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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末,《财经》杂志主编辞职。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新闻和传闻。
在中国还没有哪家媒体的人事动荡会引起海内外媒体的竞相报道。而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动静,都因为她不是别人,而是胡舒立———中国财经新闻“女教父”。
学习之魅
胡舒立的学习经历很传奇,就像武侠小说中的高手一样,高手们往往通过奇缘巧合,学得绝世武功。
1953年,胡舒立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6岁时,她下放去了山西农村;18岁参了军;几年后,她又被派往江苏阜宁一个偏远的小镇工作,一待就是八年。她曾经在餐厅服务过,养过猪,做过看门人,还运作过一个小小的广播电台,播放音乐和通知。从小受父母影响,胡舒立对知识无比渴望。但是在那偏僻的小镇能有什么书看呢?胡舒立想尽一切办法借书看。
1973年的一天,胡舒立去了阜宁图书馆,那个年代的图书馆无比凋零。她敲了敲管理员的门。开门的是一个老头,身板硬朗,但有些傲慢。他问胡舒立:“你来这干什么?”胡舒立说:“我有很多时间,想读一读中国历史,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老人眼睛一亮,立即让她进了屋,“你喜欢看哪个朝代的历史?”“近代的。”“那我就和你聊聊近代史吧。”
原来这老人是中国著名的战地记者恽逸群,曾创办并管理过多家新闻学校。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苏北农村,百无聊赖地管理着图书馆。他有着精确持久的记忆和深邃的智慧,他渴望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但在小镇上没人去注意他的学识。
胡舒立的出现,让恽逸群非常兴奋,他就像快淹死的人突然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欢迎胡舒立。后来几年中,他向她推荐书籍,回答她中国从哪里来,如何发展到今天,讲述自己当年采访的精彩故事……胡舒立跟着一代名记者学习了五年,相当于上了个大学。
不过,即使没有这段神奇的拜师经历,胡舒立与传媒的渊源依然很深。她的大外公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愈之,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开拓者;外公胡仲持也是新闻出版界的老前辈;母亲则是在报社干了一辈子的编辑。恽逸群去世那一年,1978年,胡舒立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专注之魅
胡舒立说:“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好一件事,我还是干新闻吧。”
为了这个想做一辈子的事,胡舒立付出了许多汗水。有韧劲、有耐性是她贯穿始终的品性。在《工人日报》工作其间,因一系列揭露性报道,被“外放”厦门后,她一点不消沉。在那里,她热心构建新闻关系网,她与市政府每一个工作人员见面———包括和市长打桥牌,还顺便去厦门大学学习了英语。
1993年,她跳槽到了《中华工商时报》。之前,她是做政治报道的,现在,她要做金融经济,要懂得国际金价、汇价、油价。胡舒立懵了,这是完全陌生的领域,但必须硬着头皮上,唯一的办法就是快速学习。
一次,胡舒立受著名经济学家于光之邀,参加他组织的一个关于市场经济的座谈会。会上,人们都规矩地坐着不动,只有善于动脑的胡舒立在场中走来走去,把录音机摆在每个发言人面前。座谈纪要发表后,反响不小。
但是经济知识上的欠缺,仍然让胡舒立在第一次采访吴敬琏时有些尴尬。她对很多问题茫然无知,让吴敬琏谈得索然无味。吴敬琏忍不住对旁边的人说:哎呀,她怎么不懂经济呀。可胡舒立有自己的笨办法,她逐字逐句地反复听录音,琢磨其中的意思。一个小时的录音要用四个小时整理,弄不明白的地方就去查书。整理好后,胡舒立把采访文章拿给吴敬琏看,吴敬琏回复说,悟性还行。
之后,胡舒立告诉自己:必须采访到中国所有的顶级金融家。她把这个决定称为“家庭作业”。
凭着这股韧劲和悟性,胡舒立把工作做得风生水起。对她有所了解的人,都又惊又叹,因为她简直是个“人体U盘”,掌握着庞大的消息网,不停存储、更新着大量信息。有位媒体人,至今记得近20年前的一幕,当时,他与胡舒立比赛对一轮机密会议的了解程度,结果,胡舒立甚至搞到了会议的菜单!
