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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人类军事史上最著名的战略大转移，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之路，一直引发国内外众多钦慕者的“重走”冲动。
但是，这群重走者的方式却不尽相同，他们的镜头和关注点，是去寻找遗留在民间、传播在老百姓中间的红军长征往事。
往事并不如烟，至今栩栩如生般鲜活地流传在长征沿途的山水间，如同瀚海里的珍珠。这群人拾起来时，感受到了生动、有趣。也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磨砺、饥饿、伤痛、死亡……
今年5月，著名摄影家石宝琇来到四川若尔盖。他和同伴从这里出发，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走到腊子口。
在石宝琇准备出版的《民间记忆：从若尔盖到吴起 》一书的开头写道：当我们站在班佑村头那座纪念红军过草地的群雕下时，心里还真有点儿激动。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几乎从小都是读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课文，听 “二万五千里”的故事，看 “长征”的电影，怀揣着特别崇拜、敬仰的心意……长大的。
其实，早在去年10月18日，在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与陕北红军会师八十周年之际，陕西人文地理摄影协会已经在陕西省图书馆举办了《民间记忆：从若尔盖到吴起》的大型摄影展。
今年，石宝琇之所以又重走这一段，是因为他们最初的策划是以旅游风光和风情的拍摄为主，与后来的“民间记忆”主题稍有点儿距离。
在现场走访中调整思路
在如今的石宝琇看来，这次摄影策划中走访调查所取得的成果，“文字资料要比摄影作品珍贵的多”。对一个摄影家来说，这样的结论多少让人感到意外。
作为1980年代中国纪实摄影的中坚力量，石宝琇曾与侯登科、胡武功、潘科、李少童、焦景泉、李胜利、白涛、邱晓明等人以批判和审视的“西北风”冲击力，打破了中国摄影固有的程式和虚夸、僵化局面。1992年，他被中国国务院侨办借调到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任记者、编辑、资深编辑、采编部主任。2000年，兼任《华夏人文地理》杂志执行总编辑。在中国旅游出版社时，他曾一个人完成了《唐蕃故道》《走遍新疆》《纵横青海》《青藏铁路》等大量的人类田野调查。
2014年4月，石宝琇与早年“西北风”的其他代表人物李少童、李胜利、白涛等人成立了陕西人文地理摄影协会（以下简称摄影协会），主旨是挖掘、传播民间文化遗产，传承、保存图像、文字资料和培养人文地理摄影新人。
“其实最初是想给摄影班的学员策划一次实践训练。”说起这次摄影策划，摄影协会的副秘书长王杰说：“我们这些50后从小受的教育中，对红军和长征的印象非常深。后来我又看到很多人重走长征路，还有很多外国人也来走。刚好当时是2014年，八十年前红军从江西瑞金开始了长征，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达了陕北吴起。我们就想，能不能也用一年的时间，重走一次长征路。”
王杰把这个想法与石宝琇沟通时，恰好石宝琇刚从甘肃省迭部县扎尕那回来。当天晚上他们在QQ上聊开了，石宝琇对王杰说，“我觉得那一路做长征故事太好了。”
当晚聊天的结果，石宝琇让王杰先拿出一个策划方案。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王杰查阅了很多与红军长征有关的军史、党史。他还在网上淘到了很多相关书籍，“其中有本书上还印有昆明军区图书馆‘不准借阅’公章。”王杰说：“这本书是1936年红军到达延安后，毛泽东让红军当中有文化又参加过长征的人，各自写出自己在长征中的回忆。写完后，当时就在延安公开出版了一本书。1953年，删减了两篇文章后，又重新公开出版发行了一次。”王杰淘到的这本旧书，就是1953年的版本。
