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忆昔》
杜甫（712～770）出生的那一年，正是新皇帝李隆基登基之时；在这位明君的领导下，大唐帝国达到了全盛，晚年杜甫在《忆昔》其二诗的前半写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该诗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高调歌颂开元年间（713～741）的盛况。杜甫一生的前一半，正生活在这样的盛世；此后的天宝年间（742～755）开始还好，但官场日趋腐败，各种矛盾已在慢慢积累之中，到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形势巨变，从此战乱频仍，生产凋敝，民生疾苦，天子蒙尘，杜甫本人也经历了十多年的痛苦，不到六十岁就死于孤舟漂泊之中。唯其如此，平定战乱，关心民生，复兴国家，就成了他诗歌中最强烈的主题。《忆昔》其二后半写道：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
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
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
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
周宣中兴望我皇，洒泪江汉身衰疾。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三关于此诗写道：“古今极盛之世不能数见，自汉文景、唐贞观后，惟开元盛时称民熙物阜。考柳芳《唐历》，开元二十八年，天下雄富，京师米价斛不盈二百，绢亦如之。东由汴宋，西历岐凤，夹路列店，陈酒馔待客，行人万里不持寸刃。呜呼，可谓盛矣！明皇当丰亨豫大时，忽盈虚消息之理，致开元变为天宝，流祸两朝，而乱犹未已。此章于理乱兴亡之故反复痛陈，盖亟望代宗拨乱反治，复见开元之盛焉。”玄宗前一大半是明君，后一小半是昏君。
继承太宗开创的伟业，拨乱反治、复兴国家，是后期杜甫诗中反复高唱的主题：
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北征》
图以奉至尊，凤以垂鸿猷。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
——《凤凰台》
大诗人总是有他远远超出个人欲求的高远之梦，屈原念念不忘他的“美政”理想，陶渊明神往于人人劳作、平等和谐的桃花源；而杜甫则更能着眼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局，呼唤国家的全面复兴。
升迁得意的愿望，风云月露的景色，登临饮酒的情调，叹老嗟贫的牢骚，经过发酵升华，都可以化而为诗，甚至很可讀的诗——杜甫也写过这些题材的作品；但如果仅仅局限于此，而缺少理想之光的照耀，那就只能是一位普通诗人，不可能感动千百万读者并产生久远巨大的影响。
“黄粱”
杜甫诗《赠卫八处士》有“新炊间黄粱”句，旧注已引《招魂》“稻粢穱麦，挐黄粱些”为词语出处，按王逸《楚辞章句》云：“言饭则……择新麦糅以黄粱，和而柔嬬，且香滑也。”洪兴祖《补注》曰：“《本草》：黄粱出蜀汉，商、浙间亦种之，香美逾于诸粱，号为竹根黄。”在普通的小米（稷）里面掺上些高级的黄粱来煮二米饭，效果特别好——卫八处士招待客人的热情由此可见一斑。
人们熟悉“黄粱”一词，同成语“黄粱美梦”、“一枕黄粱”关系很大。唐人沈既济在小说《枕中记》里写一姓卢的青年在邯郸道中的旅馆里遇到一位有神仙术的吕翁，借给他一个两头有空的瓷枕头，卢生睡下去很快入梦，出将入相，富贵荣华，封燕国公，五个儿子都大有出息。其间也倒过霉，后来匆匆死去。俄顷梦醒，“见其身方偃于邸舍，吕翁坐其旁，主人蒸黍未熟”。旅馆里粘糕还没有蒸熟，卢生已经飞黄腾达历尽沉浮了。“蒸黍”的“黍”正是黄粱。所以后来宋朝人郭印有诗曰：“荣华路上黄粱梦，英俊丛中白发翁”；戏剧中则有《邯郸道省悟黄粱梦》、《邯郸记》等等。
黄粱现在口语中称为黄米子或黄小米，亦简称黍，一般不用来煮饭，而是磨成粉做糕点。
冰水之辨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后段有云：
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水从西下，极目高崒兀。
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
行李相攀援，川广不可越……
