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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理致周扬的信
赵树理是以写农村题材而蜚声文坛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40年代的脱颖而出，与周扬有很大的关系，因而两人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两人的交往中，赵树理曾几次致信周扬。这些信，对于研究赵树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现转录一封如下，并结合有关材料稍作分析。
周扬同志：
十一月二十六日信收到。
小二黑结婚剧本，本月十二日才接到，因当时在城参加区干部汇报结束土改工作的会，直到现在才着手看。
我原定的计划，依靠剧团已不可能，只是依靠村、区、县做了些工作。在这三个月的工作中，问题还是发现了一些，而进一步观察群众现实生活则所得甚少，因这次仍不得不以一个工作员的身份出现，致与各阶层群众生活仍有隔离之处也。
目前军事形势的发展与新大众性质的改变，似乎决定我的工作也要有些变动，因此我准备于旧历年后把我的老婆孩子送回原籍以便于流动。可是这情况下反使我没有主意：继续深入农村呢，(还是)转向城市呢？一个无产阶级的写作工作者不了解真正“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的生活如何是好？这似乎应转向城市了。可是放下自己比较熟悉的对象去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探索又有什么把握呢？这样想来似乎又是不必往城市好。
这问题与我的整个前途有关。我的前途有二：一个是就现有的条件做可能做的事，不必求全责备，甘心当个专写农民的写作者；另一个是和一个青年一样，力求发展为一个全面写作者。前者说起来不免带点暮气却比较现实，后者按现在的供给条件也不是绝不可能，只是成本要大一点，从经济上算起账来，不如培养个城市青年合算，且在今后联合政府的形势下，不可能有现在的供给条件或领薪金的写作者，因而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久久写不出什么来便会使公私都觉得不妙。最后我觉着依靠现在的条件工作，并加强今后的流动性，逐渐把自己的活动范围转移到城市去，或者是个较妥当的办法。我这种想法如与党使用我的计划不冲突，请求给我调动这样一个岗位。
改革戏剧一文，我读了后没甚意见，只是这一工作我觉得真不是好做的。问题还不在于像某同志（忘了名字）文中所说神话故事有否毒素与有害无害的界限问题，而在于事情范围太大循求实效的工作者太少。例如戏戏〔剧〕编审委员会要各地送剧本，而多数戏班子和剧团根本连报也不看，连这个委员会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哪管你审查不审查？县级宣传部门，从襄垣看来只是从报上看到有这委员会，真在工作计划中把钞〔抄〕送剧本算成一项工作则还没有想到。我到这里已看过三种原封不动的旧戏（襄垣洋歌、上党梆子、小捞子），没有谁来哼一声说“这成问题”。有害无害界限不清，其弊在于能使少数有害者“漏网”，现在的问题是连个破网的也没有，害大害小可以通行无阻，连一个用网的人也没有，即使张了网，仍不起网的作用。进步的剧团是有的，他们时时要求得到有人负责审查过的新、旧剧本。戏剧编审委员会所编审（修改）以后的剧本可以普遍印售，否则其效不易普遍。
我们的宣传工作，从上下级的关系看来，好像一系列用沙土做成的水渠，越到下边水越细，中央的意图与村支部的了解对得上头的地方太细了，不独戏剧工作为然。像最近中央〔共〕中央对青年、妇女工作的指示，各级照着做，赶到了村，往往就变成莫名其妙的填表任务。封建思想之海的农村，近十余年来只是冲淡了一点，尚须花很大气力才能使它根本变转了颜色。
襄垣下良镇的土改、整党、建政一套工作已结束，我所见到这些工作中以及今后的问题，详见给新大众社的信中，我已请冯诗云同志转给你，兹不另赘。
余再报！
敬礼！赵树理
一月十七日
旧历年后我拟往太岳送家属，今后来信请由新华书店长治分店转，因他两地（此间与太岳）均能转到也。
这封信的写作时间
赵树理的这封信，信末只具月日而无年份，现结合有关材料加以考证。
赵在信中谈到了对“戏剧改革一文”的读后感。“戏剧改革一文”当是周扬在11月26日致信赵树理时请他提意见的。据华北出版的《人民日报》在1948年11月23日发表的题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的社论和参加过《周扬文集》编辑工作的郝怀明说：“这篇文章是由周巍峙起草的，经周扬审改，以《人民日报》社论名义发表的。文中对旧戏大体分成有利、有害与无害三大类分别对待的思想，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写成的。”（2000年3月11日采访郝怀明）
这篇社论虽然是周扬主持的，但是，周扬在给赵树理的信中，是不会把这篇社论再寄给赵提意见的——因为赵很容易看到《人民日报》的。或许，当时周扬是把周巍峙所写的有关戏剧改革的文章寄给了赵，故赵信中有“问题还不在于像某同志（忘了名字）文中所说神话故事有否毒素与有害无害的界限问题，而在于事情范围太大循求实效的工作者太少”之语。这样可以断定，周扬的信是1948年11月26日写的。赵树理给周扬的回信只能是在1949年1月17日。此其一。
