策领域最前沿的研究进展，对接CPRE研究人员的需求并提供了有利的研究背景支持。苏珊·菲曼（Susan Fuhrman）教授是CPRE的创始人以及理事会主席，曾任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美国国家教育学院院长、美国教育研究协会副主席，研究重点包括教育研究的质量、教育问责制、政府间关系和基于标准的改革、教育政策及财政方面。乔纳森·苏波维兹（Jonathan Supovitz）教授不仅是教育政策研究联盟的执行主任，而且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生教育学院的教授，其研究领域包括教育有效性研究、教育领导力研究、学校教学实践研究、社区发展研究、评估性数据收集等方面。道格拉斯·雷迪（Douglas D.Ready）是教育政策研究联盟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联合主任，以及哥伦比亚师范学院的副教授。目前他还在《教育评估与政策分析》和《美国教育研究杂志》编辑委员会担任职员，他的研究成果在《美国教育研究期刊》《美国教育期刊》《师范学院学报》《高等教育研究》《早期儿童研究季刊》《早期教育与发展》等期刊上发表。
MPR董事会共有14人，其中5人具有研究背景。帕特里夏·金（Patricia A.King）于1991年加入MPR董事会，目前是乔治敦大学的荣誉教授，曾担任沃特豪斯大学法律、医学、伦理学公共政策教授及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系兼职教授;南希·麦考（Nancy McCall）是MPR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政策评估、医疗保险、医药支付系统以及病患护理等方面;马修·萨尔加尼克（Matthew Salganik）作为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在计算机领域具有高深造诣，获得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卫生研究院以及罗素基金会的资助;史蒂文·施罗德（Steven A.Schroeder）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系健康与保健专业教授，医疗领域的杰出学者;南希·伯德萨尔（Nancy Birdsall）除任职于MPR董事会外，还担任MPR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工作，曾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担任高级助理以及经济改革项目主任，其研究领域涉及全球化、公平问题以及国际金融改革等方面。
SRI首席执行官威廉·杰弗里（William Jeffrey）曾任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主任、总统行政办公室国土和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主管、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高级技术办公室副主任和战术技术办公室的首席科学家。大卫·里德尔（David Liddle）在托莱多大学获得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在人机交互设计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获得皇家艺术学院高级研究员的殊荣。
2.领导团队成员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专业知识和人际关系网络 智库良好的内部和外部治理的实现，需要具备强大的经济实力、专业知识和人际关系网络。尤其是对于智库领导团队成员来说，最好是各个领域的知名人士。
SRI董事会成员大多来自政界、商界、学界、军队的知名人士，包括前政府官员、著名社会学者、工业或金融业的巨头、行业协会的领导、企业高管、知名媒体技术人员以及军队人员，横跨多种职业的丰富背景经历使他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专业知识和人际关系网络。除了工作背景多元化外，这些领导也取得了很高的荣誉成就，11名董事会成员中有8名获得美国奖项和殊荣①，如“哈佛商学院杰出妇女奖”、“国防部杰出公共服务奖章”、“空军中将头衔”、“皇家艺术学院高级研究员荣誉”、“匹兹堡大学斯旺森工程学院杰出校友奖”、“美国上将头衔”、“航空航天女性终身成就奖”、《时代》杂志“50名网络精英”、《职业女性》杂志的“十大科技女性”等。高知名度领导团队的声誉打造了公司良好的形象，好的公共形象又向外界传递SRI的影响力。总体而言，SRI优秀的董事会对于吸引人才、产生新思想以及通过管理促使创意转化为意见和具体行动，以此吸引投资者提供更多财政资源非常重要。
