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虽然皇权至上，且有“为尊者讳”的旧训，但皇帝并不能完全逃脱各种监督和约束。言官诤臣的冒命直谏是其一，“起居注”则是又一种形式的监督。而皇帝在起居注前的表现各异，固然受其素质、度量、襟怀、智商决定，同时也会对其事业盛衰产生一定影响。
　　 “玄武门兵变”后，李世民终于当上了皇帝，好梦成真。但他知道自己虽然是“正当防卫”，毕竟杀人太多，手段“超常”，至少也是“防卫过当”，于是就很想知道起居注是怎么记载这件事的。当唐太宗看到史官记录的“玄武门兵变”，含混其词，“语多微隐”，给他留足了面子。但他并不满意，因为他到底是个明君，觉得这样记很不合适，这种捂不住的事情你不记别人也会记，所以就要求史官“削去浮词，直书其事”。就是有一说一，如实录来。
　　 到了宋代，起居注就没那么大震慑力了，但尚有余威。宋太祖没事偷着乐，在后宫苑里打雀，侍御史张霭称有急事要见。皇上听罢汇报，尽是些稀松平常的事情，很是扫兴，愤而质问为何小题大做，扫了朕的雅兴。张是个直肠子，便实话实说：“臣以为这些小事，也比打雀要紧。”皇上恼羞成怒，抄起柱斧柄敲掉了他两颗门牙。张慢慢俯下身去，捡起落齿揣在怀里。皇上说：“你想以此为证，告我的状吗？”张吐了一口血水答道：“为臣不能状告陛下，但自有史官将此事写进起居注。”宋太祖为之悚然，立马转怒为喜，好言抚慰，并赐了一大堆金银财帛。
　　 宋太祖的弟弟宋太宗雅量就要差多了，他大概是干了不少不宜记载的丑事，譬如逼死弟、侄，霸占小周后，“烛光斧影”等，就干脆改了皇帝不干涉起居注的规定。他于太平兴国八年，命令参知政事记下的起居注必须先送皇帝审阅，皇帝想看就看，想改就改，结果起居注从监督皇帝变成了皇帝监督起居注。这下可好，他倒是无所顾忌了，起居注的相对独立性和监督意义也荡然无存。
　　 最可笑的是东晋的桓玄，刚篡位过了三个月皇帝瘾，就被北府兵赶得东奔西逃。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狼狈不堪的逃亡路上，这位“百日皇帝”想的不是如何度过难关，东山再起，反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起居注上。他看了史官记的起居注很不满意，干脆自己动手写了起来。在起居注里大谈自己如何抗击叛军的英明决策，自称“经略指授，算无遗策”，只因手下将领不听调度，才导致失败，此“非战之罪”。他还将他的起居注“宣示远近”，可没几天就兵败身亡，他自书的起居注也成了历史笑谈。
　　 不知是否巧合，四个皇帝在起居注面前四种态度，恰好与他们事业的大小成正比，这大概也能说明监督的重要性：李世民鼓励直言，有啥说啥，建立了贞观盛世；赵匡胤知错就改，亡羊补牢，统一了中国；赵光义气短心虚，文过饰非，最多也就是一个守成君王；桓玄为所欲为，信笔涂鸦，仅做了一个“百日皇帝”。当然，平心而论，起居注这种以“警戒人君”为目的的东西，尽管对皇帝多少有点监督作用，使其有所忌惮，不敢胡作非为，不过也就是对那些明君令主有用；如果碰上桀纣之君，无法无天，倒行逆施，史官不敢如实记录，皇帝也不当回事，起居注就如同废纸，纵有太史简、董狐笔，也只能徒唤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