赵树理信中提到了“目前的军事形势的发展和新大众的性质”的问题。所谓“新大众”，是指赵树理所办的《新大众报》。1945年6月，华北新华书店与韬奋书店联合创刊了《新大众》杂志，为小32开本的半月刊。1947年底，为了扩大它在群众中的宣传教育作用，决定改为报纸发行。1948年元旦，《新大众报》创刊，每周一期。在新华书店工作的赵树理，主要任务就是编辑这份报纸。1949年3月15日，设在平山县的《新大众报》迁往北平，改为《大众日报》，不久又改为《工人日报》。赵信中所说的“新大众的性质”，当然是指报纸要迁往北平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周扬在11月26日信中向赵提到的，故赵信中有此语。至于“目前军事形势的发展”，当时是指全国即将解放、解放的干部要转向城市的情况。因此，这封信应当是写于1949年。此其二。
赵在信中说，为了适应“目前的军事形势”，在“旧历年后我拟往岳送家属”，以适应流动。查戴光中所著《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戴认为赵是在1949年春节前夕回到了阔别11年的家乡的，但从赵的信中看，赵是决定在春节后回去的。虽然限于材料，目前还难以断定他是春节前还是节后回去的，但是他在1949年回家是毋庸置疑的。这也说明，赵的这封信是在1949年写的。
赵树理与周扬的关系
1946年，周扬从延安到晋察冀，随即担任了这个最大的解放区的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成立后，周扬仍任宣传部部长。赵树理所在的山西太原新华书店，自然是在晋察冀及华北局的管辖范围之内。从组织关系上讲，赵树理归太行地区文联领导，并无直接向周扬汇报工作的必要，而作为统领华北地区全局宣传工作的周扬，在所领导下的晋察冀及华北局有很多作家，赵树理只是其中之一。以当时两人的身份而言，是很难于直接联系的，更何况，周与赵得以见面还是在1949年的文代会上。周与赵的结缘，得益于赵树理的作品，而赵树理的作品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得益于周扬的重视——这是一段颇值一提的文坛佳话。
赵树理是以1943年9月发表了《小二黑结婚》独步文坛的。这篇作品曾在农村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过去，华北书店出版的文艺书籍以发行二千册为极限，但是这本封面标有“通俗故事”的小册子，却连续印发了二万册仍供不应求，只好再印二万册。这自然说明，当时解放区的广大读者对此书的喜爱。可是，与广大读者的反响相比，文艺界同行却非常冷淡。虽然当年的《华北文艺》10月号上，曾出现过一篇充分肯定《小二黑结婚》的书评，但是，在当时很权威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上，马上针锋相对地刊出了一篇批评文章，文章认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抗日，写男女婚恋没有什么意义。这篇文章发表后，当时太行区的许多报纸杂志，对《小二黑结婚》保持了沉默的态度。此后，虽然赵树理又创作了《李有才板话》，并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然而几年以来，并未引起解放区（文艺界）应有的重视。记得我曾和一个同志说过《小二黑结婚》还不错，然而对方的回答，却是‘赵树理对解放区的了解也很有限’。”（史纪言：《文艺随笔》，载1947年1月《文艺杂志》）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当时对文学作品通俗化的认识有分歧。在解放区，不同经历、不同出身的文艺工作者云集，必然会以各自对文艺的认识来看问题。这种认识，在解放区不管是在延安还是在晋察冀，都同样存在。即以晋察冀而言，在1942年初召开的太行区文化座谈会上，围绕着通俗化的问题，就有着很明显的分歧和矛盾。当时作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的杨献珍对此次会议有很深的印象。在这次会上，有人认为通俗化即是庸俗化，搞通俗化就是海派，并根据对通俗化问题的不同主张，把人分成新派和旧派。他们认为“杨献珍是代表旧派，他的群众就是赵树理”。这样的看法当然是偏激的，但是赵树理对持有这样观点的人的看法也同样有偏激。赵树理把解放区某些作家未脱欧化习性，写出来的作品只能互相买着看，颇带讥讽地幽默为“交换文学”。在这样一种状况下，赵树理的作品的结局也只能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评论界的寂寥也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不管现在如何看这场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已经确立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向和解放区迫切需要这种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作品的形势来看，赵树理的作品无疑蕴含着极大的生命力。后来，周扬这位很有眼光、善于掌握文艺界宣传动向的理论家结识赵树理的作品，并对此大加推崇，其考虑的出发点正在于此。 1946年7月，周扬在刚解放的军事重镇张家口编印了《李有才板话》和《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准备带往上海，作为送给文艺界朋友的礼物。这样，周扬有机会读到了赵树理的全部作品。赵树理的作品显然深深地打动了周扬，因而周扬“对他作品的新颖题材和独特风格以及作者的卓越才能感到惊异”。此时，杨献珍恰好也在张家口，他向周扬介绍了赵树理的有关情况。于是，周扬在临行前的繁忙中写下了解放区第一篇研究赵树理的专论——《论赵树理的创作》。