MPR非常注重董事会成员的背景实力。MPR董事会成员基本上均是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如，简·斯卡凯蒂（Jane Scaccetti）在税务和金融服务方面具有40多年的经验;贾伊德普·巴贾杰（Jaideep Bajaj）在卫生保健领域享有国际声誉，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墨西哥以及其他国家的客户甚至是高级领导人提供医药方面的咨询工作;南希·伯德萨尔（Nancy Birdsall）在世界银行政策研究与管理岗位工作14年之久，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担任3年经济改革项目主任;史蒂文·施罗德（Steven A.Schroeder）在医疗方面获得无数荣誉和奖励。
CPRE理事会成员均来自世界一流大学以及知名的研究机构，其扎实的教育专业知识以及良好的社会关系所带来的整体合力为CPRE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援助。在CPRE的33项研究项目中，有16项是来自联邦教育署的资助，仅2005年一年就向CPRE提供了1800万美元的资助。[4]
（二）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开展问题导向研究，实现智库研究成果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
与大学相比，教育智库是为政府提供政策研究和咨询的机构，通过开展政策知识生产，为教育决策者提供政策知识和政策建议。美国教育智库研究者需要开展跨学科研究，进行政策知识生产。
1.以问题解决为中心，以项目为载体，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
教育智库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组建跨学科专案小组开展研究。问题是指在现实生活中需要研究讨论并加以解决的矛盾、疑难。教育智库在进行研究时体现出一种以问题为中心，以项目为载體，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的人才配置机制。
基于多领域、多来源问题的项目构建方式，三所智库在人才建设上打造跨学科团队进行研究。如表1所示，研究人员配置体现如下特点：（1）基于问题，组建项目团队，知识共享程度高。不同研究员从各自擅长和感兴趣的领域出发，组建初始研究团队，包括领导人员、系统开发与运行人员、数据收集与分析人员、政策分析与监测人员等。这些数据的获得离不开成员之间开展跨学科的合作，人才与人才之间的沟通交流渠道畅通。（2）基于问题，研究项目横向研究领域广。研究人员自身具有两个以上研究领域，研究视野宽泛，具有交叉复合知识结构。研究员自身的专长是否被项目需要是进入团队的条件，比如CPRE研究员菲利普·西里尼德斯（Philip Sirinides），MPR研究员尤哈·索伯格（Juha Sohlberg）、克莱尔·沃尔芬戴尔（Clare Wolfendale），SRI研究员玛丽·麦克劳肯（Mary McCracken）等人均是项目中的系统分析人员。（3）基于问题，研究项目纵向研究时间长。随着教育问题综合化、复杂化，政府对研究成果需求也日益提高。智库不能通过一个研究直接达到影响政府决策的目的，而是基于问题进行长期研究。
不难发现，跨学科团队的构建以解放人类思维固化为目标，达到人与人之间知识的碰撞，更加灵活地从多种研究视角审视教育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最终目的是缩小学生学习、教师教学、学校改革以及教育计划或政策实施过程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
2.依托多元的数据分析技术和方法开展实证研究
