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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为人民做了好事”
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０日，延安。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及华中局的电报中说：“除吕振羽、贺绿汀外，其他高级文化人亦望抽一批来延安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在苏北游击环境无研究学术可能，不如来延安成就较大。”后来，在党的安排和保护下，吕振羽与贺绿汀等同志辗转来到延安。
贺绿汀到延安后，被分配到桥儿沟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做教师。在这里他与先期到达的妻子姜瑞芝相会，见她与三个女儿安然无恙，十分高兴。
贺绿汀与毛泽东相见，是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的一个文艺晚会上。这天晚上，毛泽东身着灰色中山装，敞开领扣，裤子膝盖处打着引人注目的补丁，左手夹烟，正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和周围的人说着什么。这时，鲁艺副院长周扬把贺绿汀领到毛泽东面前，介绍说：“这是音乐家贺绿汀，湖南邵阳人，在新四军工作过，刚来延安。”毛泽东听后说：“噢，还是老乡哟，欢迎你！”笑着与他热情握手。
接着又问：“贺果（又名贺培真）这个人你认识吗？”
“认识，他是我三哥。”
“啊，贺果是我在长沙第一师范的同学！”毛泽东高兴地说。
“是吗？没想到，我真为我三哥高兴。”
毛泽东又说：“你的《游击队员之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这次相见，给贺绿汀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后来说：“他的话像一股暖流在我心中流淌。想不到我仅仅写了《游击队员之歌》等歌曲，毛主席就这么鼓励我。他的话一直记在我心里。活着，就是要为人民做事啊！我拿起笔，我写，我拉琴，我弹琴，我指挥，都想着人民，要为人民做事。”
贺绿汀的《游击队员之歌》，１９３７年作于山西临汾城西八里的刘庄八路军办事处。由于他有在游击区行军的切身经历和丰富见闻，词和曲一气呵成。“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词曲相谐，节奏鲜明有力，描绘出游击健儿英勇抗日的雄壮画面。
这支歌首次在八路军总部演唱，一炮打响。朱德、任弼时，刘伯承、徐向前、贺龙等听了，高兴得和战士们一起热烈鼓掌。朱总司令握着贺绿汀的手高兴地说：“这首歌写得好！谢谢你！”
从这一天起，《游击队员之歌》立即产生轰动效应，不断有人来请贺绿汀去教唱，或是来学唱。有的部队派人骑马奔跑几十里路来抄谱子。在平型关打了胜仗来临汾休整的６８５团团长杨得志，急切地找到贺绿汀说：“部队快要出征了，请你去教唱这支歌，学会了就出发。”于是， 他就去一个连、一个连地教唱。部队高唱着“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浩浩荡荡出发了。就连当时在抗日游击区的白求恩和美国友人卡尔逊，也喜欢唱这支歌。这支歌不胫而走，传遍城乡，走向世界，鼓舞人民去奋斗！
“宝庆人，你好！”
１９４３年末，贺绿汀去南泥湾深入生活后，从鲁艺调到联政宣传队（全称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工作。宣传队成立于１９４３年１２月，主要任务是为部队演出，鼓舞士气。他们经常下部队，一天行军上百里，除了背背包，乐队同志还要背乐器。贺绿汀也和大家一样，背着自己的小提琴，跋山涉水，走乡串村，进行演出，得到很大的锻炼和提高。
贺绿汀在联政宣传队担任乐队队长，负责３０余人的乐队工作。他抓紧时间创作，组织排练，还要辅导乐队提高演奏水平，十分忙碌。此间，他为《徐海水除奸》、《沁源围困》等歌舞剧作曲；创作了管弦乐曲《中山新生》、《森吉德马》；写了歌曲《八路军的铁骑兵》；１９４５年４月，他编写了混声歌曲《东方红》，并亲自指挥，为党的“七大”演出，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
