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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吴敬梓（1701—1754）并不反对科举制度，更不反对儒家，他最看不惯的是当时儒林（知识界）中有相当一批人太不像话，岂但愧为社会精英，素质更已低落到一般水平线之下，所以要写小说来讽刺他们，以挽回世道人心。这种情形很有点像俄国作家果戈理，他虽然拥护沙皇和当时的社会制度，但对于官场的腐败实在看不下去，所以要写喜剧《钦差大臣》把他们讽刺一番——这无非就是他的一部《官林外史》了。
《儒林外史》里有各式各样的反面人物，其共同点在于皆为“伪儒”，儒家最为讲究的道德被他们彻底地糟蹋了，形象丑陋不堪；同他们相比较而存在并获得作者肯定、歌颂的是一批真儒，他们的具体状态当然也各不相同，但总是坚守道德的底线，讲究“文行出处”，其中有些人表面上看去似乎不尽合于传统，那也只是与时俱进，各有其特别的活法，并未离经叛道。
《儒林外史》结构上的一大特色是“有枝而无干”，“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有如人物长卷。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相当自由地描写各种类型的人物，表达作者的基本观点；而带来的问题则是笔墨不免分散，头绪略显纷繁，一些比较次要的人物难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作者的基本思想倾向并未因结构的松散而受到影响，相反地倒是能在种种零金碎玉之中变得格外清爽，显示了绝大的本领。
二
《儒林外史》中反面人物大抵是些一味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八股小人和水平极其低下而附庸风雅的所谓文人，其共同之处则在于道德低迷以至于败坏，虽混迹于儒林之中，而距离“真儒”甚远。他们人数甚多，在小说中多为匆匆的过客，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大约是一旦中举以后就兴奋得发起神经病来的范进；而描写最为充分的则是另一位得意以后就变得不成样子的匡超人。从第十五回下半起，此人断断续续几乎占了五回书，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深渊。
此人以考中秀才（进学）并到杭州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是一个“一阔脸就变”的典型。匡超人本是一个小家子弟、老实后生，“自小也上过几年学，因是家寒无力，读不成了”，更没有条件进考场，就跟着一个卖柴的客商由家乡乐清县去了省城杭州，在柴行里记账，后来那客商折本走人，匡超人流落街头，摆一个测字摊混几文钱糊口，无人测字时就拿出一本资深八股文选家马纯上先生新近编选的《三科程墨持运》来读，希望将来能走读书应科举的路子；而一想起生病在家的父亲就伤心流泪。此时的匡超人尚不失为一个忠厚有为的青年，虽在困苦之中，仍然不废学习进取。好心的选家马纯上马二先生见他是个孝子，又会写一点八股文（当然水平还比较低，“才气是有，只是理法上欠些”），便与他结为兄弟，仗义疏财，送他十两银子作为回家的路费，也好奉养父母。临别之际马二先生叮嘱说：“贤弟，你回去奉养父母之外，总以做举业为主；就是生意不好，奉养不周，也不必介意，总以做文章为主……假如时运不好，终身不得中举，一个廪生是挣的来的。到后头，做任教官，也替父母请一道封诰。”八股专家马二的这一席话现在听上去固然十分陈腐固陋，而他为匡超人所作的人生设计在当时不失为一条正路。马纯上其人弱点不少，但他的个人品质是高尚的。
匡超人回了老家之后，一面做小本生意养家，伺奉生病的父亲，一面按马二先生的指教认真研读八股，终于感动了县太爷，叫他应试，不久便中了秀才。他老父亲临终前叮嘱他说：“侥幸进了一个学，将来读读书，会上进一层也不可知。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我看你在孝悌上用心，极是难得；却又不可因后来日子过得顺利些，就添了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这是极其重要的遗嘱，也是作者的点睛之笔。