研究团队竞争实力强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通过多元化的分析技术和方法，结合研究问题实现跨学科的动态研究。以SRI“教育与学习”专项研究为例，在主任莎莉·格兰（Shari Golan）的带领下，“教育与学习”专项研究范围包括学生行为、幼儿学习与发展、数学学习、语言教育、教学质量、素养与语言艺术、残疾与包容、大学职业发展、STEM教育、教学质量、学校改革等方面。目前，为了给客户提供深入、客观、准确的研究结果，SRI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数据驱动的政策解决方案，共包括数据收集、数据分析、数据检验、数据驱动、技术支持以及产品研发等6个步骤[5]。在这套研究方案的指导下，SRI以兴趣为中心，以能力为依据，开展跨学科研究。1975年，《全民残疾儿童教育法》（现称《残疾人教育法》）通过，美国教育部急需收集全国残疾儿童数据信息，以监测政策实施情况。为获取每位残疾儿童清晰、准确的成长轨迹，SRI研究团队率先开展了国家纵向数据统计调查（NLTS）研究。残疾儿童纵向调查的研究领域包括残疾儿童的成长经历、残疾儿童教育、残疾儿童心理健康问题、残疾儿童就业、未来成就等方方面面的事项，这些交叉领域的研究成果又促使其他研究者进行多元化思考。目前，这项数据研究已经成为SRI检测特殊儿童获取服务质量的核心方法，由SRI研究团队持续更新了30多年，共获得6项研究成果，包括全国婴幼儿早期干预纵向调查（NEILS，1996-2007年）、学前儿童纵向调查、特殊教育纵向研究（SEELS，2000-2007年）、13-21岁儿童国家纵向衔接调查（NLTS，设计合同1984-1987年，研究合同1987-1993年）、13-16岁儿童国家纵向衔接研究（NLTS，2000-2011年）以及与RTI合作开展的2012NLTS第二期研究（2015-2022年），目前这6项成果指导着特殊教育、心理健康、社会职业发展等多领域的发展，同时也促进研究团队激发更大的创造性开展跨学科研究。 MPR专门设置了技术服务部门，将数据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领域的跨学科知识应用于高质量、高效果以行动为导向的分析[6]。基于一套研究范式包括高级分析、数据分析设计、基础数据采集、可视化和仪表盘、数据质量认证、统计结果、调查设计以及调查行动，采用先进的技术以及安全云基础设施为不同研究领域提供分析框架。特别是“云优先方法”目前被MPR广泛用于快速解决当前的问题。除此之外，MPR提供了一套创新性数据分析工具和方法来支持数据驱动的决策。（1）数据分析工具的使用。MPR非常注重研究工具的使用，拥有一套先进的研究设计和分析工具，比如RAPTER、e2i Coach、RCT-YESTM、VR Program Evaluation Coach等数据分析软件，基本上均面向政府部门、研究部门免费开放，通过以上数据工具可以将不同的研究数据录入系统，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为教育研究者提供更加便捷的方式评估教育政策，监控教育实施结果。（2）创新性分析方法的研发。MPR在研究中创新性地使用各种数据分析方法，旨在为学校、政府、基金会等不同机构提供更加满意的数据分析，比如应用网络分析、系统分析以及达成目标（Goal4 It！TM）分析法。以达成目标（Goal4 It！TM）分析法为例，“达成目标”分析法利用行为科学、神经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证据从更加多元化的角度为儿童和家庭提供改善策略。最初该研究方法专门为公共机构和需求供应商设计，但是在最后实施过程中这种分析方法被不同研究领域的人群使用。截止到2019年，这种分析方法已经被美国10个州的50多个社区使用[7]。
CPRE研究人员采用了一系列严谨和创新的研究方法来调查当今教育中的紧迫问题。如“教学改进研究”项目[8]、“幼儿数据系统”项目[9]均是通过创新工具对数据进行高级分析，为教育改革以及政策制订提供策略。CPRE的研究人员在质量研究和评价方面也享有国际声誉，在开展实验性研究、大规模准实验性研究、定性研究和多州政策调查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如CPRE的执行主任罗纳森·苏波维兹（Jonathan A.Supovitz）除了对问责制和测试、教育领导与素质、教育者的准备与发展、治理与政策、政策与实务有深刻见解外，还是一名掌握多种定量研究方法的专家。
3.与利益相关者展开合作，跨越区域限制，实现研究成果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
将来自不同区域的专家联合起来，基于研究问题的复杂性，跨区域开展跨学科的研究工作，研究者通过与各方建立良性互动以提供更大的跨学科视角实现工作创新。
目前，MPR在全国共拥有9个办事处，2018年MPR收购了旨在以国际研究和数据收集为工作重点的EDI集团，以扩大海外项目。[10]研究范围涉及教育和劳动力发展、能源和气候、粮食和农业、健康和营养、社会保障、交通运输，以及水和卫生设施等领域，宽泛的研究领域要求研究员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5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开调查和研究。例如，在美国劳工部资助下，高级研究员阿曼达·贝蒂（Amanda Beatty）和艾文·博库姆（Evan Borkum）针对赞比亚大规模童工现象对赋权项目（EMPOWER）进行审查和评估，从而达到提高兒童入学率以及加强当地居民对于童工以及性别平等的认识。
