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 社会科学中是否存在规律是当代科学哲学的主要争议之一。规律在科学中所发挥的说明和预测功能，在很多学者看来它关系到社会科学是否是真正科学的问题。同时，复杂性作为一个跨学科前沿领域，随着其在科学哲学研究中的兴起和快速发展，为诸多哲学问题的回答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工具。因此，在复杂性这一全新视角下对社会科学规律存在的合理性、特征、意义等问题进行探究，有助于在社会科学哲学范围内对这一系列问题给予科学合理的回答，为社会科学规律提供新的科学合理性依据。
〔关键词〕 复杂性，社会科学规律，合理性，反面理论，特征
〔中图分类号〕C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4-0026-06
通常对社会科学的哲学反思有两种进路：一是认为社会科学不是真正的科学。因为只有能发现规律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然而社会科学不能创立像自然科学规律一样的规律。另一是通过坚持规律与社会说明和预测无关，即反对规律在普遍意义上具有说明和预测的功能，从侧面保护了社会科学不被边缘化或被划定为非科学。这两种观点虽然角度不同，但都认为社会科学中不存在规律。〔1 〕 （P299-307 ）复杂性科学在此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强调异质主体和基于主体的模型的作用。同时，复杂性科学的出现开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视角，即正视社会现象的非均匀性、非恒定性及价值负载性，并把它当作一种真实的方法论优点，建立在系统复杂性和非线性的辩证动力学基础上，探寻一种特殊的分析和处理复杂性的深度。〔1 〕 （P7288-7295 ）本文试图从复杂性视角对社会科学规律问题进行分析以阐明这一观点：社会科学中不仅存在规律，而且其研究主题与自然科学规律一样丰富，应用也同样广泛；社会科学规律不仅可能，而且发现社会科学规律的方法同自然科学规律并无多大差异。
一、社会科学规律存在的合理性
一方面，在几乎每个对社会科学规律的怀疑说明中，总有一个原因是普遍认可的，即社会科学主题的复杂性。以下将从社会科学与物理学、生物学和化学等经典自然科学的具体类比中，澄清这一问题。
1.社会科学与物理学的类比。通常认为，数值计算和自然科学紧密联系，科学家相信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出的数据，在对数据进行计算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真实可信的。而在社会科学中，一些社会因素并不能像风力、风向、温度或气压等变量一样可观察和检验。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通过对社会要素的统计分析得出可靠结论，更不可能在此基础上抽象出一般的社会科学规律。
虽然在经典物理学中，以牛顿力学为例，使用近似和收敛方法是普遍存在且无伤大雅的。对哈雷彗星周期运转的预测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但是，1961年气象学家洛伦兹使用一台旧计算机对描述天气的简化方程进行模拟仿真，以期实现天气预报的计算机化时得出的意外结论，恰恰挑战了我们这种认识。为了考察的简便，洛伦兹在实验中直接把上一次四舍五入后的结果作为其后的计算初值进行输入，但令人意外的是，从几乎相同的出发点开始，计算机模拟出的天气模型差别越来越大，以致最后毫无相同之处。这种做法的前提假设很明显是受到牛顿时空观和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影响。因为科学家们普遍相信，只要近似地知道一个系统的初始条件及其运行规律，就会得出近似准确的结果。在物理定律的作用下，世界只要运转起来就会按照牛顿定律按部就班地运行。正因为如此，洛伦兹实际的计算结果如此意外，以致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这就说明了自然科学中的变量并不像传统认为的那样“可靠”，初始变量的微小差异都会引起结果的大相径庭，而不是在一定的初始条件和规律基础上按照固定模式运行。同样，这种现象在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数次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就是一个明显且残酷的例子。当然这并不是说数值计算是不可靠的，而是有一定的作用域，因为数值计算现在也逐渐发展成复杂性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分形理论和混沌理论，可以描述和计算那些隐藏在复杂组织中的确定结构，这一方法对于理解社会行为的非线性特征，发现指导特定社会行为的普遍规律而言至关重要。
2.社会科学与生物学的类比。格兰特在其1986年出版的《生态学和达尔文雀的进化》一书中指出，社会科学面临的很多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与生物学极为类似。
格兰特通过对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达尔文雀进行为期十年的观察，深入研究并记录了这些达尔文雀的演化变化。这些雀鸟几乎是同样的体形，不同种间最大的差异是鸟喙的尺寸和形状，因为它们是对食物来源的适应结果。这一结论是在格兰特区分并排除了各种复杂要素后得出的。如从雀鸟规模的宏观层面看，漂变的作用力是很小的；从包含在微小的基因累积性变化过程中的鸟喙大小进化的微观层面上看，达尔文雀内部的约束力也是不重要的。他将这些因素排除在了自然选择的过程之外，认为这些雀鸟就是在对不同食物来源的适应过程中直接被选择出来的。
事实上，突变率和基因流等复杂要素，雨季、大规模的采种、采种时间以及其他食物来源等都会影响食物在多大程度上发挥着限制达尔文雀的规模和选择动力学的作用。还有掠夺、疾病和竞争等额外要素，在他的研究中也没有给予考虑，至多只是给出了这些要素相对不重要的理由。然而，当自然选择明显地挑选出鸟喙的各种大小时，这一作用机制仍然是不清晰的。因此，他的大多数结论是定性的而不是定量的，他赞成选择的方向而不是力度。最后格兰特的大部分结论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发现了反例，这些结论必须在特定的情况下予以说明。