“德行是要紧的”可以说乃是《儒林外史》全书的总纲。只要德行好，就是正面人物，即使其他方面有些毛病，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德行坏就是反面人物，一无可取了。
匡超人恰恰是德行由好变坏的一个典型。奖掖提拔他的清官李老爷遭到诬陷被罢官以后，匡超人受到牵连，不得已到杭州暂避，这时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同景兰江、支剑锋、浦墨卿等“斗方名士”一起鬼混，又结交了一个“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广放私债，毒害良民，无所不为”的地痞奸棍潘三，学会了许多为真儒所不齿的勾当：盗名欺世，伪造公文，充当枪手，附庸风雅，并因此弄到大量的不义之财，还混到了一个老婆。
用正当的手段去谋求功名利禄，实现个人的价值，而始终保持儒家的个人修养，这是吴敬梓完全赞成的，他笔下的正面人物，许多都是科举中人。问题不在科举而在人。
潘三事发被捕后，匡超人吓得面如土色，逃窜到京城去躲避，却因祸得福，得以依附他的旧恩人李老爷（他的冤案已经平反昭雪，现在京中任职），此前他已补了廪，贡入太学；这时更隐瞒婚姻情况，停妻再娶，成了李老爷外甥女辛小姐的夫婿。后来他为了考教官，“回本省地方取结”，回了一趟杭州、乐清。这时他更不像样子了，满嘴牛皮，竟然说什么“此五省读书的人，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先儒”专指已经去世的儒者，匡超人连这个都不懂，却大言不惭地一味替自己做广告。正统儒家讲究“尊德性而道问学”（《中庸》），匡超人这两者皆不可闻问，一无是处。
这时匡超人已经基本实现了先前马纯上为他设计的人生道路，而他竟污蔑自己深受其惠的恩人道：“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便要赔本。唯有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先前马二先生指出过他的文章有才气而欠理法，现在他针锋相对地反攻过去，又显得似乎很懂出版界生意经的样子，其实已经沦为丝毫不知感恩、完全不顾廉耻的牛皮大王和骗子手。
这种大言不惭而牛皮往往吹破的人物，在现实生活里我们也似曾相识。
吴敬梓笔下的反面人物，如贪官坏官王惠、周守备、江都知县之流，科举场中小人范进、张静斋、严贡生、卫体善、隋岑庵之类，纨绔子弟汤大爷、汤二爷，为富不仁的盐商万雪斋、宋为富，伪名士景兰江、支剑锋，骗子手张铁臂、洪憨仙、牛浦郎，势利小市民胡屠户，流氓权勿用、马屁精成老爹等等，无一不是道德沦丧的不堪之辈。作者描写这些人，深刻地暴露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尽管那时乃是所谓康（熙）乾（隆）盛世。鲁迅先生说得好，《儒林外史》一书“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师官、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象，如在目前”。这样的小说，我们现在看去，似乎应当是不利于维护统治秩序的；而当时的评论家却深刻地指出，恰恰是这样暴露性的作品足以“振兴世教”。清朝文字狱很厉害，许多小说被清廷和地方政府查禁，《儒林外史》从来不在其列。
三
与“伪儒”小人对立的是“真儒”君子。全书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檃括全文”用极大的热情塑造了一个王冕的形象，这位名士型真儒的光辉形象与历史上的王冕相去甚远，无非意在开门见山地树立一个道德文章的楷模。小说里的王冕“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而又一味高蹈，不要功名利禄。王冕对于科举制度可能会产生的弊端深感忧虑，说是“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利禄之途既开，必有人以为唯此唯大。
但是科举制度的存在自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制度能代替它。吴敬梓笔下的正面人物也都走过读书应试的道路，例如首席“真儒”虞育德二十四岁中秀才，四十一岁中举人，五十岁中进士，走完了科举的全程；然后出任南京国子监的博士。杜少卿是秀才，庄绍光应过征辟。可知问题不在制度，而在人，在人的道德修养。“文行出处”亦即士人的品德修养，乃是《儒林外史》评判人物的主要标准。
