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为我国最古老的姓之一。《说文》：“姬，黄帝居姬，以水为姓”，周即为姬姓之国。姬最初只作为姓使用，但后代却又将其作为女子专称，兼有美女与侍妾的意义。如《史记·后戚列传》中有戚姬、薄姬、尹姬、栗姬等，可见汉武帝时，姬为女子专称已经成为共识。那么，这一转变究竟从何时开始，又为何会发生呢？其文化意蕴如何？本文不揣浅陋，试为一探。
　　由姓到美女之变
　　先秦文献中姬字涵义在不同的时段存在着一个内涵不断扩大的过程，大约在西周初年，姬由姓演变为美女之称。
　　西周、春秋之时，由于受到“同姓不婚”的禁忌，女子出嫁时必须标明姓。故宋代郑名世在《古今姓氏书辩证》一书中讨论三代史书称女子的方法时，总结出四类方法：一是国名+本姓。如晋献公虏骊戎女为妾，骊戎国君姬姓，故称骊姬。二是谥号（丈夫或本人）+本姓。如郑国的郑伯之母武姜，是郑武公的夫人，姜是本姓。三是排行+本姓。如伯姬、叔姬、季姜之类。四是夫氏+本姓。如春秋时期郑穆公的女儿嫁给陈国的夏御叔为妻，因而称为夏姬。
　　姓是出生于同一远祖的血缘集团的名称，从女从生，意为女所生。不同的姓表示不同的女性祖先，所以最初的姓都从女。姓由女生而来，又为女子所垄断使用，正是“女子称姓”这一既定社会习俗给包括姬姓在内的许多姓氏转化为美女称号提供了先决条件。
　　在《诗经》中，有不少“姓”被用来泛称美女。如：
　　《墉风·桑中》：云谁之思？美孟姜矣……云谁之思？
　　美孟弋矣……云谁之思？美孟庸矣。
　　《卫风·硕人》：庶姜孽孽。
　　《郑风·有女同车》：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诗经·桑中》是一首男子和情人幽期密约的诗，诗中“孟姜”“孟弋”“孟庸”并非指三位不同的女子，而是对所钦慕的那一位女子的美称。
　　按周代礼制尊王室而卑诸侯，先诸夏而后夷狄，王室之女或者封君之女，身份地位相对更为高贵，人们在称呼、谈论这些贵族女子的时候，已经在潜意识中把贵族之姓与贵族之身份等同起来，久而久之，王室或封君之姓便直接作为高贵美丽女子的泛称。众姓之中，“姬”“姜”最盛，所以更多地作为高贵美丽女子的泛称。孔颖达疏举《左传》成公九年逸诗“虽有姬、姜，无异憔悴”解释道：“二姓之后，子孙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为妇人之美者。”西周前期，周王室无论从实力还是地位都是最高的，周武王分封时，以分封同姓诸侯为主体，姬姓之国遍布各地，而且地位也更为崇高，姬姓女子自然也十分尊贵。因此，称女性为姬，有尊重、赞美之意。周代从穆王开始由盛转衰，经过平王东迁，天子可谓有名无实。但即使周天子再不像西周时名实相符，却仍算是天下共主，得到诸侯们的表面尊重，王室之姓仍在传统上贵于他姓。故有周一代，从社会心理上来看，人们普遍对于姬姓女子的身份存在钦羡之情，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诗经·召南·何彼襛矣》中对王姬出嫁场面的描述看出来：
　　何彼袱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雍？王姬之车。
　　何彼袱矣，华如桃李！平王之孙，齐侯之子。
　　其钓维何？维丝伊缗。齐侯之子，平王之孙。
　　诗中写王姬之容貌浓艳，如“棠棣”“桃李”之花；地位高贵，乃“平王之孙”“齐侯之子”，十分惹人羡慕。这种钦羡之情在社会上普遍存在，姬字便等于高贵与美好，因此，人们将自家女儿取名为姬，或歌女自名为姬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另外，诗中王姬是齐侯的女儿，齐国姜姓，这里却因她是周平王的外孙而称为王姬，也可见“姬”比“姜”更尊贵了。
　　由姬姓、美女到“妾”之变
　　战国时期，姬在保留原来姓氏、美女之意的同时，又出现第二个重要的含义——妾。如：
　　《战国策·秦策》载：异人“母曰夏姬，毋爱”。异人成为秦王后，以所养母华阳后为华阳太后，
　　真母夏姬为夏太后。
　　《战国策·赵策》：且秦无已而帝，则且变易诸侯之大臣，彼将夺其所谓不肖而予其所谓贤，夺其所憎而与其所爱，彼又将使其子女才妾为诸侯妃姬，处梁之宫，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
　　综合分析以上例子，姬作妾解。夏姬是秦孝文王不得宠的妾，秦庄襄王异人生母，秦始皇祖母。这里，夏姬的称呼不属于春秋时称女子方法中的任何一例。夏既不为国名，也不为谥号，更不为排行。且异人为君后，尊称夏姬为夏太后，可见夏最有可能是氏，而夏氏为姒姓，如果姬在这里代表姓，也应该称为夏姒，既然称作夏姬，则姬不作姓使用而为女子通称可以肯定了，这与上文提到的春秋时期的夏姬（夫家夏氏、母家姬姓）不同。另如以“妃姬”并称，并与“子女才妾”对称，那么，姬应为妾之义。后代以姬为妾，《史记集解》引如淳语云，“姬，众妾之总称”，前所引戚姬、薄姬、栗姬皆为妾义，此意义向前追述，应发端于战国。