当然，在此我们的目的不是抨击格兰特研究的合理性，而是想要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通常受到以定量研究为主导的自然科学批判的大部分社会科学的定性研究，其所面临的问题与生物学中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CP（ceteris paribus）规则即设限规则，虽然限制了一些额外的干扰要素，但并没有因此为社会科学带来比自然科学更多的假定前提。自然科学规律同社会科学规律一样，都有其适用范围，而且必须允许反例的存在。因为CP规则在同一事物的不同层次中会有一个变化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规律的实效性控制在这一变化域内部。 3.社会科学与化学的类比。如果我们认为科学研究的任务是发现具有先验合理性的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这一观点来反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以及社会科学规律存在的合理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化学这一严谨的自然科学中，我们也不可能找到任何规律，以下就是一例。
在从“燃素说”向“氧气说”转变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坚持认为“燃素说”反映了燃素和燃烧之间的先验关系，并且坚持认为。即使面临越来越多的反常，燃素说也恰当地表达了一种真实的自然规律，而且如果我们不能发现一个把这个规律作为指示对象的理论，我们就应该放弃规律说明，那么显然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说明力的缺乏。因为这种方法对于发现隐藏在现象内部以及现象之间的表面多样性背后的规律性而言是有价值的。但是很多人错误地以为自然科学成功发现规律的原因是因为类似简单性。
因此，从“燃素说”向“氧气说”转变的过程，恰恰说明在自然科学中同在社会科学中一样，“重新描述”在发现真理过程中的作用及其灵活性。“重新描述”这一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所选择主题带来的困难。例如在上述例子中，经验事实证明，我们先前认可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必然的，重新描述就会告诉我们，它们事实上是什么以及如何相互作用。总之，规律是一定描述层次上现象之间的关系的表示，在某一层次上复杂性可能会限制它们的公式化，这时重新描述的作用就会发挥出来。
从以上三个具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类比中可以看出，在复杂性方法论的基础上，支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规律的一致性论点，都普遍借助于隐喻，而不考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同源关系。这种分析和综合、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整体研究方法，体现了复杂性研究的精髓。
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之间具有一致性，体现了社会科学规律存在的合理性。大部分科学家承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差异，但并不认为二者是完全不可通约的。通过某种特定的方法论的统一，有可能实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彰显社会科学的规律性。
戈登在其《社会科学的历史和哲学》 〔2 〕（P71，72，118，166，280，326 ）一书中，列举了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人物关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方法论一致性的观点。这些观点代表了在社会科学内部，把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以寻求社会科学一般规律的各种尝试。例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讲到“政治学在方法上应采用伽利略的分解-组合方法，通过把现象分解为构成它的简单要素然后通过重新组合这些要素来分析现象，他认为所有恰当的推理都应当包括应用数学和基本实体，因此应该建立这样一种政治学理论：它建立在现象与几何学和代数学构成的数学体系的基础上”。哈奇森在将社会科学概念化时使用了牛顿的定量法和类推法，甚至建议完全遵循牛顿的具体计算方法。傅里叶则认为社会规律只不过是牛顿力学定律在社会现象中的副本而已，体现了对牛顿世界观的普遍接受。圣西门同样赞成牛顿力学定律，并将其视为“一元论原则”，通过把社会科学称作社会物理学来最终实现二者方法论上的统一。到20世纪，对这种一致性的追求，强化了社会科学中行为科学的实证主义。凯特林甚至认为只有政治统一才能形成政治学，普遍存在的行为常量允许规律的公式化，而且这些规律像机械规律一样永恒，人们在他们所遵循的规律范围内永恒的运动，就像原子在化合作用中一样，社会科学所寻求的正是这些规律。到实证主义的鼎盛期，亨廷顿指出在维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主性及一致性正相关，其思想中牛顿机械论和在政治现象中采用牛顿方法论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上述这种简单的历史回顾已经明确地展示了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方法论转化的各种努力，也表达了社会科学家想在自己的学科中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此外，戴森认为随着文化因子（一种自我复制的文化行为单位）模拟基因运行（一种自我复制的生物-生理信息传递），进化遗传学中的几乎所有现象都可以在文化史中找到同功异质体。马斯特尔斯与戴森的主要社会生物学观点一致，他把政治文化和进化生物学联系起来，认为政策作为一种直接的人类现象应该与进化生物学规律一致，并进而指出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或科学哲学，应该为社会科学提供范式。同样，詹奇概述了进化生物学和社会学之间根本的隐喻性平行，因为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都面临着大量自组织现象。
