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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是工人出身的所谓作家，大家点题要我谈关于工人和工业题材的文艺创作。不错，工人和工业题材的文学创作，曾经有过时代的辉煌，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工人和工业题材的文学创作，陷入低谷，书刊沉默，影视寂静。这到底发生了啥事体呀？是这个时期文学、出版界对它的薄情，还是时代大潮中的一时沉溺？原因错综复杂，大概是一等一的高人也很难说清楚的，切别说我等这样的浑人。好在我的题目中有一“聊”字，是聊天闲聊海聊之聊，大可看做是扯淡，不可当真的！
先谈工人创作。我认为把文艺作品的作者，区分为工、农、兵、学、商等阶层，并在刊载时加以注明，甚至连作者所在工作单位也一并注出，这种做法，说得客气点是不科学之举，说得恰切点是功利主义使然。这是那个极左时代的发明创新。那时我就对一编辑朋友开玩笑：你们好奸狡！如果这篇文章发表受到好评，是你们大力培养工农兵作者的功劳，如果影响不好，你们就会说，工农兵嘛，就是这个水平。一些工农兵作者也应运而起，不仅在稿子上注明身份，如果没发表，就理直气壮地咆哮编辑部，甚至上纲上线，不发他的作品，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有一工人诗作者闹上编辑室，听编辑说他的诗作口号过多，诗人按撩不住，当场振臂高呼：我就是要喊口号！×××万岁！×××万岁！万万岁！！编辑也有对策。有一诗人是知识分子，矿山技术员，有首不错的诗要发，被冠上“工人”二字。诗人提出异议，编辑理直气壮地说，你在矿山工作怎么不是工人呢！难道矿山是资本家开的？我听了笑得肚子痛，马上给我的这位诗人朋友做了一首打油诗，其精彩诗句如右：××有个××阳，冒充工人写文章，嘿嘿呦，嘿嘿呦，工人牌子好呷香，嗨！好呷香！诗人听了追着我打，后来唱遍了编辑部，直到现在我见了他就唱。不仅如此，编辑部食堂的大师傅悟性甚高，也深得“工农兵”三个字的玄妙。有次一位女编辑排队买饭，要求调换一份菜，掌勺的大师傅硬是不肯，并口出不逊，你们这些臭老九真难伺候！女编辑气得“你你……”的长久说不出话来。大师傅却瞪着牛眼道，我，我什么？我是工人！我气得跑上前去，拽开女编辑，朝窗内那把勺子的说，小子，你说话干净点！你算什么工人？啊？老子才是真正的工人！告诉你吧，老子做工的时候，你还爬在地上捡鸡屎呷！一顿乱吼才镇住那小子。
于是乎，这“工农兵”的金字招牌你也用我也用，只看谁能玩得活，玩得有声有色，功利双得，就上梁山算好汉。我把那时期文学刊物的这种做法，戏之为“工农兵”效应。那时，只有文学这个贞节纯洁的女人，却含羞远遁，隐迹山林了。
有一伟人说得深刻，这米你知道是谁种的？是农民还是地主？只要好吃，你管它谁种的。文艺作品也一样，是谁写的并不重要，摆在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质量。文以优取胜，文以质论价，公平竞争，天悦人服。
告别了文革时期荒谬的一幕，我们的文艺伴随着国民经济以两位数的年经济增长百分率而也挤身市场。光是文学期刊，发展也算迅猛，已有八百多家了。照理说，作者的稿子有了广阔的园地。但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不知什么时候又兴起一种“名人”效应，只要是名人名家的作品，各个刊物抢着发，哪怕是“名人名家”丢在字纸篓里的废品，也如获至宝。霎时间，所谓名人名家门前，车水马龙，华盖云集，各个刊物以发表名人名家的作品为荣，以抢不到名人名家的作品为耻。一个文学青年成长为一个作家不容易，成长为一个名作家就更难了。经过十年浩劫，许多名老作家饮恨长逝，即使留得残躯，也是精衰力竭，垂垂老矣，难动大笔。新时期正是名家罕少青黄不接的时期，要知道成为文学界公认的名家大师何等艰难！更不是三年两载的短期就能修炼可成。