《儒林外史》中曾用十分郑重的笔墨描写以虞育德博士为首的一批“真儒”以古礼古乐祭泰伯祠的盛典，也是要树立样板。小说的第三十六回“常熟县真儒降生，泰伯祠名贤主祭”，从这位“真儒”的诞生写起，一路写到祭泰伯祠的高潮，虽然艺术上并不能算成功，却流露了作者满腔的热情。小说借一个人物之口道：“看虞博士那般举动，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样，已是被了他的德化，那非礼之事，自然不能行出来。”这无非就是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主持泰伯祠祭典的另一位真儒庄绍光是杜少卿“所师事的人”，此公出身于书香门第，早有文名而未尝出仕，“闭户著书，不肯妄交一人”。他也曾应过皇帝的征辟，尽过君臣之礼，很快就复回故乡“著书立说，鼓吹休明”。这个人物的模特儿据说乃是吴敬梓敬佩的理学家程廷祚（1691—1767），其人早年信仰过颜元、李塨一派的学说，后倾向于程朱理学，终身未仕。首先倡议祭祠的迟衡山满口“礼乐兵农”，颜李学派的色彩更浓厚些。吴敬梓也讲理学，又接受过颜李学派的思想影响，所以也相当重视“礼乐兵农”这些实用的知识，而放在首位的则是德行。
《儒林外史》中还有一些人物不尽同于虞育德博士等纯儒，但仍然是道德高尚的。例如被称为“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的杜少卿，他是不大看得起科举功名的，中过秀才以后就不再考了，甚至还装病不应征辟，就留在南京“看花，吃酒”，后来穷到卖文为生，仍然“心里淡然”。中国历来有这样的名士派文人，意态萧散甚至狂放，但并未违反基本道德，不过很有些儒道合一的气息而已。杜少卿最著名的一件事乃是携着他妻子的手游清凉山，吓得两边的游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这多少有些突破了传统的风习，但并不构成道德问题。他反对纳妾，笃于夫妇之情；又特别重视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其人的道德仍然是传统的、高尚的。
杜少卿的表叔庄濯江，早年同别人合伙经营典当，后来合伙人穷了，他就把自己的财产拱手相让，自己独自转徙经营十几年，“又自致数万金”，这样开拓型的商人，不妨其为儒商，仍是正人君子。
还有一个比较另类的女强人沈琼枝，早年被盐商骗娶为妾，她很不愿意，以为是奇耻大辱，于是卷逃而去，“将他那房间里所有动用的金银器皿、珍珠首饰，打一个包袱，穿了七条裙子，扮做小老妈模样，买通了那丫鬟，五更时分，从后门走了”，坐船逃到南京，贴出广告，“卖诗过日子”。她卷走的是属于她本人名下的财产，后来靠知识吃饭，也不构成道德问题。有人用有色眼镜看她，以为是一暗娼；其实沈琼枝毫无不轨的行为，杜少卿对她说：“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消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为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所以很同情她，给予一些帮助。沈琼枝对政府和法律相当尊重，最后终于得到清官的保护，“开释此女，断还伊父，另行择婿”。
行为可以出格，道德不能沦丧——吴敬梓的这一思想大约表明他支持当时商品经济繁荣大背景下出现的种种新人，并且肯定这些新派人物仍然是道德高尚的，值得赞许。
《儒林外史》最后写到四位市井奇人的故事，第五十五回“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的冒头道，其时的官绅们碰到一起，“无非讲的是些升、迁、调、降的官场”，贫贱儒生则“又不过做些揣合逢迎的考校”，全都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而“那知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他们自食其力，业余则从事琴棋书画，具有很高的水平，人品也相当之高洁。这样立言，实在大有孔夫子“礼失而求诸野”之意。看来吴敬梓一方面对那些腐败了的上层知识分子相当失望，同时又寄希望于有修养有文化之草根小民，这是他思想上极有光辉的所在。当然他没有来得及发挥这一意思，却流露出一点幻灭的预感，所以当裁缝兼古琴高手荆元演奏到最后，“忽作变徴之声”，令听者“凄然泪下”——那个时代确实也还没有提供任何让草民出头的机会，尽管他们有文化，有修养，但根本进入不了体制之内。
