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子京与范仲淹是同批进士，范对滕数次提携力助，可谓同僚好友。1046年6月，滕向范约稿，滕随之与《岳阳楼记》一同闻名天下。然而，在史料中，滕子京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于是有人认为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对滕的盛赞实是一大败笔。
　　近读欧阳修《与滕待制》文得知，滕子京在修好岳阳南湖紫荆堤等堤坝后，也同时向欧阳修约稿以树碑文，而欧阳修却借故推托，其严谨确非一般。
　　《宋史》载，滕子京在泾洲任职期间，费公用钱十六万，除去分给“诸部属羌”及“馈遗游士故人”外，仍有巨额资金下落不明，遭到官僚御史的数次弹劾，被追查、贬职，闹得满城风雨。此前滕子京早有所备，为防牵连众人，便将账簿名册烧毁。此事成为滕子京一生最有争议的焦点（以下简称“滕案”），范仲淹与欧阳修都参与了进来。
　　范仲淹两次上疏，他坚信滕子京没有贪墨，并以人格担保。但他认为滕子京性格“疏散、好荣进，豪迈自负、罕受人言”（与《宋史》评价基本一致），所以为众忌嫉，招人谤议。他特别奏明，滕子京在泾州守边抚民深得人心，现在既无真凭实据，就不应对滕夺权治罪，而应让滕继守边关。
　　以论事切事著称的欧阳修更三次上疏，他认为“滕案”不宜闹得满城风雨、军民不安，当此西夏掠边夺境、国家多事之秋，皇上应早结案，否则边境还怎么安定、边境还有谁愿意去守卫？
　　由于范仲淹、欧阳修等上疏力谏，最后，“滕案”以滕子京降官一级，一贬河南灵宝，再贬湖南岳阳，不了了之。
　　后更有司马光《涑水记闻》加了一条记载，时范仲淹“庆历新政”反对派王拱辰说滕子京修岳阳楼“自入（自贪）”，但既为“记闻”，听后记下来而已，不足信。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虽然《宋史》评滕子京“及卒，无余财”，但由于“滕案”没有盖棺论定，因此为后人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争议自然难免。有后人更认定滕即是贪财重利、欺世盗名之人，范仲淹居然为他脸上贴金！
　　滕子京到岳阳后，大搞基本建设，修堤修楼，于是出现了他分别向欧阳修、范仲淹约稿之事。而欧阳修以“旧学荒芜，文思衰落……不足尽载君子规模闳远之志，而无以称岳人所欲称扬歌颂之勤。勉强不能，以副来意，愧悚愧悚”！如此这般，他以文思衰落、不足以歌功颂德之理由推托了。果真是这样吗？不是。
　　第一，对滕案，欧阳修不无猜疑。当时上疏，他是以国家大局为重，并未像范仲淹那样对滕是否贪墨作结论。试想，你滕子京既然未贪利，未私分国有资产，何必不以证据服人，反而将之烧毁？纵有冤情，却难以洗脱。谥号为“文忠”、一生端正亮节的欧阳修，自然对滕保有三分警戒。写个碑文，于大文豪而言，何足挂齿？且正是在他被贬滁州、邀约写稿之时，却写出了山水名篇佳作《丰乐亭记》、《醉翁亭记》。“旧学荒芫，文思衰落”实在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托词！
　　第二，平生未到过岳阳楼、仅凭滕送来有关岳阳楼的画和诗文，范仲淹挥笔写就了千古绝唱。但欧阳修为文不同，他坚持“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因此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弃之列，这与苏轼所言“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有异曲同工之妙。没有看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衔远山，吞长江”等之类实情实景，我怎能写就扬颂碑文？
　　范仲淹与欧阳修同为文学家和政治家，但欧还是史学家。这也许是欧阳修为人为文更为严谨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