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市场经济体，需明白资本是力量之源、而不是什么负担。
　　美国银行业监管机构此前提出了新的资本金标准，将限制大银行过度举债融资的能力。对应每1美元的资产和一定比例的表外承诺，大银行将至少需要持有6美分的股本，它们的控股母公司需要持有5美分的股本。对银行杠杆率作出的这一限制，将显著提高对这些银行的资本金要求，增强抵御金融冲击并继续放贷的能力。
　　大银行正提出反对理由，意在吓唬公众、逼迫监管机构放弃实施合理的公共政策。但新的资本金要求并不是什么沉重的负担。拟议中的提高杠杆率只是为了降低银行的脆弱性——它要求银行股东持有更多股本，而如果不存在政府担保的话，市场原本也会要求大银行的股东持有同样多的股本。
　　一条普遍的反对理由是，拟议中的提高股权资本，将迫使银行在短期内削减放贷，从而遏制经济复苏。这条理由是错误的。提高债务与股本之比，或许能暂时提振资产增长，但这将让大银行和实体经济更加难以抵御冲击，最终付出代价的将是纳税人。公众不应认为，高杠杆银行业带来的麻烦是确保信贷和经济增长所需付出的代价。有人回顾了美国8家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1999年以来股本与贷款水平之间关系的实际数据，没有发现提高资本金会在长期内导致贷款额下降的证据。事实上，拥有厚实资本金缓冲的银行，在危机期间保持放贷的能力更强——危机期间能否保持放贷是影响复苏速度的关键因素之一。
　　另一条反对理由是，提高股本要求会将美国银行置于不公平的竞争中，让它们在外国同行面前陷于劣势。在我看来，并无可靠证据能证实这种担忧。本次金融危机爆发时，欧洲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甚至比美国银行还低，但现在，欧洲银行却似乎既无力放贷也无力增长。
　　一些人辩称，依赖一个将所有资产按同一风险权重加总计算出的杠杆率，会促使银行管理层投资风险最高的资产，以抵消被迫持有更多股本的影响。这种论断忽略了一个事实：杠杆率并非我们提议的评估资本金充足率的唯一指标：在使用杠杆率的同时，我们还将搭配使用巴塞尔委员会的风险加权资本金要求，从而降低套利的可能性。
　　有人提出，提高资本金要求将导致股本回报率降低，伤害银行业吸引资本的能力。这是有误导性的主张。与债务一样，股本也能提供用于投资、赚取回报的资金。它并不是什么封存在某处、到紧急时刻方才调用的储备资金。不过，作为股东权益，股本在发生危机时是跑不掉的。
　　事实是，1980年至2007年间，罕有证据表明高回报率导致银行寻求吸引新资本来为自身增长提供资金。在那段时间内，美国大银行总计仅有7次募集普通股。银行管理层在繁荣时期募集普通股资本的尝试少之又少，以至于他们关于无力“吸引资本”会严重束缚银行的警告显得很成问题。此外，自回报率处于历史低点的2007年以来，银行已18次募集新股本——这里还不包括美国政府为支撑银行而被迫数次向它们注资。即便是在银行业危机期间，银行也能吸引到资本。
　　通过加强商业银行业的安全性，美国有机会提高金融业的稳定性。
　　美国将在这方面引领世界。是时候再次以强势地位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了。美国是市场经济体，我们明白资本是力量之源、而不是什么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