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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民选的官员，为《寂静的春天》作序令我感到十分卑微，因为蕾切尔·卡逊的著作是一座丰碑，它证明了思想的力量比政治家的力量更加强大。1962年，
《寂静的春天》刚出版的时候，公共政策里还从没出现过“环境”这样的词汇。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矶，烟雾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196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大会上提到了资源保护（环保主义的前身），但只是在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的文本中顺便提及。除了一些很难见到的科学期刊上的零星刊登，几乎没人讨论DDT以及其他杀虫剂和化学品日渐严重、不易察觉的危害。《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部著作，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迟很长时间，甚至现在都还没有开始。
本书作者曾是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一名海洋生物学家。不出意料，从环境污染中获利的人纷纷抵制作者和她的书。一些大型的化工公司企图阻止《寂静的春天》出版。《纽约客》上摘录了此书的片段后，马上有人指责卡逊是歇斯底里的、极端的女人。直到今天，问起那些从环境现状谋利的人们，仍会听到各种谩骂。当这本书广为人知的时候，反对作者的力量变得更加可怕。
蕾切尔·卡逊受到的攻击与《物种起源》出版后查尔斯·达尔文的遭遇一样。此外，由于卡逊是一名女性，很多非议直接指向她的性别。他们称她是歇斯底里的女人。《时代》杂志指责她“煽情”。她的科学声誉也受到攻击：反对者资助各种宣传，企图否定她的研究。这些攻势凶猛、有充足财力支持的负面宣传不是针对一个政治候选人，而是针对一本书和它的作者。
在这场战争中，卡逊体现出两种决定性力量：对真理的尊重和对个人事业的执着。她反复检查了《寂静的春天》里的每一段话。而且过去几年的状况已经证明，她的警告是很谨慎的。她具有非凡的勇气和远见卓识，决心撼动一项根深蒂固、有利可图的产业。在写作《寂静的春天》的时候，她忍受着乳房切除的痛苦，并接受着放射疗法。书出版两年后，乳腺癌夺走了她的生命。讽刺的是，新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种疾病与接触有毒化学品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讲，卡逊是在为自己的生命写作。
她的写作对科学革命早期形成的陈腐观念提出了挑战。人类（当然这里指的是男人）是万物的中心与主宰，科学史就是人类的统治史，最终达到一个近乎绝对的状态。当一名妇女对这种正统观念提出挑战时，著名的卫道士罗伯特·怀特·史蒂文斯的回应在今天看来不仅傲慢，而且像地球扁平理论一样奇怪。他说：“争论的焦点在于，卡逊女士认为人类的生存取决于自然的平衡，而现代社会的化学家、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坚信人类正逐渐控制了自然。”
以今天的眼光看，那种荒谬的世界观正表明蕾切尔·卡逊的观点多么具有革命性。大公司的攻击不难预料，但美国医学会竟然也站在化工公司的一边。发现DDT杀虫特性的人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是，《寂静的春天》不可能被扼杀。虽然它提出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但是著作本身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卡逊之前的两部畅销作品《我们周围的海洋》和《海洋的边缘》不仅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点，还为她赢得了经济的独立和公众的信任。
最终，政府和公共部门也参与进来。《寂静的春天》销售量超过50万本后，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它制作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节目，尽管两家主要的赞助公司取消了赞助，他们还是坚持播出节目。肯尼迪总统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讨论了这本书，并指定一个专门的调查小组调查书中提出的观点。调查小组的报告书控诉了化学品公司和政府无动于衷的态度，并证实了卡逊关于杀虫剂潜在危害的警告。不久之后，国会开始举行听证会，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成立。