然而这不打紧，新时期的老总编辑们自有妙策，这就是“造星”。造星是影视界的术语，我这里借用，其意是文学界缺乏名家，可以打造“名家”。其运作方式之一是组织评论家（注意：准备一个大红包），撰写溢美之文，不惜版面，期期吹捧鼓噪（应当指出，有些是作家的哥们好友的友情演出），于是乎，不久之间，×××文学之祖诞生了，×××文学之父也排闼而出。运作方式之二，发现所谓“前卫”“新锐”，或编辑们自己也看不懂的所谓能惊世骇俗的作品，就开新闻发布会，首发式，座谈会等方法炒作，于是乎，新的“名家”诞生了，十多岁的文学神童轰隆出世了。这时候，现实主义的文学老夫子羞惭而退，或被赶出名刊大报，或遭围剿笔伐，其佝偻身影，只能在江湖偶尔现迹了。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文学要浴火重生，追赶世界潮流，书刊要在市场经济中火中取栗的堂而皇之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感谢老总和编辑们的苦心孤诣，二十多年来，文学期刊的发行一路走跌，有的关门大吉，有的改头换面，贩卖模特影星的美满胸脯和修长大腿了。八百期刊发行惨淡，赔本经营。所谓赔本就是掏钱，当然那手绝不会伸向自己口袋里去，埋单的还是那些被挡在文学殿堂门外的人。
这是文学远离了读者的应得的惩罚。
说起来令人喷饭，由“工农兵”效应到“名家”效应，为何如此相似乃尔！是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还是文学的深度掘进必定要付出的代价？唉，中国人啊中国人，你何时才能公平公正地对待文学竞争中的游戏规则呢？才能不唯人，不唯名，只唯实的文学取舍原则呢？
我说的这些，不是吓退许多有志于文艺创作的工人作者，而是只想说出一些广而知之的现状。工人作者大都生活在底层，受到严格的工厂纪律约管和家庭传统道德的薰陶，其生活与思想的所谓“开放度”，自然不如大都市那些所谓新新人类。叫你用胸脯用下身写作，口出亵语，满嘴流气，你不会我也不会；叫你去拉几十万赞助开你作品的座谈会，叫你一夜成名，你办不到我也办不到。这就给我们的工人作者的成长与成名设置了层层文学鹿砦。
这种追捧名人名家，忽视新人、尤其是忽视在底层的新人之风，说句丧气话，还会长久肿瘤下去。这又不禁使我想起过去。大约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提出工农兵要做文化主人的口号。其后，掀起文化大跃进，放卫星，村村寨寨成立诗歌组，厂矿兵营大摆赛诗台，连大文豪大诗人郭沫若也被震憾，四处采风，感慨自叹弗如。这种全民文化运动自然不可取，郭老先生的话不可全听，许多涌现出来的所谓工农兵“作家”也是过眼烟云，但是不可否认，其中一些姣姣者，写出那些出自坚实生活土壤的文学作品，至今还被历史吟颂，其人至今还活跃在中国文坛。不论大跃进还是文革时期，这种“诗歌组”“赛诗台”以及后来的“创作组”和“改稿班”，不管人们如何评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唤醒了有着深厚文学历史沉积的中国人文学创作意识，搞浓了文学氛围，许许多多工农兵和知识分子，投身其中，并在中国文坛扬名立万，至今初衷不改。
也应该仗义执言，那时期，文学刊物编辑的功劳不可抹。解放以后，文学期刊编辑很好地继承了五四以来文学编辑的优良传统，兢兢业业，为培养新人呕心沥血。不仅有稿必看，来稿必退，发现可造就之材，重点培养。只要稿子有一点可取之处，编辑就提出具体意见，一改再改。那时编辑，以发现新人为荣，他们的成就感也是以发现培养多少新人为依托，如果某人放走一篇优秀稿子，不仅问责制马上降临头上，而且自己也引以为耻，抱恨终生。