一个多月后，王杰拿出的方案是，重走军史中记载的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以拍摄沿途风光、风情、风物为主。王杰说：“石老师看了以后，在策划方案中加进了重走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线。”
“我当时想着是从瑞金开始走，石老师却让从若尔盖开始走。我有些想不通，这不是才走了长征的一半路程啊？”王杰说：“沟通后，大家觉得石老师讲得有道理，因为长征是从巴西会议之后才确定了去陕北，这场世界军事史上最有名的战略转移才有了真正的方向。”
整体策划思路的转变，源于石宝琇他们进行的现场走访。
“李少童是我们摄影协会的艺术总监，白涛是副会长，他俩带的一组人，率先于2014年10月到了哈达铺，然后往四川若尔盖走。而我和协会副秘书长马向群组成另一队，于11月中旬从哈达铺出发，北上朝武山的鸳鸯镇走。在这个路途中，我发现很多老百姓讲的长征红军的往事，与我们知道和看到的长征的故事完全不一样。”
尤其在第三次采访中，石宝琇和张韬、马向群、王杰到了通渭。摄影协会副会长张韬是本地出生，能听清楚老乡用家乡土语讲的那些精彩又细碎的故事，这让他们有了不小的收获，也让石宝琇意识到，“我们不能做成与军史、党史一样的长征，也不能把长征做成红色旅游那样的，而是应该从民间记忆的角度记录长征。”
现场走访回来以后，石宝琇与摄影协会的其他人进行了沟通，然后将新的策划思路向总策划巩德顺（曾任陕西省副省长）进行了汇报。
“他听了我的汇报后，非常高兴，认为这个民间记忆的角度很好。”石宝琇说。
抢救遗留民间的红色历史
其实，按石宝琇最初的设想，是想沿着红一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行进和活动的路线，分三个部分来做，“但是，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实在不够，就把做陕北红军的设想暂时搁置起来。”
赵军利是摄影协会副秘书长，也是人文地理摄影师培训班的学员。她与另外几个学员完成了红二十五军长征路线的走访。
在参与这个策划之前，赵军利和其他人一样，没有任何现场采访的经验。“第一次听石老师提出这个策划时，我们都没有概念。怎么做？怎么找？怎么拍？当时完全懵了。”赵军利说：“尽管石老师给我们画好了路线图，甚至给我们标明了在哪里重点采访，如何拍摄，依然很茫然。”
赵军利和同伴最先到了陕西蓝田县的葛牌镇。尽管走之前，他们也在网上找了些资料，但到了现场还是手足无措。“我们都有种老虎吃天、无从下手的感觉。面对老乡，不知该如何问？怎么采访？” 第一次走访带来的严重挫败感，让赵军利和同伴在回来观片总结时，有了可以向石宝琇和其他人请教的问题。“我们渐渐地有了感悟，然后重走了葛牌镇。这一次，我们就知道在当地找一些年纪大的知情人，提一些问题进行采访了。”
在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起点河南省罗山县的何家冲，他们找到一位当地的向导，一直把他们带到山顶的老寨子上，红二十五军当年就住在这个山寨上。赵军利说：“老寨子已经荒芜了多年，向导是带着砍刀砍着荆棘带我们走上去的。”
老寨子只有一些院墙还有保留，房屋都坍塌了，寨门也损毁了。“这位向导是边带路边给我们讲往事。他当年只有十二三岁，负责给山寨里的红军在山下采买一些给养。”这是赵军利他们遇到的惟一一位红军见证人。“第一次去老人还能说得清，带得了路。等隔了五六个月，我们第二次去再见老人时，他已经说不清话了。”
大部分知情者已经是九十多岁高龄，有的已经卧病在床。石宝琇说，采访过程中，他们没找到一位当年的老红军，只找到一位红军家属，这让石宝琇和他的学员们意识到了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慢慢地我们感觉到，我们是在抢救这些遗留在民间的历史。”
在参与这个策划之前，几位相对年轻的学员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了解完全是一片空白。学员路新玲告诉记者，“我们走到丹凤县时，看到路边一位80多岁的老人在门口晒太阳，就赶紧停下车来，和老人聊天。老人给我们讲起当年红军从他家门口经过的情形，他说，整整一夜，外面都是脚步声。第二天他听邻居讲，红军都是娃娃兵，个子不高，枪都到了脚脖子。”