“群水”一作“群冰”。首先提出应作“群冰”的大约是王嗣奭，他说：“‘群冰从西下’，旧误作‘水’，今改正。谓冰澌崒兀，从西顺流而下，疑推崆峒而来，犹恐其折，而犹幸河梁之未坼也。”王氏没有交代他这样改有什么版本上的根据，这个“冰”字很可能出于他的意校。以意校改古书历来是大有风险的。后来为杜甫诗作详细注释的仇兆鳌就不赞成改水作冰，理由是“此时正冬，冰凌未解也”。言之虽简，却很有力量——冬天不可能有被河水冲下来的群冰。仇注认为仍应作“群水”。
两说似乎言各有当，而从近年来的趋势看，赞成“冰”的一派明显地占据上风，举两个例子来看：其一，《唐诗鉴赏辞典》中关于《五百字》的鉴赏文章是俞平伯先生根据他的一篇旧作（《说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诗》）改写而成的，其中特别指出仇注不妥，“此诗或作于十月下旬，正不必泥定仲冬。作群冰，诗意自惬。虽冬寒，高水激湍，故冰犹未合耳。观下文‘高崒兀’、‘声窸窣’，作冰为胜。这八句，句句写实，只‘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两句，用共工氏怒触不周山的典故，暗示时事的严重。”《唐诗鉴赏辞典》是率先出版的一部鉴赏辞典，文章多出于名家之手，印数极多，影响很大。其二，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此中选录杜甫的作品以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为底本，但有关字句却作“群冰从西下”，注释说：“天柱折……这里借以形容冰河汹涌，使人有天崩地塌之感。冰，原作‘水’，据校文改。按：作‘水’虽亦可通，但下云‘触’‘坼’，究以作‘冰’更为确切”。这部作品选多年来被许多高校用作教材，影响极大，而且深远。
可是问题在于，在冬天的陕北，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冰河”，有没有可能“虽冬寒，高水激湍，故冰犹未合”而形成凌灾。按照常识来推断，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有的。 何况神话中本来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另一则说在共工把秩序完全搞乱之后，是女娲出来，“练五石以补苍天，断鼇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曾经造成灾害的正是洪水，而非冰河。天宝末年长安一带连年大雨成灾，河水暴涨，《五百字》中“群水从西下”正是说的这种情形。水也可以讲“触”；至于“坼”，乃是指橋梁被冲垮，更不是非得有流冰不可。所以，诗句仍当作“群水从西下”；至于“高崒兀”，无非是形容水势浩大，波涌如山，与冰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戏为六绝句》
以诗论诗的办法虽然古已有之，但总要到杜甫才完全自觉，才成为气候。他那一组《戏为六绝句》，标题中着一“戏”字，实际上暗示了某种开创性。
这六首构成一组重要的文学史观。其后四首云：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
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从这里看去，杜甫评价最高的是“风雅”即《诗经》，其次是汉魏，卢（照邻）、王（勃）等初唐大作家之所以不及汉魏，是未能像汉魏那样近于风雅，而今人又赶不上卢、王他们了。
这种看法颇有点一代不如一代的意思，所以说“未及前贤更勿疑”，但他又说自己也“不薄今人”，各有各的长处，须转益多师。这一补充说明至关重要，减少以至消解了片面性；只是在“不薄今人”与“爱古人”之间，分寸颇不同。
杜甫又说“恐与齐梁作后尘”。齐梁的作家自是古人，却不在被爱的范围之内。但杜甫又有一个补充说明，即“别裁伪体”，齐梁也可以一分为二。
事实上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正是从齐梁来，隋至初唐的文风基本上沿袭六朝，尤其是从庾信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肯定四杰和庾信，是《戏为六绝句》的核心思想。试看组诗的前两首：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杨王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老更成”、“当时体”这六个字。杜甫主要推崇庾信晚年的作品，“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也是这个意思；至于其早先的作品，虽略近于“伪体”，但其人不应一笔抹杀。初唐人令狐德棻批评庾信的作品说：“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杜甫显然不同意这样简单化的否定。至于四杰的作品，杜甫认为乃是当时流行的文体，自有一定的价值，也不宜作简单的否定，“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杜甫主张兼采众长，转益多师，所以能集其大成，而不至于偏枯。
