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三大战役的胜利推进，毛泽东以不世出之姿，张公平正义之帜，提摧枯拉朽之师，横扫六合，定都北京。想西苑机场阅兵之时，真有登车揽辔，天下澄清的大气象。新知识分子服膺他的“新民主主义”，旧式士人亦咸推其“得天下以正”。开国之初，与民更始。世人寄望于毛泽东，与毛泽东所自期的，都可谓天高地厚。毛本人在此先后有“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六亿神州尽舜尧”之句，他是以代表先进阶级登上历史舞台，领千古风骚自许的。何止于“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到1956年，农村实现集体化，城市工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趋于完成，此时毛泽东开始提出不当党的主席的设想，苟能如愿，这确令人想起华盛顿。但重溯这一历史轨迹，即知毛泽东之不能成为华盛顿，实因“理”之不同，“势”之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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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说“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本来是天然反对“终身制”的。而且，它与美、英的西方政治思想有一个共同目的：保证政治的廉洁与效率。但通往这一政治目的有不同理路：马克思主义乃“阶
　　级至上”论，西方则是“制度至上”论。这是两种政治思想分野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主义继承了卢梭、黑格尔对“自由主义”制度论的深刻批判，揭示了所谓“公平制度”的抽象性，认为这些制度掩盖了真实具体的社会内容，并令不公成为合法。故列宁、毛泽东都不讳言制度本身的阶级倾向。故认为防止官员腐败或反对领袖个人崇拜，只能依靠群众，依靠工农的参与监督，以体现工农阶级的利益。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1919年)，在列宁倡导下由普通工人、农民组成工农检查院，“从上到下控制每一个行政部门，它要揭露滥用职权。他们有权在任何时间走进任何一个人民委员部的办公室，监督那里的工作”。毛泽东倡导的革命委员会“三结合”：工人农民代表与解放军代表、革命干部代表三结合“组成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与列宁的工农检查院一样，姑莫论其在实践中如何变异，就初衷而言，都体现着阶级至上这个“理”。
　　对于权力监督，英美自由主义政治体系是一种本于“人性本恶”的低调的“性恶论政治”，它不相信任何人，它根据“以权力限制权力”的政治力学原理去设计权力结构。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工人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是最为大公无私的阶级，天然就是“善”的力量，故是性善论政治。这种政治一般重惩治不重防范，当政权出现异化，按吉拉斯的说法，即认为是一种“新阶级”，或是毛泽东所说的“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没有错误的工人阶级，只有罪恶的工人阶级异己分子，维护廉洁不是通过工农权力限制工农权力，而是工农阶级清除异己分子，阶级斗争引入党内，便顺理成章。
　　第三个区别，就是西方权力更替更多的是“纠错机制”的体现。惩于“政久生弊”的规律，通过选举手续，由新一任政权去革除上任政权的弊政，以开辟新的任期历史。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已明言自己的错误，他尚不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又如何以不犯错误责诸后任呢?而苏联及中国党则强调如何培养继承正确路线，体现工农利益的接班人，这不是“纠错机制”，而是一种“循正机制”。这是共产国际的后起之理，非马克思本人观点。即领袖不但要求自己不犯错误，还以选准接班人作为自己的政治责任。毛泽东选择刘少奇、林彪、王洪文，尽管后来这三人或失望见弃，或败于斗争，但这种在任内选定接班人的办法，就其初衷而言，均是“循正理念”。
　　权力实质的阶级标准，权力监督的性善理念，权力更替的循正机制，已本质上决定了毛泽东就算如愿卸任，也与华盛顿有区别。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理念是全党共识，更是中央领导层共识。作为群体共识进入实战领域后，它就成为“势”的一部分。
　　(二)
　　1956年上半年，毛泽东确有自动卸任的愿望，但半年后，世事丕变，正所谓“老合投闲，天教多事”。势，有所不能啊11956年前后的“势”是如何的?
　　苏联政权到1956年，弊端尽露，这不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政权所能体会。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揭批斯大林的独裁暴政和个人崇拜。国际共运开始了反思自省。
　　对于批判斯大林，正如毛泽东所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在1956年3月至10月期间，毛泽东还是喜多于忧的，乐观主义占了上风。这是中共党史上最光明最乐观的半年。毛泽东这时相信，自己的影响力、“正确路线的贯彻”将及于后任。这样，就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八大宣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名誉主席设立以备卸任、修改七大党章正式停用“毛泽东思想”概念，都是在这半年内作出的。毛泽东说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也已经只剩下10％的职能了，就是那10％，也主要用于对外的。
　　尽管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心存疑虑，认为由此将影响共产党在本国和国际上的合法性问题，这出于政治操作层面的考虑无疑是老练的。但这半年内，对毛泽东来说，更是解放思想的半年，他处于寻找一条优于苏联的建设道路的思想十字路口。
　　这时毛泽东对西方制度有一些肯定性表述。龚育之在《一份珍贵的政治文明的遗产》中引述毛对瑞士七人委员会的肯定；更鲜明的则数邓小平曾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引述的：“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产生。”还说，美国发展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他在这年9月与意大利共产党代表谈话时批评斯大林不相信群众，当国家只有一个党专政时，更应该注意听取反面意见。这些都是苏联二十大反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一系列积极反映。
　　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以后不久，即到了1956年10月，国际国内的变化大大改变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连续发生的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国内北京、成都、石家庄学生闹事、河南临汝农民闹社，等等，毛泽东原有对反斯大林的疑虑得到证实，这令他重新审视形势。而赫鲁晓夫于1956年除夕亦大幅降低反斯大林的调子，说起斯大林的好话来。毛泽东更将这些国内国际动向归咎于苏共二十大砍了斯大林的旗帜，而他内心也开始修改八大的指导思想，这些比较集中反映在11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起草于12月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以及1958年3月成都会议讲话中：
　　一、在《再论》中抹去“反对个人崇拜”。提倡崇拜马恩列斯正确的东西、崇拜班长。其后恢复使用“毛泽东思想”一词，进一步树立个人权威。
　　二、开始修改八大路线，提出敌我矛盾“是根本矛盾，突出阶级斗争”。认为东欧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有肃清，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才致有波、匈事件。
　　三、提出防止修正主义，这是首次将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并列，开始新的思想斗争战线。毛泽东从反教条主义为主转变为反对修正主义，这是一生大转折。
　　四、开始警惕中共出哥穆尔卡这样的人物，而自己被推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这不是没有可能的，大不了重新回到延安去。”这就是所谓“中国出赫鲁晓夫大不了与林彪一起上井冈山”的最早版本。从而提出接班人的问题。他对自己身后的影响力产生了怀疑。
　　这四点转向成为后来批判苏共乃至反对党内修正主义的出发点。按胡绳等专家的肯定性评价：反苏是摆脱苏联模式的开始。但是，反修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完全消除党际制约，1958年反“反冒进”，基本消除党内制约，到“文革”中打倒刘少奇，再打倒林彪，完成了毛泽东后半生的政治逻辑。
　　临终时，他说：“只能在血雨腥风中交班了。”
　　实践既可是理论的深化，又可是理论的异化，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这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是什么?就是一个“势”字。势是主客观条件的动态综合。理只能指导实践，势才是规定实践。历史可以由一两个人去改变，但绝不是按这一两个人的愿望去改变的，势比人强，它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腾到海不复回，一切英雄豪杰，都为之席卷而东。所以，不先原情，无以定罪；不先辨势，无以论功。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