四
吴敬梓本人出身于累代科甲的阀阅人家，不到二十岁就中了秀才，参加过几次乡试，未能中举；到三十六岁那年（1736）安徽巡抚推荐他应博学鸿辞科，他参加过省考，但因病未能正式入京应试，对此他是很有些遗憾的，到临去世的前一年即乾隆十八年（1753），他在《金陵景物图诗》之末，还是郑重地自署“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吴敬梓撰”，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以此为荣。吴敬梓没有也不可能否定科举制度，他只是痛恨在这个制度实行的过程中，有若干读书人忘记和违背了传统的道德，走上了邪路。
惺园退士在《儒林外史》的序言中说，此书“善善恶恶，不背圣训”，“足以兴起观感，未始非世道人心之一助”。这话虽然听上去比较陈腐，其实合于原著的实际。世道人心，是每个时代作为社会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能不关心的问题，这恰恰不是反对现行制度，而是从本质上支持政府，维护社会的稳定，希望有所进步，至少是不要退步。
陈寅恪先生主张，研究古代文化必须具有“了解之同情”，他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这当然是就研究哲学史而言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研究小说史也必须采取同样或类似的态度，亦即对于古代小说家的描写刻画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也“表一种之同情”；而不能单是用今天的观点去拔高或批判。只有先作如实的了解，然后才能谈到其他，否则也很容易发为“隔阂肤廓之论”。当然，小说因为观点隐藏在形象背后，解说起来更容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解之同情”不免更加困难，同时也就更加重要了。
五
吴敬梓特重道德，信奉理学，这除了给他带来讽刺儒林怪现状的动力以外，也产生了若干负面的影响，其中最容易看出的问题，就是他歌颂妇女守节，又渲染孝心的神奇力量，观念不免陈腐。
第四十八回写笃守封建礼教的徽州府老秀才王玉辉，此公的平生大愿是“要纂三部书嘉惠来学”：“一部礼书，一部字书，一部乡约书”；在他的教育熏陶下，大女儿守节在家，三女儿在丈夫死后立志自杀殉夫，王玉辉对此大加赞赏，对她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阻拦你？你竟是这样的做罢！”得到鼓励的女儿果然绝食而亡。王玉辉得知女儿成了烈妇后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这是很悲壮的情节，所以接下来就写许多儒生和地方官都来祭奠烈妇，又“制主入祠，门首建坊”。这里言内言外没有任何讽刺的意思。
但吴敬梓接下来又写道，这时王玉辉老先生“转觉伤心”，要到南京去作游几日。有人以为这是作者流露真意的笔墨，表明他对王玉辉先前言行的讽刺。一本文学史写道：“这段描写十分生动地表现出吃人的封建礼教的本质和虚伪性，表现出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烈女殉夫的行为，是多么野蛮，残酷”。似乎言之有据，而原作中并无此意，王玉辉去南京的主要目的是去找一家书坊刻出自己的三部大著，他的志向一点也没有变化，有人对他说：“老哥要往南京，可惜虞博士去了，若是虞博士在南京，见了此书，赞扬一番，就有书坊抢的去刻了！”虞育德博士是《儒林外史》中首席“真儒”，王玉辉与他一道同风，这哪里有一点讽刺的意思呢。不错，在去南京的途中，王玉辉想起三女儿之死，“热泪直滚出来”，这确实是他的真情流露，也是吴敬梓创作中现实主义的一大胜利——即使是像王老这样的道学家，其道学主张也是与人性完全背道而驰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终于收住眼泪，对人夸奖“第三个小女”的“一番节烈”，甚至还“悉把女儿殉夫婿的事说了一遍”，感到十分光荣和自豪。王玉辉是一个克己复礼的典范，是以虞育德博士为首的“真儒”队伍中的一员——这才是吴敬梓的原意。写老秀才王玉辉的伤心流泪，就作者的本意而言，无非是要让他拿理学的大原则来克服这种软弱的感情，完成其高大的人格。