屈原、宋玉虽然也在杜甫肯定的范围之内，但与主要的经典《诗经》相比，仍然在“多师”之列；他另有两句诗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着一“亦”字，这里自有分寸。
总起来看，杜甫最尊“风雅”，兼采其他，其文学思想颇近于刘勰——其《文心雕龙》以原道、征圣、宗经为主，兼采纬和骚，既坚持儒家经典的正宗地位，又博采众长。这样的方针比较全面，而少弊端。
先前，为了纠正齐梁绮靡的文风，不少人高举儒家正道的旗帜，将六朝一举扳倒，一直到陈子昂、李白也还是如此，这种虽有力度而其实比较简单化的办法是杜甫不赞成的。他主张更有弹性，更讲策略，以更宽广的胸怀对待前代的文学。
对于前代诗人，例如李陵、苏武、曹植、刘桢、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何逊、阴铿、庾信等等，杜甫大加称颂。对于本朝诗人，例如初唐四杰、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陈子昂等等，亦复大加揄扬；对于当代诗人，例如李白、高适、岑参、孟浩然、王维、元结、孟云卿以及若干后辈诗人，也都表现出谦虚的学习态度——他确实做到了“不薄今人爱古人”，毫无文人相轻的习气。
唯其如此，杜甫就能成为集大成的伟大诗人，正如元稹所以说的那样：“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专矣。”
《喜雨》
杜甫《喜雨》诗云：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兵戎况骚屑。
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沧江夜来雨，真宰罪一雪。
榖根少苏息，沴气终不灭。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
峥嵘群山云，交会未断绝。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
根据几份旧注及仇兆鳌的研究，这首诗作于宝应元年（762）。其年八月，“台州贼袁晁陷台州，连陷浙东州县”；到第二年广德元年（763）四月，李光弼讨平之。据此，诗应作于宝应元年（762）的夏天。这时巴蜀一带久旱逢甘雨，庄稼稍得滋润（“榖根少苏息”），诗人非常高兴，遂作此诗。结末两句比较突兀，与前文似乎脱节，幸而其下有自注说“时闻浙右多盗贼”，仇兆鳌指出：“此诗末自注语，正指袁晁也。”
“沴气”就是现在之所谓“戾气”，指不祥和不稳定的气氛；这种气攒多了，就表明社会矛盾激化，随时有可能爆发或大或小的意外事件。在专制集权的古代，官民之间缺少平和沟通的渠道，彼此都不懂得磋商和妥协，而习惯于以暴力相见，于是造反，镇压，流血，杀人……杜甫认为，这一场好雨让旱情有所缓和，但大的问题没有解决，“沴气终不灭”，非常可虑。“浙右多盗贼”就是戾气的一个突出表现，杜甫指出要赶紧把它解决。稍后李光弼“生擒袁晁，浙东州县尽平”，这正是所谓“滂沱洗吴越”。
杜甫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对于民间的疾苦非常同情，希望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让他们能好好过日子，这样的诗很多，如《宿花石戍》诗云：“系舟盘藤轮，杖策古樵路。罢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虽芜没，农器尚牢固。山东逆气残，吴楚守王度。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杜甫对政府有希望有批评，而他对民众也有要求有希望，那就是“守王度”，应交租税，不能造反。所以他对“盗贼”是不同情的，赞成或呼吁采取严厉的整肃手段。
一场及时雨是好的，但这解决不了社会“沴气”的问题，必要时仍然需要雷霆般的手段。在这一方面，杜甫同政府是一致的。有些专家把杜甫形容成完全站在民间立场上，甚至同情造反者，那怎么可能呢。杜甫不可能完全超越当时的体制和官方的观念，不可能认可“造反有理”。