老人还告诉他们，当时有两个红军孩子走不动了，他家就收留了他们，“在我家吃住，等养好了身体后，又去找部队了。”
据石宝琇讲，负责红二十五军采访任务的袁志刚组织了一支精干的队伍，制定了周密的采访计划，并且在采访途中根据新的情报和线索及时调整方案。他和他的队员奔波于鄂、豫、陕、甘、宁五省区的山区，来来回回采访不下十五六次，行程也有上万公里。现在，袁志刚正在赶写红二十五军长征的书稿，已经写出10万字了。
“每次走访回来，每组都有一个执笔者。当他们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再去采访，这样越写越深刻，越写越深入，等到办展览时，他们都成了专家，侃侃而谈。”石宝琇说。
做我们自己的长征史
在最初的策划中，需要走访的重点村镇和主要线路，都是石宝琇、袁志刚、王杰等人依照党史、军史中记载的重要会议和战役，按图索骥。“但是到了现场采访后，很多小组发现了新的线索，走访线路就有了微调。”石宝琇说。石宝琇具有丰富的采访和编辑经验，他从队员们带回的采访手稿中发现：“民间记忆中，老百姓说话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加之时间久远，大部分当事人已经离世，我们只能是寻找他们的亲属、乡邻，询问当年的故事，然后进行反复求证和取舍。”
从若尔盖到吴起，当年红一方面军在短短四十天之内，一路北上近千公里，经过俄界、腊子口、哈达铺、鸳鸯铺、榜罗镇、通渭、单家集，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10月19日，抵达红军长征终点吴起。而摄影协会队员对这段行程的走访却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十多次反复来回地穿梭在这条路上。“现场拍回来上万张照片，我们坐在一起选，反复选，真正能用得上的也就不到500张。”石宝琇说。
2015年10月18日，摄影展《民间记忆：长征》在西安展出。在展览《前言》中，人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蕴藏于民间的长征、红军记忆，才是我们采访的命脉和富蕴。于是，就有了这个有图有文的展览。后面，还有两本书……
随后，石宝琇和袁志刚就动笔开始写这两本书。“红一方面军主要由我执笔。红二十五军主要由袁志刚执笔。”石宝琇说，他的书初稿已经成形，名字还是《民间记忆：长征—从若尔盖到吴起 》。
据石宝琇介绍，他的这本书计划写6万字左右，以他和摄影协会其他23名队员一年多沿路走访的第一手资料为主，同时结合收集到的军史、党史资料，予以一定的佐证。
比如走访巴西会议的遗址，石宝琇说在书中写道：
我又问巴西会议的事，邓巴摇摇头，说不知道。但陈昌奉来时，一直在寻找一座寺庙，说毛主席他们曾在那座寺庙里开过会。可能，他说的这座寺庙，就是巴西会议旧址吧。
按照老人的指引，我们过了小河，爬上高岸，来到班佑寺。只见崭新的寺院当中，耸立着一片残墙断壁，保存的还挺完整。残墙前立着两座石碑，一座很朴素、矮小，另一座很新潮、高大。上面都刻写了“巴西会议遗址”的字样。在大石碑的背面，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巴西会议”的具体信息。
这个地点，是陈昌奉和紧跟毛主席长征的那些警卫员、秘书们经过实地勘察、回忆，最后确认出来的。在短短的十几天内，这座寺庙里开了不止一次会。开会的内容，都是围绕着红军究竟是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
后来，会议地址又转移到附近的牙弄村，也就是周恩来养伤的山村，继续围绕北上南下的问题纠缠。
“在细碎的角度，我就按我们采访到的内容去写老百姓述说的故事。”石宝琇说：“这样就形成了我们陕西省人文地理摄影协会的长征史，而不是别人的长征史。”他认为：“只有这样的摄影展览或者一本书，将来才有可能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要不然，浩瀚的历史会淹没你很多的鹦鹉学舌，淹没你很多拷贝复制的故事。”