这位工作节奏“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的女性,气场强大。和她在一起的人,要么感觉惊心动魄,倍受鼓舞;要么感觉压力太大,想保持距离。在她的率领下,《财经》杂志的记者成了“上了瘾”的媒体人,在挖出新闻背后真相的过程中,享受无限乐趣。
勇气之魅
胡舒立身上最令人注目的标签,应该是美国《商业周刊》给的中国证券界“最危险的女人”。这源于她在《财经》期间一系列揭露内幕的危险报道。
1998年,胡舒立创立《财经》后,以“独立、独家、独到”为宗旨,揭露了许多重大事件。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基金黑幕》,报道了1999年8月至2000年4月期间,22家证券投资基金在上海证券市场的大宗股票交易记录,详尽地分析了它们的操作之后,得出结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存在大量违规、违法操作。文章把矛头直指国内10家基金公司,对方不得不在《中国证券报》等三大报上联合发表“严正声明”。
胡舒立的反应,是用义正辞严的《批评权、知情权和新基金使命》一文指出“公开、公正、公平”才是基金行业最高原则。这篇报道触发了持续一年多的股市大讨论,并促使监管当局出台一系列管理措施。
2002年,一名25岁的《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银广夏股份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伪造的利润单据。这则报道风险很高,因为一批高层领导已参观过该公司,并提出了表扬。《财经》出资方王波明非常担心,而胡舒立保证:自己有铁一样的证据,能证明这家公司财务报表做假。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不过,奠定《财经》地位的决定性时刻,还要等到几个月之后。《财经》派驻香港的记者曹海丽去上任。一到香港,她发现满街都是戴口罩的。这位记者非常有经验,马上发邮件回来报选题,要写香港的非典型肺炎。胡舒立从中意识到广东的疫情还在继续。她立刻登陆世界卫生组织网站,看到了报告:3月26日,广东承认至2月28日有792例病例。于是,她决定继续对这一事件的报道。
那时SARS正在迅速扩散,而疫情公开度并不高。一些中国媒体选择沉默或寡言,《财经》却投入了一支报道队伍。4月20日出版的《财经》刊出了24个页码的封面文章———《非典型肺炎:危险来自何方?》。胡舒立说:“在这次SARS危机中,我们就是历史的记录员!”
随后几年,在她的带领下,《财经》先后刊登了《周正毅兴衰》、《卢万里案真相》等文章,把触角伸向反腐领域;从对《松花江水污染事故》等深度报道开始,关注环境与科技问题;通过《上海社保:危险的投资》、《内部人关国亮》等文章,表达了对“灰色地带”的关注。
正因为这些报道,胡舒立入选2005年度《南方人物周刊》“魅力人物”,向她致敬的理由是:勇气之魅。
2009年7月号的美国《纽约客》杂志这样描述胡舒立,“身材小、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一名记者在第一次见到她时觉得她就像位‘女教父’。”
“女教父”并不总以强悍的一面示人,在一次内部年会上,有一个节目是领导扮演年度新闻事件串烧。让员工们吓一跳的是,轮到胡舒立时,这个“小老太太”竟纵身一跃,在地上连做十个俯卧撑,以影射那年最流行的新词“俯卧撑”。
因为理念上的冲突,2009年11月9日,胡舒立离开《财经》。12月18日,她接受了中山大学的聘请,执掌该校传播与设计学院,开始“一种全新的人生体验”。
已经56岁了,胡舒立还敢于华丽转身,从零开始,除了个人的信心,也说明这是个充满变数和机遇的时代。正如她在财经网的最后一篇博文《我走了,再见》中写到的那样:“好在我们坚信这是个充满机会的时代。机会意味着希望,也意味着压力。没有理由放弃,就是因为机会总在那里。”
(图片由东方IC/本文作者提供编辑赵莹)
在中国还没有哪家媒体的人事动荡会引起海内外媒体的竞相报道。而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动静,都因为她不是别人,而是胡舒立———中国财经新闻“女教父”。