杜甫（712～770）出生的那一年，正是新皇帝李隆基登基之时；在这位明君的领导下，大唐帝国达到了全盛，晚年杜甫在《忆昔》其二诗的前半写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余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该诗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高调歌颂开元年间（713～741）的盛况。杜甫一生的前一半，正生活在这样的盛世；此后的天宝年间（742～755）开始还好，但官场日趋腐败，各种矛盾已在慢慢积累之中，到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形势巨变，从此战乱频仍，生产凋敝，民生疾苦，天子蒙尘，杜甫本人也经历了十多年的痛苦，不到六十岁就死于孤舟漂泊之中。唯其如此，平定战乱，关心民生，复兴国家，就成了他诗歌中最强烈的主题。《忆昔》其二后半写道：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
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
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
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
周宣中兴望我皇，洒泪江汉身衰疾。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十三关于此诗写道：“古今极盛之世不能数见，自汉文景、唐贞观后，惟开元盛时称民熙物阜。考柳芳《唐历》，开元二十八年，天下雄富，京师米价斛不盈二百，绢亦如之。东由汴宋，西历岐凤，夹路列店，陈酒馔待客，行人万里不持寸刃。呜呼，可谓盛矣！明皇当丰亨豫大时，忽盈虚消息之理，致开元变为天宝，流祸两朝，而乱犹未已。此章于理乱兴亡之故反复痛陈，盖亟望代宗拨乱反治，复见开元之盛焉。”玄宗前一大半是明君，后一小半是昏君。
继承太宗开创的伟业，拨乱反治、复兴国家，是后期杜甫诗中反复高唱的主题：
园陵固有神，扫洒数不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
——《北征》
图以奉至尊，凤以垂鸿猷。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
——《凤凰台》
大诗人总是有他远远超出个人欲求的高远之梦，屈原念念不忘他的“美政”理想，陶渊明神往于人人劳作、平等和谐的桃花源；而杜甫则更能着眼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局，呼唤国家的全面复兴。
升迁得意的愿望，风云月露的景色，登临饮酒的情调，叹老嗟贫的牢骚，经过发酵升华，都可以化而为诗，甚至很可讀的诗——杜甫也写过这些题材的作品；但如果仅仅局限于此，而缺少理想之光的照耀，那就只能是一位普通诗人，不可能感动千百万读者并产生久远巨大的影响。
“黄粱”
杜甫诗《赠卫八处士》有“新炊间黄粱”句，旧注已引《招魂》“稻粢穱麦，挐黄粱些”为词语出处，按王逸《楚辞章句》云：“言饭则……择新麦糅以黄粱，和而柔嬬，且香滑也。”洪兴祖《补注》曰：“《本草》：黄粱出蜀汉，商、浙间亦种之，香美逾于诸粱，号为竹根黄。”在普通的小米（稷）里面掺上些高级的黄粱来煮二米饭，效果特别好——卫八处士招待客人的热情由此可见一斑。
人们熟悉“黄粱”一词，同成语“黄粱美梦”、“一枕黄粱”关系很大。唐人沈既济在小说《枕中记》里写一姓卢的青年在邯郸道中的旅馆里遇到一位有神仙术的吕翁，借给他一个两头有空的瓷枕头，卢生睡下去很快入梦，出将入相，富贵荣华，封燕国公，五个儿子都大有出息。其间也倒过霉，后来匆匆死去。俄顷梦醒，“见其身方偃于邸舍，吕翁坐其旁，主人蒸黍未熟”。旅馆里粘糕还没有蒸熟，卢生已经飞黄腾达历尽沉浮了。“蒸黍”的“黍”正是黄粱。所以后来宋朝人郭印有诗曰：“荣华路上黄粱梦，英俊丛中白发翁”；戏剧中则有《邯郸道省悟黄粱梦》、《邯郸记》等等。
黄粱现在口语中称为黄米子或黄小米，亦简称黍，一般不用来煮饭，而是磨成粉做糕点。
冰水之辨
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后段有云：
北辕就泾渭，官渡又改辙。群水从西下，极目高崒兀。
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河梁幸未坼，枝撑声窸窣。