在这篇专论中，周扬虽然对赵树理的作品进行了评价，但他主要是从党的文艺方针上来看待赵的创作——这是周扬这篇文章的立意点：
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他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
他竭力使自己的作品写得为大众所懂得。他不满意于新文艺和群众脱离的状态。他在创作上有自己的路线和主张。同时他对于群众生活是熟悉的。因此他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正是他实践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向的结果。文艺座谈会后，艺术各部门都得到了重要的收获，开创了新的局面，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我欢迎这个胜利，拥护这个胜利！
几乎在周扬的文章发表的同时，在国统区的文艺界的著名人士郭沫若和茅盾，在读到周扬带去的赵树理的作品后，也发表文章，对赵树理的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周扬对赵树理的评价，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看法，当然代表着华北中央局对赵树理创作风格的肯定。正因为如此，在周扬的全面评述之后，加以得到郭沫若和茅盾等前辈作家的热情肯定，赵树理创作的意义，得到了文艺界的广泛认可。1946年8月底，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召开的文艺界座谈会上，号召“今后要向一些模范作品如《李有才板话》学习”（《人民日报》1946年8月28日）；1947年七八月间，在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的座谈会上，“在讨论过程中，大家实事求是的（地）研究作品，并参考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对赵树理创作的评论和赵树理自己创作的过程、创作方法的自述。反复讨论，最后获得一致意见，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实应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在会上的总结发言中，边区文联负责人陈荒煤并以《向赵树理方向前进》为题，加以肯定。同月，边区政府教育厅在第一次文教作品评奖中，将惟一的一个特等奖发给了赵树理。
大约就在此时，周扬和赵树理有了通信的联系。在笔者所看到的赵树理给周扬的三封信中，最早的一封信大约在1947年。在这封信中，赵树理写道：“我在生活上，现在无甚困难，以后碰上了，临时再请解决。承你关心，甚为感激。”可见，周扬不仅对赵树理的创作有很高的评价，对其生活也很关心。
由于周扬担负着领导华北文艺界的重任，加之以赵树理对周扬的信任，所以，在以上引的这封信中，赵树理坦然地对周扬谈到了自己在解放后的工作去向问题，并向周扬提出了要求：“我这种想法如与党使用我的计划不冲突，请求给我调动这样一个岗位。”
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神交已久的周、赵二人终于见面。赵树理给周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他懂世故，但又像农民一样纯朴；他憨直而又机智诙谐；他有独到之见，也有偏激之词，他的才华不外露，而是像藏在深处的珠宝一样不时闪烁出耀眼的光芒。（周扬：《赵树理文集·序》
此后，周扬认为，他与赵在“二十多年的交往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赵树理也显然认为这种友谊是超越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的。“文革”开始后，周扬首当其冲地被揪了出来，赵树理作为周扬的“黑帮”成员被揪斗关押。在这样饱受折磨的岁月里，赵树理依然对周扬很是信任的。1970年，在离开人世前不久，他在一张破纸上抄录了毛主席的《卜算子·咏梅》，郑重地交给女儿赵广建藏好，并说：“你以后替我设法交给周扬同志，党会明白我的。”十年之后，周扬饱含感情地写道：
那时我早已失去自由，我的命运处于危如垒卵的境地。但他还是信任同志，信任我们之间的友谊，相信我们总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相信人民总会重过光明的日子。（周扬：《赵树理文集·序》）
遗憾的是，赵树理没有等到重见天日的那一天，1970年被迫害致死。张僖了解到了赵惨死的状况：
1975年的下半年，法国要出版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当时，王匡找到我说：这本书能不能出版呢？你到山西去一趟吧。我到了山西，见到了马烽。马烽给我讲了赵树理死前的惨状。他说，赵树理站在两个桌子摞起来的高台上挨斗，从桌子上摔下来后，惨死的。（1999年2月25日采访张僖）