　　战国至于秦汉，姬为什么会出现妾之意义的转化呢？原因之一是战国以来姓、氏之乱导致了人们对“姬”义的误解。
　　上文说过姓是用来表示女性的血缘系统的，为女子之专称。氏是什么呢？氏是姓的分支，是生产力发展，族群壮大的必然结果。《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为姒姓”，同一个姒姓之下，又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等，司马迁解释说“其后分封，以国为姓”，其实应为“以国为‘氏”，只因汉代姓氏已合一，故太史公有此混淆。西周宗法制度形成后，“别子为祖，继别为宗”更是新氏产生的主要原因。《左传》中记得氏的方法有三：“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天子、诸侯分封土地给臣子，就要“命之氏”，或“以字”，或“以官”，或“以邑”。由此观之，三代之时，氏不是普通人可以享有，它是由上级赐给下级的贵族身份标志。先秦时代男子依靠自己的身份在社会上立足、活动，故“男子称氏”。
　　“三代之时，姓氏尚分”，但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社会秩序遭到破坏，等级制度受到不断冲击，传统的贵贱区分已经无法维持，到战国时期，“氏”也就逐渐失去其“别贵贱”的作用，成为以男子为中心的家族的标志。所以郑樵《通志·氏族略》说“秦灭六国，子孙皆为民庶，或以国为氏，或以姓为氏，或以氏为氏，姓氏之失自此始”。既然“姓氏合二为一”，社会上也就不再有男称氏女称姓的规则了。“同姓不婚”的禁忌被屡屡打破，姓“别婚姻”的作用也逐渐削弱。 　　伴随着姓、氏社会作用的减弱，单个家族的社会地位更被重视，所以人们的名字更加常用了。春秋时代的文献中，我们见不到女子的名字，而在战国时代留下的材料中可以发现对女子称呼名字的例子，如楚怀王宠姬郑袖姓郑名袖。可见战国时代，在对女子的称呼上，冠于姓前的内容甚至姓本身都可以省略，而称名的情况越来越多。人们不了解春秋以前称呼女子的方法，难免根据后代风习逆推历史，以为有关春秋以前历史文献中的“王姬”姓王、“蔡姬”姓蔡、“骊姬”名骊，见诸多姓氏、名字后尾随姬字，而这些姬都为帝王贵族的美女妻妾，便错误地以为姬为妻妾通称。
　　王室衰微也给姓氏意义之姬演化为侍妾意义之姬提供了实践上的可能。随着周王室式微，姬姓女子的高贵不过虚有其表。
　　最后，姬姓最终演化为侍妾之意与英雄业绩扩张带来的掠夺婚不无关系。吕思勉《中国文化史》在谈到婚姻起源问题时指出，婚姻起源于上古社会部落间的战争，女人作为战利品为男人所占有。战国时代齐、楚等国之所以把侍妾称为姬，其实就是他们想要征服周王室的表现。周朝姬姓，将自己的妾称为姬，正是提前实现了对失败一方女子的占有，完成了心理上的满足。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收六国女子充后宫，将周王室的姓作为女子之称，以展现胜利者的骄矜姿态，向全天下宣告已经彻底地征服了周王朝。
　　至此，姬的涵义终于由模糊走向了确定。妾为后起之义，由前两个意义发展而来，它的出现深化了美女之义，使得其他姓氏作为美女之称的意义消退，最终又与美女之义融而为一。
　　姬姓意义转变的文化意蕴
　　一叶知秋，从姬姓意义的转变中我们可以看到周代社会发生的变化。
　　第一，王朝由盛转衰。如上文所述，姬由尊贵的美女之义演变为卑贱的妾之义，与周王朝的盛衰变化紧密相连。因其盛而得美女之义，因衰得妾之义，我们可以从姬姓内涵意义的演变看到周王朝地位是如何一步一步衰落的。
　　第二，贵族平民化的趋势。春秋时期强国不断吞并弱国，最后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其间多少贵族沦落，散失民间，姬姓从贵族大姓发展到女子泛称，无疑是这些沦落贵族的典型代表。
　　第三，个性的突显。姓与氏代表的是血缘、家族，周代分封“兄弟之国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此外还有异姓联姻贵族，整个贵族社会建立在血缘亲族关系的基础之上，无论男女，姓与氏都比名字重要，因为他们都依靠家族的势力在社会上立足活动。但伴随着兼并战争、贵族沦陷、学术下移，人们无法也不必完全依赖尊贵的姓氏立足于社会。相反地，个人可以凭才智本领换取财富与名权。这样，表明身份地位的姓与氏便逐渐失去原来的价值，而表明个性的名字一个个登上了历史舞台。名字较多地出现在史书上，正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个性的突显——由代表集体到代表个人。
　　第四，女子的悲惨命运。姬姓意义的演变与妾的大量存在分不开。春秋战国时代，多妻制与嫡媵制广泛存在，在众多的妻妾中，掠夺来的妾地位最低，她们是战争的牺牲品，奴隶主蹂躏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