无独有偶，SRI也建立了17所办事处与世界加强联系，除此之外，SRI与全球2000多家企业合作，并启动了50多家合资企业，总市值超过500亿。日本野村股份有限公司与SRI日本办事处合作，建立Nomura-SRI创新中心，NSRI创新中心的建立为日本企业与来自美国公司、大学、研究所的人才共同交流提供了平台，双方研究人员更容易进行知识创新。目前，NSRI在量子传感、量子计算、人工智能、仿真技术等合作领域开发创新性技术。
CPRE研究专家遍布全国，开放性的研究条件为CPRE研究员开展多州合作政策调查提供便利。目前，CPRE先后与康涅狄格州、密歇根州、内布拉斯加州、北卡罗来纳州、明尼苏达州、犹他州、佐治亚州、德克萨斯州等8个州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研究“幼儿数据系统”项目。[11]CPRE同样跨越文化差异开展国际合作研究，如，CPRE与凯南研究所合作开展“亚洲畅享科学项目”，CPRE宾夕法尼亚课题组开展关于“巴西国家公共课程基础项目”研究等等。
基于跨学科的知识配置属性要求，教育智库需要解决为基金会、政府机构、各州以及学区决策咨询服务，在进行政策主题研究时，研究人员不应受传统学科约束。通过对以上三个智库的分析，教育智库通过依托多元的数据分析技术和方法，围绕现实问题，与利益相关者展开合作与行动，通过打破学科藩篱，开阔专业视野，跨越区域限制的渠道，最终实现扩大学科研究视角，围绕多学科审视教育发展，实现研究成果与社会需求有效对接的目的。目前，教育智库以多学科研究的教育政策问题为研究对象，为公共政策发展提供巨大的服务功能仍是教育智库发展的主流方向。
（三）建设高水平的专业管理团队，提高中层管理者的服务能力
教育智库员工因知识生产凝聚在一起，基于问题解决的知识生产方式，需要自由的研究环境。为了避免研究人员处于无序混乱的研究状态，智库管理人员责任的明确对于增强研究人员的研究使命感，监测项目研究规划进程，保障研究成果质量是非常重要的事项。为了减轻行政工作对于研究人员的冲击，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教育智库专门建设高水平的专业管理团队为研究人员服务，这种行政服务模式运行实质是就广泛事宜的行政工作通过以项目管理人员为中介，以专项研究为对接点，实现行政管理人员与研究人员双向沟通。
MPR高级管理者在首席执行官的领导下开展8大领域的管理工作，如图1所示，高级管理人员根据职能分为不同的服务领域，其中商务管理、行政管理、财务管理、信息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属于行政管理范畴，负责这几大领域的管理人员定位为行政管理者;MPR重点研究领域分为卫生研究、人类服务研究以及国际研究，负责项目管理的人员定位为项目管理者。公司整体运营管理事务由首席执行官向董事会负责。MPR管理人员从行政管理到项目管理涉及方方面面的服务工作，营造了行政职责广泛的管理“大结构”。行政管理者的职业要求可以体现出这一特点。首席执行官制定公司发展战略、塑造公司价值、定位公司发展标准、监督公司运转、负责公司管理等工作;首席行政官负责领导和管理公司的行政职能，包括通信、人力资源、IT、法律和战略业务发展;首席商务官负责MPR业务发展、客户关系以及员工培训、行政数据录入等;首席信息官负责监督MPR信息系统的维护和升级，为内部员工和外部客户提供技术支持;首席财务官负责公司资金的运行情况、内部财政审计、公司风险评估、员工薪资管理等。但是，在具体项目管理方面，MPR项目管理人员又为研究人员营造更适合研究的“小环境”。每一个专项研究都设有经理（总监）一职，同一研究领域不同研究方向设置不同主任。MPR主任均由资深研究员兼任，这种人员安排可以为研究员提供更好的服务，减少行政冲击。一方面，主任可以根据项目研究人才需求、经费需求以及技术需求与经理沟通，由经理与项目外人力、财政等专职行政人员沟通解决项目基本需求;另一方面，主任掌握一手的研究成果，由经理与项目外合同管理主任、公共关系主任联系，更好地将研究传播出去。 SRI高级管理团队包括实验室和中心主管共有36名（含首席执行官1名）。其中，行政高管（8人）主要负责战略制定、财政规划、人力资源、法律咨询、业务沟通、公共关系、信息系统等方面;项目高管（28人）作为架起行政与研究沟通的桥梁，负责研究项目的运行和管理③。SRI在项目管理人员数量安排上人数比重较大，这与SRI多元化的专项研究领域有关。SRI共有14个专项研究，如图2所示，每个研究专项基本都设有1名总监，以及1-3名主任。其中有些专项研究共用一名总监，如伊恩·科林（Ian M.Colrain）是生物医学开发研究与生物科学研究的共同总监;威廉·马克（William Mark）同时是计算机影像、人工智能、计算机与信息科学以及语音技术研究的总监;史蒂夫·佩纳（Steve Perna）是影像系统和国家安全专项研究的项目负责人等。SRI项目总监的安排更加体现出管理人员的精简性，多个领域共享一个总监可避免不必要的人员重复设置，同时针对不同项目设置不同主任也展现出对围绕项目提供行政服务的针对性。