１９４５年日寇投降后的一天，联政宣传队的乐队奉命去枣园为中央同志的周末晚会伴奏，贺绿汀拉小提琴。演奏间歇时，毛泽东健步走向乐队，与大家一一握手，表示感谢。
当毛泽东握住贺绿汀的手时，没有马上放开。他注视着贺绿汀，风趣地说：“‘宝庆人’，你好！”贺绿汀说：“主席好！”
毛泽东笑着说：“多写几支《游击队员之歌》啊！”
“是，我一定努力！”
毛泽东又问：“你们的生活好吗？”
“我们也搞生产，现在也‘丰衣足食’了。”
“好啊，还是‘自己动手’好啊。”
说完，他们紧握的手才轻轻松开。之后，又响起了动听的舞曲，毛泽东与大家一起翩翩起舞。乐曲演奏得更加抒情响亮……
毛泽东为什么称贺绿汀是“宝庆人”呢？因为贺绿汀是湖南邵阳人，邵阳在汉朝为长沙国，唐代称邵阳郡。宋朝宝庆元年，改为宝庆府。毛泽东知识渊博，熟知历史，所以称贺绿汀是“宝庆人”。
贺绿汀回忆说：“我当时激动地握住他的右手，说不出话来。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想起了家乡的人民，有多少工作要做啊！”晚会结束后，毛泽东为贺绿汀他们题词：“联政宣传队的同志们，团结一致，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还有一个贺绿汀呢，怎么安排的？”
１９４６年３月，联政宣传队奉命开赴东北。大队人马向北行至绥德时，中央又指示“暂停待命”。几天后，中央派人追到绥德，通知贺绿汀返回延安，参加筹建中央管弦乐团的工作。
回到延安，贺绿汀多日心情不好。他们在绥德停留时，三女儿患白喉病无药医治，死在那里，他悲痛的心情一时无法排解。不久，他肺病发作，必须进中央医院疗养。医院在山腰，山下就是毛泽东的住处。贺绿汀经常远远望见毛泽东的行踪，或是在窖洞外面散步，或是与人交谈，或是迎送客人。
有一次，贺绿汀的夫人姜瑞芝带孩子看病归来，在门口巧遇毛泽东。
毛泽东问：“贺绿汀的病好些了吗？”
姜瑞芝说：“好些了，谢谢主席关心。”
“告诉他好好疗养，把病治好，还有重要任务等着他呢！”
“好，我一定转告他。他也惦着主席呢！”
“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毛泽东关心地说。
“没有，组织上照顾得挺好。”
接着，毛泽东又问了孩子们的情况，还逗了逗孩子，说了些轻松愉快的话。临别，毛泽东又说：“一定告诉贺绿汀，安心把病治好。我们还等着听他的歌曲呢！”
这年的７月１７日，延安中央管弦乐团正式成立，贺绿汀被任命为团长兼合唱队队长。
１９４７年，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３月１８日，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撤离前夕，毛泽东在听取转移情况汇报时问：“还有一个贺绿汀呢，怎么安排的？”
由于贺绿汀肺病未愈，组织上安排他躺在担架上，跟着中央办公厅的老弱病伤人员一起撤出生活工作了四年的延安。经山西、河南，后来到了石家庄。在这里，贺绿汀创作了后来流行全国的歌曲《新中国的青年》。
“贺绿汀怎么样了？”
“我看，不要整了吧！”
１９５６年８月１日至２５日，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在北京举办第一届全国音乐周。８月２４日，汇演结束时，毛泽东要接见汇演代表，并和大家一起合影。
周扬、夏衍、贺绿汀（时任上海音协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和吕骥一起，走进怀仁堂东北角的一个小房间，去请毛泽东。此时，毛泽东坐在南窗下，正和坐在对面的朱德、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谈话。见贺绿汀他们进来，便转身和他们谈音乐问题。毛泽东主要是谈音乐民族化，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问题。