行李相攀援，川广不可越……
“群水”一作“群冰”。首先提出应作“群冰”的大约是王嗣奭，他说：“‘群冰从西下’，旧误作‘水’，今改正。谓冰澌崒兀，从西顺流而下，疑推崆峒而来，犹恐其折，而犹幸河梁之未坼也。”王氏没有交代他这样改有什么版本上的根据，这个“冰”字很可能出于他的意校。以意校改古书历来是大有风险的。后来为杜甫诗作详细注释的仇兆鳌就不赞成改水作冰，理由是“此时正冬，冰凌未解也”。言之虽简，却很有力量——冬天不可能有被河水冲下来的群冰。仇注认为仍应作“群水”。
两说似乎言各有当，而从近年来的趋势看，赞成“冰”的一派明显地占据上风，举两个例子来看：其一，《唐诗鉴赏辞典》中关于《五百字》的鉴赏文章是俞平伯先生根据他的一篇旧作（《说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诗》）改写而成的，其中特别指出仇注不妥，“此诗或作于十月下旬，正不必泥定仲冬。作群冰，诗意自惬。虽冬寒，高水激湍，故冰犹未合耳。观下文‘高崒兀’、‘声窸窣’，作冰为胜。这八句，句句写实，只‘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两句，用共工氏怒触不周山的典故，暗示时事的严重。”《唐诗鉴赏辞典》是率先出版的一部鉴赏辞典，文章多出于名家之手，印数极多，影响很大。其二，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此中选录杜甫的作品以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为底本，但有关字句却作“群冰从西下”，注释说：“天柱折……这里借以形容冰河汹涌，使人有天崩地塌之感。冰，原作‘水’，据校文改。按：作‘水’虽亦可通，但下云‘触’‘坼’，究以作‘冰’更为确切”。这部作品选多年来被许多高校用作教材，影响极大，而且深远。
可是问题在于，在冬天的陕北，有没有可能出现这种“冰河”，有没有可能“虽冬寒，高水激湍，故冰犹未合”而形成凌灾。按照常识来推断，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有的。 何况神话中本来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另一则说在共工把秩序完全搞乱之后，是女娲出来，“练五石以补苍天，断鼇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曾经造成灾害的正是洪水，而非冰河。天宝末年长安一带连年大雨成灾，河水暴涨，《五百字》中“群水从西下”正是说的这种情形。水也可以讲“触”；至于“坼”，乃是指橋梁被冲垮，更不是非得有流冰不可。所以，诗句仍当作“群水从西下”；至于“高崒兀”，无非是形容水势浩大，波涌如山，与冰也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戏为六绝句》
以诗论诗的办法虽然古已有之，但总要到杜甫才完全自觉，才成为气候。他那一组《戏为六绝句》，标题中着一“戏”字，实际上暗示了某种开创性。
这六首构成一组重要的文学史观。其后四首云：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
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
从这里看去，杜甫评价最高的是“风雅”即《诗经》，其次是汉魏，卢（照邻）、王（勃）等初唐大作家之所以不及汉魏，是未能像汉魏那样近于风雅，而今人又赶不上卢、王他们了。
这种看法颇有点一代不如一代的意思，所以说“未及前贤更勿疑”，但他又说自己也“不薄今人”，各有各的长处，须转益多师。这一补充说明至关重要，减少以至消解了片面性；只是在“不薄今人”与“爱古人”之间，分寸颇不同。
杜甫又说“恐与齐梁作后尘”。齐梁的作家自是古人，却不在被爱的范围之内。但杜甫又有一个补充说明，即“别裁伪体”，齐梁也可以一分为二。
事实上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正是从齐梁来，隋至初唐的文风基本上沿袭六朝，尤其是从庾信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在某种程度和意义上肯定四杰和庾信，是《戏为六绝句》的核心思想。试看组诗的前两首：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
