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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农业按照生产、交换、消费、分解、还原、再生的闭合环节，在动态变化中保持平衡。
“十八大”虽闭幕仅一月有余，但其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构建“美丽中国”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在农业和食品加工业作为第一大产业的中国，要想建设生态文明，就必须选择一个有力的支撑——走生态农业的发展路径。其中，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生态农业经营体系对生态农业甚至整个生态社会的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为此，《中关村》特别采访了我国生态学农业专家、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院长、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专家顾问刘宗超。刘院长早在上世纪80年代研究“生态文明”理论至今，主持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生态文明与生态伦理的信息增值基础”，先后发表了生态文明与生态产业方面论文近20余篇，科技论文50余篇，并于1997年最早出版了生态文明专著《生态文明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走向》，又陆续出版了《生态文明观与全球资源共享》、《生态文明观》；生态农业专著3本。在这些论文与著作中，较为完整地建构了生态文明觀理论体系和生态农业模式。
发展生态农业的紧迫性
《中关村》：目前很多企业宣扬的绿色、有机农业是否就一定是生态农业？
刘宗超：绿色农业侧重无公害，对人体达到无害的程度；有机农业在生产中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肥料、农药等，是生态农业的一种比较极端的形态，它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只是一种干净的生产力，养活的人口很少。而生态农业通过协调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形成生态上与经济上两个良性循环，按照生产、交换、消费、分解、还原、再生的闭合环节，在动态变化中保持平衡。
《中关村》：现阶段，在中国倡导生态农业有哪些紧迫性和必然性？
刘宗超：目前，中国农业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它是一个高氮的农业，造成面源污染，对于全球气候变化、河流污染影响很大。其次，以养猪养鸡的畜牧业，粮食消耗大，对环境的污染也很严重。分解环节的丧失，导致生态循环不顺畅，甚至本应该被分解掉的有机废弃物又被猪、鸡等动物吃掉，或被当作垃圾围城，又反向进入人们的身体、产生有害物质富集，及大地影响了人民的健康和生活环境。再次，食品安全问题很严峻，很多人遭受着各种炎症、癌症和生殖健康等疾病的困扰。德国有项研究显示，化学污染（包括传统化肥、农药、有害食品添加剂）对于人的生育能力有很大影响。总而言之，搞生态农业是一件非常迫切、势在必行的工程，民以食为天，人的文明程度不仅体现在精神和物质层面，还要关注自身的健康和周围的生存环境，否则，就会增加个人的医疗成本，整个社会的福利就会被拉下来，生态文明也无从谈起。
《中关村》：近期，就生态农业发展问题，您有什么新的想法和提案？
刘宗超：我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建议国家用低碳农业改造现代农业。应该扩大草食畜牧业的规模，向荒山荒坡种草要肉，大力发展现代的人工牧草的草本农业，来满足肉类的供应，这样有利于粮食安全。
生态农业对于城市建设、小城镇建设也有很重大的意义。在传统农村社会，尽管从事的不是生态农业，也能持续很多年，因为它的生产消费是在一个小区域里完成的，在分解环节，肥料又循环在生长作物的土地上。而城市化、城镇化以后，农产品被运到千里之外，动物吃了粮食，变成肉运到城里，人们吃肉和粮后的排泄物当作垃圾围城留下了，没有有效的分解利用，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另外，现在的中国人每天在餐饮上浪费的东西可以解决2亿人的温饱，这是一种对生态的犯罪。由于生产过剩、消费超前，处理垃圾回收利用的比例在中国又少得可怜，生态循环在这一环节发生了断裂，整个生态系统变得不平衡。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垃圾猪、地沟油就是消费、分解环节不平衡造成的恶果。
其实，很多垃圾可以作为生态肥料，重新回到生产环节中去，从而让生态农业系统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近期，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利用生活污水和厨余垃圾作为肥料，将细菌在发酵过程中自然转化，提升有机质含量，再将成型的肥料撒到田间地头，种出来的作物产量高又健康。目前，这一成果已经被列入国家科技部“十二五”循环经济与农村生态环境建设重点项目。