写书的过程里，石宝琇和袁志刚很容易就发现一些现场走访的不足。“很明显感觉到，从甘肃环县到吴起这段走访得有些匆忙。”他们计划重走一遍这段线路，然后对书中不足的部分进行补写。
至于陕北红军的走访，也是摄影协会计划中的一项活动。“这段历史，有可能按一个新的策划主题来做吧。”石宝琇笑着说。
（本文图片由陕西人文地理摄影协会提供，特别致谢！）
但是，这群重走者的方式却不尽相同，他们的镜头和关注点，是去寻找遗留在民间、传播在老百姓中间的红军长征往事。
往事并不如烟，至今栩栩如生般鲜活地流传在长征沿途的山水间，如同瀚海里的珍珠。这群人拾起来时，感受到了生动、有趣。也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磨砺、饥饿、伤痛、死亡……
今年5月，著名摄影家石宝琇来到四川若尔盖。他和同伴从这里出发，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走到腊子口。
在石宝琇准备出版的《民间记忆：从若尔盖到吴起 》一书的开头写道：当我们站在班佑村头那座纪念红军过草地的群雕下时，心里还真有点儿激动。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几乎从小都是读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课文，听 “二万五千里”的故事，看 “长征”的电影，怀揣着特别崇拜、敬仰的心意……长大的。
其实，早在去年10月18日，在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与陕北红军会师八十周年之际，陕西人文地理摄影协会已经在陕西省图书馆举办了《民间记忆：从若尔盖到吴起》的大型摄影展。
今年，石宝琇之所以又重走这一段，是因为他们最初的策划是以旅游风光和风情的拍摄为主，与后来的“民间记忆”主题稍有点儿距离。
在现场走访中调整思路
在如今的石宝琇看来，这次摄影策划中走访调查所取得的成果，“文字资料要比摄影作品珍贵的多”。对一个摄影家来说，这样的结论多少让人感到意外。
作为1980年代中国纪实摄影的中坚力量，石宝琇曾与侯登科、胡武功、潘科、李少童、焦景泉、李胜利、白涛、邱晓明等人以批判和审视的“西北风”冲击力，打破了中国摄影固有的程式和虚夸、僵化局面。1992年，他被中国国务院侨办借调到香港中国旅游出版社任记者、编辑、资深编辑、采编部主任。2000年，兼任《华夏人文地理》杂志执行总编辑。在中国旅游出版社时，他曾一个人完成了《唐蕃故道》《走遍新疆》《纵横青海》《青藏铁路》等大量的人类田野调查。
2014年4月，石宝琇与早年“西北风”的其他代表人物李少童、李胜利、白涛等人成立了陕西人文地理摄影协会（以下简称摄影协会），主旨是挖掘、传播民间文化遗产，传承、保存图像、文字资料和培养人文地理摄影新人。
“其实最初是想给摄影班的学员策划一次实践训练。”说起这次摄影策划，摄影协会的副秘书长王杰说：“我们这些50后从小受的教育中，对红军和长征的印象非常深。后来我又看到很多人重走长征路，还有很多外国人也来走。刚好当时是2014年，八十年前红军从江西瑞金开始了长征，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达了陕北吴起。我们就想，能不能也用一年的时间，重走一次长征路。”
王杰把这个想法与石宝琇沟通时，恰好石宝琇刚从甘肃省迭部县扎尕那回来。当天晚上他们在QQ上聊开了，石宝琇对王杰说，“我觉得那一路做长征故事太好了。”
当晚聊天的结果，石宝琇让王杰先拿出一个策划方案。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王杰查阅了很多与红军长征有关的军史、党史。他还在网上淘到了很多相关书籍，“其中有本书上还印有昆明军区图书馆‘不准借阅’公章。”王杰说：“这本书是1936年红军到达延安后，毛泽东让红军当中有文化又参加过长征的人，各自写出自己在长征中的回忆。写完后，当时就在延安公开出版了一本书。1953年，删减了两篇文章后，又重新公开出版发行了一次。”王杰淘到的这本旧书，就是1953年的版本。