“德行是要紧的”，这话没有错，但道德也要合于人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类理学家的道德教条，既不利人，也不利己，实在不合人情，毫无道理可言。“五四”时期鲁迅先生作《我之节烈观》，直斥理学家的谬见为“害人害己的昏迷和强暴”。吴敬梓本是十八世纪上半叶最清醒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而在节烈观上却不免陷入了昏迷，十分可惜，同时也值得深长思之。
吴敬梓（1701—1754）并不反对科举制度，更不反对儒家，他最看不惯的是当时儒林（知识界）中有相当一批人太不像话，岂但愧为社会精英，素质更已低落到一般水平线之下，所以要写小说来讽刺他们，以挽回世道人心。这种情形很有点像俄国作家果戈理，他虽然拥护沙皇和当时的社会制度，但对于官场的腐败实在看不下去，所以要写喜剧《钦差大臣》把他们讽刺一番——这无非就是他的一部《官林外史》了。
《儒林外史》里有各式各样的反面人物，其共同点在于皆为“伪儒”，儒家最为讲究的道德被他们彻底地糟蹋了，形象丑陋不堪；同他们相比较而存在并获得作者肯定、歌颂的是一批真儒，他们的具体状态当然也各不相同，但总是坚守道德的底线，讲究“文行出处”，其中有些人表面上看去似乎不尽合于传统，那也只是与时俱进，各有其特别的活法，并未离经叛道。
《儒林外史》结构上的一大特色是“有枝而无干”，“事因人起，人随事灭”，有如人物长卷。这样的好处是可以相当自由地描写各种类型的人物，表达作者的基本观点；而带来的问题则是笔墨不免分散，头绪略显纷繁，一些比较次要的人物难以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然而作者的基本思想倾向并未因结构的松散而受到影响，相反地倒是能在种种零金碎玉之中变得格外清爽，显示了绝大的本领。
二
《儒林外史》中反面人物大抵是些一味热衷于功名利禄的八股小人和水平极其低下而附庸风雅的所谓文人，其共同之处则在于道德低迷以至于败坏，虽混迹于儒林之中，而距离“真儒”甚远。他们人数甚多，在小说中多为匆匆的过客，其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大约是一旦中举以后就兴奋得发起神经病来的范进；而描写最为充分的则是另一位得意以后就变得不成样子的匡超人。从第十五回下半起，此人断断续续几乎占了五回书，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深渊。
此人以考中秀才（进学）并到杭州为界分为前后两期，是一个“一阔脸就变”的典型。匡超人本是一个小家子弟、老实后生，“自小也上过几年学，因是家寒无力，读不成了”，更没有条件进考场，就跟着一个卖柴的客商由家乡乐清县去了省城杭州，在柴行里记账，后来那客商折本走人，匡超人流落街头，摆一个测字摊混几文钱糊口，无人测字时就拿出一本资深八股文选家马纯上先生新近编选的《三科程墨持运》来读，希望将来能走读书应科举的路子；而一想起生病在家的父亲就伤心流泪。此时的匡超人尚不失为一个忠厚有为的青年，虽在困苦之中，仍然不废学习进取。好心的选家马纯上马二先生见他是个孝子，又会写一点八股文（当然水平还比较低，“才气是有，只是理法上欠些”），便与他结为兄弟，仗义疏财，送他十两银子作为回家的路费，也好奉养父母。临别之际马二先生叮嘱说：“贤弟，你回去奉养父母之外，总以做举业为主；就是生意不好，奉养不周，也不必介意，总以做文章为主……假如时运不好，终身不得中举，一个廪生是挣的来的。到后头，做任教官，也替父母请一道封诰。”八股专家马二的这一席话现在听上去固然十分陈腐固陋，而他为匡超人所作的人生设计在当时不失为一条正路。马纯上其人弱点不少，但他的个人品质是高尚的。
匡超人回了老家之后，一面做小本生意养家，伺奉生病的父亲，一面按马二先生的指教认真研读八股，终于感动了县太爷，叫他应试，不久便中了秀才。他老父亲临终前叮嘱他说：“侥幸进了一个学，将来读读书，会上进一层也不可知。但功名到底是身外之物，德行是要紧的。我看你在孝悌上用心，极是难得；却又不可因后来日子过得顺利些，就添了一肚子里的势利见识来，改变了小时的心事。”这是极其重要的遗嘱，也是作者的点睛之笔。
