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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子京与范仲淹是同批进士,范对滕数次提携力助,可谓同僚好友。1046年6月,滕向范约稿,滕随之与《岳阳楼记》一同闻名天下。然而,在史料中,滕子京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于是有人认为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对滕的盛赞实是一大败笔。
近读欧阳修《与滕待制》文得知,滕子京在修好岳阳南湖紫荆堤等堤坝后,也同时向欧阳修约稿以树碑文,而欧阳修却借故推托,其严谨确非一般。
《宋史》载,滕子京在泾洲任职期间,费公用钱十六万,除去分给“诸部属羌”及“馈遗游士故人”外,仍有巨额资金下落不明,遭到官僚御史的数次弹劾,被追查、贬职,闹得满城风雨。此前滕子京早有所备,为防牵连众人,便将账簿名册烧毁。此事成为滕子京一生最有争议的焦点(以下简称“滕案”),范仲淹与欧阳修都参与了进来。
范仲淹两次上疏,他坚信滕子京没有贪墨,并以人格担保。但他认为滕子京性格“疏散、好荣进,豪迈自负、罕受人言”(与《宋史》评价基本一致),所以为众忌嫉,招人谤议。他特别奏明,滕子京在泾州守边抚民深得人心,现在既无真凭实据,就不应对滕夺权治罪,而应让滕继守边关。
以论事切事著称的欧阳修更三次上疏,他认为“滕案”不宜闹得满城风雨、军民不安,当此西夏掠边夺境、国家多事之秋,皇上应早结案,否则边境还怎么安定、边境还有谁愿意去守卫?
由于范仲淹、欧阳修等上疏力谏,最后,“滕案”以滕子京降官一级,一贬河南灵宝,再贬湖南岳阳,不了了之。
后更有司马光《涑水记闻》加了一条记载,时范仲淹“庆历新政”反对派王拱辰说滕子京修岳阳楼“自入(自贪)”,但既为“记闻”,听后记下来而已,不足信。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虽然《宋史》评滕子京“及卒,无余财”,但由于“滕案”没有盖棺论定,因此为后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争议自然难免。有后人更认定滕即是贪财重利、欺世盗名之人,范仲淹居然为他脸上贴金!
滕子京到岳阳后,大搞基本建设,修堤修楼,于是出现了他分别向欧阳修、范仲淹约稿之事。而欧阳修以“旧学荒芜,文思衰落……不足尽载君子规模闳远之志,而无以称岳人所欲称扬歌颂之勤。勉强不能,以副来意,愧悚愧悚”!如此这般,他以文思衰落、不足以歌功颂德之理由推托了。果真是这样吗?不是。
第一,对滕案,欧阳修不无猜疑。当时上疏,他是以国家大局为重,并未像范仲淹那样对滕是否贪墨作结论。试想,你滕子京既然未贪利,未私分国有资产,何必不以证据服人,反而将之烧毁?纵有冤情,却难以洗脱。谥号为“文忠”、一生端正亮节的欧阳修,自然对滕保有三分警戒。写个碑文,于大文豪而言,何足挂齿?且正是在他被贬滁州、邀约写稿之时,却写出了山水名篇佳作《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旧学荒芫,文思衰落”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托词!
第二,平生未到过岳阳楼、仅凭滕送来有关岳阳楼的画和诗文,范仲淹挥笔写就了千古绝唱。但欧阳修为文不同,他坚持“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因此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弃之列,这与苏轼所言“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有异曲同工之妙。没有看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衔远山,吞长江”等之类实情实景,我怎能写就扬颂碑文?
范仲淹与欧阳修同为文学家和政治家,但欧还是史学家。这也许是欧阳修为人为文更为严谨的原因吧。
近读欧阳修《与滕待制》文得知,滕子京在修好岳阳南湖紫荆堤等堤坝后,也同时向欧阳修约稿以树碑文,而欧阳修却借故推托,其严谨确非一般。
《宋史》载,滕子京在泾洲任职期间,费公用钱十六万,除去分给“诸部属羌”及“馈遗游士故人”外,仍有巨额资金下落不明,遭到官僚御史的数次弹劾,被追查、贬职,闹得满城风雨。此前滕子京早有所备,为防牵连众人,便将账簿名册烧毁。此事成为滕子京一生最有争议的焦点(以下简称“滕案”),范仲淹与欧阳修都参与了进来。
范仲淹两次上疏,他坚信滕子京没有贪墨,并以人格担保。但他认为滕子京性格“疏散、好荣进,豪迈自负、罕受人言”(与《宋史》评价基本一致),所以为众忌嫉,招人谤议。他特别奏明,滕子京在泾州守边抚民深得人心,现在既无真凭实据,就不应对滕夺权治罪,而应让滕继守边关。
以论事切事著称的欧阳修更三次上疏,他认为“滕案”不宜闹得满城风雨、军民不安,当此西夏掠边夺境、国家多事之秋,皇上应早结案,否则边境还怎么安定、边境还有谁愿意去守卫?
由于范仲淹、欧阳修等上疏力谏,最后,“滕案”以滕子京降官一级,一贬河南灵宝,再贬湖南岳阳,不了了之。
后更有司马光《涑水记闻》加了一条记载,时范仲淹“庆历新政”反对派王拱辰说滕子京修岳阳楼“自入(自贪)”,但既为“记闻”,听后记下来而已,不足信。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虽然《宋史》评滕子京“及卒,无余财”,但由于“滕案”没有盖棺论定,因此为后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争议自然难免。有后人更认定滕即是贪财重利、欺世盗名之人,范仲淹居然为他脸上贴金!
滕子京到岳阳后,大搞基本建设,修堤修楼,于是出现了他分别向欧阳修、范仲淹约稿之事。而欧阳修以“旧学荒芜,文思衰落……不足尽载君子规模闳远之志,而无以称岳人所欲称扬歌颂之勤。勉强不能,以副来意,愧悚愧悚”!如此这般,他以文思衰落、不足以歌功颂德之理由推托了。果真是这样吗?不是。
第一,对滕案,欧阳修不无猜疑。当时上疏,他是以国家大局为重,并未像范仲淹那样对滕是否贪墨作结论。试想,你滕子京既然未贪利,未私分国有资产,何必不以证据服人,反而将之烧毁?纵有冤情,却难以洗脱。谥号为“文忠”、一生端正亮节的欧阳修,自然对滕保有三分警戒。写个碑文,于大文豪而言,何足挂齿?且正是在他被贬滁州、邀约写稿之时,却写出了山水名篇佳作《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旧学荒芫,文思衰落”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托词!
第二,平生未到过岳阳楼、仅凭滕送来有关岳阳楼的画和诗文,范仲淹挥笔写就了千古绝唱。但欧阳修为文不同,他坚持“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因此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弃之列,这与苏轼所言“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有异曲同工之妙。没有看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衔远山,吞长江”等之类实情实景,我怎能写就扬颂碑文?
范仲淹与欧阳修同为文学家和政治家,但欧还是史学家。这也许是欧阳修为人为文更为严谨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