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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5―10年的转型改革，有三点判断很重要：第一，关键是客观把握机遇、潜力、红利。未来10年，我们拥有巨大的内需红利与城镇化红利，但这些红利的释放都取决于改革红利的释放，取决于体制机制创新的进程。第二，要通过改革红利释放发展潜力，关键是尽快实现五个方面转型改革的实质性突破：破题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破题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破题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转型与改革；破题市场导向的转型与改革；破题以优化权力结构为重点的政府转型与改革。第三，把政府改革作为顶层设计的关键，明确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尽快实现转型改革的新突破。
从2012年的发展态势来看，一些趋势性拐点正在形成，现阶段要适应趋势性拐点，更好地把改革红利释放出来，关键在于实现转型改革的全面突破。
内需红利与改革
首先，要破题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尽快制定国家的消费战略，明确消费为主导的基本目标。到2016年初步实现消费主导，消费贡献率稳定在40%以上，消费初步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到2020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消费贡献率稳定在50%以上，消费基本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最终消费率提高到60%以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以上。
我国的内需潜力是最大的战略机遇。随着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城乡居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内涵、结构与规模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消费结构正在由生存型需求向发展型需求、由物质性消费为主向服务性消费为主转变。到2020年，城乡居民消费总量规模有望达到45万亿-50万亿左右，投资需求将达到50万亿左右，因此内需规模可能接近百万亿。巨大的内需潜力如果能够得到有效释放，将有效支撑我国未来10年7%-8%的中速增长。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我国未来5-8年消费升级的潜力与提升空间巨大。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尤其是消费需求潜力，是未来5-10年我国转型发展的突出优势和主要动力，并将决定未来10年的增长前景。我国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的有效释放，不仅对我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对拉动世界经济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释放内需红利需要在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上实现重大突破。从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看，能否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重要战略机遇，取决于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的实际进程，即能不能用5-8年的时间形成以释放国内需求来支撑可持续增长的基本格局。
城镇化红利与改革
其次，要突破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将带来巨大的消费“累计效应”，城镇化将拉动消费潜力的释放，并将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未来5-8年，需以人口城镇化为主要载体扩大内需，以制度创新为重点释放城镇化的需求潜力。具体来讲，要用3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使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用5年时间形成人口城镇化的制度框架，用8年时间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
明确人口城镇化的转型方向。释放城镇化红利，当前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在于，尽快实现从规模城镇化的扩张向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转型，切实防止以发展城镇化的名义重蹈盲目投资、盲目扩张的老路。近期看，需要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城镇化发展规划，明确人口城镇化转型与发展的基本目标，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关键是人口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创新。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重在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真正解开这个“二元方程”。为此需要尽快在八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二是尽快打破二元户籍结构，改革户籍制度；三是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四是调整人口政策；五是推进与人口城鎮化相适应的财税体制改革；六是推进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七是以打破行政主导城镇化为目标，调整行政区域体制；八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转型与改革
第三，要以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为重要目标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这个目标的提出，社会各方面予以普遍关注和很高的期盼。我的理解是，2020年的收入倍增不是贫富差距扩大基础上的倍增，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这就需要中等收入群体在目前大约23%的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达到40%以上，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
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对未来10年中国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意义重大：意味着巨大消费需求潜力的释放，从而支撑年均7%—8%的中速增长；意味着利益关系调整的新突破，从而奠定“橄榄型”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意味着贫富差距的逐步缩小，从而形成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趋势。作为一个转型与改革的大国，实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主要取决于未来3—5年转型与改革的进程：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发展；收入分配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公平有序的社会生态及其制度安排。
实现这一目标是个大战略，意味着消费主体的形成与稳定，利益关系调整的新突破，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趋势，“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初步形成。这就需要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尽快扭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需要尽快提高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以制度公平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结构性减税。
市场导向的转型与改革
第四，要加快市场导向的转型与改革。改革开放初期，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形成、企业尚未成为市场主体的情况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后，经济建设的主体是企业与社会，政府的主要职能应及时转向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经济建设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国际经验表明，曾经通过政府主导实现经济起飞的国家或地区，在经济起飞后政府转型进程却有明显差异：主动转变并且转变比较快的，经济持续增长，进入高收入国家；转变得慢的，经济增长受到明显的影响，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我国的情况看，有效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是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目前我国市场化潜在的红利远未释放出来，市场领域的改革还远未完成。未来5-10年市场化改革，关键在于尽快打破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把政府作用建立在市场的有效作用基础上。在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中理顺市场价格关系，打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在财税体制改革中破题结构性改革。
以优化权利结构为重点的政府转型与改革