“文革”后，周扬复出，张僖向他报告了赵树理的情况：
我把赵树理的情况跟周扬讲了，北京为赵树理开了一个会，举行骨灰安放的仪式。后来，周扬对我说：还应该为他开一次追悼会，隆重地纪念他。这样，就在八宝山举行了追悼会。（1999年2月25日采访张僖）
1980年，《赵树理文集》出版时，周扬为这部文集作了序，并同意文集的编辑者把他在1946年写的《论赵树理的创作》收入文集，以“纪念我们多年的文学之交和革命友谊”。
赵树理从头锻炼自己的失败和回乡
在给周扬的信中，赵树理对革命胜利后自己的工作问题着实考虑了一番。
赵树理出生在稍带书卷气息的农村家庭，在参加革命前，家庭是属于下降的中农。当他带着一枝破笔，几张破纸，走进轰轰烈烈抗日群众运动中的时候，他并不是一名作家。他同那些刚放下锄头参加抗日的广大农民一样，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任何特异。他觉得自己能为民族解放献出的，除去应该做的工作，就还有这一枝笔。
因为有这枝笔，加上他所熟悉的农民的思想和感情方式，以及作为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亲历者，因此，他成了农民化的知识分子。当他开始进行创作时，他就立下宏愿：“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这是我的志愿。”（李普：《赵树理印象论》，《长江文艺》创刊号）
抱着这样的志愿，赵树理运用自己浓厚的生活底蕴，写出了一大批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倡的文艺与大众结合的原则是相吻合的，与当时的现实也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在解放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全国解放前夕，赵树理显然面临着与“整个前途有关”的问题：离开了给他丰厚的生活底蕴的农村，以后创作的道路如何走？所以，在给周扬的信中，他将这种困惑或思考毫无保留端了出来。
参加完全国文代会后，赵树理担任了文化部曲艺局的处长。这种安排，或许是周扬根据赵树理“依靠现在的条件工作，并加强今后的流动性，逐渐把自己的活动范围转移到城市去，或者是个较妥当的办法”的要求做出的，因为赵树理对曲艺工作是相当熟悉的。而对赵树理来说，“逐渐把自己的活动范围转移到城市去”是全国解放后的现实，在这一现实面前，他知道，他必须从头锻炼自己。
但是，事实证明，他的这种从头锻炼自己的愿望并没有得以实现。这其中的一个原因，赵树理在1952年曾谈到：
一九四九年到北京后，和群众接触的机会更少了，来源更细得几乎断绝了。为了挽救这一点，我也曾下过一次工厂，但试验了一个月，觉得路子太生，又想折回来走农村的熟路。折回来了，并且也到了农村了，可是仅仅两个月功夫，临时回到北京来开了个会，又被些不成理由的客观原因拖住没有得返回去。所以除了三年之中写了两个小东西（《传家宝》和《登记》）以外，所存的原料再也写不成个能给人以新感觉的东西。（赵树理：《决心到群众中去》）
创作源泉的枯竭，固然是现实，但是，对于赵树理来说，自己所固守的“写作上有些别扭劲儿”，也使他有意无意地拒绝根据时代的新要求，作出相应的改变。
全国解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大众对于作品的要求，已不单纯是通过作品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获得一种审美情趣的享受的要求也日趋强烈。这就要求作家提高艺术水平，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但是，赵树理却依然恪守着他那“民间文学正统论”的创作原则。
1951年，赵树理改任中宣部文艺处干事。这次调动，是胡乔木做出的。原因是，胡认为他“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要他“读一些借鉴性作品”。胡乔木并煞费苦心地为他选定了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列宁论文艺等理论著作，让他住进中南海庆云堂，解除一切工作，闭门专心读书。但是，学习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当时，严文井和他对门而居，两人几乎天天辩论中外文学的优劣。严文井一方面惊愕于他的古典文学修养，断定他“不是一个通俗作家”，另一方面则感到他不仅不想改造自己的知识结构，而且想说服别人也不必去钻研外国名著。（戴光中：《赵树理传》275页）
既然“不想改造自己的知识结构”，赵树理惟一的选择，就是回到所熟悉的乡村去。因此，在毛泽东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纪念日，他向一切关心他的人们郑重许诺：“照毛主席的话。下决心改变一下自己的现状，回到群众中去。”——他在信中虽然认为“甘心当个专写农民的写作者”“说起来不免带点暮气”，但也只能认为是“比较现实”的做法了。
此后，虽然赵树理写出了反映合作社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并因为配合了当时的形势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是，作为艺术家的赵树理，在新的时代来临时却始终没有超越自我。更为遗憾的是，赵树理直到被迫搁笔时才对此有所认识：