我怀念过去，也并不是怀疑新时期优良编辑的存活率，世上好人还是有的，要对得起俸禄的良心也永远不会缺失。自从文艺作品当成商品后，市场运作的规则，极大地影响了文学期刊的运行方式和方法。这点生活在市场经济海洋中的广大业余作者是明白无误的，对文学编辑部的许多适潮流而动的操作，比如说限于财力，来稿一律不退等，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不理解的是编辑部的另外一些举措。比如说，群众来稿，编辑看了吗？为什么文学期刊上，都是名人名家大作，无名人物的“小作”竟是那么稀少，甚至是零？是群众来稿质量低劣，登不得大雅之堂，还是其他别的什么原因？有人写了一部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著名评论家白烨看了，觉得是当下文坛书写乡土的一部大书。作者投了几家刊物，都遭拒绝，有个编辑告诉他，作品不错，但你是新人，一下子就发这么长的作品是不大可能的。一语破的，这就是现今新人新作稀少或销声匿影的缘由。其实，现时编辑有他们的路数。一般不看群众来稿，即使有些来稿要溜几眼，也是有点“来由”的稿子。他们主要工作是约稿组稿，对象是名人名家，文学圈子里的哥们好友。于是，他们在天上飞来飞去，住高级宾馆，喝咖啡，吃牛排，带回来名家被催逼出来的稿子，也带回来一沓厚厚的发票。评论家说，给新人一条活路吧；我说，给刊物一条活路吧。
这不就是说，我们工人作者永无出头之日？这倒不是！借用句现时流行术语，叫挑战与机遇并行。文学创作与其他行当不同，或者说是优势，那就是个体劳动，即孤军奋战，自我奋斗。成功与失败，眼泪与欢笑，全是自己个人包收包揽。因为创作的成败，全然取决于作者自己的文学功力，表现技巧，生活积累和对它的感受与驾驭能力，当然，还有灵感女神的惠顾，睿智之门顿开。一个有上述功能的作者，绝对不会被拒之文学殿堂门外，而是排闼而入，或稍挨时日，便鼓乐相迎。一个人写了一部（一篇）自鸣得意的作品，自我感觉良好，绝不要轻易抛弃，或投一家刊物就偃旗息鼓，要有东方不亮西方亮，除了南方有北方的韧性。我的《迎冰曲》寄了四家刊物，我是上午接到退稿，下午便跑邮局寄出去，管它呢，我不信这么大个中国，就没有伯乐，相不中我这匹千里马。上述的那位长篇小说的作者，几经努力，不是书稿付梓，并得到了评论家的赞赏吗！韧性与自信是成功的催化剂。如果中国的伯乐们一时鼾睡了，你也不要对自己的稿子轻易放弃，或找一、二学友研讨，或暂时沉箱待机，反正你也不要等拿稿费买早饭米。
工人作者有生活囤积，有生活感受，这是一笔莫大的财富，是那些躺在依山傍水的别墅里的名家们最缺失的。我说的“生活感受”，还有另一层意思，我们广大的工人作者与文学期刊的读者是“Ο”距离。他们深切地感受到读者的喜爱与厌恶，洞知收视率和破读率低下的真正原因。本来嘛，办一本文学刊物，就是要让读者看的，而且看的人愈多愈好。只有看了，看懂了，读者才感到“有味”，“受启发”。这里说的“有味”，就是美的侵袭，“受启发”就是“寓教于乐”的思想升华。如果看几页没味道，或压根儿看不懂，其刊物的命运就是躺到字纸篓里去，等待收废品的前来处置。这是最简单的道理，诗圣杜甫之读诗给老妪听，千古传为美谈。但是对现时许多文学期刊来说，愈是看不懂，或自己也看不懂的作品，愈是高雅，愈是脱俗。于是读者把钱捂在口袋里，死死也不肯松手。一本文学期刊如果不能与广大读者保持“Ο”距离，结果只能让刊物回到编辑部，与编辑诸公永远保持“Ο”距离。
