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7日是北京大学50年校庆日，在南京的北大同学会举行校庆会，傅斯年出席并致词。他说：“以北大五十年历史创造自由主义成为新的精神基础，过去虽未能获得现政府之扶助，但未来共产主义如有成就，对自由主义更加摧残。”1949年1月，傅斯年赴台。李宗仁发电希望他回来助一臂之力。傅斯年回信表达了他对时局的看法。信中说：“德邻先生赐鉴：前奉复电感佩之至，我公以民生为念，倡导和平，凡在国人，同深感荷，然共产党之行为，实不足以理喻。共产党本为战争党，以往尚如彼好战，今日走上风，实无法与之获得和平，今看共产党态度，下列数事至为明显：1、分化敌人，彻底消灭中央政权，只与地方和谈，以实行其宰割之策，绝不以人民为念；2、绝对走苏俄路线，受苏俄指挥，而以中国为美苏斗争中之先锋队；3、对多年掌兵符者，必尽量摧毁，介公固彼所不容，而我公及健生、宜生诸先生，彼亦一例看待，即我们读书人，不受共产党指挥者，彼亦一样看待也。在此情形下，中央倡导和平，忍辱负重，至矣尽矣，受其侮辱亦无以复加矣，凡此情形可以见谅于国人矣。乃共产党既如此，则和平运动恐须适可而止。盖如文伯、力子、介侯诸先生之办法，和平既不可得，所得乃下列之结果：1、江南各省分崩离析，给共产党以扩张势力以方便，而人民亦不能减少痛苦；2、合法政权既以大明，则权衡轻重，恐须即为下一步之准备，力子、文伯之谈和平，毫无办法，只是投降而已，偏偏共产党只受零星之降，不受具体之降，不知张、邵、甘诸公作何解释也?3，大江以南之局势，如不投降，尚有团结之望(至少不是公开之纷争)，如走张邵路线，只有全部解体而已。只要合法之政权不断气，无论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将来未必绝无希望也。司徒大使实一糊涂人，傅泾波尤不可靠，彼等皆不足代表美国，今日希望以美国之助，与共产党取和乃绝不可能之事也。”傅斯年是蒋介石“抢救大陆学人”具体执行的三人小组成员之一，一直受到蒋介石的倚重。他的政治理念自然与人民革命格格不入。钱穆的出走则有不同。他不在“抢救”的名单之列，但是，在钱穆看来，政权的更迭带有“亡天下”的意味，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理论，与他信仰的民族文化冲突频多，他不可能转变立场“改造思想”。他的老师吕思勉劝他留下来教书。钱穆坦言，若留下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管窥和主张有所不同，所以万万做不到。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文章对胡适、傅斯年、钱穆进行了点名抨击。
　　
　　根据《作家文摘》选载《陈寅恪与傅斯年》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