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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不对称对税务筹划的影响
其一，信息不对称导致非税成本的产生。税务筹划的非税成本是指企业因实施税务筹划所产生的非税收上成本变化。具体就是指税务筹划所引致增加的非税收支出形式的其他成本。非税成本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在不同的纳税环境下，不同的税收方案引发的非税成本的内容和形式也有所不同。在一般情况下，税务筹划的非税成本包括代理成本、监督成本、交易成本、机会成本、组织协调成本、隐形税收、财务报告成本、信息披露成本、税务筹划咨询费用、沉没成本和违规成本等。
非税成本产生的原因有：（1）税务筹划须借助一系列的经济活动来实现，而这些经济活动又离不开市场交易，而这就自然伴随着契约的签订。市场是不完全的，这就意味着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又会引发税务筹划非税成本的产生。（2）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及人的认知的局限性也是非税成本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现实社会经济环境下，理性经济人都是趋利性的，由于人的认知的局限性，使得他们无法正确预料真实的市场价格，导致了非税成本的产生。企业所处的客观环境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企业要随时准备应对环境变化带来的不良后果，税务筹划方案处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会产生大量的非税成本。（3）税收规则的约束。税务筹划是在一定的税收环境下实施的，税务筹划的实施者是通过合法的手段达到税后收益最大化的目的，但这就会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不可能得到政府的鼓励。因此，政府会不断地完善税法，减少税法的漏洞，不断地缩小了税务筹划实施空间。
其二，信息不对称引起税务筹划的信息投资。企业获取信息能力不同，则企业就处于不同的税收地位。有的企业获取信息能力较强，则处于税务筹划的优势地位，获取信息能力弱的企业就处于劣势地位。税务筹划方案的设计、制定、执行、评估和反馈的各个阶段都和信息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信息又是税务筹划方案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高质量的税收信息是一种稀缺资源，它必须具有准确性和及时性才能满足高质量税务筹划方案的需求。获取信息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税务筹划就需要平衡这种成本收益，以最低的成本获取相应较高质量的信息。
其三，信息不對称导致的隐性税收。诺贝尔经济学奖斯科尔斯首先提出了显性税收和隐性税收的概念。显性税收是指由税务机关按税收相关法律规定征收的税收，即纳税人直接缴纳给税务机关的税收。隐性税收则指同等风险的两种资产税前投资回报率的差额，即有税收优惠的资产投资的企业以取得较低税前收益率的形式间接支付给税收机关的税收。
企业的负担不仅仅是显性税收，隐性税收也是企业税收负担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隐形税收成为开展税务筹划时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企业进行税务筹划不仅要利用相关的税收减免政策来减轻显性税收的负担，而且还得通过各种手段来减轻隐性税收的负担。总之，税务筹划终极目标就是减轻显性税收与隐性税收之和，使企业的税收负担最小。
其四，信息不对称引发税务筹划风险。税务筹划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因此税务筹划风险的存在是必然的。税务筹划风险的来源主要表现为纳税人的主观判断，包括对税收政策的理解与判断、对税务筹划条件的认识与判断等，但这种判断和税务机关的判断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税务筹划方案很难做到尽善尽美，存在着来自纳税人主观判断的风险。
二、信息不对称下税务筹划分析
由此可见，信息获取上的不对称对税务筹划有着重大影响，非税成本、隐性税收及税务筹划风险都可以归之为信息不对称的经济后果。企业进行税务筹划需要搜集很多信息，其中外部环境的信息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外部环境包括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和税收环境，这都是企业理财活动中不可控因素，市场环境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税收环境是税务筹划的外部条件，包括国家的产业政策、行业发展前景、税法、税收政策等。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企业的税务筹划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本文主要从市场环境来分析信息不对称对税务筹划的影响。
对一个企业而言，选择进行或不进行税务筹划需要考虑许多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直接成本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成本，它是为了取得收益而发生的与之相关的成本；机会成本是指纳税人进行税务筹划方案而放弃其他潜在机会而损失的收益；风险成本主要是指由于税务筹划方案所带来不良后果，主要是环境变化所造成的税务筹划方案不能实施带来的损失。