新时期工业题材作品缺乏，原因是多方面的，作家们不熟悉工矿生活是最重要的原因。也应当说，许多作家还有不少“车间文学”的旧影。他们片面认为工矿工人生活枯燥无味，找不到灵感下不得笔。确实，工矿里机器纵横，电脑闪烁，各种作业流程，如瀑如潮，是很难弄清的，如果没有一定兴趣和科学知识的话。写工业题材作品，不触及或描写到它似乎也很难，这也是使作家们望而却步。至于枯燥无味，那也不见得。当然，煤矿工人舍生忘命地抢救埋在井下工人兄弟的场景，没有一二志趣相投的文友坐在咖啡馆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谈论卡夫卡那样清静和雅致。我觉得厚积的朋友们，现时正是你们“井喷”的时候！我敢想，明日工业题材脊梁式之大作，必定出自深居底层，深谙工人工业生活的作家笔下！
（作者单位：湖南省作家协会）
先谈工人创作。我认为把文艺作品的作者，区分为工、农、兵、学、商等阶层，并在刊载时加以注明，甚至连作者所在工作单位也一并注出，这种做法，说得客气点是不科学之举，说得恰切点是功利主义使然。这是那个极左时代的发明创新。那时我就对一编辑朋友开玩笑：你们好奸狡！如果这篇文章发表受到好评，是你们大力培养工农兵作者的功劳，如果影响不好，你们就会说，工农兵嘛，就是这个水平。一些工农兵作者也应运而起，不仅在稿子上注明身份，如果没发表，就理直气壮地咆哮编辑部，甚至上纲上线，不发他的作品，就是资产阶级专政。有一工人诗作者闹上编辑室，听编辑说他的诗作口号过多，诗人按撩不住，当场振臂高呼：我就是要喊口号！×××万岁！×××万岁！万万岁！！编辑也有对策。有一诗人是知识分子，矿山技术员，有首不错的诗要发，被冠上“工人”二字。诗人提出异议，编辑理直气壮地说，你在矿山工作怎么不是工人呢！难道矿山是资本家开的？我听了笑得肚子痛，马上给我的这位诗人朋友做了一首打油诗，其精彩诗句如右：××有个××阳，冒充工人写文章，嘿嘿呦，嘿嘿呦，工人牌子好呷香，嗨！好呷香！诗人听了追着我打，后来唱遍了编辑部，直到现在我见了他就唱。不仅如此，编辑部食堂的大师傅悟性甚高，也深得“工农兵”三个字的玄妙。有次一位女编辑排队买饭，要求调换一份菜，掌勺的大师傅硬是不肯，并口出不逊，你们这些臭老九真难伺候！女编辑气得“你你……”的长久说不出话来。大师傅却瞪着牛眼道，我，我什么？我是工人！我气得跑上前去，拽开女编辑，朝窗内那把勺子的说，小子，你说话干净点！你算什么工人？啊？老子才是真正的工人！告诉你吧，老子做工的时候，你还爬在地上捡鸡屎呷！一顿乱吼才镇住那小子。
于是乎，这“工农兵”的金字招牌你也用我也用，只看谁能玩得活，玩得有声有色，功利双得，就上梁山算好汉。我把那时期文学刊物的这种做法，戏之为“工农兵”效应。那时，只有文学这个贞节纯洁的女人，却含羞远遁，隐迹山林了。
有一伟人说得深刻，这米你知道是谁种的？是农民还是地主？只要好吃，你管它谁种的。文艺作品也一样，是谁写的并不重要，摆在第一位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质量。文以优取胜，文以质论价，公平竞争，天悦人服。
告别了文革时期荒谬的一幕，我们的文艺伴随着国民经济以两位数的年经济增长百分率而也挤身市场。光是文学期刊，发展也算迅猛，已有八百多家了。照理说，作者的稿子有了广阔的园地。但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不知什么时候又兴起一种“名人”效应，只要是名人名家的作品，各个刊物抢着发，哪怕是“名人名家”丢在字纸篓里的废品，也如获至宝。霎时间，所谓名人名家门前，车水马龙，华盖云集，各个刊物以发表名人名家的作品为荣，以抢不到名人名家的作品为耻。一个文学青年成长为一个作家不容易，成长为一个名作家就更难了。经过十年浩劫，许多名老作家饮恨长逝，即使留得残躯，也是精衰力竭，垂垂老矣，难动大笔。新时期正是名家罕少青黄不接的时期，要知道成为文学界公认的名家大师何等艰难！更不是三年两载的短期就能修炼可成。