《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蓄积成为空前强大的力量。1964年春天，蕾切尔·卡逊去世后，一切都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沉寂。她唤醒的不只是我们的国家，而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标志着现代环保运动的开始。
作为一名科学家和理想主义者，卡逊是孤独的，她懂得倾听，而当权的人们却难以做到。马萨诸塞州达克斯伯里市的奥尔加·哈金丝给卡逊写了一封信，告诉她DDT杀死了鸟类，促使她开始构思《寂静的春天》。今天，由于卡逊的努力而禁止了DDT，她关心的一些鸟类不再处于灭绝的边缘。她的著作也可能拯救了无数人的性命。
《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可以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媲美。两本书都改变了我们的社会，但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哈里特·比彻·斯托把为人熟知的、公众讨论的焦点问题写在小说里，把一个全国人都在关注的问题在人物身上体现出来。她刻画的奴隶形象触动了国人的良心。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亚伯拉罕·林肯接见斯托夫人时说：“你就是那位引发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相反，蕾切尔·卡逊所警告的危险没人看得到，她试图把问题提上国家议程，而不是为已有的问题提供证据。这样看来，她的成就更加来之不易。
两本书的另一个区别体现在《寂静的春天》所具有的持续性。奴隶制是可以终结的，签署一份文件就可以废除奴隶制，化学污染却不行。尽管卡逊提出了有力论据，尽管美国对DDT实行了禁令，但是环境危机没有改善，反而加重了。自《寂静的春天》出版后，仅用于农场的农药就增加至每年11亿吨，各种危险化学品的产量增加了400%。在美国国内我们已经禁止了一些杀虫剂的使用，但杀虫剂的生产和出口仍在继续。这不仅说明我们愿意向他人出售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以获利，还说明我们没有意识到科学规律的作用不受政治边界的限制。任何一个地方的食物链受到污染，最终会殃及其他地方。
环境保护署（EPA）成立于1970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蕾切尔·卡逊唤醒的关切和意识。杀虫剂监管机构和食品安全检查局从农业部分离出来后成立了新的机构。农业部往往只看到使用农药的好处，却容易忽视潜在的危险。从1962年起，国会不止一次地要求确立杀虫剂检验、注册和信息标准，但大部分标准都被忽视、推迟和废弃了。 多数情况下，杀虫剂工业中的强硬派已经成功地推迟了《寂静的春天》呼吁的保护措施。这些年来，杀虫剂工业仍受到国会的纵容，实在令人震惊。关于杀虫剂、杀菌剂、灭鼠剂的法规比食品和药品的标准宽松得多，而且国会故意增加了法规的实施难度。在制定杀虫剂安全标准时，政府不仅考虑它们的毒性，还会考虑它们的经济效益。这种模糊的考量增加了农业产量（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却可能导致更多的人患上癌症和神经系统疾病，而且把一种有害的杀虫剂从市场上清除需要5到10年时间。新型杀虫剂，即使毒性更强，只要比现有杀虫剂效果稍好，就会得到批准。
现有的体制就像浮士德式的交易——牺牲长远福祉，获取短期利益。许多杀虫剂并不能使害虫灭绝，也许在开始阶段害虫有所减少，但它们最终会通过基因突变而逐渐适应，这样杀虫剂就失去了作用。此外，我们只研究了杀虫剂对成人的影响，而忽略了更容易受到伤害的儿童。我们只是孤立地研究每种杀虫剂的效用，而没有研究它们之间的反应，而这正是我们的田地、牧场、河流中潜在的巨大危险。基本上，我们继承了一个法律与漏洞并存、行动与延误同在的体系，其表面往往难以掩盖政策失败的真相。
蕾切尔·卡逊告诉我们，过度使用杀虫剂与基本的价值观不符；杀虫剂最坏的情况是制造了她所说的“死亡之河”，最好的情况是造成轻微伤害却得不到任何长远收益。真正的结果是，在《寂静的春天》出版后的22年里，法律、监管和政治体系没有作出足够的回应。卡逊已经预料到了失败的原因。在几乎没人讨论利益与权势的两大污染时，她在一次演讲指出，“那些阻止修改法律的人们占尽了利益”。她指责了政府为游说费用减税的政策，她指出：“减税意味着化学工业能够以低廉的成本阻止相关立法……化学工业本就希望没有法律的束缚，现在如愿以偿了。”卡逊的谴责为当前政治改革的讨论埋下了伏笔。简言之，她准确地预测到政治才是问题的症结。
1992年，一个由杰出的美国人组成的小组评选《寂静的春天》为20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在过去的那些年以及所有的政策辩论里，这本书一直是控制自满情绪的理性声音。它不仅使工业和政府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还唤醒了公众的环境意识，它把民主的力量注入拯救地球的事业。渐渐地，即便政府没有行动，消费者也会自觉地抵制杀虫剂污染。