“德行是要紧的”可以说乃是《儒林外史》全书的总纲。只要德行好，就是正面人物，即使其他方面有些毛病，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德行坏就是反面人物，一无可取了。
匡超人恰恰是德行由好变坏的一个典型。奖掖提拔他的清官李老爷遭到诬陷被罢官以后，匡超人受到牵连，不得已到杭州暂避，这时他完全变了一个人，同景兰江、支剑锋、浦墨卿等“斗方名士”一起鬼混，又结交了一个“把持官府，包揽词讼，广放私债，毒害良民，无所不为”的地痞奸棍潘三，学会了许多为真儒所不齿的勾当：盗名欺世，伪造公文，充当枪手，附庸风雅，并因此弄到大量的不义之财，还混到了一个老婆。
用正当的手段去谋求功名利禄，实现个人的价值，而始终保持儒家的个人修养，这是吴敬梓完全赞成的，他笔下的正面人物，许多都是科举中人。问题不在科举而在人。
潘三事发被捕后，匡超人吓得面如土色，逃窜到京城去躲避，却因祸得福，得以依附他的旧恩人李老爷（他的冤案已经平反昭雪，现在京中任职），此前他已补了廪，贡入太学；这时更隐瞒婚姻情况，停妻再娶，成了李老爷外甥女辛小姐的夫婿。后来他为了考教官，“回本省地方取结”，回了一趟杭州、乐清。这时他更不像样子了，满嘴牛皮，竟然说什么“此五省读书的人，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先儒”专指已经去世的儒者，匡超人连这个都不懂，却大言不惭地一味替自己做广告。正统儒家讲究“尊德性而道问学”（《中庸》），匡超人这两者皆不可闻问，一无是处。
这时匡超人已经基本实现了先前马纯上为他设计的人生道路，而他竟污蔑自己深受其惠的恩人道：“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便要赔本。唯有小弟的选本，外国都有的！”先前马二先生指出过他的文章有才气而欠理法，现在他针锋相对地反攻过去，又显得似乎很懂出版界生意经的样子，其实已经沦为丝毫不知感恩、完全不顾廉耻的牛皮大王和骗子手。
这种大言不惭而牛皮往往吹破的人物，在现实生活里我们也似曾相识。
吴敬梓笔下的反面人物，如贪官坏官王惠、周守备、江都知县之流，科举场中小人范进、张静斋、严贡生、卫体善、隋岑庵之类，纨绔子弟汤大爷、汤二爷，为富不仁的盐商万雪斋、宋为富，伪名士景兰江、支剑锋，骗子手张铁臂、洪憨仙、牛浦郎，势利小市民胡屠户，流氓权勿用、马屁精成老爹等等，无一不是道德沦丧的不堪之辈。作者描写这些人，深刻地暴露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尽管那时乃是所谓康（熙）乾（隆）盛世。鲁迅先生说得好，《儒林外史》一书“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师官、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象，如在目前”。这样的小说，我们现在看去，似乎应当是不利于维护统治秩序的；而当时的评论家却深刻地指出，恰恰是这样暴露性的作品足以“振兴世教”。清朝文字狱很厉害，许多小说被清廷和地方政府查禁，《儒林外史》从来不在其列。
三
与“伪儒”小人对立的是“真儒”君子。全书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檃括全文”用极大的热情塑造了一个王冕的形象，这位名士型真儒的光辉形象与历史上的王冕相去甚远，无非意在开门见山地树立一个道德文章的楷模。小说里的王冕“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而又一味高蹈，不要功名利禄。王冕对于科举制度可能会产生的弊端深感忧虑，说是“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利禄之途既开，必有人以为唯此唯大。
但是科举制度的存在自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制度能代替它。吴敬梓笔下的正面人物也都走过读书应试的道路，例如首席“真儒”虞育德二十四岁中秀才，四十一岁中举人，五十岁中进士，走完了科举的全程；然后出任南京国子监的博士。杜少卿是秀才，庄绍光应过征辟。可知问题不在制度，而在人，在人的道德修养。“文行出处”亦即士人的品德修养，乃是《儒林外史》评判人物的主要标准。