假设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筹划成本中直接成本为C1，机会成本为C2，风险成本为C3，由于进行税务筹划而获得的节税收益为T，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概率为P，市场环境变化的概率为Q。
企业获得节税收益的矩阵如表1所示：
从表1的支付矩阵，可以得出企业在进行税务筹划和不进行税务筹划下的收益，分别设为M1、M2，
上面的分析用经济学来讲就是指在市场环境变化的概率Q<（T-C1-C2）/（T+C3），则企业的最优选择是进行税务筹划；若市场环境的变化概率Q>（T-C1 -C2）/（T+C3），则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不进行税务筹划；若市场环境的变化概率Q=（T-C1 -C2）/（T+C3），则企业进行税务筹划或不进行税务筹划收益相等。
三、信息不对称下的税务筹划契约安排——有效税务筹划
契约理论将企业视为利益相关者之间订立的一系列契约组成的集合体，契约各方在契约条款约束下均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由于契约双方拥有不对称信息，导致一方无法观察到交易另一方的行为或进行控制，即存在着“道德风险”问题。这种情况增加了契约的签订及履行成本，甚至有时为了获得其他方面更大的利益，交易方不得不放弃节税计划。企业税务筹划也会涉及到“道德风险”问题，税务筹划的契约安排是一项复杂的活动，企业在开展税务筹划时必须考虑到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增加的成本。
早期的税务筹划被界定为“纳税人通过安排经营活动使纳税最小化的能力”。这种传统理论虽然简单明了，但没有考虑成本，且只以纳税最小化为目标。传统的税务筹划理论存在缺陷，使得纳税最小化目标的税务筹划逐渐退出税务筹划的主流理论，并随之形成了现在的有效税务筹划理论。这完成了税务筹划思想的转变，由纳税最小化向税后收益最大化转变。正如斯科尔斯所说，税务筹划以“税后收益最大化”为目标。
有效税务筹划是一种在考虑现有各种对税务筹划方案有影响的约束条件下对企业最为有利的税务筹划方案。运用契约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进行税务筹划是有效税务筹划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根据契约理论，面对不同边际税率的纳税人可以通过相互订立契约共同受益。在完全竞争市场，当事人通过签订契约而开展的税务筹划将实现纳税最小化。
有效税务筹划是一种以有效为目标的全面的筹划方案，它统筹兼顾了成本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由于不确定性，有效信息在企业之间分布不对称，导致不同的税务筹划方案会产生不同的包括非税成本的交易成本。在非完全竞争市场，即存在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各种因素权衡的结果却常常会使有效税务筹划与纳税最小偏离。因为不确定性引致一系列非税成本的增加，而非税成本的出现使税务筹划策略的选择更加复杂。
此外，有效税务筹划要求策划者在进行投资和融资决策时，不仅考虑显性税收，还要考虑隐性税收，以此达到税收负担最小的目的。有效税务筹划还要求策划者认识到，税收仅仅是众多经营成本中的一种，在税务筹划策划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税收成本，还需考虑税收之外的其他成本，如果要实施某些提议的税务筹划方案，可能会带来极大的商业重组成本。有效税务筹划在实施税后收益最大化的决策规则时要充分考虑税收成本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其他经营成本的影响。
交易双方订立合作契约，可以降低交易费用，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在税收体系中，不同的纳税人处于不同的地位，这就决定了企业所获得的税前利润是不同的。例如，有两种投资方案，他们具有相同的投资收益率（税前），但是这两种投资方案在税收地位上不一样，一种能获取税收优惠，一种不能获得，那么能获取税收优惠的投资就因为存在进行税务筹划的操作空间而受到投资者的热衷，投资者可以获得较高的税后利润率。这种税后利润率的不同将改变投资的价格，使税后利润率高的投资价格上升，直到两种投资的税后利润率相同。企业间可以通过订立契约而达到共同受益的目标。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契约实现了税务筹划的帕累托改进。
四、结论
任何税务筹划方案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税收法律环境条件下，以企业搜集到的信息为基础制定的，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企业无法获得进行税务筹划方案所需的全部信息，这就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又增加了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成本。所以一个成功的税务筹划方案不是以税负最小为目的，而是以税后收益最大化为目的。本文在进行税务筹划博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效税务筹划的契约选择，以此来实现企业的税后收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黄黎明：《税务筹划理论的最新发展——有效税收筹划理论》，《涉外税务》2004年第2期。
［2］张斌：《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征纳双方税务筹划的博弈》，《新疆财经》2008年第4期。
［3］李嘉明，张晓美：《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企业税收筹划的博弈分析》，《税务研究》2004年第1期。
［4］蔡昌：《契约视角的税务筹划研究》，中国税务出版社2008年版。