我在这方面的错误，就在于不甘心失败，不承认现实。事实上我多年所提倡的东西已经因无人响应而归于消灭了。（赵树理《回忆历史并认识自己》）
“一个过于具体地配合自己的时代和环境写作的人，一旦事过境迁，常常可能再也引不起大家多大的兴趣，可是另一方面，席勒说得也对：‘一个忠于自己时代的人，比别人更容易获得不朽的地位。”卢那察尔斯基的这个断语，恰是赵树理文学创作生涯的写照。■
赵树理是以写农村题材而蜚声文坛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40年代的脱颖而出，与周扬有很大的关系，因而两人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两人的交往中，赵树理曾几次致信周扬。这些信，对于研究赵树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现转录一封如下，并结合有关材料稍作分析。
周扬同志：
十一月二十六日信收到。
小二黑结婚剧本，本月十二日才接到，因当时在城参加区干部汇报结束土改工作的会，直到现在才着手看。
我原定的计划，依靠剧团已不可能，只是依靠村、区、县做了些工作。在这三个月的工作中，问题还是发现了一些，而进一步观察群众现实生活则所得甚少，因这次仍不得不以一个工作员的身份出现，致与各阶层群众生活仍有隔离之处也。
目前军事形势的发展与新大众性质的改变，似乎决定我的工作也要有些变动，因此我准备于旧历年后把我的老婆孩子送回原籍以便于流动。可是这情况下反使我没有主意：继续深入农村呢，(还是)转向城市呢？一个无产阶级的写作工作者不了解真正“无产阶级”——产业工人的生活如何是好？这似乎应转向城市了。可是放下自己比较熟悉的对象去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探索又有什么把握呢？这样想来似乎又是不必往城市好。
这问题与我的整个前途有关。我的前途有二：一个是就现有的条件做可能做的事，不必求全责备，甘心当个专写农民的写作者；另一个是和一个青年一样，力求发展为一个全面写作者。前者说起来不免带点暮气却比较现实，后者按现在的供给条件也不是绝不可能，只是成本要大一点，从经济上算起账来，不如培养个城市青年合算，且在今后联合政府的形势下，不可能有现在的供给条件或领薪金的写作者，因而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久久写不出什么来便会使公私都觉得不妙。最后我觉着依靠现在的条件工作，并加强今后的流动性，逐渐把自己的活动范围转移到城市去，或者是个较妥当的办法。我这种想法如与党使用我的计划不冲突，请求给我调动这样一个岗位。
改革戏剧一文，我读了后没甚意见，只是这一工作我觉得真不是好做的。问题还不在于像某同志（忘了名字）文中所说神话故事有否毒素与有害无害的界限问题，而在于事情范围太大循求实效的工作者太少。例如戏戏〔剧〕编审委员会要各地送剧本，而多数戏班子和剧团根本连报也不看，连这个委员会的名字也没有听说过，哪管你审查不审查？县级宣传部门，从襄垣看来只是从报上看到有这委员会，真在工作计划中把钞〔抄〕送剧本算成一项工作则还没有想到。我到这里已看过三种原封不动的旧戏（襄垣洋歌、上党梆子、小捞子），没有谁来哼一声说“这成问题”。有害无害界限不清，其弊在于能使少数有害者“漏网”，现在的问题是连个破网的也没有，害大害小可以通行无阻，连一个用网的人也没有，即使张了网，仍不起网的作用。进步的剧团是有的，他们时时要求得到有人负责审查过的新、旧剧本。戏剧编审委员会所编审（修改）以后的剧本可以普遍印售，否则其效不易普遍。
我们的宣传工作，从上下级的关系看来，好像一系列用沙土做成的水渠，越到下边水越细，中央的意图与村支部的了解对得上头的地方太细了，不独戏剧工作为然。像最近中央〔共〕中央对青年、妇女工作的指示，各级照着做，赶到了村，往往就变成莫名其妙的填表任务。封建思想之海的农村，近十余年来只是冲淡了一点，尚须花很大气力才能使它根本变转了颜色。
襄垣下良镇的土改、整党、建政一套工作已结束，我所见到这些工作中以及今后的问题，详见给新大众社的信中，我已请冯诗云同志转给你，兹不另赘。
余再报！
敬礼！赵树理
一月十七日
旧历年后我拟往太岳送家属，今后来信请由新华书店长治分店转，因他两地（此间与太岳）均能转到也。
这封信的写作时间
赵树理的这封信，信末只具月日而无年份，现结合有关材料加以考证。
赵在信中谈到了对“戏剧改革一文”的读后感。“戏剧改革一文”当是周扬在11月26日致信赵树理时请他提意见的。据华北出版的《人民日报》在1948年11月23日发表的题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的社论和参加过《周扬文集》编辑工作的郝怀明说：“这篇文章是由周巍峙起草的，经周扬审改，以《人民日报》社论名义发表的。文中对旧戏大体分成有利、有害与无害三大类分别对待的思想，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意见写成的。”（2000年3月11日采访郝怀明）
这篇社论虽然是周扬主持的，但是，周扬在给赵树理的信中，是不会把这篇社论再寄给赵提意见的——因为赵很容易看到《人民日报》的。或许，当时周扬是把周巍峙所写的有关戏剧改革的文章寄给了赵，故赵信中有“问题还不在于像某同志（忘了名字）文中所说神话故事有否毒素与有害无害的界限问题，而在于事情范围太大循求实效的工作者太少”之语。这样可以断定，周扬的信是1948年11月26日写的。赵树理给周扬的回信只能是在1949年1月17日。此其一。