《儒林外史》中曾用十分郑重的笔墨描写以虞育德博士为首的一批“真儒”以古礼古乐祭泰伯祠的盛典，也是要树立样板。小说的第三十六回“常熟县真儒降生，泰伯祠名贤主祭”，从这位“真儒”的诞生写起，一路写到祭泰伯祠的高潮，虽然艺术上并不能算成功，却流露了作者满腔的热情。小说借一个人物之口道：“看虞博士那般举动，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样，已是被了他的德化，那非礼之事，自然不能行出来。”这无非就是孔子所说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主持泰伯祠祭典的另一位真儒庄绍光是杜少卿“所师事的人”，此公出身于书香门第，早有文名而未尝出仕，“闭户著书，不肯妄交一人”。他也曾应过皇帝的征辟，尽过君臣之礼，很快就复回故乡“著书立说，鼓吹休明”。这个人物的模特儿据说乃是吴敬梓敬佩的理学家程廷祚（1691—1767），其人早年信仰过颜元、李塨一派的学说，后倾向于程朱理学，终身未仕。首先倡议祭祠的迟衡山满口“礼乐兵农”，颜李学派的色彩更浓厚些。吴敬梓也讲理学，又接受过颜李学派的思想影响，所以也相当重视“礼乐兵农”这些实用的知识，而放在首位的则是德行。
《儒林外史》中还有一些人物不尽同于虞育德博士等纯儒，但仍然是道德高尚的。例如被称为“品行文章是当今第一人”的杜少卿，他是不大看得起科举功名的，中过秀才以后就不再考了，甚至还装病不应征辟，就留在南京“看花，吃酒”，后来穷到卖文为生，仍然“心里淡然”。中国历来有这样的名士派文人，意态萧散甚至狂放，但并未违反基本道德，不过很有些儒道合一的气息而已。杜少卿最著名的一件事乃是携着他妻子的手游清凉山，吓得两边的游人目眩神摇，不敢仰视。这多少有些突破了传统的风习，但并不构成道德问题。他反对纳妾，笃于夫妇之情；又特别重视孝道，“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其人的道德仍然是传统的、高尚的。
杜少卿的表叔庄濯江，早年同别人合伙经营典当，后来合伙人穷了，他就把自己的财产拱手相让，自己独自转徙经营十几年，“又自致数万金”，这样开拓型的商人，不妨其为儒商，仍是正人君子。
还有一个比较另类的女强人沈琼枝，早年被盐商骗娶为妾，她很不愿意，以为是奇耻大辱，于是卷逃而去，“将他那房间里所有动用的金银器皿、珍珠首饰，打一个包袱，穿了七条裙子，扮做小老妈模样，买通了那丫鬟，五更时分，从后门走了”，坐船逃到南京，贴出广告，“卖诗过日子”。她卷走的是属于她本人名下的财产，后来靠知识吃饭，也不构成道德问题。有人用有色眼镜看她，以为是一暗娼；其实沈琼枝毫无不轨的行为，杜少卿对她说：“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消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为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所以很同情她，给予一些帮助。沈琼枝对政府和法律相当尊重，最后终于得到清官的保护，“开释此女，断还伊父，另行择婿”。
行为可以出格，道德不能沦丧——吴敬梓的这一思想大约表明他支持当时商品经济繁荣大背景下出现的种种新人，并且肯定这些新派人物仍然是道德高尚的，值得赞许。
《儒林外史》最后写到四位市井奇人的故事，第五十五回“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的冒头道，其时的官绅们碰到一起，“无非讲的是些升、迁、调、降的官场”，贫贱儒生则“又不过做些揣合逢迎的考校”，全都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而“那知市井中间，又出了几个奇人”——他们自食其力，业余则从事琴棋书画，具有很高的水平，人品也相当之高洁。这样立言，实在大有孔夫子“礼失而求诸野”之意。看来吴敬梓一方面对那些腐败了的上层知识分子相当失望，同时又寄希望于有修养有文化之草根小民，这是他思想上极有光辉的所在。当然他没有来得及发挥这一意思，却流露出一点幻灭的预感，所以当裁缝兼古琴高手荆元演奏到最后，“忽作变徴之声”，令听者“凄然泪下”——那个时代确实也还没有提供任何让草民出头的机会，尽管他们有文化，有修养，但根本进入不了体制之内。
四
吴敬梓本人出身于累代科甲的阀阅人家，不到二十岁就中了秀才，参加过几次乡试，未能中举；到三十六岁那年（1736）安徽巡抚推荐他应博学鸿辞科，他参加过省考，但因病未能正式入京应试，对此他是很有些遗憾的，到临去世的前一年即乾隆十八年（1753），他在《金陵景物图诗》之末，还是郑重地自署“乾隆丙辰荐举博学鸿词……吴敬梓撰”，可见他始终念念不忘，以此为荣。吴敬梓没有也不可能否定科举制度，他只是痛恨在这个制度实行的过程中，有若干读书人忘记和违背了传统的道德，走上了邪路。