一个多月后，王杰拿出的方案是，重走军史中记载的红一方面军长征路线，以拍摄沿途风光、风情、风物为主。王杰说：“石老师看了以后，在策划方案中加进了重走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线。”
“我当时想着是从瑞金开始走，石老师却让从若尔盖开始走。我有些想不通，这不是才走了长征的一半路程啊？”王杰说：“沟通后，大家觉得石老师讲得有道理，因为长征是从巴西会议之后才确定了去陕北，这场世界军事史上最有名的战略转移才有了真正的方向。”
整体策划思路的转变，源于石宝琇他们进行的现场走访。
“李少童是我们摄影协会的艺术总监，白涛是副会长，他俩带的一组人，率先于2014年10月到了哈达铺，然后往四川若尔盖走。而我和协会副秘书长马向群组成另一队，于11月中旬从哈达铺出发，北上朝武山的鸳鸯镇走。在这个路途中，我发现很多老百姓讲的长征红军的往事，与我们知道和看到的长征的故事完全不一样。”
尤其在第三次采访中，石宝琇和张韬、马向群、王杰到了通渭。摄影协会副会长张韬是本地出生，能听清楚老乡用家乡土语讲的那些精彩又细碎的故事，这让他们有了不小的收获，也让石宝琇意识到，“我们不能做成与军史、党史一样的长征，也不能把长征做成红色旅游那样的，而是应该从民间记忆的角度记录长征。”
现场走访回来以后，石宝琇与摄影协会的其他人进行了沟通，然后将新的策划思路向总策划巩德顺（曾任陕西省副省长）进行了汇报。
“他听了我的汇报后，非常高兴，认为这个民间记忆的角度很好。”石宝琇说。
抢救遗留民间的红色历史
其实，按石宝琇最初的设想，是想沿着红一方面军、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行进和活动的路线，分三个部分来做，“但是，我们的时间和精力实在不够，就把做陕北红军的设想暂时搁置起来。”
赵军利是摄影协会副秘书长，也是人文地理摄影师培训班的学员。她与另外几个学员完成了红二十五军长征路线的走访。
在参与这个策划之前，赵军利和其他人一样，没有任何现场采访的经验。“第一次听石老师提出这个策划时，我们都没有概念。怎么做？怎么找？怎么拍？当时完全懵了。”赵军利说：“尽管石老师给我们画好了路线图，甚至给我们标明了在哪里重点采访，如何拍摄，依然很茫然。”
赵军利和同伴最先到了陕西蓝田县的葛牌镇。尽管走之前，他们也在网上找了些资料，但到了现场还是手足无措。“我们都有种老虎吃天、无从下手的感觉。面对老乡，不知该如何问？怎么采访？” 第一次走访带来的严重挫败感，让赵军利和同伴在回来观片总结时，有了可以向石宝琇和其他人请教的问题。“我们渐渐地有了感悟，然后重走了葛牌镇。这一次，我们就知道在当地找一些年纪大的知情人，提一些问题进行采访了。”
在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起点河南省罗山县的何家冲，他们找到一位当地的向导，一直把他们带到山顶的老寨子上，红二十五军当年就住在这个山寨上。赵军利说：“老寨子已经荒芜了多年，向导是带着砍刀砍着荆棘带我们走上去的。”
老寨子只有一些院墙还有保留，房屋都坍塌了，寨门也损毁了。“这位向导是边带路边给我们讲往事。他当年只有十二三岁，负责给山寨里的红军在山下采买一些给养。”这是赵军利他们遇到的惟一一位红军见证人。“第一次去老人还能说得清，带得了路。等隔了五六个月，我们第二次去再见老人时，他已经说不清话了。”
大部分知情者已经是九十多岁高龄，有的已经卧病在床。石宝琇说，采访过程中，他们没找到一位当年的老红军，只找到一位红军家属，这让石宝琇和他的学员们意识到了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慢慢地我们感觉到，我们是在抢救这些遗留在民间的历史。”
在参与这个策划之前，几位相对年轻的学员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了解完全是一片空白。学员路新玲告诉记者，“我们走到丹凤县时，看到路边一位80多岁的老人在门口晒太阳，就赶紧停下车来，和老人聊天。老人给我们讲起当年红军从他家门口经过的情形，他说，整整一夜，外面都是脚步声。第二天他听邻居讲，红军都是娃娃兵，个子不高，枪都到了脚脖子。”
老人还告诉他们，当时有两个红军孩子走不动了，他家就收留了他们，“在我家吃住，等养好了身体后，又去找部队了。”