学习之魅
胡舒立的学习经历很传奇,就像武侠小说中的高手一样,高手们往往通过奇缘巧合,学得绝世武功。
1953年,胡舒立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6岁时,她下放去了山西农村;18岁参了军;几年后,她又被派往江苏阜宁一个偏远的小镇工作,一待就是八年。她曾经在餐厅服务过,养过猪,做过看门人,还运作过一个小小的广播电台,播放音乐和通知。从小受父母影响,胡舒立对知识无比渴望。但是在那偏僻的小镇能有什么书看呢?胡舒立想尽一切办法借书看。
1973年的一天,胡舒立去了阜宁图书馆,那个年代的图书馆无比凋零。她敲了敲管理员的门。开门的是一个老头,身板硬朗,但有些傲慢。他问胡舒立:“你来这干什么?”胡舒立说:“我有很多时间,想读一读中国历史,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老人眼睛一亮,立即让她进了屋,“你喜欢看哪个朝代的历史?”“近代的。”“那我就和你聊聊近代史吧。”
原来这老人是中国著名的战地记者恽逸群,曾创办并管理过多家新闻学校。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苏北农村,百无聊赖地管理着图书馆。他有着精确持久的记忆和深邃的智慧,他渴望向别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但在小镇上没人去注意他的学识。
胡舒立的出现,让恽逸群非常兴奋,他就像快淹死的人突然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欢迎胡舒立。后来几年中,他向她推荐书籍,回答她中国从哪里来,如何发展到今天,讲述自己当年采访的精彩故事……胡舒立跟着一代名记者学习了五年,相当于上了个大学。
不过,即使没有这段神奇的拜师经历,胡舒立与传媒的渊源依然很深。她的大外公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胡愈之,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开拓者;外公胡仲持也是新闻出版界的老前辈;母亲则是在报社干了一辈子的编辑。恽逸群去世那一年,1978年,胡舒立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专注之魅
胡舒立说:“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做好一件事,我还是干新闻吧。”
为了这个想做一辈子的事,胡舒立付出了许多汗水。有韧劲、有耐性是她贯穿始终的品性。在《工人日报》工作其间,因一系列揭露性报道,被“外放”厦门后,她一点不消沉。在那里,她热心构建新闻关系网,她与市政府每一个工作人员见面———包括和市长打桥牌,还顺便去厦门大学学习了英语。
1993年,她跳槽到了《中华工商时报》。之前,她是做政治报道的,现在,她要做金融经济,要懂得国际金价、汇价、油价。胡舒立懵了,这是完全陌生的领域,但必须硬着头皮上,唯一的办法就是快速学习。
一次,胡舒立受著名经济学家于光之邀,参加他组织的一个关于市场经济的座谈会。会上,人们都规矩地坐着不动,只有善于动脑的胡舒立在场中走来走去,把录音机摆在每个发言人面前。座谈纪要发表后,反响不小。
但是经济知识上的欠缺,仍然让胡舒立在第一次采访吴敬琏时有些尴尬。她对很多问题茫然无知,让吴敬琏谈得索然无味。吴敬琏忍不住对旁边的人说:哎呀,她怎么不懂经济呀。可胡舒立有自己的笨办法,她逐字逐句地反复听录音,琢磨其中的意思。一个小时的录音要用四个小时整理,弄不明白的地方就去查书。整理好后,胡舒立把采访文章拿给吴敬琏看,吴敬琏回复说,悟性还行。
之后,胡舒立告诉自己:必须采访到中国所有的顶级金融家。她把这个决定称为“家庭作业”。
凭着这股韧劲和悟性,胡舒立把工作做得风生水起。对她有所了解的人,都又惊又叹,因为她简直是个“人体U盘”,掌握着庞大的消息网,不停存储、更新着大量信息。有位媒体人,至今记得近20年前的一幕,当时,他与胡舒立比赛对一轮机密会议的了解程度,结果,胡舒立甚至搞到了会议的菜单!