相较于自然生产系统的生产、消费、分解三个环节，社会生态系统有六个环节，依次为生产、交换、消费、分解、还原、再生。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就是让这六个环节通量相等，总体平衡。
在国外，农业经济是通过合作社来完成的，这与我们上世纪50、60年代的合作社不同，彼时只强调生产上的合作，而现在的合作社要从六个环节入手，大致分为产前、产中和产后三个大环节。在合作经济下，农业劳动力在产前、产中、产后的比例是7：2：9。产前服务包括种子供给、营养供给、产量规划等；产中包括种植、收割和灌溉服务；产后提供深加工、包装、运输等服务。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大多数集中于产中环节，产前和产后的服务没有跟上去，必然造成农业的低效率。合作社经济可以将农业生产置于一个系统中，各个环节统筹兼顾，还有利于农业技术的大范围推广，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目前的分散种植（个人、企业）的后果大多会导致农产品结构型紧缺和“谷贱伤农”的后果。
《中关村》：在中国，尤其是全球化挑战、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的当下，发展生态农业的可行性有多大？
刘宗超：现在，很多农村年轻劳动力进城，老弱病残留在农村，造成大片土地荒芜，倘若真有人去租地种，土地租金还不低，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未来谁来种地？搞生态农业的难度也将越来越大。不妨学学法国。很多年轻人去城里工作，将土地租出去，但与农民打交道的不是种粮大户、也不是企业等法人租户，而是政府。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30年不变，但是目前往往农民自愿或被动员以极低的价格将土地租出，一租就是三五十年，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大隐患。因为单个的种粮户大户或者一个不断变换所有者企业是不可能对一块土地负责三五十年的。最好让政府参与进来，只要农民耕种，这块土地就始终归他所有；一旦他离开土地，从事别的职业，土地就被收回，转租给其他人。从目前情况看，政府应该对荒芜的土地做整合，进行严格管理，并且投入农田建设、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随时监督这块地的耕种情况，有租户走了就要有新的人来填补空白，不管是谁，政府要保证这块地长出来的是庄稼，产出来的是粮食。 生态农业带来的机遇
《中关村》：发展生态农业会带来哪些细分领域的变革？
刘宗超：对于生态农业的推进，在生产资料领域，从事生物农药、抗旱种子、缓释性肥料、小型农业机具、生物防治等细分产业的企业将迎来很大发展空间。同时，围绕食品安全、食品营养领域开展的相关企业如食品检测企业等也将发展成大。1990年前后，农业食品加工业已经上升为美国第一大产业。2010年前后，农业和食品加工业才在中国成为最大的产业。食品加工业在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都是第一大产业，生态农业会极大地促进生态安全食品的发展，食品加工业又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一个指南针。
《中关村》：发展生态农业是否可以建立科技园区，走集群式发展道路？在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上，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刘宗超：生态农业以科技园区的形式走示范的路子是可行的。但是，需要弄清楚示范给谁，如何推广，是否带动了农民增收等问题。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做生态农业园区，但真正做大做强的很少。我认为一个可以试探的模式是，把生态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联系起来，产业链条上的各类企业组合在一起，建立一个生态农业的科技示范园区。
尤其在科技的前沿阵地，中关村核心区——海淀园，可以把诸多有发展潜力的企业集合在一起，做生态安全高效的生产资料作给产前作保证，做生产机具的给产中环节做配套服务，到了产后环节，让研究食品加工机械、食品安全等企业联合起来做示范。示范的对象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让北京周边甚至全国的合作社来这里学习、开展项目合作。这个园区将会带动北京生态农业的发展，研究成果再拿到各个省做推广。在产学研领域，企业要加强与一些科研院所的合作，组建一批创新技术平台和生态农业产业联盟。例如，让农科院做产前、出技术，农业机械研究院做产中服务，食品营养研究院去开发有益的健康食品类型。在食品检测领域，多发挥中关村电子信息产业的优势，跨界合作，相信会产生不错的成果。
在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上，我推崇农民合作社经济。如果农民没有走合作社这条路，在产前环节，生产资料一度涨价，产后环节，深加工企业把农产品价格压得很低，就会影响产中环节的稳定性，如果产前和产后联合起来向产中施压，农业生产就会被撕裂，农业生产及食品供应鏈就会崩溃。
