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读小学五年级时，我好像就发育了。
　　乡下的孩子比较朴实，但同样会胡思乱想。罗大佑作词作曲的《童年》，就唱道：“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看来凡学文学艺术的，一般都较早“情窦初开”。
　　一天，在晚自修回来的路上，拐弯时我躲进一块甘蔗田里，准备偷蔗，突然，听到蔗田深处有奇怪的声音，用手电筒往那边一照，不得了，一对男女正搞“甜蜜事业”。我惊叫一声，转身欲跑。但那男的十分迅速地追上来，一只手还提着裤头，很狼狈。
　　他没头没脑地说：“行行好，同学，你要什么都行，我有手表、钢笔，还有10块5毛钱……”
　　原来他要用“糖衣炮弹”收买我。
　　仔细一看，才知道他是来我们村指导地瓜生产的“肖同志”，平素大伙都怕他。那时，不知哪来的勇气，我竟然恶作剧地说：“什么都不要，我要亲她一下!”因为我们那里有这么一个说法，捉奸的，可以“见者有份”。我吞了一下口水，等他回答。
　　“肖同志”竟然一口允诺：“行!行!”便要叫抖成一团的“小芳”过来。这时，我反而怕得一溜烟就跑……
　　多年过去了。想想那一幕就好笑。我突然可怜起那个“肖同志”，甚至看不起他。他是一个地道的胆小鬼!
　　
　　二
　　
　　读初三那阵，有一本手抄本《少女之心》在我们男生手里流传。班主任黄老师，常在班级里教育同学们要有“革命情操”，凡看到哪个男生瘦了，就怀疑他有手淫恶习。当时，我们都怕瘦，消“瘦”不起啊!
　　就在这个时节，从市师范来了个体育实习老师。她是外地人，从小在小镇里长大的我，第一次听到有“异地口音”的普通话，倍感新鲜，也十分崇拜她。她皮肤有点黑，是个“黑美人”。她姓什么我忘了，名字叫“秋风”，很好听。
　　她对我很好。期中考后，学校要举行广播体操比赛，要求每个同学穿戴一个样：白衬衫、蓝裤子、白鞋(球鞋)。当时，球鞋还是不常见的，我家穷，买不起。正苦恼时，秋风老师竟然已为我买了一双。一种感动、轰轰烈烈的心情令我几夜睡不着，尽幻想自己一下子长大了，比她高，甚至比她黑一点，还会开车，接送她去游山玩水，还买红色衣服给她……越想越觉得甜蜜。
　　一天天过去了，对她的感情也一天天加深。很快，秋风老师实习任务完成了，该回校了。临走前的那个晚上，同学们都买东西去送她，我没去，后来听同学说，她还问我为什么没去。
　　我其实很想去，而且只想一个人去，但我没钱，贵的东西买不起，送铅笔又丢人现眼。一个人走在夜路上，低头看脚上的鞋子，泪水就流了出来。没出息，怎么还流泪?我心里这么责备自己。我爬到一棵可以远远看到秋风宿舍的龙眼树上，让风吹乱自己的头发，那份单相思，那份朦胧的恋情，使自己仿佛一夜之间成熟了很多。
　　那双旧鞋子已不见了。
　　但我从未嘲笑那段幼稚的心路历程，我珍惜这一切，至今仍怀念那位叫秋风的姐姐。她与落叶无关，但是她引领我走过一段飘满落叶的小路。有时，成长是在挫败之后。
　　
　　三
　　
　　读大学时，我剃小平头，十分老实。
　　歌谣《同桌的你》里写的男女主角是同桌，但我的同桌是个男生，还好，我的前桌，是一对女生。
　　玲的脖子极白，且长，这是我唯一看到的风景。她的姥姥在泰国，好像很富，所以她有许多好看的时装。玲经常转过头来请教我一些问题，比如巩固的巩字怎么写?遵义会议时，毛泽东几岁?诸如此类的话题，十分简单，却也好笑。我自以为是地想：她一定是对我有好感。
　　此后，我主动找她谈话。有歌唱道：“要想恋爱得多交谈!”后来，玲在“南风”诗报上读到我写的一首小诗《给台北的表妹》，她大叫起来：“你的表妹在台湾?”我笑了笑，十分深沉。
　　一天，玲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不过，表兄妹不能通婚!”我说，我并没想跟她结婚呀!
　　“你还好，不是表妹!”我语无伦次别有用心地补充道。
　　玲的脸一下子红到脖子上去了!随后我们正式恋爱，喜欢下雨，两人只撑一把伞：喜欢吃饭，两人共用一个盆子装汤，喜欢生不轻不重的小病，可以在床上接受彼此的关怀……
　　爱情的力量，原来就是让你更“喜欢”生活!
　　大学毕业，玲在国外的家人要她出国，她哭了一个晚上，十分伤心。
　　吻别时，她说：“请等我回来!”
　　我摇摇头，我知道，她将成为“海外赤子”，她曾经爱我，我也爱她，这就够了。至于明天将来，云里雾里的，我不苛求她如何如何，自己也不能保证永远“守身如玉”，我们没有契约，一切顺其自然吧!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十分豁达、潇洒，像个智者，挥挥手，脸上还带着笑。
　　毕业5年之后，我结婚了。在大洋彼岸的她也成家了。在一次越洋电话里，她开玩笑说：“我老公有点像你，很帅!”我也开玩笑说：“我老婆的脖子跟你一样白，挺好的!”
　　拥有的不一定是最美丽的，一切随缘。我们心怀感激，更可贵的是，彼此能赤诚地祝福。
　　我们纯真地相恋过，记忆里都是阳光般美好的日子。曾经的恋情，说不出好在哪里，但快乐过：现在的婚姻，也说不出好在哪里，但很幸福。这就够了，我很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