这位工作节奏“像一阵风般突然和迅速”的女性,气场强大。和她在一起的人,要么感觉惊心动魄,倍受鼓舞;要么感觉压力太大,想保持距离。在她的率领下,《财经》杂志的记者成了“上了瘾”的媒体人,在挖出新闻背后真相的过程中,享受无限乐趣。
勇气之魅
胡舒立身上最令人注目的标签,应该是美国《商业周刊》给的中国证券界“最危险的女人”。这源于她在《财经》期间一系列揭露内幕的危险报道。
1998年,胡舒立创立《财经》后,以“独立、独家、独到”为宗旨,揭露了许多重大事件。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基金黑幕》,报道了1999年8月至2000年4月期间,22家证券投资基金在上海证券市场的大宗股票交易记录,详尽地分析了它们的操作之后,得出结论: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存在大量违规、违法操作。文章把矛头直指国内10家基金公司,对方不得不在《中国证券报》等三大报上联合发表“严正声明”。
胡舒立的反应,是用义正辞严的《批评权、知情权和新基金使命》一文指出“公开、公正、公平”才是基金行业最高原则。这篇报道触发了持续一年多的股市大讨论,并促使监管当局出台一系列管理措施。
2002年,一名25岁的《财经》记者在浏览海关记录时发现,中国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银广夏股份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伪造的利润单据。这则报道风险很高,因为一批高层领导已参观过该公司,并提出了表扬。《财经》出资方王波明非常担心,而胡舒立保证:自己有铁一样的证据,能证明这家公司财务报表做假。报道刊出几小时后,银广夏股票被停牌,公司高管们先后被送进了监狱。
不过,奠定《财经》地位的决定性时刻,还要等到几个月之后。《财经》派驻香港的记者曹海丽去上任。一到香港,她发现满街都是戴口罩的。这位记者非常有经验,马上发邮件回来报选题,要写香港的非典型肺炎。胡舒立从中意识到广东的疫情还在继续。她立刻登陆世界卫生组织网站,看到了报告:3月26日,广东承认至2月28日有792例病例。于是,她决定继续对这一事件的报道。
那时SARS正在迅速扩散,而疫情公开度并不高。一些中国媒体选择沉默或寡言,《财经》却投入了一支报道队伍。4月20日出版的《财经》刊出了24个页码的封面文章———《非典型肺炎:危险来自何方?》。胡舒立说:“在这次SARS危机中,我们就是历史的记录员!”
随后几年,在她的带领下,《财经》先后刊登了《周正毅兴衰》、《卢万里案真相》等文章,把触角伸向反腐领域;从对《松花江水污染事故》等深度报道开始,关注环境与科技问题;通过《上海社保:危险的投资》、《内部人关国亮》等文章,表达了对“灰色地带”的关注。
正因为这些报道,胡舒立入选2005年度《南方人物周刊》“魅力人物”,向她致敬的理由是:勇气之魅。
2009年7月号的美国《纽约客》杂志这样描述胡舒立,“身材小、健谈、好斗的胡舒立。她手下一名记者在第一次见到她时觉得她就像位‘女教父’。”
“女教父”并不总以强悍的一面示人,在一次内部年会上,有一个节目是领导扮演年度新闻事件串烧。让员工们吓一跳的是,轮到胡舒立时,这个“小老太太”竟纵身一跃,在地上连做十个俯卧撑,以影射那年最流行的新词“俯卧撑”。
因为理念上的冲突,2009年11月9日,胡舒立离开《财经》。12月18日,她接受了中山大学的聘请,执掌该校传播与设计学院,开始“一种全新的人生体验”。
已经56岁了,胡舒立还敢于华丽转身,从零开始,除了个人的信心,也说明这是个充满变数和机遇的时代。正如她在财经网的最后一篇博文《我走了,再见》中写到的那样:“好在我们坚信这是个充满机会的时代。机会意味着希望,也意味着压力。没有理由放弃,就是因为机会总在那里。”
(图片由东方IC/本文作者提供编辑赵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