蕾切尔·卡逊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寂静的春天》里所提出的关切内容。她让我们重拾在现代文明中几乎消失殆尽的基本观念：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融合。这本书就像一道光亮，照向了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
（摘自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寂静的春天》作者：[美]蕾切尔·卡逊译者：许亮）
《寂静的春天》刚出版的时候，公共政策里还从没出现过“环境”这样的词汇。在一些城市，尤其是洛杉矶，烟雾问题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1960年，民主党和共和党大会上提到了资源保护（环保主义的前身），但只是在国家公园和自然资源的文本中顺便提及。除了一些很难见到的科学期刊上的零星刊登，几乎没人讨论DDT以及其他杀虫剂和化学品日渐严重、不易察觉的危害。《寂静的春天》犹如旷野中的一声呐喊，用深切的感受、全面的研究和雄辩的论点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这部著作，环境运动也许会被延迟很长时间，甚至现在都还没有开始。
本书作者曾是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一名海洋生物学家。不出意料，从环境污染中获利的人纷纷抵制作者和她的书。一些大型的化工公司企图阻止《寂静的春天》出版。《纽约客》上摘录了此书的片段后，马上有人指责卡逊是歇斯底里的、极端的女人。直到今天，问起那些从环境现状谋利的人们，仍会听到各种谩骂。当这本书广为人知的时候，反对作者的力量变得更加可怕。
蕾切尔·卡逊受到的攻击与《物种起源》出版后查尔斯·达尔文的遭遇一样。此外，由于卡逊是一名女性，很多非议直接指向她的性别。他们称她是歇斯底里的女人。《时代》杂志指责她“煽情”。她的科学声誉也受到攻击：反对者资助各种宣传，企图否定她的研究。这些攻势凶猛、有充足财力支持的负面宣传不是针对一个政治候选人，而是针对一本书和它的作者。
在这场战争中，卡逊体现出两种决定性力量：对真理的尊重和对个人事业的执着。她反复检查了《寂静的春天》里的每一段话。而且过去几年的状况已经证明，她的警告是很谨慎的。她具有非凡的勇气和远见卓识，决心撼动一项根深蒂固、有利可图的产业。在写作《寂静的春天》的时候，她忍受着乳房切除的痛苦，并接受着放射疗法。书出版两年后，乳腺癌夺走了她的生命。讽刺的是，新的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这种疾病与接触有毒化学品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讲，卡逊是在为自己的生命写作。
她的写作对科学革命早期形成的陈腐观念提出了挑战。人类（当然这里指的是男人）是万物的中心与主宰，科学史就是人类的统治史，最终达到一个近乎绝对的状态。当一名妇女对这种正统观念提出挑战时，著名的卫道士罗伯特·怀特·史蒂文斯的回应在今天看来不仅傲慢，而且像地球扁平理论一样奇怪。他说：“争论的焦点在于，卡逊女士认为人类的生存取决于自然的平衡，而现代社会的化学家、生物学家和科学家坚信人类正逐渐控制了自然。”
以今天的眼光看，那种荒谬的世界观正表明蕾切尔·卡逊的观点多么具有革命性。大公司的攻击不难预料，但美国医学会竟然也站在化工公司的一边。发现DDT杀虫特性的人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但是，《寂静的春天》不可能被扼杀。虽然它提出的问题不能马上解决，但是著作本身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卡逊之前的两部畅销作品《我们周围的海洋》和《海洋的边缘》不仅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论点，还为她赢得了经济的独立和公众的信任。
最终，政府和公共部门也参与进来。《寂静的春天》销售量超过50万本后，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它制作了一个长达一小时的节目，尽管两家主要的赞助公司取消了赞助，他们还是坚持播出节目。肯尼迪总统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讨论了这本书，并指定一个专门的调查小组调查书中提出的观点。调查小组的报告书控诉了化学品公司和政府无动于衷的态度，并证实了卡逊关于杀虫剂潜在危害的警告。不久之后，国会开始举行听证会，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成立。
《寂静的春天》播下了新行动主义的种子，并且已经蓄积成为空前强大的力量。1964年春天，蕾切尔·卡逊去世后，一切都清楚了，她的声音永远不会沉寂。她唤醒的不只是我们的国家，而是整个世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标志着现代环保运动的开始。
