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联合国机构发布《2020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报告》，指出2019年全球有近6.9亿人挨饿，比2018年增加了1000万人，5年内增加了近6000万人。到2020年底，约有8300万至1.32亿人因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而挨饿。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忧心忡忡：“我们的食品系统正在失灵！”全球真的面临粮食危机吗？  饥荒，一直是中国社会进程中最具痛感的灾难之一。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中国如何养活十四亿人？真正的粮食危机是什么？逆全球化是否会诱发危机？

“五谷者，万民命”：饥荒记忆史

　　“五谷者，万民命，国之重宝”，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特殊商品，是国民生存和发展的根本。
　　殷商以黍酿酒，贵黍贱稷;周人供奉社稷，以农为本;唐朝人开始学会吃烤饼，宋朝人开始煮面粥（糊糊）蒸包子;古人攻打邻国会挑选粮食成熟时;兵败城下也有可能是因为多种了冬小麦;玉米最初引进中国特别金贵，只用于喂食孩童;明朝时期交趾的薯种严禁外传，曾有守关将士为此投水自杀……
　　从甲骨文中记载的“五谷”雏形到后世所谓的三大主粮，沧海桑田中，餐桌地头上的这些作物兴盛交替，既关系着国之命脉，又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中国从近代以来的100多年间，许多场大饥荒给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记。
　　在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中，“我”和姥娘有这样一段对话：“姥娘，五十年前，大旱，饿死许多人！”“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到底指哪一年？”
　　姥娘生于1900年，她对“1942”这个年份的忘却，不是因为这一年的大饥荒不触目惊心，而是在她经历的日子里，饥饿不是稀奇的事情。1942年至1943年發生在河南的大饥荒造成了300万人死亡、使上千万人沦为灾民。
　　饥荒，一直是中国社会进程中最具痛感的灾难之一。
　　据统计，有记载的饥荒在中国有4800多次。以上世纪为例，较大的饥荒就有十几次：1920-1921年华北四省大饥荒;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1931年长江水灾引发饥荒;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1936-1937年川甘大饥荒;1942年中原大饥荒;1943年广东大饥荒;1946-1947年南方大饥荒……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或许正由于对饥饿的深深记忆，中国一直视粮食安全为头等大事。从“吃不饱”到“吃得好”，中国用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全球20%的人口，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
　　粮食的故事，也一直渗透在社会生活和国人的记忆中。

　　《1981中国经济年鉴》公布的新中国在1949年国民经济主要数据显示：总人口为54167万人，平均寿命为35岁。1949年，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只有86元;人均布只有3.49米;人均糖只有0.37公斤;人均粮食只有209公斤。
　　出生于1929年的作家王愿坚，曾回忆起少年时代：
　　“新麦熟了的时节，家家要蒸一次馒头，就像过大节似的。一次大集，不知从哪里请来一个会炸油条的师傅，他炸的油条能让老人吃了起死回生——有点夸张是吧？
　　但是我仍然记得人们买油条时的疯狂劲儿，说是人踩着人一点都不过分。大家疯了一般扑向飘着油条气味的铁栅栏，那景象让我无法形容。”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遭遇了严重的粮食危机。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很快，各种粮食票证便铺天盖地地进入社会。
　　学者资中筠在《记饿——“大跃进”余波亲历记》中说，1960年她即将生产，家里的老保姆费尽心机，把全家的肉票集中起来，在算准的预产期前夕买了一只猪蹄炖汤。偏偏她晚了十多天生产，那时又没有冰箱，急得老保姆直掉眼泪，只好每天煮开，保证猪蹄汤不变质。等她吃到时就只剩汤了。
　　在父辈的记忆中，票证是与物资极度匮乏的艰难岁月联系在一起的。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编者按语。这句话成了当时喊红大江南北的口号。上海市将一部分富余人口转移至周边苏、皖等地建农场，来减轻城市的粮食供应压力。
　　1978年，小岗村“托孤求生”的18枚鲜红手印记载了“包产到户”的历史时刻。
　　当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农村改革序幕。在1984年的世界粮农组织大会上，时任农业部部长何康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
　　2001年4月9日，《200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认为，中国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生活质量的大幅提高，与世界绝对贫困人口持续增加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中国如何养活14亿人