后来经过整理公开发表，题为《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毛泽东说：艺术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的书，但并不等于要照外国的办法办事。他还以鲁迅翻译了《死魂灵》和《毁灭》，又写了《阿Ｑ正传》为例，说，鲁迅的光彩不在翻译，他的光彩是创作。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已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接着，毛泽东说：群众欢迎标新立异，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我们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不搽口红，这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时期内，妇女不打扮，不搽口红，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但不能持久，还是多样化为好。
因为事先不知道毛泽东要谈话，贺绿汀没有带笔记本，只用脑子拼命记。当毛泽东说到“历史总是要重视的”时，贺绿汀贸然插了一句：“美国只有一二百年的历史。”毛泽东似乎没有料到会有人打断他的话，略一停顿，提高声音说：“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显然，毛泽东不满意贺绿汀的插话。在座的人脸色都很严肃；贺绿汀也意识到刚才不该插话，马上闭紧嘴唇。
谈话结束后，不少同志都很关切贺绿汀的贸然插话，认为他不该顶撞毛主席。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后来也为此事而问他：“贺绿汀，你检讨了吗？”
然而，毛泽东却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认为贺绿汀是有意反对他。１９５７年，他在上海见到钢琴家丁善德时，还特意问到贺绿汀的身体和工作情况。但是，在“文革”中，这件往事却被某些人作为贺绿汀的“罪状”之一，贺绿汀受到反复追问和批斗。
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５日，上海第二次“批贺电视直播大会”召开。后来曾担任过文化部长的于会咏，煽动群众猛攻贺绿汀，并冲他说：“你反对毛主席！”贺绿汀反驳说：“我歌颂毛主席。在延安，我把《东方红》改编成合唱曲。解放后，我写过《人民领袖万万岁》、《毛主席来到天安门》。”
“你交代，１９５６年毛主席接见音乐工作者，你是怎样当面猖狂反对毛主席的？”
“我在检查中已经写了：毛主席讲到传统问题时，我插了话。”
“你狗胆包天！你回上海传达报告，是怎么搬出满清皇朝而公开影射攻击毛主席的？”贺绿汀说：“你造谣！我的报告是根据毛主席对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内容讲的。毛主席说，不要学慈禧太后盲目排外，盲目排外与盲目崇外都是错误的。”
于会咏声嘶力竭地说：“你翻案！”贺绿汀毫不示弱地说：“我翻什么案？你们把一个反对阶级敌人的人打成阶级敌人，你们才是翻案！”
这时，坐镇在上海、指导批斗贺绿汀的张春桥，通过电视看到这个贺绿汀占上风的场面，非常尴尬。他气急败坏地跳起来，一个电话打到会场：“停止转播！”电视荧光屏变成一片空白。
此时，贺绿汀的三哥贺培真（即贺果，曾任桂林市长），被任命为贵阳市革委会负责人。他凭着与毛泽东的同学关系致信毛泽东，询问对贺绿汀的审查是否有了结果。
１９７２年，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问张春桥：“贺绿汀怎么样啦？”未等张春桥回答，毛泽东又说：“我看，不要整了吧。他写的《游击队员之歌》还是好的嘛！”但是，张春桥一伙并未“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放贺绿汀出狱。
这年底，贺培真专程进京，本打算面见毛泽东谈谈贺绿汀的事，但因故未能如愿。王海容接见并听取了他关于贺绿汀的意见，表示一定转告毛泽东。