这些都是跨越学科边界寻求统一规律的实证主义思想，然而，这并不足以说明社会科学一旦采用自然科学的模型和方法就可以取得实质进步，同时，随着复杂性研究的兴起，寻求一种跨越学科边界的方法论，对于社会科学规律存在的证明而言是必要且及时的。因此，自从实证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衰落以来，哲学家们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科学实在论、进化认识论和理论的语义概念等方面。
与此同时，到20世纪末以经典物理学为代表建立在线性决定论基础上的自然科学，走向了非线性的计算形式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使复杂性科学家意识到了异质社会主体行为的真实性，而一直通过遵循旧有的常规科学认识论来获得制度上的合法性的社会科学，也开始肯定异质主体的真实性。因此，尽管当代自然科学方法论仍占据统治地位，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也一如既往地快速发展，但必须承认的是，复杂性科学方法论的形成对于寻求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一致性来说是大有裨益的，从方法论层面证明社会科学规律的合理性。
二、对两种反面理论的分析辩驳
当然，社会科学规律存在的合理性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诟病。罗伯茨的反自然主义立场和戴维森的认识论主张是典型代表。我们将把社会科学作为复杂系统来看待，以规律的实在性来确立其普遍性，对社会科学规律存在的合理性予以论证。
（一）对罗伯茨主张的批驳。反自然主义者通常认为社会科学中根本不存在规律，因为价值和意义在社会科学中是不可或缺的，这就使得社会科学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应该使用“诠释论”方法，而诠释根本无需规律。简单地说，就是认为社会科学因为人的主观意向性的介入，使得其规律缺少客观性和普遍性，因而无意义。 反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茨主张，意向性是社会科学规律不可能存在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人的主观意向性导致了社会系统内部的多重可实现性和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在描述社会科学规律时，必须要引入CP规则，罗伯茨将之理解为“没有阻碍条件或干扰条件”。他称这种规则为设限规则（hedged regularities），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1）如果存在社会规律，它们必定是设限规律，事实上不存在设限规律，因此不存在社会规律。（2）规律的主要特征是全局性和普遍性，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特定系统，即使为了说明和预测，也不需要预先假设规律。总之，社会科学不仅没有规律，而且不需要规律。〔3 〕 （P154，159 ）
针对罗伯茨的这种规律观，我们认为，社会科学中存在规律，而且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规律：
第一，虽然罗伯茨坚决抵制科学的本质目标是发现规律这种科学观，但他仍认为发现规律是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之一。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个划界标准是模糊的，到底是指一系列包含“规律”一词的科学理论，还是指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规律”本该发挥的作用的科学理论。如果是前者，那么新近一些物理学原理的名称则不再习惯使用“规律”一词，如爱因斯坦的场方程和薛定谔方程，但它们同样发挥着相对论规律和量子力学基本规律的作用；如果是后者，那么社会科学中存在的很多罗伯茨称之为设限规则的理论同样发挥着说明和预测社会现象的作用，它们对于指导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而言也是有重大意义的。事实上，罗伯茨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他指出，一方面一些被科学家称之为规律或名称中含有“规律”一词的理论，并不必然就是规律；另一方面，一些科学规律实际上是先验的数学真理，而不是自然规律。〔3 〕 （P155 ）这样的结果是我们必须根据一种特定的科学理论来决定规律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但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哲学解释来予以回答。事实上这正是他的犹豫之处。
第二，社会科学不需要规律这一观点也存在两个重要的缺陷。首先，具有主观意向性的社会个体并不是阻碍规律存在的充分条件。诚然，人类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自存的，但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由主义，虽然对人类自由的概念的争议使得表面上看来社会科学中即使存在一定的规律也是相当不可控的，但在人类理性的基础上，这种独立性和对其活动的因果作用是可以共存的。而且，罗伯茨的规律观预先假定了社会科学本质上是关于个体行为的。事实上，个体的活动必须存在于一定的可能性空间中，而在这种可能性空间中，个体的组合行为模式必然会出现。而且，社会科学的研究经验表明，比起个体的特征和作用而言，社会科学更倾向于研究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社会系统的结构及其动力学模式。因此，从这点看罗伯茨的这一观点的前提假定就是错误的。