［5］张美中：《税收契约理论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编辑刘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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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信息不对称导致非税成本的产生。税务筹划的非税成本是指企业因实施税务筹划所产生的非税收上成本变化。具体就是指税务筹划所引致增加的非税收支出形式的其他成本。非税成本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在不同的纳税环境下，不同的税收方案引发的非税成本的内容和形式也有所不同。在一般情况下，税务筹划的非税成本包括代理成本、监督成本、交易成本、机会成本、组织协调成本、隐形税收、财务报告成本、信息披露成本、税务筹划咨询费用、沉没成本和违规成本等。
非税成本产生的原因有：（1）税务筹划须借助一系列的经济活动来实现，而这些经济活动又离不开市场交易，而这就自然伴随着契约的签订。市场是不完全的，这就意味着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又会引发税务筹划非税成本的产生。（2）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及人的认知的局限性也是非税成本产生的重要原因。在现实社会经济环境下，理性经济人都是趋利性的，由于人的认知的局限性，使得他们无法正确预料真实的市场价格，导致了非税成本的产生。企业所处的客观环境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企业要随时准备应对环境变化带来的不良后果，税务筹划方案处在这样的复杂环境中会产生大量的非税成本。（3）税收规则的约束。税务筹划是在一定的税收环境下实施的，税务筹划的实施者是通过合法的手段达到税后收益最大化的目的，但这就会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不可能得到政府的鼓励。因此，政府会不断地完善税法，减少税法的漏洞，不断地缩小了税务筹划实施空间。
其二，信息不对称引起税务筹划的信息投资。企业获取信息能力不同，则企业就处于不同的税收地位。有的企业获取信息能力较强，则处于税务筹划的优势地位，获取信息能力弱的企业就处于劣势地位。税务筹划方案的设计、制定、执行、评估和反馈的各个阶段都和信息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信息又是税务筹划方案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高质量的税收信息是一种稀缺资源，它必须具有准确性和及时性才能满足高质量税务筹划方案的需求。获取信息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税务筹划就需要平衡这种成本收益，以最低的成本获取相应较高质量的信息。
其三，信息不對称导致的隐性税收。诺贝尔经济学奖斯科尔斯首先提出了显性税收和隐性税收的概念。显性税收是指由税务机关按税收相关法律规定征收的税收，即纳税人直接缴纳给税务机关的税收。隐性税收则指同等风险的两种资产税前投资回报率的差额，即有税收优惠的资产投资的企业以取得较低税前收益率的形式间接支付给税收机关的税收。
企业的负担不仅仅是显性税收，隐性税收也是企业税收负担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隐形税收成为开展税务筹划时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企业进行税务筹划不仅要利用相关的税收减免政策来减轻显性税收的负担，而且还得通过各种手段来减轻隐性税收的负担。总之，税务筹划终极目标就是减轻显性税收与隐性税收之和，使企业的税收负担最小。
其四，信息不对称引发税务筹划风险。税务筹划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因此税务筹划风险的存在是必然的。税务筹划风险的来源主要表现为纳税人的主观判断，包括对税收政策的理解与判断、对税务筹划条件的认识与判断等，但这种判断和税务机关的判断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税务筹划方案很难做到尽善尽美，存在着来自纳税人主观判断的风险。
二、信息不对称下税务筹划分析
由此可见，信息获取上的不对称对税务筹划有着重大影响，非税成本、隐性税收及税务筹划风险都可以归之为信息不对称的经济后果。企业进行税务筹划需要搜集很多信息，其中外部环境的信息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外部环境包括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和税收环境，这都是企业理财活动中不可控因素，市场环境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税收环境是税务筹划的外部条件，包括国家的产业政策、行业发展前景、税法、税收政策等。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企业的税务筹划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本文主要从市场环境来分析信息不对称对税务筹划的影响。
对一个企业而言，选择进行或不进行税务筹划需要考虑许多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直接成本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成本，它是为了取得收益而发生的与之相关的成本；机会成本是指纳税人进行税务筹划方案而放弃其他潜在机会而损失的收益；风险成本主要是指由于税务筹划方案所带来不良后果，主要是环境变化所造成的税务筹划方案不能实施带来的损失。
假设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筹划成本中直接成本为C1，机会成本为C2，风险成本为C3，由于进行税务筹划而获得的节税收益为T，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概率为P，市场环境变化的概率为Q。