然而这不打紧，新时期的老总编辑们自有妙策，这就是“造星”。造星是影视界的术语，我这里借用，其意是文学界缺乏名家，可以打造“名家”。其运作方式之一是组织评论家（注意：准备一个大红包），撰写溢美之文，不惜版面，期期吹捧鼓噪（应当指出，有些是作家的哥们好友的友情演出），于是乎，不久之间，×××文学之祖诞生了，×××文学之父也排闼而出。运作方式之二，发现所谓“前卫”“新锐”，或编辑们自己也看不懂的所谓能惊世骇俗的作品，就开新闻发布会，首发式，座谈会等方法炒作，于是乎，新的“名家”诞生了，十多岁的文学神童轰隆出世了。这时候，现实主义的文学老夫子羞惭而退，或被赶出名刊大报，或遭围剿笔伐，其佝偻身影，只能在江湖偶尔现迹了。
然而这一切都是在文学要浴火重生，追赶世界潮流，书刊要在市场经济中火中取栗的堂而皇之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感谢老总和编辑们的苦心孤诣，二十多年来，文学期刊的发行一路走跌，有的关门大吉，有的改头换面，贩卖模特影星的美满胸脯和修长大腿了。八百期刊发行惨淡，赔本经营。所谓赔本就是掏钱，当然那手绝不会伸向自己口袋里去，埋单的还是那些被挡在文学殿堂门外的人。
这是文学远离了读者的应得的惩罚。
说起来令人喷饭，由“工农兵”效应到“名家”效应，为何如此相似乃尔！是历史给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还是文学的深度掘进必定要付出的代价？唉，中国人啊中国人，你何时才能公平公正地对待文学竞争中的游戏规则呢？才能不唯人，不唯名，只唯实的文学取舍原则呢？
我说的这些，不是吓退许多有志于文艺创作的工人作者，而是只想说出一些广而知之的现状。工人作者大都生活在底层，受到严格的工厂纪律约管和家庭传统道德的薰陶，其生活与思想的所谓“开放度”，自然不如大都市那些所谓新新人类。叫你用胸脯用下身写作，口出亵语，满嘴流气，你不会我也不会；叫你去拉几十万赞助开你作品的座谈会，叫你一夜成名，你办不到我也办不到。这就给我们的工人作者的成长与成名设置了层层文学鹿砦。
这种追捧名人名家，忽视新人、尤其是忽视在底层的新人之风，说句丧气话，还会长久肿瘤下去。这又不禁使我想起过去。大约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提出工农兵要做文化主人的口号。其后，掀起文化大跃进，放卫星，村村寨寨成立诗歌组，厂矿兵营大摆赛诗台，连大文豪大诗人郭沫若也被震憾，四处采风，感慨自叹弗如。这种全民文化运动自然不可取，郭老先生的话不可全听，许多涌现出来的所谓工农兵“作家”也是过眼烟云，但是不可否认，其中一些姣姣者，写出那些出自坚实生活土壤的文学作品，至今还被历史吟颂，其人至今还活跃在中国文坛。不论大跃进还是文革时期，这种“诗歌组”“赛诗台”以及后来的“创作组”和“改稿班”，不管人们如何评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唤醒了有着深厚文学历史沉积的中国人文学创作意识，搞浓了文学氛围，许许多多工农兵和知识分子，投身其中，并在中国文坛扬名立万，至今初衷不改。
也应该仗义执言，那时期，文学刊物编辑的功劳不可抹。解放以后，文学期刊编辑很好地继承了五四以来文学编辑的优良传统，兢兢业业，为培养新人呕心沥血。不仅有稿必看，来稿必退，发现可造就之材，重点培养。只要稿子有一点可取之处，编辑就提出具体意见，一改再改。那时编辑，以发现新人为荣，他们的成就感也是以发现培养多少新人为依托，如果某人放走一篇优秀稿子，不仅问责制马上降临头上，而且自己也引以为耻，抱恨终生。