（二）对戴维森主张的批驳。科学实在论者一般认为规律既有语言方面的问题，又有事实方面的问题。前者关乎规律的语言表达，后者关乎规律对外部事实的指称和反映。不同的是，戴维森认为规律只是语言问题，不是事实问题；规律不是指自然界的必然性关系，不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规律只涉及语言描述。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
第一，表面上看来，戴维森将对规律的探讨只局限于认识论层面。事实上，在《论行动和事件》一书中戴维森把“事件”作为其规律观的本体论范畴，只不过是把“事件本身”与“事件描述”区分开来，即“外延事件”和“内涵事件”。内涵事件与一定的描述方式相关，同一外延事件，不同的描述方式会得到不同的内涵事件。戴维森关注的是对事件的描述，而不是事件本身。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规律不是由事件本身给予例证的，我们只能通过描述来例证规律。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戴维森得出规律是语言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的结论。这样，他就把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且发挥重要作用的因果关系从规律中排除出来。因为因果关系指的是原因事件和结果事件之间的一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而原因事件和结果事件作为两个外延事件只是特定时空下的两个特定事件，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不可重复的，不具有普适性的。而规律所蕴含的事件必须是内涵事件或对事件的描述。因此，原因事件和结果事件只能通过一定的描述才能例证规律，甚至很多时候只能例证规律的某一方面。显然，戴维森把语言视为理解规律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然而这就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如果语言从未存在，那么是否还存在规律。这个问题在自然科学中很容易得到回答。因为支配整个世界运转的自然规律早在远古时代就存在，不会因为人们没有发现它们或没有用语言表达出它们就不存在。同样，社会现象中的规律不依赖于社会科学家发现和陈述这些规律的能力。这点可以从规律在科学中发挥的作用来理解，自然科学规律的作用是说明和预测现象，那么在社会科学中是否也存在这样一类理论，它们的发现或发明对于说明和预测社会现象而言是有益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第二，戴维森认为一个真正的规律必然涉及到一个闭合系统，即一个可以在自身内部只使用该系统的词汇通过规律来解释事件。事实上社会科学不能闭合，因为外部的、非社会因素不可避免会介入。这一观点也同样存在问题：“闭合系统”的要求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何谓“闭合”，是所研究的系统还是理论本身？〔4 〕 （P299-307 ）假如所研究的系统被认为是闭合的，那么，在以普遍规律为指导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等学科中，其主要的研究主题生物有机体这种开放系统，通过内部的调节机制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来维持其自身的温度、新陈代谢的速度和氢离子浓度等的动态平衡，这种现象将如何解释。同时，戴维森的观点在物理学的很多研究领域，也消解了规律存在的可能性。例如，开普勒定律可能完全不对，因为太阳系不能免于外部因素的影响。相反，如果理论本身是闭合的，即一个可以在自己的词汇范围内就能完全控制外部影响的理论，那么我们如何检验它与客观实在的相互作用以及与其他理论的相互关联，如何保证它的不断进步？闭合理论是一种理想的科学状态。如果按照戴维森规定的严格界限，作为自然科学规律存在的强有力例证的物理学事件域也是开域，因为事实上至少有一部分物理事件与化学的、生物的或心理的事件发生因果联系。因此，他的观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适用于理论和实验层面的研究，而不适用于实际的科学实践。当然，科学认识的目标之一就是不断消除这种不确定性，使科学理论不断朝着闭合理论的方向发展，但必须意识到这不是一蹴而就的。 注 释：
①描述主义者认为，只存在一个单一的社会科学现象的描述层次是合理的，它能获得我们想要了解的东西是什么的答案，因此，如果没有规律连接这些术语，那么这里就真的不存在社会科学规律了。
参考文献：
〔1〕 Henrickson Leslie，Mckelvey Bill Foundations of ‘New”Social Science: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from Philosophy，Complexity Science，Postmodernism，and Agent-Based Modeling.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Vol. 99，No. 10，Supplement 3，2002.
〔2〕 S.Gordo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Routledge，1991.
〔3〕 J.T.Roberts There Are no Law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4〕Harold Kincaid. Confirmation， Complexity and Social Laws.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5〕A.Rueger， W.D.SharpSimple theories of a messy world: theory and explanatory power in nonlinear dynamics.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1996.
