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董必武任中共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与国民党谈判代表，长期住在红岩村，同时承担了南方局很多具体事务。一天晚上，办事处的同志围坐在红岩村救亡室里开了一次特别的会议。这次会议是应董必武的要求召开的，会议开始后，董必武取下老花镜，翻开笔记本，认真地看了看大家，就开始作检查。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不久前，红岩村办事处招待所的所长把报账的票据拿给董必武签字。董必武翻看发票，都是买菜、买米、买煤、车票之类的日常开销，经审核后属于报销范围，就签了字同意报销。所长在报账的时候，办事处的出纳却发现有六角钱的车票是私人坐车，按规定是不能报销的。此事很快反馈到董必武那里，董必武又重新审查了一遍，认定那六角钱的车票确实不能报，便叫所长把六角钱的车票取出来了。
　　那时候红岩村的生活条件很艰苦，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来到红岩村，看到办事处的同志天天吃空心菜、胡豆，比延安的伙食还要差，便提出给大家增加伙食标准。就是这样，也还是很困难，财务收支控制很严，不能报的坚决不报，由董必武亲自审核。
　　这件事情完全是工作上的一个小失误，按理说，发现后纠正过来即可，但董必武却不这样认为，而是把它提到一个高度上来，要在办事处召开会议作检查。
　　董必武在会上说：“当前办事处除了工作处在虎穴之中，做事要认真、谨慎外，生活也很困难，必须艰苦度日，每一样东西都要从节约出发，不能铺张浪费，每分钱都要计划着用。”
　　董必武说到这里，把话题一转，说到自己头上来：“同志们在生活上这样勤俭节约，但我在审核发票的时候，却犯了一个错误，把不该报账的六角钱车票签了字报销。幸好被出纳同志及时发现，不然会造成公家的损失。这件事发生后，一些同志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我认为这不是小事，这关系到党的财务纪律问题。我们办事处在白色恐怖的包围之中，做任何事情都来不得半点马虎。”
　　见同志们听得很认真，董必武继续说：“六角钱这件事情，起码说明我的工作不认真，责任心不强，对办事处所处的地位和重要意义认识不足……所以我必须为此作深刻检讨，从中吸取教训，严格执行财务纪律，努力把今后的工作做好。也請同志们对我进行监督。”
　　董必武一向很节俭，他爱人在延安要生孩子了，董必武在重庆无法照顾家庭，在写信慰问爱人的时候，还专门提出要求：“孩子出生以后，也要让他养成艰苦朴素的习惯，衣服不要穿得太好，只要干净就行了。”董必武还把从延安带来的包裹布寄回延安，留给孩子打补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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