果然，一个星期后，贺绿汀终于走出监狱，重新获得自由。“四人帮”给他罗织的一切“罪状”全部被推翻。他又担任了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上海音协主席，抓音乐教育，抓创作，为人民的音乐事业奋斗着。他把一生都献给了革命，献给了音乐。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８日，贺绿汀病故于上海。
（责编郄智）
１９４２年２月２０日，延安。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及华中局的电报中说：“除吕振羽、贺绿汀外，其他高级文化人亦望抽一批来延安从事学术研究，他们在苏北游击环境无研究学术可能，不如来延安成就较大。”后来，在党的安排和保护下，吕振羽与贺绿汀等同志辗转来到延安。
贺绿汀到延安后，被分配到桥儿沟的鲁迅艺术文学院做教师。在这里他与先期到达的妻子姜瑞芝相会，见她与三个女儿安然无恙，十分高兴。
贺绿汀与毛泽东相见，是在王家坪八路军总部礼堂的一个文艺晚会上。这天晚上，毛泽东身着灰色中山装，敞开领扣，裤子膝盖处打着引人注目的补丁，左手夹烟，正带着浓重的湖南乡音和周围的人说着什么。这时，鲁艺副院长周扬把贺绿汀领到毛泽东面前，介绍说：“这是音乐家贺绿汀，湖南邵阳人，在新四军工作过，刚来延安。”毛泽东听后说：“噢，还是老乡哟，欢迎你！”笑着与他热情握手。
接着又问：“贺果（又名贺培真）这个人你认识吗？”
“认识，他是我三哥。”
“啊，贺果是我在长沙第一师范的同学！”毛泽东高兴地说。
“是吗？没想到，我真为我三哥高兴。”
毛泽东又说：“你的《游击队员之歌》写得很好啊，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这次相见，给贺绿汀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后来说：“他的话像一股暖流在我心中流淌。想不到我仅仅写了《游击队员之歌》等歌曲，毛主席就这么鼓励我。他的话一直记在我心里。活着，就是要为人民做事啊！我拿起笔，我写，我拉琴，我弹琴，我指挥，都想着人民，要为人民做事。”
贺绿汀的《游击队员之歌》，１９３７年作于山西临汾城西八里的刘庄八路军办事处。由于他有在游击区行军的切身经历和丰富见闻，词和曲一气呵成。“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词曲相谐，节奏鲜明有力，描绘出游击健儿英勇抗日的雄壮画面。
这支歌首次在八路军总部演唱，一炮打响。朱德、任弼时，刘伯承、徐向前、贺龙等听了，高兴得和战士们一起热烈鼓掌。朱总司令握着贺绿汀的手高兴地说：“这首歌写得好！谢谢你！”
从这一天起，《游击队员之歌》立即产生轰动效应，不断有人来请贺绿汀去教唱，或是来学唱。有的部队派人骑马奔跑几十里路来抄谱子。在平型关打了胜仗来临汾休整的６８５团团长杨得志，急切地找到贺绿汀说：“部队快要出征了，请你去教唱这支歌，学会了就出发。”于是， 他就去一个连、一个连地教唱。部队高唱着“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浩浩荡荡出发了。就连当时在抗日游击区的白求恩和美国友人卡尔逊，也喜欢唱这支歌。这支歌不胫而走，传遍城乡，走向世界，鼓舞人民去奋斗！
“宝庆人，你好！”
１９４３年末，贺绿汀去南泥湾深入生活后，从鲁艺调到联政宣传队（全称是“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工作。宣传队成立于１９４３年１２月，主要任务是为部队演出，鼓舞士气。他们经常下部队，一天行军上百里，除了背背包，乐队同志还要背乐器。贺绿汀也和大家一样，背着自己的小提琴，跋山涉水，走乡串村，进行演出，得到很大的锻炼和提高。
贺绿汀在联政宣传队担任乐队队长，负责３０余人的乐队工作。他抓紧时间创作，组织排练，还要辅导乐队提高演奏水平，十分忙碌。此间，他为《徐海水除奸》、《沁源围困》等歌舞剧作曲；创作了管弦乐曲《中山新生》、《森吉德马》；写了歌曲《八路军的铁骑兵》；１９４５年４月，他编写了混声歌曲《东方红》，并亲自指挥，为党的“七大”演出，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
１９４５年日寇投降后的一天，联政宣传队的乐队奉命去枣园为中央同志的周末晚会伴奏，贺绿汀拉小提琴。演奏间歇时，毛泽东健步走向乐队，与大家一一握手，表示感谢。