作为一名科学家和理想主义者，卡逊是孤独的，她懂得倾听，而当权的人们却难以做到。马萨诸塞州达克斯伯里市的奥尔加·哈金丝给卡逊写了一封信，告诉她DDT杀死了鸟类，促使她开始构思《寂静的春天》。今天，由于卡逊的努力而禁止了DDT，她关心的一些鸟类不再处于灭绝的边缘。她的著作也可能拯救了无数人的性命。
《寂静的春天》的影响可以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媲美。两本书都改变了我们的社会，但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哈里特·比彻·斯托把为人熟知的、公众讨论的焦点问题写在小说里，把一个全国人都在关注的问题在人物身上体现出来。她刻画的奴隶形象触动了国人的良心。南北战争爆发的时候，亚伯拉罕·林肯接见斯托夫人时说：“你就是那位引发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相反，蕾切尔·卡逊所警告的危险没人看得到，她试图把问题提上国家议程，而不是为已有的问题提供证据。这样看来，她的成就更加来之不易。
两本书的另一个区别体现在《寂静的春天》所具有的持续性。奴隶制是可以终结的，签署一份文件就可以废除奴隶制，化学污染却不行。尽管卡逊提出了有力论据，尽管美国对DDT实行了禁令，但是环境危机没有改善，反而加重了。自《寂静的春天》出版后，仅用于农场的农药就增加至每年11亿吨，各种危险化学品的产量增加了400%。在美国国内我们已经禁止了一些杀虫剂的使用，但杀虫剂的生产和出口仍在继续。这不仅说明我们愿意向他人出售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以获利，还说明我们没有意识到科学规律的作用不受政治边界的限制。任何一个地方的食物链受到污染，最终会殃及其他地方。
环境保护署（EPA）成立于1970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蕾切尔·卡逊唤醒的关切和意识。杀虫剂监管机构和食品安全检查局从农业部分离出来后成立了新的机构。农业部往往只看到使用农药的好处，却容易忽视潜在的危险。从1962年起，国会不止一次地要求确立杀虫剂检验、注册和信息标准，但大部分标准都被忽视、推迟和废弃了。 多数情况下，杀虫剂工业中的强硬派已经成功地推迟了《寂静的春天》呼吁的保护措施。这些年来，杀虫剂工业仍受到国会的纵容，实在令人震惊。关于杀虫剂、杀菌剂、灭鼠剂的法规比食品和药品的标准宽松得多，而且国会故意增加了法规的实施难度。在制定杀虫剂安全标准时，政府不仅考虑它们的毒性，还会考虑它们的经济效益。这种模糊的考量增加了农业产量（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却可能导致更多的人患上癌症和神经系统疾病，而且把一种有害的杀虫剂从市场上清除需要5到10年时间。新型杀虫剂，即使毒性更强，只要比现有杀虫剂效果稍好，就会得到批准。
现有的体制就像浮士德式的交易——牺牲长远福祉，获取短期利益。许多杀虫剂并不能使害虫灭绝，也许在开始阶段害虫有所减少，但它们最终会通过基因突变而逐渐适应，这样杀虫剂就失去了作用。此外，我们只研究了杀虫剂对成人的影响，而忽略了更容易受到伤害的儿童。我们只是孤立地研究每种杀虫剂的效用，而没有研究它们之间的反应，而这正是我们的田地、牧场、河流中潜在的巨大危险。基本上，我们继承了一个法律与漏洞并存、行动与延误同在的体系，其表面往往难以掩盖政策失败的真相。
蕾切尔·卡逊告诉我们，过度使用杀虫剂与基本的价值观不符；杀虫剂最坏的情况是制造了她所说的“死亡之河”，最好的情况是造成轻微伤害却得不到任何长远收益。真正的结果是，在《寂静的春天》出版后的22年里，法律、监管和政治体系没有作出足够的回应。卡逊已经预料到了失败的原因。在几乎没人讨论利益与权势的两大污染时，她在一次演讲指出，“那些阻止修改法律的人们占尽了利益”。她指责了政府为游说费用减税的政策，她指出：“减税意味着化学工业能够以低廉的成本阻止相关立法……化学工业本就希望没有法律的束缚，现在如愿以偿了。”卡逊的谴责为当前政治改革的讨论埋下了伏笔。简言之，她准确地预测到政治才是问题的症结。
1992年，一个由杰出的美国人组成的小组评选《寂静的春天》为20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在过去的那些年以及所有的政策辩论里，这本书一直是控制自满情绪的理性声音。它不仅使工业和政府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还唤醒了公众的环境意识，它把民主的力量注入拯救地球的事业。渐渐地，即便政府没有行动，消费者也会自觉地抵制杀虫剂污染。
蕾切尔·卡逊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寂静的春天》里所提出的关切内容。她让我们重拾在现代文明中几乎消失殆尽的基本观念：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融合。这本书就像一道光亮，照向了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问题。
（摘自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寂静的春天》作者：[美]蕾切尔·卡逊译者：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