惺园退士在《儒林外史》的序言中说，此书“善善恶恶，不背圣训”，“足以兴起观感，未始非世道人心之一助”。这话虽然听上去比较陈腐，其实合于原著的实际。世道人心，是每个时代作为社会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不能不关心的问题，这恰恰不是反对现行制度，而是从本质上支持政府，维护社会的稳定，希望有所进步，至少是不要退步。
陈寅恪先生主张，研究古代文化必须具有“了解之同情”，他说：“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这当然是就研究哲学史而言的，但具有普遍意义，研究小说史也必须采取同样或类似的态度，亦即对于古代小说家的描写刻画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也“表一种之同情”；而不能单是用今天的观点去拔高或批判。只有先作如实的了解，然后才能谈到其他，否则也很容易发为“隔阂肤廓之论”。当然，小说因为观点隐藏在形象背后，解说起来更容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解之同情”不免更加困难，同时也就更加重要了。
五
吴敬梓特重道德，信奉理学，这除了给他带来讽刺儒林怪现状的动力以外，也产生了若干负面的影响，其中最容易看出的问题，就是他歌颂妇女守节，又渲染孝心的神奇力量，观念不免陈腐。
第四十八回写笃守封建礼教的徽州府老秀才王玉辉，此公的平生大愿是“要纂三部书嘉惠来学”：“一部礼书，一部字书，一部乡约书”；在他的教育熏陶下，大女儿守节在家，三女儿在丈夫死后立志自杀殉夫，王玉辉对此大加赞赏，对她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阻拦你？你竟是这样的做罢！”得到鼓励的女儿果然绝食而亡。王玉辉得知女儿成了烈妇后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这是很悲壮的情节，所以接下来就写许多儒生和地方官都来祭奠烈妇，又“制主入祠，门首建坊”。这里言内言外没有任何讽刺的意思。
但吴敬梓接下来又写道，这时王玉辉老先生“转觉伤心”，要到南京去作游几日。有人以为这是作者流露真意的笔墨，表明他对王玉辉先前言行的讽刺。一本文学史写道：“这段描写十分生动地表现出吃人的封建礼教的本质和虚伪性，表现出封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烈女殉夫的行为，是多么野蛮，残酷”。似乎言之有据，而原作中并无此意，王玉辉去南京的主要目的是去找一家书坊刻出自己的三部大著，他的志向一点也没有变化，有人对他说：“老哥要往南京，可惜虞博士去了，若是虞博士在南京，见了此书，赞扬一番，就有书坊抢的去刻了！”虞育德博士是《儒林外史》中首席“真儒”，王玉辉与他一道同风，这哪里有一点讽刺的意思呢。不错，在去南京的途中，王玉辉想起三女儿之死，“热泪直滚出来”，这确实是他的真情流露，也是吴敬梓创作中现实主义的一大胜利——即使是像王老这样的道学家，其道学主张也是与人性完全背道而驰的。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终于收住眼泪，对人夸奖“第三个小女”的“一番节烈”，甚至还“悉把女儿殉夫婿的事说了一遍”，感到十分光荣和自豪。王玉辉是一个克己复礼的典范，是以虞育德博士为首的“真儒”队伍中的一员——这才是吴敬梓的原意。写老秀才王玉辉的伤心流泪，就作者的本意而言，无非是要让他拿理学的大原则来克服这种软弱的感情，完成其高大的人格。
“德行是要紧的”，这话没有错，但道德也要合于人性。“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一类理学家的道德教条，既不利人，也不利己，实在不合人情，毫无道理可言。“五四”时期鲁迅先生作《我之节烈观》，直斥理学家的谬见为“害人害己的昏迷和强暴”。吴敬梓本是十八世纪上半叶最清醒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而在节烈观上却不免陷入了昏迷，十分可惜，同时也值得深长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