赵树理信中提到了“目前的军事形势的发展和新大众的性质”的问题。所谓“新大众”，是指赵树理所办的《新大众报》。1945年6月，华北新华书店与韬奋书店联合创刊了《新大众》杂志，为小32开本的半月刊。1947年底，为了扩大它在群众中的宣传教育作用，决定改为报纸发行。1948年元旦，《新大众报》创刊，每周一期。在新华书店工作的赵树理，主要任务就是编辑这份报纸。1949年3月15日，设在平山县的《新大众报》迁往北平，改为《大众日报》，不久又改为《工人日报》。赵信中所说的“新大众的性质”，当然是指报纸要迁往北平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是周扬在11月26日信中向赵提到的，故赵信中有此语。至于“目前军事形势的发展”，当时是指全国即将解放、解放的干部要转向城市的情况。因此，这封信应当是写于1949年。此其二。
赵在信中说，为了适应“目前的军事形势”，在“旧历年后我拟往岳送家属”，以适应流动。查戴光中所著《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戴认为赵是在1949年春节前夕回到了阔别11年的家乡的，但从赵的信中看，赵是决定在春节后回去的。虽然限于材料，目前还难以断定他是春节前还是节后回去的，但是他在1949年回家是毋庸置疑的。这也说明，赵的这封信是在1949年写的。
赵树理与周扬的关系
1946年，周扬从延安到晋察冀，随即担任了这个最大的解放区的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成立后，周扬仍任宣传部部长。赵树理所在的山西太原新华书店，自然是在晋察冀及华北局的管辖范围之内。从组织关系上讲，赵树理归太行地区文联领导，并无直接向周扬汇报工作的必要，而作为统领华北地区全局宣传工作的周扬，在所领导下的晋察冀及华北局有很多作家，赵树理只是其中之一。以当时两人的身份而言，是很难于直接联系的，更何况，周与赵得以见面还是在1949年的文代会上。周与赵的结缘，得益于赵树理的作品，而赵树理的作品获得更广泛的认可，得益于周扬的重视——这是一段颇值一提的文坛佳话。
赵树理是以1943年9月发表了《小二黑结婚》独步文坛的。这篇作品曾在农村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过去，华北书店出版的文艺书籍以发行二千册为极限，但是这本封面标有“通俗故事”的小册子，却连续印发了二万册仍供不应求，只好再印二万册。这自然说明，当时解放区的广大读者对此书的喜爱。可是，与广大读者的反响相比，文艺界同行却非常冷淡。虽然当年的《华北文艺》10月号上，曾出现过一篇充分肯定《小二黑结婚》的书评，但是，在当时很权威的《新华日报》（华北版）上，马上针锋相对地刊出了一篇批评文章，文章认为：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抗日，写男女婚恋没有什么意义。这篇文章发表后，当时太行区的许多报纸杂志，对《小二黑结婚》保持了沉默的态度。此后，虽然赵树理又创作了《李有才板话》，并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然而几年以来，并未引起解放区（文艺界）应有的重视。记得我曾和一个同志说过《小二黑结婚》还不错，然而对方的回答，却是‘赵树理对解放区的了解也很有限’。”（史纪言：《文艺随笔》，载1947年1月《文艺杂志》）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当时对文学作品通俗化的认识有分歧。在解放区，不同经历、不同出身的文艺工作者云集，必然会以各自对文艺的认识来看问题。这种认识，在解放区不管是在延安还是在晋察冀，都同样存在。即以晋察冀而言，在1942年初召开的太行区文化座谈会上，围绕着通俗化的问题，就有着很明显的分歧和矛盾。当时作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的杨献珍对此次会议有很深的印象。在这次会上，有人认为通俗化即是庸俗化，搞通俗化就是海派，并根据对通俗化问题的不同主张，把人分成新派和旧派。他们认为“杨献珍是代表旧派，他的群众就是赵树理”。这样的看法当然是偏激的，但是赵树理对持有这样观点的人的看法也同样有偏激。赵树理把解放区某些作家未脱欧化习性，写出来的作品只能互相买着看，颇带讥讽地幽默为“交换文学”。在这样一种状况下，赵树理的作品的结局也只能被认为是不登大雅之堂，评论界的寂寥也是可想而知的。
但是，不管现在如何看这场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已经确立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向和解放区迫切需要这种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作品的形势来看，赵树理的作品无疑蕴含着极大的生命力。后来，周扬这位很有眼光、善于掌握文艺界宣传动向的理论家结识赵树理的作品，并对此大加推崇，其考虑的出发点正在于此。 1946年7月，周扬在刚解放的军事重镇张家口编印了《李有才板话》和《解放区短篇创作选》，准备带往上海，作为送给文艺界朋友的礼物。这样，周扬有机会读到了赵树理的全部作品。赵树理的作品显然深深地打动了周扬，因而周扬“对他作品的新颖题材和独特风格以及作者的卓越才能感到惊异”。此时，杨献珍恰好也在张家口，他向周扬介绍了赵树理的有关情况。于是，周扬在临行前的繁忙中写下了解放区第一篇研究赵树理的专论——《论赵树理的创作》。