　　几乎一夜之间，“厉行节约，杜绝浪费”成为了社会焦点。这令还存有饥饿记忆的一代人立即紧张起来。
　　公开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持续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19年超过470公斤，远远高于人均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的标准线。大米、小麦、玉米三大主粮的国内自给率均在98%以上。

未来几年是否会发生粮食危机？

　　从中国粮食增产动态过程——中国如何养活14亿人，我们或许更能够全面深入地认识这一问题。
　　1978年到1990年，中国粮食产量从3.04万吨到4.46万吨，增长率高达46.7%。这一时期的粮食增产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二是现代农业技术的引入，如种子、化肥、农耕机械等。
　　在一篇文章中，作者提到：“1992年，我到县城读高中，听人家讲杂交稻种能够增产两倍，爹一开始不相信，后来在我的劝说下勉强答应育了4包稻种。寨邻看了都说，他家今年是在办怪。”
　　“秋后收割奇迹出现了，那年我家稻子出奇地好，一根种苗竟发出十多根来，在往年的基础上多收了3000多斤。从此爹开始相信科学，带头宣传科技。”
　　进入上世纪90年代粮食总产量稳定增长，但到1996年突破5万吨时，中国粮食产能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个瓶颈。之后几年粮食总产量持续下跌，所幸的是，2003年后粮食持续稳定增产，2019年达到6.63万吨，再创新高。
　　这一轮粮食的稳定增长，主要得益于全球化下的粮食结构优化。
　　关键事件是中国在2001年底加入WTO。当时中国的考虑是基于迫切的現实：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粮食产量基本满足需求，但处于偏紧状态。从1996年开始到入世之前，中国粮食总产量却持续下滑，人口增长率还在1.04%。如此，十多亿人吃饭的压力巨大。所以，中国希望通过国际市场来优化粮食结构和提高粮食产量，通过进口廉价粮食来养活更多人口。
　　入世后，尤其是2006年开始，中国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保持稳定增长。其中，小麦、稻谷和玉米三大主粮的播种面积增幅较大。随着播种面积的增加，小麦、稻谷和玉米的年产量也水涨船高，从而推动中国粮食稳定增产。
　　另一方面，中国减少了大豆、粗粮、糖料及棉花的种植面积或比例，将更多的土地腾出来种植小麦、稻谷和玉米。
　　这种全球化的粮食结构优化完全符合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两优相权取其重，两劣相衡取其轻”，中国种植大豆、大米、玉米、小麦的成本都高于美国，但是大豆最甚。因此，中国向美国进口大豆，国内多种植三大主粮（还有主粮安全考量）。
　　入世以来，中国利用了国际市场资源，有选择地调整了粮食结构，减少了大豆、粗粮等种植，采用进口替代的方式弥补，同时扩大了三大主粮的种植面积，从而形成了今天中国粮食的基本盘。
　　这是中国养活14亿人口的基本盘。
　　这基本盘表面上是粮食高自给率的结果，但其实是建立在全球化粮食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上的。
　　“种子革命”到粗放的农耕：真正的粮食危机是什么？
　　今年受疫情和洪水冲击，中国夏粮产量依然达到2856亿斤，增产24.2亿斤，相较去年同比增长0.9%，创历史新高。
　　然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官方发布消息，截至今年8月5日，主产区小麦累计收购4285.7万吨，同比减少938.3万吨，减少比例超过20%。
　　今年粮食稳定增产，国家储备粮收购为何又大幅度减少？
　　真正的粮食危机是什么？
　　入世后，中国利用全球化资源优化了国内粮食结构，提高了粮食产量。这里的全球化资源包括商品资源，还包括关键的农业技术资源。
　　种子技术革命，是现代农业增产的根本动力之一。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种子出口国和技术强国。美国孟山都、杜邦和先正达三巨头控制了全球三分之一的种子销售。
　　中国是全球种子进口大国。种子进口国高度集中在美国、荷兰和日本三个国家，其中对美国的进口依赖度是最高的。
　　在全球前十名国家种子进口贸易总额中，中国在2000-2010年间的进口占比遥遥领先。比如，美国黄沙大豆是1990年审定的高产品种，在美国亩产高达千斤以上。次年，引入中国，亩产也接近千斤。不过，中国的种植成本比美国高不少。这是为什么？
　　除了种子外，农业机械、农药化肥及现代化大农场管理也是现代农业革命的关键。
　　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农场开始大规模引入联合收割机，粮食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美国约翰·迪尔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机械制造商。它与凯斯纽荷兰、爱科集团和日本的久保田占据了世界农业机械市场的半壁江山。最近20年，中国大面积普及农业机械。近些年，岭南丘陵一带都引入了小型联合收割机。
　　引用彭博社专题文章《耕耘世界—中国在全球布局以防粮食危机》中的数据：中国每公顷农田的化肥施用量接近600千克，远超世界平均线，是美国、印度、巴西、法国的两到三倍。另外一个数据显示，中国农药施用量也是欧美国家的一到六倍。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户均耕地面积小，规模经济不足;二是国产化肥、农药技术偏低。
　　这说明中国农耕还处于粗放状态，技术含量、经济效率和规模经济偏低。
　　浙大谷保静团队调研全国范围内逾2万农户发现，在“打工”与“种地”之间，存在一种预期收入的竞争关系。研究量化分析认为，18亩是一个临界点。耕作面积超过18亩后，农民才觉得专心农业劳动比进城打工更为赚钱。但是，中国的户均面积远低于这个规模。
　　客观上，农业是天然的“计划经济”，受限于气候、土壤及季节周期。农业的土地、农民无法在全球化市场中流转，也影响了农业效率。农民倾向于从农业流转到经济效率更高的工业领域赚取更多收入。
　　如果经济资源是自由流动的，农业与工业之间形成一种竞争动态平衡，农业的效率限制逐步会被农业技术进步解放。正如今天的美国，84%农产品由大型家庭农场提供，大型农场带动了农耕机械工业发展。美国农业飞行员一年的收入不低于商飞飞行员。
　　但是，如果主观因素，如市场壁垒、土地制度、粮食收购等，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那么农民、人才、资金、土地则长期从农业流向工业领域。 　　这是中国粮食安全的长远隐忧。
　　结合以上短期隐患和长期隐患，我们可以看出，粮食安全并不能简单地看自给率。

