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土出芬芳，堪比桂花香。风吹麦浪涌，田间耕耘忙。中华文明源自农耕、本在农耕，炎黄子孙植五谷，饲六畜，育蚕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农耕文化。其蕴含的价值理念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根脉，其包含的自然规律和技艺方法更是为当代中国甚至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参考。
　　 我国的农具与农业几乎同时产生，至今拥有上万年的历史。我们的祖先使用早期的木石农具种植“五谷”，形成了稻（水稻）、黍（黄米）、稷（高粱）、麦（小麦）、菽（大豆）的农作物组合;夏代已经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到了商周出现了少量的青铜农具，如整地用的锸、钁、铲、犁和收割用的镰等，尤其是青铜犁将耒耜上下间断作业的耕地方式转为前后连续作业的耕地方式，极大提高了耕作效率。青铜农具比木石农具更加轻巧、锋利、坚硬，为铁农具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春秋时期发明了冶铁技术，到了战国时期，铁质农具已非常普遍，主要有铁犁、铁镢、铁锸、铁锄、铁铲、铁镰、铁铚等。铁犁的出现使破土效率大大提高，对牵引动力有更高的要求，畜力（牛、马等）耕作应运而生，铁犁与牛耕的结合代表了一个新的生产力时代的到来。
　　 农具的发明和进步为耕作技术的进步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我国黄河流域春季干旱多风，土壤水分易蒸发，因此“抗旱保墒”一直是北方劳动人民耕作的原则。从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逐步形成了一套以抗旱保墒为中心的“耕—耙—耱”北方旱地耕作体系，至今仍被认为是成本最低、最环保的抗旱技术。所谓“耕—耙—耱”就是对农田土壤进行“先耕、后耙、再耱”的三项连续作业，对应农具分别是犁、耙、耱。此时的直辕犁已经实现犁壁与犁铧的结合，具备松土破土与翻土作垄的耕地功能;土壤翻耕后需要细碎土块，魏晋南北朝时期发明的专用农具“耙”，可很好地实现整土和碎土的功能;细碎后的土壤，表层土质疏松，容易造成水分的蒸发，于是又增加了一道“耱”的工序，以进一步压实土壤表层，达到“保墒”的目的。与北方地区的抗旱耕作相对应，我国南方气候湿润，水稻种植要求大田平整、田泥糊烂和相应的灌溉措施。安史之乱以后，南方形成一套以“耕—耙—耖”为中心的水田耕作体系。水田专用犁“曲辕犁”（又称“江东犁”）逐渐取代直辕犁而成为我国传统犁的主流，它犁辕短曲，操作灵活，可随土质情况调节犁地的深浅，便于在南方梯田耕作使用。水田耕翻后需要灌水浸泡，耙碎田泥，于是发明了一种带木齿或铁齿的“水田耙”，又称为“滚耙”。泥土经过反复耕耙以后已经烂碎如糊，这时候还要进行一道工序，叫作“耖”，使田泥平滑如镜。此外，用于灌溉的筒车、翻车，平土的田荡、拔秧的秧马、除草的耘荡等配套农具，使稻田的耕作管理更加精细，一直沿用至今。
　　 古代农学家和思想家提出过许多经世致用的农学思想。阐述天、地、人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三才论”最具有哲学意义。“三才”最初出现在战国时期的《易传》中，《吕氏春秋》第一次将“三才”思想用于解释农业生产：“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这段话概括了农业各生产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阐述了农业生产的整体观、联系观、环境观，主张人与自然不是对抗关系，而是协调关系。“三才论”从农业生产的经验中孕育出来，是生态农学的理论基礎，后来逐渐推广应用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在我国传统农学思想中占有重要的指导性地位。
　　 五千年农耕文明的智慧，凝结在一粒种子的播种、孕育和栽培上，沉淀在劳动人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岁月里，他们用汗水和情感呵护着每一粒种子，耕耘着每一寸土地。正是这种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形态，奠定了中华民族向往统一、追求安定、和谐共生的文化基因，成就了经久不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