在这篇专论中，周扬虽然对赵树理的作品进行了评价，但他主要是从党的文艺方针上来看待赵的创作——这是周扬这篇文章的立意点：
赵树理，他是一个新人，他是一个在创作、思想、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一位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
他竭力使自己的作品写得为大众所懂得。他不满意于新文艺和群众脱离的状态。他在创作上有自己的路线和主张。同时他对于群众生活是熟悉的。因此他的成功并不是偶然的。正是他实践了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方向的结果。文艺座谈会后，艺术各部门都得到了重要的收获，开创了新的局面，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是文学创作上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我欢迎这个胜利，拥护这个胜利！
几乎在周扬的文章发表的同时，在国统区的文艺界的著名人士郭沫若和茅盾，在读到周扬带去的赵树理的作品后，也发表文章，对赵树理的作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周扬对赵树理的评价，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看法，当然代表着华北中央局对赵树理创作风格的肯定。正因为如此，在周扬的全面评述之后，加以得到郭沫若和茅盾等前辈作家的热情肯定，赵树理创作的意义，得到了文艺界的广泛认可。1946年8月底，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召开的文艺界座谈会上，号召“今后要向一些模范作品如《李有才板话》学习”（《人民日报》1946年8月28日）；1947年七八月间，在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的座谈会上，“在讨论过程中，大家实事求是的（地）研究作品，并参考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对赵树理创作的评论和赵树理自己创作的过程、创作方法的自述。反复讨论，最后获得一致意见，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实应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在会上的总结发言中，边区文联负责人陈荒煤并以《向赵树理方向前进》为题，加以肯定。同月，边区政府教育厅在第一次文教作品评奖中，将惟一的一个特等奖发给了赵树理。
大约就在此时，周扬和赵树理有了通信的联系。在笔者所看到的赵树理给周扬的三封信中，最早的一封信大约在1947年。在这封信中，赵树理写道：“我在生活上，现在无甚困难，以后碰上了，临时再请解决。承你关心，甚为感激。”可见，周扬不仅对赵树理的创作有很高的评价，对其生活也很关心。
由于周扬担负着领导华北文艺界的重任，加之以赵树理对周扬的信任，所以，在以上引的这封信中，赵树理坦然地对周扬谈到了自己在解放后的工作去向问题，并向周扬提出了要求：“我这种想法如与党使用我的计划不冲突，请求给我调动这样一个岗位。”
1949年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神交已久的周、赵二人终于见面。赵树理给周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他懂世故，但又像农民一样纯朴；他憨直而又机智诙谐；他有独到之见，也有偏激之词，他的才华不外露，而是像藏在深处的珠宝一样不时闪烁出耀眼的光芒。（周扬：《赵树理文集·序》
此后，周扬认为，他与赵在“二十多年的交往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赵树理也显然认为这种友谊是超越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的。“文革”开始后，周扬首当其冲地被揪了出来，赵树理作为周扬的“黑帮”成员被揪斗关押。在这样饱受折磨的岁月里，赵树理依然对周扬很是信任的。1970年，在离开人世前不久，他在一张破纸上抄录了毛主席的《卜算子·咏梅》，郑重地交给女儿赵广建藏好，并说：“你以后替我设法交给周扬同志，党会明白我的。”十年之后，周扬饱含感情地写道：
那时我早已失去自由，我的命运处于危如垒卵的境地。但他还是信任同志，信任我们之间的友谊，相信我们总会有重见天日的一天，相信人民总会重过光明的日子。（周扬：《赵树理文集·序》）
遗憾的是，赵树理没有等到重见天日的那一天，1970年被迫害致死。张僖了解到了赵惨死的状况：
1975年的下半年，法国要出版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当时，王匡找到我说：这本书能不能出版呢？你到山西去一趟吧。我到了山西，见到了马烽。马烽给我讲了赵树理死前的惨状。他说，赵树理站在两个桌子摞起来的高台上挨斗，从桌子上摔下来后，惨死的。（1999年2月25日采访张僖）
“文革”后，周扬复出，张僖向他报告了赵树理的情况：
我把赵树理的情况跟周扬讲了，北京为赵树理开了一个会，举行骨灰安放的仪式。后来，周扬对我说：还应该为他开一次追悼会，隆重地纪念他。这样，就在八宝山举行了追悼会。（1999年2月25日采访张僖）