CPRE管理工作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研究生院负责日常的行政管理工作，如出版和分发出版物、组织和安排各种会议，维护联盟网站等。[13]项目管理工作主要由主任以及一些资深研究员负责。在项目外部的复杂行政管理事务下，CPRE行政管理人员通过多层次管理人员相互配合，传递研究成果。以CPRE公共关系方面的行政管理者为例，CPRE设有通信联络官、多媒体通信主管以及通信管理协调员三种职位。布里盖特·戈德哈恩（Bridget Goldhahn）是CPRE通信联络官，主要基于战略的高度对GPRE在网站管理、多媒体通信、品牌策划、营销策略等领域进行各方面较为宽泛的指导安排;CPRE媒体通信主管吉斯·赫米勒（Keith Heumiller）负责网站的执行编辑兼多媒体通信工作;乔恩·克雷森佐（Jon Crescenzo）是CPRE通信管理協调员，通过更加细节性的实践管理为CPRE提供全方位的管理支持。多层次管理人员通过相互配合，在管理领域多方互补，更有利于教育智库孕育良好的研究。
通过对三所教育智库的管理人员进行分析，可知教育智库管理工作已渗透到项目内部，从一个项目的开始、实施到结束均有管理人员全程“保驾护航”。教育智库管理工作的实施运行仍旧以减少对研究工作的干扰为第一原则。项目管理者作为管理和研究兼备的特殊人才，往往肩负起与外界更宽泛行政事务对接的任务，起到连接管理工作和研究工作的中间桥梁作用。教育智库管理服务工作通过行政管理者、项目管理者以及研究者的协同合作保障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美国教育智库的管理机制
人才配置是教育智库生存、发展的基础，教育智库在建立合理的人才队伍后，还需要构建完善的管理机制。教育智库通过建立选聘、培养、激励、沟通交流的管理机制，提升了教育智库的竞争力，体现了美国教育智库交互性、协作性、灵活性和高效性特点。
（一）交互性的人才选聘机制
“旋转门”为智库和政府建立双向流通通道。美国政府每一次总统换届都会产生大量空缺，虽然这些空缺一部分由前政府官员继续任职，考虑到政策知识创新需要，政府会聘请一批非政府专业的智库人才。同时离职政府官员可以加入智库组织，并为智库带去丰富的政府执行管理经验。其结果是形成“智库—政府—智库”的旋转门。MPR董事会成员拉文·康斯尔（LaVerne H.Council）是联邦政府内阁级的首位女性CIO，MPR高级管理人员中有12位曾在政府部门任职⑤;SRI首席执行官威廉·杰弗里（William Jeffrey）在乔治·W·布什政府任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主任，在总统行政办公室担任国土与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主管;CPRE理事会成员汤姆·科克伦（Tom Corcoran）曾担任新泽西州州长教育政策顾问、新泽西教育部办公室主任。除此之外，为了与政府建立良好的人才流动关系，教育智库还会接受政府部门委托管理的合作。有效教学策略网（WWC）是美国教育部下属的教育科学研究所建立的旨在收集、审查和报告有关教育干预措施项目的研究中心。2007年，受教育科学研究所委托，WWC由MPR组建的多元化管理团队负责运营，通过制定研究标准、增强研究WWC审查数量、提高中心透明度、加强与外界的沟通联系等种种方案，促进WWC的教育研究审查工作。
（二）合理的人才协作机制
为了解决复杂性和重大战略性问题，教育智库人员均需多学科、多领域人员参与。在研究人才组织方面，教育智库除了需要智库内部的全职人员外，还需要从外部吸引优秀研究人员，综合运用兼职人员、杰出的访问学者，由内外部学者共同参与完成具体项目。如，CPRE大部分研究均是围绕问题组建研究小组，在研究完成后，小组成员即回到自己岗位。智库的这种团队研究模式为智库培养人才发挥很大的促进作用。首先，项目小组成员由不同部门、不同学科背景、不同研究领域组成，有利于促进研究人员之间的学术思想交流与碰撞。其次，顶尖学术带头人对于其他成员来说也是学习的榜样，起到导师的作用，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初级研究员通过一次项目研究可以收获丰富的实地研究经验。教育智库除了通过灵活的组织机制组建强大的研究团队外，还需要优秀的管理团队搭配合作。MPR和SRI作为员工人数超过1000人的大型智库，管理人员人数众多，管理项目全面，在经理、主任、沟通人员以及行政人员的支持下，研究团队才能在无干扰的环境中专心研究。CPRE受组织规模影响，管理人数没有前二者多，但是CPRE执行主任、合作主任除了维护智库形象外，也担负起研究管理工作以及与各方沟通工作，通过协同合作，正确分工，为研究成果的产生和传播提供助力。