企业获得节税收益的矩阵如表1所示：
从表1的支付矩阵，可以得出企业在进行税务筹划和不进行税务筹划下的收益，分别设为M1、M2，
上面的分析用经济学来讲就是指在市场环境变化的概率Q<（T-C1-C2）/（T+C3），则企业的最优选择是进行税务筹划；若市场环境的变化概率Q>（T-C1 -C2）/（T+C3），则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不进行税务筹划；若市场环境的变化概率Q=（T-C1 -C2）/（T+C3），则企业进行税务筹划或不进行税务筹划收益相等。
三、信息不对称下的税务筹划契约安排——有效税务筹划
契约理论将企业视为利益相关者之间订立的一系列契约组成的集合体，契约各方在契约条款约束下均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由于契约双方拥有不对称信息，导致一方无法观察到交易另一方的行为或进行控制，即存在着“道德风险”问题。这种情况增加了契约的签订及履行成本，甚至有时为了获得其他方面更大的利益，交易方不得不放弃节税计划。企业税务筹划也会涉及到“道德风险”问题，税务筹划的契约安排是一项复杂的活动，企业在开展税务筹划时必须考虑到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增加的成本。
早期的税务筹划被界定为“纳税人通过安排经营活动使纳税最小化的能力”。这种传统理论虽然简单明了，但没有考虑成本，且只以纳税最小化为目标。传统的税务筹划理论存在缺陷，使得纳税最小化目标的税务筹划逐渐退出税务筹划的主流理论，并随之形成了现在的有效税务筹划理论。这完成了税务筹划思想的转变，由纳税最小化向税后收益最大化转变。正如斯科尔斯所说，税务筹划以“税后收益最大化”为目标。
有效税务筹划是一种在考虑现有各种对税务筹划方案有影响的约束条件下对企业最为有利的税务筹划方案。运用契约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进行税务筹划是有效税务筹划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根据契约理论，面对不同边际税率的纳税人可以通过相互订立契约共同受益。在完全竞争市场，当事人通过签订契约而开展的税务筹划将实现纳税最小化。
有效税务筹划是一种以有效为目标的全面的筹划方案，它统筹兼顾了成本税收成本和非税成本。由于不确定性，有效信息在企业之间分布不对称，导致不同的税务筹划方案会产生不同的包括非税成本的交易成本。在非完全竞争市场，即存在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各种因素权衡的结果却常常会使有效税务筹划与纳税最小偏离。因为不确定性引致一系列非税成本的增加，而非税成本的出现使税务筹划策略的选择更加复杂。
此外，有效税务筹划要求策划者在进行投资和融资决策时，不仅考虑显性税收，还要考虑隐性税收，以此达到税收负担最小的目的。有效税务筹划还要求策划者认识到，税收仅仅是众多经营成本中的一种，在税务筹划策划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税收成本，还需考虑税收之外的其他成本，如果要实施某些提议的税务筹划方案，可能会带来极大的商业重组成本。有效税务筹划在实施税后收益最大化的决策规则时要充分考虑税收成本所带来的影响，以及其他经营成本的影响。
交易双方订立合作契约，可以降低交易费用，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在税收体系中，不同的纳税人处于不同的地位，这就决定了企业所获得的税前利润是不同的。例如，有两种投资方案，他们具有相同的投资收益率（税前），但是这两种投资方案在税收地位上不一样，一种能获取税收优惠，一种不能获得，那么能获取税收优惠的投资就因为存在进行税务筹划的操作空间而受到投资者的热衷，投资者可以获得较高的税后利润率。这种税后利润率的不同将改变投资的价格，使税后利润率高的投资价格上升，直到两种投资的税后利润率相同。企业间可以通过订立契约而达到共同受益的目标。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契约实现了税务筹划的帕累托改进。
四、结论
任何税务筹划方案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税收法律环境条件下，以企业搜集到的信息为基础制定的，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企业无法获得进行税务筹划方案所需的全部信息，这就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称，信息不对称又增加了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的成本。所以一个成功的税务筹划方案不是以税负最小为目的，而是以税后收益最大化为目的。本文在进行税务筹划博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有效税务筹划的契约选择，以此来实现企业的税后收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黄黎明：《税务筹划理论的最新发展——有效税收筹划理论》，《涉外税务》2004年第2期。
［2］张斌：《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征纳双方税务筹划的博弈》，《新疆财经》2008年第4期。
［3］李嘉明，张晓美：《非对称信息条件下企业税收筹划的博弈分析》，《税务研究》2004年第1期。
［4］蔡昌：《契约视角的税务筹划研究》，中国税务出版社2008年版。
［5］张美中：《税收契约理论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年版。
（编辑刘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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