《中关村》：发展生态农业需要哪些参与者转变思维？具体到农业产业结构又该如何优化？
刘宗超：政府部门需要转变职能，认真组织好农业合作社，发展生态农业。我国现在试图用大户、大企业来代替农业合作社是不可行的。首先，很多大企业种植势必造成农产品垄断；同时，企业以追求利润为主，农业利润并不高，当企业遇到风险时，将这项业务丢弃，就会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其次，只有通过合作社经济，在农产品深加工环节让农民参与其中，通过农产品的加工增值与销售他们才能切实得到农业带来的实惠。再次，当租地的企业遭遇大的冲击倒闭，就会产生很多失地的农民，农民无其他生活保障，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在我看来，农业是一项事业，而非商业。农业企业可以去研究种子，提高农业科技水平，还可以拓展农产品加工及销售渠道等，而不是一窝蜂去租地、生产农产品，从而导致垄断。现在，中国很多农产品的定价权都在一些农业企业手里，这势必给社会带来很多问题。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关键是调整畜牧业在整个农业结构中的比例，在整个畜牧业中，要调整草食畜牧业的比例，这才是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所在。一个生态型的现代农业结构的比例是什么概念？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畜牧业的比例达到65%-70%；在畜牧业中，草食畜牧业要占到60%-70%；在草食畜牧业中，牛的比例要占到65%-70%；在牛业中，奶牛的比例要达到65%-70%。
《中关村》：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成立的初衷和背景是怎样的？这一机构在促进中国生态经济发展的路途中提出了哪些有益的主张？
刘宗超：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的前身是1996年成立的国家社科“九五”规划生态文明课题组，2002年被国家正式批准成为现在的研究院，总部设在北京中关村。研究院集产学研为一体，致力于“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产业”的推广。在技术研究方面，研究院还专门成立了生态文明科技发展中心，将生态文明用各种工具来建成。我们通过机构建制、专家队伍、理论研究、上书建言等形式促进社会生态文明观的形成与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产业的发展进行引领和示范。在产业促进层面，研究院通过15年的生态肥料研究和产业化，与常规相比可减少使用无机氮磷钾肥料用量的40%，仍能增产并且提高品质生产出健康美味的农产品。如今，研究院技术支持下生产出的生态源肥料已在很多省份施用，成为极受农民和消费者欢迎的生态型肥料。
研究院的专家不是在实验室里搞研究，是以肥料为基础，从源头上进行各种生态种植，在设计入口产品的终端解决方案，使瓜果蔬菜、粮食作物等农产品既有营养又安全。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十八大”虽闭幕仅一月有余，但其提出的建设“生态文明”、构建“美丽中国”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在农业和食品加工业作为第一大产业的中国，要想建设生态文明，就必须选择一个有力的支撑——走生态农业的发展路径。其中，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生态农业经营体系对生态农业甚至整个生态社会的发展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为此，《中关村》特别采访了我国生态学农业专家、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院长、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专家顾问刘宗超。刘院长早在上世纪80年代研究“生态文明”理论至今，主持完成了中国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生态文明与生态伦理的信息增值基础”，先后发表了生态文明与生态产业方面论文近20余篇，科技论文50余篇，并于1997年最早出版了生态文明专著《生态文明观与中国可持续发展走向》，又陆续出版了《生态文明观与全球资源共享》、《生态文明观》；生态农业专著3本。在这些论文与著作中，较为完整地建构了生态文明觀理论体系和生态农业模式。
发展生态农业的紧迫性
《中关村》：目前很多企业宣扬的绿色、有机农业是否就一定是生态农业？
刘宗超：绿色农业侧重无公害，对人体达到无害的程度；有机农业在生产中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肥料、农药等，是生态农业的一种比较极端的形态，它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只是一种干净的生产力，养活的人口很少。而生态农业通过协调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形成生态上与经济上两个良性循环，按照生产、交换、消费、分解、还原、再生的闭合环节，在动态变化中保持平衡。