〔6〕N.Cartwright，Nature’s capacities and their measur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责任编辑 苏玉娟
〔关键词〕 复杂性，社会科学规律，合理性，反面理论，特征
〔中图分类号〕C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4-0026-06
通常对社会科学的哲学反思有两种进路：一是认为社会科学不是真正的科学。因为只有能发现规律的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然而社会科学不能创立像自然科学规律一样的规律。另一是通过坚持规律与社会说明和预测无关，即反对规律在普遍意义上具有说明和预测的功能，从侧面保护了社会科学不被边缘化或被划定为非科学。这两种观点虽然角度不同，但都认为社会科学中不存在规律。〔1 〕 （P299-307 ）复杂性科学在此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论，强调异质主体和基于主体的模型的作用。同时，复杂性科学的出现开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视角，即正视社会现象的非均匀性、非恒定性及价值负载性，并把它当作一种真实的方法论优点，建立在系统复杂性和非线性的辩证动力学基础上，探寻一种特殊的分析和处理复杂性的深度。〔1 〕 （P7288-7295 ）本文试图从复杂性视角对社会科学规律问题进行分析以阐明这一观点：社会科学中不仅存在规律，而且其研究主题与自然科学规律一样丰富，应用也同样广泛；社会科学规律不仅可能，而且发现社会科学规律的方法同自然科学规律并无多大差异。
一、社会科学规律存在的合理性
一方面，在几乎每个对社会科学规律的怀疑说明中，总有一个原因是普遍认可的，即社会科学主题的复杂性。以下将从社会科学与物理学、生物学和化学等经典自然科学的具体类比中，澄清这一问题。
1.社会科学与物理学的类比。通常认为，数值计算和自然科学紧密联系，科学家相信通过观察和实验得出的数据，在对数据进行计算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是真实可信的。而在社会科学中，一些社会因素并不能像风力、风向、温度或气压等变量一样可观察和检验。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通过对社会要素的统计分析得出可靠结论，更不可能在此基础上抽象出一般的社会科学规律。
虽然在经典物理学中，以牛顿力学为例，使用近似和收敛方法是普遍存在且无伤大雅的。对哈雷彗星周期运转的预测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但是，1961年气象学家洛伦兹使用一台旧计算机对描述天气的简化方程进行模拟仿真，以期实现天气预报的计算机化时得出的意外结论，恰恰挑战了我们这种认识。为了考察的简便，洛伦兹在实验中直接把上一次四舍五入后的结果作为其后的计算初值进行输入，但令人意外的是，从几乎相同的出发点开始，计算机模拟出的天气模型差别越来越大，以致最后毫无相同之处。这种做法的前提假设很明显是受到牛顿时空观和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影响。因为科学家们普遍相信，只要近似地知道一个系统的初始条件及其运行规律，就会得出近似准确的结果。在物理定律的作用下，世界只要运转起来就会按照牛顿定律按部就班地运行。正因为如此，洛伦兹实际的计算结果如此意外，以致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这就说明了自然科学中的变量并不像传统认为的那样“可靠”，初始变量的微小差异都会引起结果的大相径庭，而不是在一定的初始条件和规律基础上按照固定模式运行。同样，这种现象在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数次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就是一个明显且残酷的例子。当然这并不是说数值计算是不可靠的，而是有一定的作用域，因为数值计算现在也逐渐发展成复杂性科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分形理论和混沌理论，可以描述和计算那些隐藏在复杂组织中的确定结构，这一方法对于理解社会行为的非线性特征，发现指导特定社会行为的普遍规律而言至关重要。
2.社会科学与生物学的类比。格兰特在其1986年出版的《生态学和达尔文雀的进化》一书中指出，社会科学面临的很多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与生物学极为类似。
格兰特通过对加拉帕戈斯群岛的达尔文雀进行为期十年的观察，深入研究并记录了这些达尔文雀的演化变化。这些雀鸟几乎是同样的体形，不同种间最大的差异是鸟喙的尺寸和形状，因为它们是对食物来源的适应结果。这一结论是在格兰特区分并排除了各种复杂要素后得出的。如从雀鸟规模的宏观层面看，漂变的作用力是很小的；从包含在微小的基因累积性变化过程中的鸟喙大小进化的微观层面上看，达尔文雀内部的约束力也是不重要的。他将这些因素排除在了自然选择的过程之外，认为这些雀鸟就是在对不同食物来源的适应过程中直接被选择出来的。
事实上，突变率和基因流等复杂要素，雨季、大规模的采种、采种时间以及其他食物来源等都会影响食物在多大程度上发挥着限制达尔文雀的规模和选择动力学的作用。还有掠夺、疾病和竞争等额外要素，在他的研究中也没有给予考虑，至多只是给出了这些要素相对不重要的理由。然而，当自然选择明显地挑选出鸟喙的各种大小时，这一作用机制仍然是不清晰的。因此，他的大多数结论是定性的而不是定量的，他赞成选择的方向而不是力度。最后格兰特的大部分结论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发现了反例，这些结论必须在特定的情况下予以说明。