1980年，《赵树理文集》出版时，周扬为这部文集作了序，并同意文集的编辑者把他在1946年写的《论赵树理的创作》收入文集，以“纪念我们多年的文学之交和革命友谊”。
赵树理从头锻炼自己的失败和回乡
在给周扬的信中，赵树理对革命胜利后自己的工作问题着实考虑了一番。
赵树理出生在稍带书卷气息的农村家庭，在参加革命前，家庭是属于下降的中农。当他带着一枝破笔，几张破纸，走进轰轰烈烈抗日群众运动中的时候，他并不是一名作家。他同那些刚放下锄头参加抗日的广大农民一样，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任何特异。他觉得自己能为民族解放献出的，除去应该做的工作，就还有这一枝笔。
因为有这枝笔，加上他所熟悉的农民的思想和感情方式，以及作为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的亲历者，因此，他成了农民化的知识分子。当他开始进行创作时，他就立下宏愿：“我不想上文坛，不想做文坛文学家，我只想上‘文摊’，写些小本子夹在卖小唱本的摊子里去赶庙会，三两个铜板可以买一本，这样一步一步去夺取那些封建小唱本的阵地。做这样一个文摊文学家，这是我的志愿。”（李普：《赵树理印象论》，《长江文艺》创刊号）
抱着这样的志愿，赵树理运用自己浓厚的生活底蕴，写出了一大批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倡的文艺与大众结合的原则是相吻合的，与当时的现实也是密切相关的。因此，在解放区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全国解放前夕，赵树理显然面临着与“整个前途有关”的问题：离开了给他丰厚的生活底蕴的农村，以后创作的道路如何走？所以，在给周扬的信中，他将这种困惑或思考毫无保留端了出来。
参加完全国文代会后，赵树理担任了文化部曲艺局的处长。这种安排，或许是周扬根据赵树理“依靠现在的条件工作，并加强今后的流动性，逐渐把自己的活动范围转移到城市去，或者是个较妥当的办法”的要求做出的，因为赵树理对曲艺工作是相当熟悉的。而对赵树理来说，“逐渐把自己的活动范围转移到城市去”是全国解放后的现实，在这一现实面前，他知道，他必须从头锻炼自己。
但是，事实证明，他的这种从头锻炼自己的愿望并没有得以实现。这其中的一个原因，赵树理在1952年曾谈到：
一九四九年到北京后，和群众接触的机会更少了，来源更细得几乎断绝了。为了挽救这一点，我也曾下过一次工厂，但试验了一个月，觉得路子太生，又想折回来走农村的熟路。折回来了，并且也到了农村了，可是仅仅两个月功夫，临时回到北京来开了个会，又被些不成理由的客观原因拖住没有得返回去。所以除了三年之中写了两个小东西（《传家宝》和《登记》）以外，所存的原料再也写不成个能给人以新感觉的东西。（赵树理：《决心到群众中去》）
创作源泉的枯竭，固然是现实，但是，对于赵树理来说，自己所固守的“写作上有些别扭劲儿”，也使他有意无意地拒绝根据时代的新要求，作出相应的改变。
全国解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大众对于作品的要求，已不单纯是通过作品对社会问题的认识，获得一种审美情趣的享受的要求也日趋强烈。这就要求作家提高艺术水平，追求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但是，赵树理却依然恪守着他那“民间文学正统论”的创作原则。
1951年，赵树理改任中宣部文艺处干事。这次调动，是胡乔木做出的。原因是，胡认为他“写的东西不大（没有接触重大题材），不深，写不出振奋人心的作品来”，要他“读一些借鉴性作品”。胡乔木并煞费苦心地为他选定了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列宁论文艺等理论著作，让他住进中南海庆云堂，解除一切工作，闭门专心读书。但是，学习的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当时，严文井和他对门而居，两人几乎天天辩论中外文学的优劣。严文井一方面惊愕于他的古典文学修养，断定他“不是一个通俗作家”，另一方面则感到他不仅不想改造自己的知识结构，而且想说服别人也不必去钻研外国名著。（戴光中：《赵树理传》275页）
既然“不想改造自己的知识结构”，赵树理惟一的选择，就是回到所熟悉的乡村去。因此，在毛泽东的《讲话》发表十周年的纪念日，他向一切关心他的人们郑重许诺：“照毛主席的话。下决心改变一下自己的现状，回到群众中去。”——他在信中虽然认为“甘心当个专写农民的写作者”“说起来不免带点暮气”，但也只能认为是“比较现实”的做法了。
此后，虽然赵树理写出了反映合作社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并因为配合了当时的形势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是，作为艺术家的赵树理，在新的时代来临时却始终没有超越自我。更为遗憾的是，赵树理直到被迫搁笔时才对此有所认识：
我在这方面的错误，就在于不甘心失败，不承认现实。事实上我多年所提倡的东西已经因无人响应而归于消灭了。（赵树理《回忆历史并认识自己》）
“一个过于具体地配合自己的时代和环境写作的人，一旦事过境迁，常常可能再也引不起大家多大的兴趣，可是另一方面，席勒说得也对：‘一个忠于自己时代的人，比别人更容易获得不朽的地位。”卢那察尔斯基的这个断语，恰是赵树理文学创作生涯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