（三）开放的人才交流机制
教育智库非常重视与政策研究者，如学校校长、大学学者、政府行政人员之间的交流，通过搭建相互沟通和学习的平台建立简单快捷的网络连接，使智库组织不受地域空间限制，在地方、州、国家甚至国际层面实现与其他学者的沟通交流。以CPRE为例，在乔纳森·苏波维兹（Donathan Supovitz）的带领下CPRE建立知识中心（CPRE Hub），这是一个可供政策制定者、研究者和实践者通过讨论的方式为解决共同目标承担着创新知识重任的在线交流平台;除此之外，针对教育政策的运行实施，中心每周均会召开例会对顶尖研究人员进行访谈，探讨教育发展的最新趋势，进一步为改善教育系统提供意见。MPR与政府官员、赞助商、研究机构科研人员、大学学者，从幼儿教育保障体系到退休养老金体系的完善建立广泛的沟通联系。SRI通过内部工作会议以及外部交流会议，以参加电视媒体访谈或者国际会议、小组讨论会等途径与各界利益相关者沟通交流，媒体通信管理者将讨论的内容以文字、视频、政策简报的形式发布在网上，扩大研究成果的传播范围。开放的人才交流机制有助于大家着手解决同一问题，通过高效的沟通协作机制强化了研究和实践的动态交流，充分利用各类专业知识，为教育发展提供最有影响力的分析。 （四）高效的人才激励机制
在管理中除了要考虑选拔高素质人才外，还要考虑如何激励教育智库员工，调动员工积极性，为教育智库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激励包括多方面的奖励，既包括物质方面，也包括精神方面。不论精神方面还是物质方面的奖励均是对每位员工实现自身需求的一种满足。三所智库的人才激励机制主要包括：（1）高额工资。大型智库高级员工的薪酬能达到10万美元一年，高级执行官的薪酬通常在20万到60万美元之间，甚至高于60万美元。[14]高额的薪资待遇是智库激励人才的基本途径。（2）优厚福利。SRI在职员工从来不加班，享有退休金、医疗保险、意外保险、儿童保育、老人护理服务，每年除了享受12个假期外，还有3-5周的年假，在娱乐、生活项目上享受优惠，健身场所免费向员工开放，并提供健身专家指导服务等。CPRE及MPR同样为员工及家人提供健康福利、儿童教育、保险福利、带薪假期等福利，MPR员工还可以参加雇员股权计划，所有符合条件的MPR员工可通过该计划获得公司股份。（3）健康的工作环境。解决员工工作中因个人问题、家庭矛盾、人际关系带来的困扰，如CPRE的工作场所福利、MPR个人援助福利以及SRI定期工作疏导服务等。（4）个人深造机会。为实习的员工提供各种培训和指导的机会，包括参加研讨会、撰写报告等。如，SRI参与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大学生研究经验计划，MPR的学费补助计划以及夏季奖学金计划，CPRE为员工及其家人、子女深造学习提供学费减免福利。不同的激励待遇，目的均是为了激发员工工作的热情，全体员工统一思想共同为教育智库发展创造自身价值。
四、启示
第一，基于智库知识生产和知识运用的特征有效配置人才资源。教育智库以服务于国家教育发展战略和教育重大问题解决为导向，因此，不同于传统的学术机构拘泥于象牙塔式的知识生产，教育智库知识生产必须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需求。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知识生产模式已经由传统学科知识生产转化为生产应用性跨学科知识为主。跨学科、多元化、专业性是教育智库知识生产的核心价值，这三个价值与教育智库紧密联系，决定了教育智库人才配置的方向，需要突出灵活性、协作性、开放性的特点，真正将教育智库打造为一个由專业学者和专业知识形成的人才网和信息库，以增强董事会的领导力、塑造研究人员的问题意识、培养管理人员的服务性为推进轴，以知识的跨学科性、学科背景的多样性、人才来源的专业化为依托点，全方位打造教育智库人才队伍。除此之外，物质奖励也是教育智库管理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唯有自身物质保障需求得到满足，才能留住人才，实现教育智库的功能需求。
第二，教育智库建立卓越而稳定的领导团队，确保智库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教育智库内部通常由首席执行官领导并负责管理智库的日常事务，确保智库使命的执行。教育智库领导团队成员具备了公共政策制定、社会科学研究、事务管理等方面的丰富经验，拥有良好社会关系的领导在社会上也享有声誉。除此之外，智库领导人具有长远的战略视野，充分考虑了员工的文化关怀，让员工拥有强烈的组织归属感，激发教育智库员工的创造力。基于多元化知识生产需求，智库领导团队成员能够将来自不同种族背景、文化、能力和经验的员工团结起来，在制定教育智库发展规划时往往基于一个核心价值增强不同成员对于智库组织机构的认同。在长期的组织发展过程中这种核心价值会内化为教育智库的文化，一种内在组织精神。在这种共同的文化、精神的驱动下智库员工会形成共同观念的情感纽带，这种情感纽带促使智库员工牢牢地凝聚在一起工作。