当然，在此我们的目的不是抨击格兰特研究的合理性，而是想要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通常受到以定量研究为主导的自然科学批判的大部分社会科学的定性研究，其所面临的问题与生物学中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CP（ceteris paribus）规则即设限规则，虽然限制了一些额外的干扰要素，但并没有因此为社会科学带来比自然科学更多的假定前提。自然科学规律同社会科学规律一样，都有其适用范围，而且必须允许反例的存在。因为CP规则在同一事物的不同层次中会有一个变化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规律的实效性控制在这一变化域内部。 3.社会科学与化学的类比。如果我们认为科学研究的任务是发现具有先验合理性的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这一观点来反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以及社会科学规律存在的合理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化学这一严谨的自然科学中，我们也不可能找到任何规律，以下就是一例。
在从“燃素说”向“氧气说”转变的过程中，如果我们坚持认为“燃素说”反映了燃素和燃烧之间的先验关系，并且坚持认为。即使面临越来越多的反常，燃素说也恰当地表达了一种真实的自然规律，而且如果我们不能发现一个把这个规律作为指示对象的理论，我们就应该放弃规律说明，那么显然可能导致的结果就是说明力的缺乏。因为这种方法对于发现隐藏在现象内部以及现象之间的表面多样性背后的规律性而言是有价值的。但是很多人错误地以为自然科学成功发现规律的原因是因为类似简单性。
因此，从“燃素说”向“氧气说”转变的过程，恰恰说明在自然科学中同在社会科学中一样，“重新描述”在发现真理过程中的作用及其灵活性。“重新描述”这一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所选择主题带来的困难。例如在上述例子中，经验事实证明，我们先前认可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必然的，重新描述就会告诉我们，它们事实上是什么以及如何相互作用。总之，规律是一定描述层次上现象之间的关系的表示，在某一层次上复杂性可能会限制它们的公式化，这时重新描述的作用就会发挥出来。
从以上三个具体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类比中可以看出，在复杂性方法论的基础上，支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规律的一致性论点，都普遍借助于隐喻，而不考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否存在真正的同源关系。这种分析和综合、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整体研究方法，体现了复杂性研究的精髓。
另一方面，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之间具有一致性，体现了社会科学规律存在的合理性。大部分科学家承认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差异，但并不认为二者是完全不可通约的。通过某种特定的方法论的统一，有可能实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一致性，彰显社会科学的规律性。
戈登在其《社会科学的历史和哲学》 〔2 〕（P71，72，118，166，280，326 ）一书中，列举了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一些重要人物关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方法论一致性的观点。这些观点代表了在社会科学内部，把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以寻求社会科学一般规律的各种尝试。例如：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讲到“政治学在方法上应采用伽利略的分解-组合方法，通过把现象分解为构成它的简单要素然后通过重新组合这些要素来分析现象，他认为所有恰当的推理都应当包括应用数学和基本实体，因此应该建立这样一种政治学理论：它建立在现象与几何学和代数学构成的数学体系的基础上”。哈奇森在将社会科学概念化时使用了牛顿的定量法和类推法，甚至建议完全遵循牛顿的具体计算方法。傅里叶则认为社会规律只不过是牛顿力学定律在社会现象中的副本而已，体现了对牛顿世界观的普遍接受。圣西门同样赞成牛顿力学定律，并将其视为“一元论原则”，通过把社会科学称作社会物理学来最终实现二者方法论上的统一。到20世纪，对这种一致性的追求，强化了社会科学中行为科学的实证主义。凯特林甚至认为只有政治统一才能形成政治学，普遍存在的行为常量允许规律的公式化，而且这些规律像机械规律一样永恒，人们在他们所遵循的规律范围内永恒的运动，就像原子在化合作用中一样，社会科学所寻求的正是这些规律。到实证主义的鼎盛期，亨廷顿指出在维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主性及一致性正相关，其思想中牛顿机械论和在政治现象中采用牛顿方法论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上述这种简单的历史回顾已经明确地展示了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方法论转化的各种努力，也表达了社会科学家想在自己的学科中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此外，戴森认为随着文化因子（一种自我复制的文化行为单位）模拟基因运行（一种自我复制的生物-生理信息传递），进化遗传学中的几乎所有现象都可以在文化史中找到同功异质体。马斯特尔斯与戴森的主要社会生物学观点一致，他把政治文化和进化生物学联系起来，认为政策作为一种直接的人类现象应该与进化生物学规律一致，并进而指出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或科学哲学，应该为社会科学提供范式。同样，詹奇概述了进化生物学和社会学之间根本的隐喻性平行，因为生物系统和社会系统都面临着大量自组织现象。