当毛泽东握住贺绿汀的手时，没有马上放开。他注视着贺绿汀，风趣地说：“‘宝庆人’，你好！”贺绿汀说：“主席好！”
毛泽东笑着说：“多写几支《游击队员之歌》啊！”
“是，我一定努力！”
毛泽东又问：“你们的生活好吗？”
“我们也搞生产，现在也‘丰衣足食’了。”
“好啊，还是‘自己动手’好啊。”
说完，他们紧握的手才轻轻松开。之后，又响起了动听的舞曲，毛泽东与大家一起翩翩起舞。乐曲演奏得更加抒情响亮……
毛泽东为什么称贺绿汀是“宝庆人”呢？因为贺绿汀是湖南邵阳人，邵阳在汉朝为长沙国，唐代称邵阳郡。宋朝宝庆元年，改为宝庆府。毛泽东知识渊博，熟知历史，所以称贺绿汀是“宝庆人”。
贺绿汀回忆说：“我当时激动地握住他的右手，说不出话来。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乡，想起了家乡的人民，有多少工作要做啊！”晚会结束后，毛泽东为贺绿汀他们题词：“联政宣传队的同志们，团结一致，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还有一个贺绿汀呢，怎么安排的？”
１９４６年３月，联政宣传队奉命开赴东北。大队人马向北行至绥德时，中央又指示“暂停待命”。几天后，中央派人追到绥德，通知贺绿汀返回延安，参加筹建中央管弦乐团的工作。
回到延安，贺绿汀多日心情不好。他们在绥德停留时，三女儿患白喉病无药医治，死在那里，他悲痛的心情一时无法排解。不久，他肺病发作，必须进中央医院疗养。医院在山腰，山下就是毛泽东的住处。贺绿汀经常远远望见毛泽东的行踪，或是在窖洞外面散步，或是与人交谈，或是迎送客人。
有一次，贺绿汀的夫人姜瑞芝带孩子看病归来，在门口巧遇毛泽东。
毛泽东问：“贺绿汀的病好些了吗？”
姜瑞芝说：“好些了，谢谢主席关心。”
“告诉他好好疗养，把病治好，还有重要任务等着他呢！”
“好，我一定转告他。他也惦着主席呢！”
“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毛泽东关心地说。
“没有，组织上照顾得挺好。”
接着，毛泽东又问了孩子们的情况，还逗了逗孩子，说了些轻松愉快的话。临别，毛泽东又说：“一定告诉贺绿汀，安心把病治好。我们还等着听他的歌曲呢！”
这年的７月１７日，延安中央管弦乐团正式成立，贺绿汀被任命为团长兼合唱队队长。
１９４７年，国民党胡宗南的部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３月１８日，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撤离前夕，毛泽东在听取转移情况汇报时问：“还有一个贺绿汀呢，怎么安排的？”
由于贺绿汀肺病未愈，组织上安排他躺在担架上，跟着中央办公厅的老弱病伤人员一起撤出生活工作了四年的延安。经山西、河南，后来到了石家庄。在这里，贺绿汀创作了后来流行全国的歌曲《新中国的青年》。
“贺绿汀怎么样了？”
“我看，不要整了吧！”
１９５６年８月１日至２５日，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在北京举办第一届全国音乐周。８月２４日，汇演结束时，毛泽东要接见汇演代表，并和大家一起合影。
周扬、夏衍、贺绿汀（时任上海音协主席，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和吕骥一起，走进怀仁堂东北角的一个小房间，去请毛泽东。此时，毛泽东坐在南窗下，正和坐在对面的朱德、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谈话。见贺绿汀他们进来，便转身和他们谈音乐问题。毛泽东主要是谈音乐民族化，洋为中用和古为今用问题。后来经过整理公开发表，题为《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毛泽东说：艺术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的书，但并不等于要照外国的办法办事。他还以鲁迅翻译了《死魂灵》和《毁灭》，又写了《阿Ｑ正传》为例，说，鲁迅的光彩不在翻译，他的光彩是创作。