《中关村》：现阶段，在中国倡导生态农业有哪些紧迫性和必然性？
刘宗超：目前，中国农业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它是一个高氮的农业，造成面源污染，对于全球气候变化、河流污染影响很大。其次，以养猪养鸡的畜牧业，粮食消耗大，对环境的污染也很严重。分解环节的丧失，导致生态循环不顺畅，甚至本应该被分解掉的有机废弃物又被猪、鸡等动物吃掉，或被当作垃圾围城，又反向进入人们的身体、产生有害物质富集，及大地影响了人民的健康和生活环境。再次，食品安全问题很严峻，很多人遭受着各种炎症、癌症和生殖健康等疾病的困扰。德国有项研究显示，化学污染（包括传统化肥、农药、有害食品添加剂）对于人的生育能力有很大影响。总而言之，搞生态农业是一件非常迫切、势在必行的工程，民以食为天，人的文明程度不仅体现在精神和物质层面，还要关注自身的健康和周围的生存环境，否则，就会增加个人的医疗成本，整个社会的福利就会被拉下来，生态文明也无从谈起。
《中关村》：近期，就生态农业发展问题，您有什么新的想法和提案？
刘宗超：我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建议国家用低碳农业改造现代农业。应该扩大草食畜牧业的规模，向荒山荒坡种草要肉，大力发展现代的人工牧草的草本农业，来满足肉类的供应，这样有利于粮食安全。
生态农业对于城市建设、小城镇建设也有很重大的意义。在传统农村社会，尽管从事的不是生态农业，也能持续很多年，因为它的生产消费是在一个小区域里完成的，在分解环节，肥料又循环在生长作物的土地上。而城市化、城镇化以后，农产品被运到千里之外，动物吃了粮食，变成肉运到城里，人们吃肉和粮后的排泄物当作垃圾围城留下了，没有有效的分解利用，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另外，现在的中国人每天在餐饮上浪费的东西可以解决2亿人的温饱，这是一种对生态的犯罪。由于生产过剩、消费超前，处理垃圾回收利用的比例在中国又少得可怜，生态循环在这一环节发生了断裂，整个生态系统变得不平衡。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垃圾猪、地沟油就是消费、分解环节不平衡造成的恶果。
其实，很多垃圾可以作为生态肥料，重新回到生产环节中去，从而让生态农业系统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近期，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利用生活污水和厨余垃圾作为肥料，将细菌在发酵过程中自然转化，提升有机质含量，再将成型的肥料撒到田间地头，种出来的作物产量高又健康。目前，这一成果已经被列入国家科技部“十二五”循环经济与农村生态环境建设重点项目。
相较于自然生产系统的生产、消费、分解三个环节，社会生态系统有六个环节，依次为生产、交换、消费、分解、还原、再生。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就是让这六个环节通量相等，总体平衡。
在国外，农业经济是通过合作社来完成的，这与我们上世纪50、60年代的合作社不同，彼时只强调生产上的合作，而现在的合作社要从六个环节入手，大致分为产前、产中和产后三个大环节。在合作经济下，农业劳动力在产前、产中、产后的比例是7：2：9。产前服务包括种子供给、营养供给、产量规划等；产中包括种植、收割和灌溉服务；产后提供深加工、包装、运输等服务。目前，中国农业劳动力大多数集中于产中环节，产前和产后的服务没有跟上去，必然造成农业的低效率。合作社经济可以将农业生产置于一个系统中，各个环节统筹兼顾，还有利于农业技术的大范围推广，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目前的分散种植（个人、企业）的后果大多会导致农产品结构型紧缺和“谷贱伤农”的后果。
《中关村》：在中国，尤其是全球化挑战、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的当下，发展生态农业的可行性有多大？
刘宗超：现在，很多农村年轻劳动力进城，老弱病残留在农村，造成大片土地荒芜，倘若真有人去租地种，土地租金还不低，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未来谁来种地？搞生态农业的难度也将越来越大。不妨学学法国。很多年轻人去城里工作，将土地租出去，但与农民打交道的不是种粮大户、也不是企业等法人租户，而是政府。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30年不变，但是目前往往农民自愿或被动员以极低的价格将土地租出，一租就是三五十年，这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大隐患。因为单个的种粮户大户或者一个不断变换所有者企业是不可能对一块土地负责三五十年的。最好让政府参与进来，只要农民耕种，这块土地就始终归他所有；一旦他离开土地，从事别的职业，土地就被收回，转租给其他人。从目前情况看，政府应该对荒芜的土地做整合，进行严格管理，并且投入农田建设、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随时监督这块地的耕种情况，有租户走了就要有新的人来填补空白，不管是谁，政府要保证这块地长出来的是庄稼，产出来的是粮食。 生态农业带来的机遇
《中关村》：发展生态农业会带来哪些细分领域的变革？