这些都是跨越学科边界寻求统一规律的实证主义思想，然而，这并不足以说明社会科学一旦采用自然科学的模型和方法就可以取得实质进步，同时，随着复杂性研究的兴起，寻求一种跨越学科边界的方法论，对于社会科学规律存在的证明而言是必要且及时的。因此，自从实证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衰落以来，哲学家们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科学实在论、进化认识论和理论的语义概念等方面。
与此同时，到20世纪末以经典物理学为代表建立在线性决定论基础上的自然科学，走向了非线性的计算形式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使复杂性科学家意识到了异质社会主体行为的真实性，而一直通过遵循旧有的常规科学认识论来获得制度上的合法性的社会科学，也开始肯定异质主体的真实性。因此，尽管当代自然科学方法论仍占据统治地位，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也一如既往地快速发展，但必须承认的是，复杂性科学方法论的形成对于寻求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一致性来说是大有裨益的，从方法论层面证明社会科学规律的合理性。
二、对两种反面理论的分析辩驳
当然，社会科学规律存在的合理性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诟病。罗伯茨的反自然主义立场和戴维森的认识论主张是典型代表。我们将把社会科学作为复杂系统来看待，以规律的实在性来确立其普遍性，对社会科学规律存在的合理性予以论证。
（一）对罗伯茨主张的批驳。反自然主义者通常认为社会科学中根本不存在规律，因为价值和意义在社会科学中是不可或缺的，这就使得社会科学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学方法，应该使用“诠释论”方法，而诠释根本无需规律。简单地说，就是认为社会科学因为人的主观意向性的介入，使得其规律缺少客观性和普遍性，因而无意义。 反自然主义的代表人物罗伯茨主张，意向性是社会科学规律不可能存在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人的主观意向性导致了社会系统内部的多重可实现性和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在描述社会科学规律时，必须要引入CP规则，罗伯茨将之理解为“没有阻碍条件或干扰条件”。他称这种规则为设限规则（hedged regularities），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1）如果存在社会规律，它们必定是设限规律，事实上不存在设限规律，因此不存在社会规律。（2）规律的主要特征是全局性和普遍性，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特定系统，即使为了说明和预测，也不需要预先假设规律。总之，社会科学不仅没有规律，而且不需要规律。〔3 〕 （P154，159 ）
针对罗伯茨的这种规律观，我们认为，社会科学中存在规律，而且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规律：
第一，虽然罗伯茨坚决抵制科学的本质目标是发现规律这种科学观，但他仍认为发现规律是一门学科成为科学的必要条件之一。这里要注意的是，这个划界标准是模糊的，到底是指一系列包含“规律”一词的科学理论，还是指在科学发展过程中发挥了“规律”本该发挥的作用的科学理论。如果是前者，那么新近一些物理学原理的名称则不再习惯使用“规律”一词，如爱因斯坦的场方程和薛定谔方程，但它们同样发挥着相对论规律和量子力学基本规律的作用；如果是后者，那么社会科学中存在的很多罗伯茨称之为设限规则的理论同样发挥着说明和预测社会现象的作用，它们对于指导社会科学理论和实践而言也是有重大意义的。事实上，罗伯茨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他指出，一方面一些被科学家称之为规律或名称中含有“规律”一词的理论，并不必然就是规律；另一方面，一些科学规律实际上是先验的数学真理，而不是自然规律。〔3 〕 （P155 ）这样的结果是我们必须根据一种特定的科学理论来决定规律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但他把这个问题留给了哲学解释来予以回答。事实上这正是他的犹豫之处。
第二，社会科学不需要规律这一观点也存在两个重要的缺陷。首先，具有主观意向性的社会个体并不是阻碍规律存在的充分条件。诚然，人类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自存的，但独立性并不意味着完全的自由主义，虽然对人类自由的概念的争议使得表面上看来社会科学中即使存在一定的规律也是相当不可控的，但在人类理性的基础上，这种独立性和对其活动的因果作用是可以共存的。而且，罗伯茨的规律观预先假定了社会科学本质上是关于个体行为的。事实上，个体的活动必须存在于一定的可能性空间中，而在这种可能性空间中，个体的组合行为模式必然会出现。而且，社会科学的研究经验表明，比起个体的特征和作用而言，社会科学更倾向于研究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社会系统的结构及其动力学模式。因此，从这点看罗伯茨的这一观点的前提假定就是错误的。
（二）对戴维森主张的批驳。科学实在论者一般认为规律既有语言方面的问题，又有事实方面的问题。前者关乎规律的语言表达，后者关乎规律对外部事实的指称和反映。不同的是，戴维森认为规律只是语言问题，不是事实问题；规律不是指自然界的必然性关系，不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规律只涉及语言描述。这一观点的问题在于：