第三，不同类型的教育智库人才配置应该体现差异性。一般而言，教育智库从政策研究和事务管理两个方面进行人才配置。政策研究人员一般分为高级研究员（常驻研究员）、研究员、访问学者。事务管理方面，除了智库的领导层外，管理团队主要负责智库的财务、外联、人力资源等日常管理工作。但是，依附于高校的教育智库，领导团队成员任职方面更应该注重学术型管理者的配置，研究团队人员主要由来自高校的专家学者组成;作为独立的教育研究智库，领导团队成员大多来自政界、商界、学界的精英，他们更多的是为教育智库带来一种社会声誉。研究人员背景多元、来源多元、研究领域宽泛，管理团队服务领域同样包含方方面面，为研究团队减轻行政负担、营造良好的研究环境。
注释：
①此数据根据SRI网站内容整理。
②根据CPRE、MPR、SRI网站公布的员工信息和项目相关信息整理。
③此数据根据SRI网站内容整理。
④此数据根据SRI网站内容整理。
⑤此数据根据MPR网站内容整理。
参考文献：
[1]JAMES M.2020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R].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cholarly Commons，2019：152-153.
[2]ANDREW R.Think Tanks，Public Policy，and the Politics of Expertise[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11.
[3]Researcher[EB/OL].（2020-12-20）.https：//www.cpre.org/researchers.
[4][13]黄忠敬.美国教育的“智库”及其影响力[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9，29（13）：20-23.
[5]Education learning[EB/OL].（2020-12-25）.https：//www.sri.com/education-learning/.
[6]Data analytics[EB/OL].（2020-12-25）.https：//www.mathematica.org/services/data-analytics.
[7]Goal4-it[EB/OL].（2020-12-27）.https：//www.mathematica.org/features/goal4-it.
[8]Study instructional improvement[EB/OL].（2020-12-27）.http：//www.cpre.org/study-instructional-improvement.
[9][11]Ecdataworks[EB/OL].（2020-12-27）.https：// www.cpre.org/ecdataworks.
[10]About EDI[EB/OL].（2020-12-20）.https：//www.mathematica.org/ about-mathematica/ overview/ about-edi.
[12]Staff[EB/OL].（2020-12-20）.https：//www.mathematica.org/about-mathematica/our-people/staff.
[14]The Great Think Tank Bubble[EB/OL].（2020-12-22）.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12381/salary-inflation-beltway-think-tanks.
（责任编辑 陈志萍）
收稿日期：2021-07-12
作者简介：蒋观丽，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文少保，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问学者。（南京/210095）
本文系202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世界一流大学智库影响力生成的美国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21YJA88006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