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若论在文化史上留名的士人们的共同之处，毫无疑问有一条：怀才不遇。文人们流传最广的诗词作品，往往是在其遭遇仕途坎坷时所作。这绝非偶然，二者是极其关联的。本文通过列举古代士人们怀才不遇的典型，分析其原因，并阐述二者之间的联系。
　　关键词：士不遇 屈原 陶渊明 司马迁
　　纵观古代文学历史，士人们仿佛总是在“时运不齐，命途多舛”中度过一生。他们或满腹经世之才，或才高八斗，却由于种种原因仕途不顺、报国无门，被命运无情的戏弄，最后落得饱受排挤、客死异乡、壮志难酬的结局。对于怀才不遇的原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
　　从屈原的“乱世遭忌”、贾谊的“盛世被贬”中，不难看出“人和”是最为重要的条件。从士人的角度来说，“小人”的出现其实就是政权统治中黑暗面的显现，因为统治阶级内部体系存在漏洞，“小人”有了可乘之机，他们投帝王之所好，赢得君主的信任赏识，并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以掌控国家政权，不顾国家社稷的安危，铲除异己为自身谋取利益。在这个过程中士人成为被排挤的对象，任凭“小人横行”，感叹“士之不遇”。
　　其次，科举之路艰难，读书人的“只读圣贤书”之心也为他们的“不遇”埋下了无奈的伏笔，如《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后的颠狂，便道出了这一追求的苦辛。长期的文化授淫，造就了儒士恃才傲物的心态，于是，即便未入公门，也不屑于与农商为伍，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便是这一心态的表征。他们大多看不起那些凭借家里的庇荫走上天子堂的“官二代”；但事实上又确实是这些世代为官的望族把持左右着朝堂，士人“恃才傲物”的心态往往只能导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结果。
　　而面对仕途坎坷沉浮，士人们有着许多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
　　最早被记载的怀才不遇之人是楚大夫屈原。他一生心系楚国，然而因为得罪了小人，“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三次流放一步一步远离故土，流亡途中留下许多不朽名篇，抒发自己对楚国深切的爱。“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屈原曾经被放逐，途中偶遇一位渔父，在渔父看来，世道清廉，可以做官；世道污浊，可以世间沉浮，为人处世不必太过清高。屈原坚持宁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世俗之尘埃蒙蔽清白之身。最终，白起率军破楚，失望愤懑的屈原投江而死，为文学史上“士不遇”诗歌奠定了自哀的主基调。
　　与屈原“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必死之志不同，以陶渊明为代表的“隐逸”派在后世兴起。《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随即陶渊明解印绶去职。”后作《归去来兮辞》“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发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相违，他不愿意同流合污，于是毅然选择辞官归隐田园。第一位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人是南朝的萧统。宋朝，经过苏轼与朱熹两位当代名流的推崇，这才真正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而太史公司马迁，则与其他人皆为不同。汉武帝时已官至太史令的他，在面对李陵投降匈奴之事时，坚持秉承“客观”的写史原则，迁怒于汉武帝，身陷囹圄，甚至遭受“腐刑”，虽身陷囹圄，他仍坚持活下去，完成亡父心愿，著成《史记》，“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忍辱负重，这才有了后世名垂千古的《太史公记》。
　　《报任安书》中有这样一段：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可见不管是太史公司马迁本人，还是他所记载的历史名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固发奋著书以成其名。在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化悲痛为力量，成就不朽名篇。
　　综上所述，在文学史上背负盛名的士人，往往都怀才不遇，仕途坎坷。怀才不遇对士人本身是极其痛苦的摧残，实质上，从长远来看，反而使他们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辉煌成就，可以说是成就了他们。这种失望促使他们在其作品中发泄情感；而其作品往往愤世嫉俗、贴近现实、情真意切，引发共鸣，因而带来了更高的文学价值。
　　参考文献
　　1.周嘉惠.“怀才不遇”析，青岛教育学院学报，2001（1）.
　　2.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0
　　3.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作者介绍：刘子勤，湖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