第五，要突破以优化权利结构为重点的政府转型。改变增长主义政府，走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新阶段政府转型的基本目标。从改革实践看，过去的“民生10年”政府在强化公共服务上取得了重要进展。由于改革并未真正触及到深层次的权力结构问题，使得政府转型的目标实现难以真正到位。以“放权、分权、限权”为重点优化权力结构，才有可能实现政府转型与改革的新突破。要尽快形成行政体制改革的行动计划。通过3年左右时间，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财政预算公开，加快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司法公开。
当下应抓住十八大后较好的改革形势，加强改革顶层设计，明确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尽快实现转型改革的新突破。
（作者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责编/肖楠 美编/李祥峰
从2012年的发展态势来看，一些趋势性拐点正在形成，现阶段要适应趋势性拐点，更好地把改革红利释放出来，关键在于实现转型改革的全面突破。
内需红利与改革
首先，要破题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尽快制定国家的消费战略，明确消费为主导的基本目标。到2016年初步实现消费主导，消费贡献率稳定在40%以上，消费初步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到2020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消费贡献率稳定在50%以上，消费基本成为经济稳定增长的内生动力。最终消费率提高到60%以上，居民消费率提高到50%以上。
我国的内需潜力是最大的战略机遇。随着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城乡居民的物质文化需求内涵、结构与规模都在发生深刻变化，消费结构正在由生存型需求向发展型需求、由物质性消费为主向服务性消费为主转变。到2020年，城乡居民消费总量规模有望达到45万亿-50万亿左右，投资需求将达到50万亿左右，因此内需规模可能接近百万亿。巨大的内需潜力如果能够得到有效释放，将有效支撑我国未来10年7%-8%的中速增长。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我国未来5-8年消费升级的潜力与提升空间巨大。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尤其是消费需求潜力，是未来5-10年我国转型发展的突出优势和主要动力，并将决定未来10年的增长前景。我国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的有效释放，不仅对我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对拉动世界经济也将起到重要作用。
释放内需红利需要在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上实现重大突破。从未来几年的发展趋势看，能否抓住国内需求潜力释放的重要战略机遇，取决于消费主导的转型与改革的实际进程，即能不能用5-8年的时间形成以释放国内需求来支撑可持续增长的基本格局。
城镇化红利与改革
其次，要突破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将带来巨大的消费“累计效应”，城镇化将拉动消费潜力的释放，并将带来巨大的投资空间。未来5-8年，需以人口城镇化为主要载体扩大内需，以制度创新为重点释放城镇化的需求潜力。具体来讲，要用3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使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用5年时间形成人口城镇化的制度框架，用8年时间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
明确人口城镇化的转型方向。释放城镇化红利，当前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在于，尽快实现从规模城镇化的扩张向人口城镇化的发展转型，切实防止以发展城镇化的名义重蹈盲目投资、盲目扩张的老路。近期看，需要尽快制定国家层面的城镇化发展规划，明确人口城镇化转型与发展的基本目标，尽快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关键是人口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创新。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重在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真正解开这个“二元方程”。为此需要尽快在八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让农民工成为历史；二是尽快打破二元户籍结构，改革户籍制度；三是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四是调整人口政策；五是推进与人口城鎮化相适应的财税体制改革；六是推进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七是以打破行政主导城镇化为目标，调整行政区域体制；八是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转型与改革
第三，要以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为重要目标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这个目标的提出，社会各方面予以普遍关注和很高的期盼。我的理解是，2020年的收入倍增不是贫富差距扩大基础上的倍增，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这就需要中等收入群体在目前大约23%的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达到40%以上，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
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对未来10年中国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意义重大：意味着巨大消费需求潜力的释放，从而支撑年均7%—8%的中速增长；意味着利益关系调整的新突破，从而奠定“橄榄型”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意味着贫富差距的逐步缩小，从而形成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趋势。作为一个转型与改革的大国，实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主要取决于未来3—5年转型与改革的进程：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发展；收入分配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公平有序的社会生态及其制度安排。
实现这一目标是个大战略，意味着消费主体的形成与稳定，利益关系调整的新突破，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趋势，“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初步形成。这就需要以民富优先破题收入分配改革，尽快扭转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需要尽快提高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以制度公平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推进结构性减税。
市场导向的转型与改革
第四，要加快市场导向的转型与改革。改革开放初期，在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形成、企业尚未成为市场主体的情况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形成了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后，经济建设的主体是企业与社会，政府的主要职能应及时转向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为经济建设提供重要的制度保障。
国际经验表明，曾经通过政府主导实现经济起飞的国家或地区，在经济起飞后政府转型进程却有明显差异：主动转变并且转变比较快的，经济持续增长，进入高收入国家；转变得慢的，经济增长受到明显的影响，甚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从我国的情况看，有效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关键是改变政府主导型增长方式，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目前我国市场化潜在的红利远未释放出来，市场领域的改革还远未完成。未来5-10年市场化改革，关键在于尽快打破政府主导型的增长方式，把政府作用建立在市场的有效作用基础上。在资源要素价格改革中理顺市场价格关系，打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在财税体制改革中破题结构性改革。
以优化权利结构为重点的政府转型与改革
第五，要突破以优化权利结构为重点的政府转型。改变增长主义政府，走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是新阶段政府转型的基本目标。从改革实践看，过去的“民生10年”政府在强化公共服务上取得了重要进展。由于改革并未真正触及到深层次的权力结构问题，使得政府转型的目标实现难以真正到位。以“放权、分权、限权”为重点优化权力结构，才有可能实现政府转型与改革的新突破。要尽快形成行政体制改革的行动计划。通过3年左右时间，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财政预算公开，加快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司法公开。
当下应抓住十八大后较好的改革形势，加强改革顶层设计，明确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尽快实现转型改革的新突破。
（作者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责编/肖楠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