刘宗超：对于生态农业的推进，在生产资料领域，从事生物农药、抗旱种子、缓释性肥料、小型农业机具、生物防治等细分产业的企业将迎来很大发展空间。同时，围绕食品安全、食品营养领域开展的相关企业如食品检测企业等也将发展成大。1990年前后，农业食品加工业已经上升为美国第一大产业。2010年前后，农业和食品加工业才在中国成为最大的产业。食品加工业在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都是第一大产业，生态农业会极大地促进生态安全食品的发展，食品加工业又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一个指南针。
《中关村》：发展生态农业是否可以建立科技园区，走集群式发展道路？在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上，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刘宗超：生态农业以科技园区的形式走示范的路子是可行的。但是，需要弄清楚示范给谁，如何推广，是否带动了农民增收等问题。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做生态农业园区，但真正做大做强的很少。我认为一个可以试探的模式是，把生态农业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环节联系起来，产业链条上的各类企业组合在一起，建立一个生态农业的科技示范园区。
尤其在科技的前沿阵地，中关村核心区——海淀园，可以把诸多有发展潜力的企业集合在一起，做生态安全高效的生产资料作给产前作保证，做生产机具的给产中环节做配套服务，到了产后环节，让研究食品加工机械、食品安全等企业联合起来做示范。示范的对象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让北京周边甚至全国的合作社来这里学习、开展项目合作。这个园区将会带动北京生态农业的发展，研究成果再拿到各个省做推广。在产学研领域，企业要加强与一些科研院所的合作，组建一批创新技术平台和生态农业产业联盟。例如，让农科院做产前、出技术，农业机械研究院做产中服务，食品营养研究院去开发有益的健康食品类型。在食品检测领域，多发挥中关村电子信息产业的优势，跨界合作，相信会产生不错的成果。
在生态农业发展模式上，我推崇农民合作社经济。如果农民没有走合作社这条路，在产前环节，生产资料一度涨价，产后环节，深加工企业把农产品价格压得很低，就会影响产中环节的稳定性，如果产前和产后联合起来向产中施压，农业生产就会被撕裂，农业生产及食品供应鏈就会崩溃。
《中关村》：发展生态农业需要哪些参与者转变思维？具体到农业产业结构又该如何优化？
刘宗超：政府部门需要转变职能，认真组织好农业合作社，发展生态农业。我国现在试图用大户、大企业来代替农业合作社是不可行的。首先，很多大企业种植势必造成农产品垄断；同时，企业以追求利润为主，农业利润并不高，当企业遇到风险时，将这项业务丢弃，就会影响农业经济的发展。其次，只有通过合作社经济，在农产品深加工环节让农民参与其中，通过农产品的加工增值与销售他们才能切实得到农业带来的实惠。再次，当租地的企业遭遇大的冲击倒闭，就会产生很多失地的农民，农民无其他生活保障，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在我看来，农业是一项事业，而非商业。农业企业可以去研究种子，提高农业科技水平，还可以拓展农产品加工及销售渠道等，而不是一窝蜂去租地、生产农产品，从而导致垄断。现在，中国很多农产品的定价权都在一些农业企业手里，这势必给社会带来很多问题。
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关键是调整畜牧业在整个农业结构中的比例，在整个畜牧业中，要调整草食畜牧业的比例，这才是农业结构调整的重点所在。一个生态型的现代农业结构的比例是什么概念？在整个产业结构中，畜牧业的比例达到65%-70%；在畜牧业中，草食畜牧业要占到60%-70%；在草食畜牧业中，牛的比例要占到65%-70%；在牛业中，奶牛的比例要达到65%-70%。
《中关村》：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成立的初衷和背景是怎样的？这一机构在促进中国生态经济发展的路途中提出了哪些有益的主张？
刘宗超：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的前身是1996年成立的国家社科“九五”规划生态文明课题组，2002年被国家正式批准成为现在的研究院，总部设在北京中关村。研究院集产学研为一体，致力于“生态文明”理论的研究、“生态文明”理念和“生态产业”的推广。在技术研究方面，研究院还专门成立了生态文明科技发展中心，将生态文明用各种工具来建成。我们通过机构建制、专家队伍、理论研究、上书建言等形式促进社会生态文明观的形成与发展，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产业的发展进行引领和示范。在产业促进层面，研究院通过15年的生态肥料研究和产业化，与常规相比可减少使用无机氮磷钾肥料用量的40%，仍能增产并且提高品质生产出健康美味的农产品。如今，研究院技术支持下生产出的生态源肥料已在很多省份施用，成为极受农民和消费者欢迎的生态型肥料。
研究院的专家不是在实验室里搞研究，是以肥料为基础，从源头上进行各种生态种植，在设计入口产品的终端解决方案，使瓜果蔬菜、粮食作物等农产品既有营养又安全。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