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已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接着，毛泽东说：群众欢迎标新立异，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我们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不搽口红，这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时期内，妇女不打扮，不搽口红，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但不能持久，还是多样化为好。
因为事先不知道毛泽东要谈话，贺绿汀没有带笔记本，只用脑子拼命记。当毛泽东说到“历史总是要重视的”时，贺绿汀贸然插了一句：“美国只有一二百年的历史。”毛泽东似乎没有料到会有人打断他的话，略一停顿，提高声音说：“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显然，毛泽东不满意贺绿汀的插话。在座的人脸色都很严肃；贺绿汀也意识到刚才不该插话，马上闭紧嘴唇。
谈话结束后，不少同志都很关切贺绿汀的贸然插话，认为他不该顶撞毛主席。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柯庆施后来也为此事而问他：“贺绿汀，你检讨了吗？”
然而，毛泽东却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不认为贺绿汀是有意反对他。１９５７年，他在上海见到钢琴家丁善德时，还特意问到贺绿汀的身体和工作情况。但是，在“文革”中，这件往事却被某些人作为贺绿汀的“罪状”之一，贺绿汀受到反复追问和批斗。
１９６８年４月２５日，上海第二次“批贺电视直播大会”召开。后来曾担任过文化部长的于会咏，煽动群众猛攻贺绿汀，并冲他说：“你反对毛主席！”贺绿汀反驳说：“我歌颂毛主席。在延安，我把《东方红》改编成合唱曲。解放后，我写过《人民领袖万万岁》、《毛主席来到天安门》。”
“你交代，１９５６年毛主席接见音乐工作者，你是怎样当面猖狂反对毛主席的？”
“我在检查中已经写了：毛主席讲到传统问题时，我插了话。”
“你狗胆包天！你回上海传达报告，是怎么搬出满清皇朝而公开影射攻击毛主席的？”贺绿汀说：“你造谣！我的报告是根据毛主席对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内容讲的。毛主席说，不要学慈禧太后盲目排外，盲目排外与盲目崇外都是错误的。”
于会咏声嘶力竭地说：“你翻案！”贺绿汀毫不示弱地说：“我翻什么案？你们把一个反对阶级敌人的人打成阶级敌人，你们才是翻案！”
这时，坐镇在上海、指导批斗贺绿汀的张春桥，通过电视看到这个贺绿汀占上风的场面，非常尴尬。他气急败坏地跳起来，一个电话打到会场：“停止转播！”电视荧光屏变成一片空白。
此时，贺绿汀的三哥贺培真（即贺果，曾任桂林市长），被任命为贵阳市革委会负责人。他凭着与毛泽东的同学关系致信毛泽东，询问对贺绿汀的审查是否有了结果。
１９７２年，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问张春桥：“贺绿汀怎么样啦？”未等张春桥回答，毛泽东又说：“我看，不要整了吧。他写的《游击队员之歌》还是好的嘛！”但是，张春桥一伙并未“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放贺绿汀出狱。
这年底，贺培真专程进京，本打算面见毛泽东谈谈贺绿汀的事，但因故未能如愿。王海容接见并听取了他关于贺绿汀的意见，表示一定转告毛泽东。
果然，一个星期后，贺绿汀终于走出监狱，重新获得自由。“四人帮”给他罗织的一切“罪状”全部被推翻。他又担任了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上海音协主席，抓音乐教育，抓创作，为人民的音乐事业奋斗着。他把一生都献给了革命，献给了音乐。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８日，贺绿汀病故于上海。
（责编郄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