据石宝琇讲，负责红二十五军采访任务的袁志刚组织了一支精干的队伍，制定了周密的采访计划，并且在采访途中根据新的情报和线索及时调整方案。他和他的队员奔波于鄂、豫、陕、甘、宁五省区的山区，来来回回采访不下十五六次，行程也有上万公里。现在，袁志刚正在赶写红二十五军长征的书稿，已经写出10万字了。
“每次走访回来，每组都有一个执笔者。当他们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再去采访，这样越写越深刻，越写越深入，等到办展览时，他们都成了专家，侃侃而谈。”石宝琇说。
做我们自己的长征史
在最初的策划中，需要走访的重点村镇和主要线路，都是石宝琇、袁志刚、王杰等人依照党史、军史中记载的重要会议和战役，按图索骥。“但是到了现场采访后，很多小组发现了新的线索，走访线路就有了微调。”石宝琇说。石宝琇具有丰富的采访和编辑经验，他从队员们带回的采访手稿中发现：“民间记忆中，老百姓说话有一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加之时间久远，大部分当事人已经离世，我们只能是寻找他们的亲属、乡邻，询问当年的故事，然后进行反复求证和取舍。”
从若尔盖到吴起，当年红一方面军在短短四十天之内，一路北上近千公里，经过俄界、腊子口、哈达铺、鸳鸯铺、榜罗镇、通渭、单家集，翻越六盘山，于1935年10月19日，抵达红军长征终点吴起。而摄影协会队员对这段行程的走访却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十多次反复来回地穿梭在这条路上。“现场拍回来上万张照片，我们坐在一起选，反复选，真正能用得上的也就不到500张。”石宝琇说。
2015年10月18日，摄影展《民间记忆：长征》在西安展出。在展览《前言》中，人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蕴藏于民间的长征、红军记忆，才是我们采访的命脉和富蕴。于是，就有了这个有图有文的展览。后面，还有两本书……
随后，石宝琇和袁志刚就动笔开始写这两本书。“红一方面军主要由我执笔。红二十五军主要由袁志刚执笔。”石宝琇说，他的书初稿已经成形，名字还是《民间记忆：长征—从若尔盖到吴起 》。
据石宝琇介绍，他的这本书计划写6万字左右，以他和摄影协会其他23名队员一年多沿路走访的第一手资料为主，同时结合收集到的军史、党史资料，予以一定的佐证。
比如走访巴西会议的遗址，石宝琇说在书中写道：
我又问巴西会议的事，邓巴摇摇头，说不知道。但陈昌奉来时，一直在寻找一座寺庙，说毛主席他们曾在那座寺庙里开过会。可能，他说的这座寺庙，就是巴西会议旧址吧。
按照老人的指引，我们过了小河，爬上高岸，来到班佑寺。只见崭新的寺院当中，耸立着一片残墙断壁，保存的还挺完整。残墙前立着两座石碑，一座很朴素、矮小，另一座很新潮、高大。上面都刻写了“巴西会议遗址”的字样。在大石碑的背面，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巴西会议”的具体信息。
这个地点，是陈昌奉和紧跟毛主席长征的那些警卫员、秘书们经过实地勘察、回忆，最后确认出来的。在短短的十几天内，这座寺庙里开了不止一次会。开会的内容，都是围绕着红军究竟是北上还是南下的问题。
后来，会议地址又转移到附近的牙弄村，也就是周恩来养伤的山村，继续围绕北上南下的问题纠缠。
“在细碎的角度，我就按我们采访到的内容去写老百姓述说的故事。”石宝琇说：“这样就形成了我们陕西省人文地理摄影协会的长征史，而不是别人的长征史。”他认为：“只有这样的摄影展览或者一本书，将来才有可能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要不然，浩瀚的历史会淹没你很多的鹦鹉学舌，淹没你很多拷贝复制的故事。”
写书的过程里，石宝琇和袁志刚很容易就发现一些现场走访的不足。“很明显感觉到，从甘肃环县到吴起这段走访得有些匆忙。”他们计划重走一遍这段线路，然后对书中不足的部分进行补写。
至于陕北红军的走访，也是摄影协会计划中的一项活动。“这段历史，有可能按一个新的策划主题来做吧。”石宝琇笑着说。
（本文图片由陕西人文地理摄影协会提供，特别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