我怀念过去，也并不是怀疑新时期优良编辑的存活率，世上好人还是有的，要对得起俸禄的良心也永远不会缺失。自从文艺作品当成商品后，市场运作的规则，极大地影响了文学期刊的运行方式和方法。这点生活在市场经济海洋中的广大业余作者是明白无误的，对文学编辑部的许多适潮流而动的操作，比如说限于财力，来稿一律不退等，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不理解的是编辑部的另外一些举措。比如说，群众来稿，编辑看了吗？为什么文学期刊上，都是名人名家大作，无名人物的“小作”竟是那么稀少，甚至是零？是群众来稿质量低劣，登不得大雅之堂，还是其他别的什么原因？有人写了一部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著名评论家白烨看了，觉得是当下文坛书写乡土的一部大书。作者投了几家刊物，都遭拒绝，有个编辑告诉他，作品不错，但你是新人，一下子就发这么长的作品是不大可能的。一语破的，这就是现今新人新作稀少或销声匿影的缘由。其实，现时编辑有他们的路数。一般不看群众来稿，即使有些来稿要溜几眼，也是有点“来由”的稿子。他们主要工作是约稿组稿，对象是名人名家，文学圈子里的哥们好友。于是，他们在天上飞来飞去，住高级宾馆，喝咖啡，吃牛排，带回来名家被催逼出来的稿子，也带回来一沓厚厚的发票。评论家说，给新人一条活路吧；我说，给刊物一条活路吧。
这不就是说，我们工人作者永无出头之日？这倒不是！借用句现时流行术语，叫挑战与机遇并行。文学创作与其他行当不同，或者说是优势，那就是个体劳动，即孤军奋战，自我奋斗。成功与失败，眼泪与欢笑，全是自己个人包收包揽。因为创作的成败，全然取决于作者自己的文学功力，表现技巧，生活积累和对它的感受与驾驭能力，当然，还有灵感女神的惠顾，睿智之门顿开。一个有上述功能的作者，绝对不会被拒之文学殿堂门外，而是排闼而入，或稍挨时日，便鼓乐相迎。一个人写了一部（一篇）自鸣得意的作品，自我感觉良好，绝不要轻易抛弃，或投一家刊物就偃旗息鼓，要有东方不亮西方亮，除了南方有北方的韧性。我的《迎冰曲》寄了四家刊物，我是上午接到退稿，下午便跑邮局寄出去，管它呢，我不信这么大个中国，就没有伯乐，相不中我这匹千里马。上述的那位长篇小说的作者，几经努力，不是书稿付梓，并得到了评论家的赞赏吗！韧性与自信是成功的催化剂。如果中国的伯乐们一时鼾睡了，你也不要对自己的稿子轻易放弃，或找一、二学友研讨，或暂时沉箱待机，反正你也不要等拿稿费买早饭米。
工人作者有生活囤积，有生活感受，这是一笔莫大的财富，是那些躺在依山傍水的别墅里的名家们最缺失的。我说的“生活感受”，还有另一层意思，我们广大的工人作者与文学期刊的读者是“Ο”距离。他们深切地感受到读者的喜爱与厌恶，洞知收视率和破读率低下的真正原因。本来嘛，办一本文学刊物，就是要让读者看的，而且看的人愈多愈好。只有看了，看懂了，读者才感到“有味”，“受启发”。这里说的“有味”，就是美的侵袭，“受启发”就是“寓教于乐”的思想升华。如果看几页没味道，或压根儿看不懂，其刊物的命运就是躺到字纸篓里去，等待收废品的前来处置。这是最简单的道理，诗圣杜甫之读诗给老妪听，千古传为美谈。但是对现时许多文学期刊来说，愈是看不懂，或自己也看不懂的作品，愈是高雅，愈是脱俗。于是读者把钱捂在口袋里，死死也不肯松手。一本文学期刊如果不能与广大读者保持“Ο”距离，结果只能让刊物回到编辑部，与编辑诸公永远保持“Ο”距离。
新时期工业题材作品缺乏，原因是多方面的，作家们不熟悉工矿生活是最重要的原因。也应当说，许多作家还有不少“车间文学”的旧影。他们片面认为工矿工人生活枯燥无味，找不到灵感下不得笔。确实，工矿里机器纵横，电脑闪烁，各种作业流程，如瀑如潮，是很难弄清的，如果没有一定兴趣和科学知识的话。写工业题材作品，不触及或描写到它似乎也很难，这也是使作家们望而却步。至于枯燥无味，那也不见得。当然，煤矿工人舍生忘命地抢救埋在井下工人兄弟的场景，没有一二志趣相投的文友坐在咖啡馆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谈论卡夫卡那样清静和雅致。我觉得厚积的朋友们，现时正是你们“井喷”的时候！我敢想，明日工业题材脊梁式之大作，必定出自深居底层，深谙工人工业生活的作家笔下！
（作者单位：湖南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