第一，表面上看来，戴维森将对规律的探讨只局限于认识论层面。事实上，在《论行动和事件》一书中戴维森把“事件”作为其规律观的本体论范畴，只不过是把“事件本身”与“事件描述”区分开来，即“外延事件”和“内涵事件”。内涵事件与一定的描述方式相关，同一外延事件，不同的描述方式会得到不同的内涵事件。戴维森关注的是对事件的描述，而不是事件本身。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规律不是由事件本身给予例证的，我们只能通过描述来例证规律。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戴维森得出规律是语言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的结论。这样，他就把社会科学中普遍存在且发挥重要作用的因果关系从规律中排除出来。因为因果关系指的是原因事件和结果事件之间的一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而原因事件和结果事件作为两个外延事件只是特定时空下的两个特定事件，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不可重复的，不具有普适性的。而规律所蕴含的事件必须是内涵事件或对事件的描述。因此，原因事件和结果事件只能通过一定的描述才能例证规律，甚至很多时候只能例证规律的某一方面。显然，戴维森把语言视为理解规律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然而这就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如果语言从未存在，那么是否还存在规律。这个问题在自然科学中很容易得到回答。因为支配整个世界运转的自然规律早在远古时代就存在，不会因为人们没有发现它们或没有用语言表达出它们就不存在。同样，社会现象中的规律不依赖于社会科学家发现和陈述这些规律的能力。这点可以从规律在科学中发挥的作用来理解，自然科学规律的作用是说明和预测现象，那么在社会科学中是否也存在这样一类理论，它们的发现或发明对于说明和预测社会现象而言是有益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第二，戴维森认为一个真正的规律必然涉及到一个闭合系统，即一个可以在自身内部只使用该系统的词汇通过规律来解释事件。事实上社会科学不能闭合，因为外部的、非社会因素不可避免会介入。这一观点也同样存在问题：“闭合系统”的要求本身就是模糊不清的。何谓“闭合”，是所研究的系统还是理论本身？〔4 〕 （P299-307 ）假如所研究的系统被认为是闭合的，那么，在以普遍规律为指导的生物学和生态学等学科中，其主要的研究主题生物有机体这种开放系统，通过内部的调节机制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的交换来维持其自身的温度、新陈代谢的速度和氢离子浓度等的动态平衡，这种现象将如何解释。同时，戴维森的观点在物理学的很多研究领域，也消解了规律存在的可能性。例如，开普勒定律可能完全不对，因为太阳系不能免于外部因素的影响。相反，如果理论本身是闭合的，即一个可以在自己的词汇范围内就能完全控制外部影响的理论，那么我们如何检验它与客观实在的相互作用以及与其他理论的相互关联，如何保证它的不断进步？闭合理论是一种理想的科学状态。如果按照戴维森规定的严格界限，作为自然科学规律存在的强有力例证的物理学事件域也是开域，因为事实上至少有一部分物理事件与化学的、生物的或心理的事件发生因果联系。因此，他的观点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只适用于理论和实验层面的研究，而不适用于实际的科学实践。当然，科学认识的目标之一就是不断消除这种不确定性，使科学理论不断朝着闭合理论的方向发展，但必须意识到这不是一蹴而就的。 注 释：
①描述主义者认为，只存在一个单一的社会科学现象的描述层次是合理的，它能获得我们想要了解的东西是什么的答案，因此，如果没有规律连接这些术语，那么这里就真的不存在社会科学规律了。
参考文献：
〔1〕 Henrickson Leslie，Mckelvey Bill Foundations of ‘New”Social Science: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from Philosophy，Complexity Science，Postmodernism，and Agent-Based Modeling.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Vol. 99，No. 10，Supplement 3，2002.
〔2〕 S.Gordo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New York:Routledge，1991.
〔3〕 J.T.Roberts There Are no Laws of the Social Sciences.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4〕Harold Kincaid. Confirmation， Complexity and Social Laws.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
〔5〕A.Rueger， W.D.SharpSimple theories of a messy world: theory and explanatory power in nonlinear dynamics. 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1996.
〔6〕N.Cartwright，Nature’s capacities and their measur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
责任编辑 苏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