杨王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这里最值得注意的是“老更成”、“当时体”这六个字。杜甫主要推崇庾信晚年的作品，“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也是这个意思；至于其早先的作品，虽略近于“伪体”，但其人不应一笔抹杀。初唐人令狐德棻批评庾信的作品说：“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杜甫显然不同意这样简单化的否定。至于四杰的作品，杜甫认为乃是当时流行的文体，自有一定的价值，也不宜作简单的否定，“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杜甫主张兼采众长，转益多师，所以能集其大成，而不至于偏枯。
屈原、宋玉虽然也在杜甫肯定的范围之内，但与主要的经典《诗经》相比，仍然在“多师”之列；他另有两句诗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着一“亦”字，这里自有分寸。
总起来看，杜甫最尊“风雅”，兼采其他，其文学思想颇近于刘勰——其《文心雕龙》以原道、征圣、宗经为主，兼采纬和骚，既坚持儒家经典的正宗地位，又博采众长。这样的方针比较全面，而少弊端。
先前，为了纠正齐梁绮靡的文风，不少人高举儒家正道的旗帜，将六朝一举扳倒，一直到陈子昂、李白也还是如此，这种虽有力度而其实比较简单化的办法是杜甫不赞成的。他主张更有弹性，更讲策略，以更宽广的胸怀对待前代的文学。
对于前代诗人，例如李陵、苏武、曹植、刘桢、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何逊、阴铿、庾信等等，杜甫大加称颂。对于本朝诗人，例如初唐四杰、杜审言、宋之问、沈佺期、陈子昂等等，亦复大加揄扬；对于当代诗人，例如李白、高适、岑参、孟浩然、王维、元结、孟云卿以及若干后辈诗人，也都表现出谦虚的学习态度——他确实做到了“不薄今人爱古人”，毫无文人相轻的习气。
唯其如此，杜甫就能成为集大成的伟大诗人，正如元稹所以说的那样：“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专矣。”
《喜雨》
杜甫《喜雨》诗云：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农事都已休，兵戎况骚屑。
巴人困军须，恸哭厚土热。沧江夜来雨，真宰罪一雪。
榖根少苏息，沴气终不灭。何由见宁岁，解我忧思结？
峥嵘群山云，交会未断绝。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
根据几份旧注及仇兆鳌的研究，这首诗作于宝应元年（762）。其年八月，“台州贼袁晁陷台州，连陷浙东州县”；到第二年广德元年（763）四月，李光弼讨平之。据此，诗应作于宝应元年（762）的夏天。这时巴蜀一带久旱逢甘雨，庄稼稍得滋润（“榖根少苏息”），诗人非常高兴，遂作此诗。结末两句比较突兀，与前文似乎脱节，幸而其下有自注说“时闻浙右多盗贼”，仇兆鳌指出：“此诗末自注语，正指袁晁也。”
“沴气”就是现在之所谓“戾气”，指不祥和不稳定的气氛；这种气攒多了，就表明社会矛盾激化，随时有可能爆发或大或小的意外事件。在专制集权的古代，官民之间缺少平和沟通的渠道，彼此都不懂得磋商和妥协，而习惯于以暴力相见，于是造反，镇压，流血，杀人……杜甫认为，这一场好雨让旱情有所缓和，但大的问题没有解决，“沴气终不灭”，非常可虑。“浙右多盗贼”就是戾气的一个突出表现，杜甫指出要赶紧把它解决。稍后李光弼“生擒袁晁，浙东州县尽平”，这正是所谓“滂沱洗吴越”。
杜甫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对于民间的疾苦非常同情，希望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让他们能好好过日子，这样的诗很多，如《宿花石戍》诗云：“系舟盘藤轮，杖策古樵路。罢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虽芜没，农器尚牢固。山东逆气残，吴楚守王度。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杜甫对政府有希望有批评，而他对民众也有要求有希望，那就是“守王度”，应交租税，不能造反。所以他对“盗贼”是不同情的，赞成或呼吁采取严厉的整肃手段。
一场及时雨是好的，但这解决不了社会“沴气”的问题，必要时仍然需要雷霆般的手段。在这一方面，杜甫同政府是一致的。有些专家把杜甫形容成完全站在民间立场上，甚至同情造反者，那怎么可能呢。杜甫不可能完全超越当时的体制和官方的观念，不可能认可“造反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