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6月的一个黄昏，100多人来到纽约梅西百货商店的第九层，排队观赏一块巨大而昂贵的地毯。迷惑不解的店员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公社里，准备买一块“爱情地毯”，所有的决定都是集体作出的。10分钟以后，人群突然散去，似乎未经协调，他们走向了不同的出口。
　　这是第一起成功的快闪事件。所谓“快闪族”（Flash Mobs），指的是一个从事看似自发、实则配合一致的行为的族群。创造者是《哈珀氏》雜志的编辑比尔·瓦希克，他把它当作一种街头表演，以对时髦文化的从众性构成反讽。瓦希克藏身在“纽约来的比尔”名字后，把指令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一群人，规定他们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集合，然后展开什么活动。此后的快闪包括一帮人群栖在中央公园同时学鸟叫，在旧金山进行“僵尸行走”，在伦敦维多利亚车站举办无声舞会。这些快闪基本无害，但可以吸引注意力。
　　
　　街道会给各种各样的事情找到用武之地。快闪族度过了无伤大雅的玩闹阶段之后，便进入了政治领域。“爱情地毯”事件后不久，总统候选人霍华德·迪恩在当年9月的竞选活动中于西雅图搞过一次快闪。第二年，在俄罗斯，抗议者发起了一次反对总理普京的快闪，在普京的故乡圣彼得堡，大约60名青年头戴普京的面具，身着印有反普京口号的T恤突然出现。
　　不过，把快闪用作政治抗议的出色之作，是由白俄罗斯人和菲律宾人创造的。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1994年第一次获选上台，鼓吹要扫除腐败。其后的时间里，他推行铁腕统治，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在2006年3月卢卡申科谋求第三次连任时，他获得了将近85%的选票。上万人聚集到明斯克的十月广场表示抗议。卢卡申科政府在大选前逮捕了上百名抗议者，大选后把反对党候选人也送进了监狱。对于反对党来说，问题成为在如此高压下如何行使抗议。
　　当年5月，一名网民利用博客软件发帖，建议在当月的15日来一次快闪。明斯克的快闪族想法很简单，大家一起来到首都中心的十月广场大吃冰淇淋。结果是一分荒谬、三分悲惨；警察在广场上候着，拖走了好几个吃冰淇淋的人，这个过程被其他参与者用DV记录下来，上传到Flickr、LiveJournal等网站，随即又被一些专门报道技术是如何改变社会的政治博客再次传播：还有什么比拘留吃冰淇淋的青少年更能说明“警察国家”的呢？
　　快闪族们有意不选取有害的行为，因为他们真正要传递的讯息不在行为之中，而在集体行动之中。那么多的人都能接触网络，政府不可能预先阻止快闪形成，并且由于参与者带有数码照相机和摄像机，它不可能驱散人群而不招致它极力避免的注意力。由于分享和协调的成本已经瓦解，普通公民也有了各种新的组织方法来举行活动。
　　霍华德·莱因戈德在《聪明行动帮》（Smart Mobs）一书中记录了发生在菲律宾的一个事件。当埃斯特拉达总统的政府行使否决权以对总统贪污案从轻处置时，数千名愤怒的菲律宾人迅速地组织了一场抗议活动。他们互相转发短信，告知要去的地址，并劝诫大家穿黑色衣服以示对于正义的哀悼。迅速集合起来的数千人占据了街道。在压力下审判得以继续进行，埃斯特拉达最终被控有罪。
　　越来越多的组织也在采用这个策略。《未来的战争》一书作者约翰·罗布将现在这一代恐怖主义分子称为“开源游击队”（Open Source Guerrillas），后者采用社会性工具来协调他们的行动。
　　或许有人会哀叹发达世界文化之琐屑，竟至以快闪作娱乐消遣（有“爱情地毯”为证）而非政治参与之途。这判断固然正确，只是因为它印证了先前的观点，即人们越感利害攸关，利用社会性工具必越充分。过去人们讲“有印刷机的人才有新闻自由”（Freedom of the press exists only for those who own a press），如今在线上讲话即是出版，有了全球范围接入的“在线出版”，言论自由就成了新闻自由，新闻自由也就成了集会自由。
　　任何时候当你提高一个群体的内部沟通能力，这个群体能够做的事情也因之而改变。至于他们会用那种能力做什么，则是另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