博弈：粮食安全与全球化

　　根据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数据，2019年全球谷物供给量26.19亿吨，超过全球谷物26亿吨的需求量，2015年以来，谷物产量持续超过需求量。
　　从全球范围来看，粮食作物供大于求。当前，全球累计库存谷物8.17亿吨，创千禧年来的新高。在全球完全无产量的情况下，全球各类的粮食储备仍能满足五六个月的需求。
　　但是，当前粮食安全的真正威胁是逆全球化及全球供应系统受阻。
　　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九岁时亲身经历了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他指出，在许多饥荒的实例中，食物的供應能力实际上并未显著减少。导致大规模饥荒的原因是社会和经济因素，如工资降低、失业、食物价格昂贵、食物分配系统崩溃等，这些因素造成了社会中某些群体的人们陷于饥饿。
　　放在逆全球化大背景下考虑，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硬脱钩可能加剧恶化粮食资源的全球化供应及配置。
　　首先，各主要国家粮食的自给均依赖于全球化市场。虽然全球各国粮食的平均自给率超过八成，但这是全球化优化资源配置的结果。
　　根据苏宁金融研究院的研究数据：
　　美国、加拿大、俄罗斯、阿根廷和欧美是全球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其中，美国是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出口总量超过1亿吨，约占全球总出口量的四分之一，品种以大豆和玉米为主。中国是第一大粮食进口国，进口品种以大豆为主，进口量占全球大豆总产量的27.5%。
　　中国大量进口廉价大豆，腾出更多空地种植小麦和稻谷。日韩大量进口欧洲、美洲的小麦和玉米，更多的资源生产稻谷和发展高科技农业。
　　目前，已经有部分国家开始阻止、中断粮食全球化供应。比如全球第二大粮食出口国俄罗斯在今年4月份宣布停止向除了欧盟以外的国家出口小麦、大麦、玉米、混合麦等各种谷物。
　　虽然，大米、小麦、玉米三大主粮的自给率高，但一旦大豆进口出问题，要满足超过1亿吨的年需求量，将消耗大量的耕地，进而冲击主粮供应。
　　值得注意的是，粮食供应具有很大的乘数效应。大豆单品进口额大幅减少，在豆制品和肉类市场的反应会放大，进而扩大了主粮及整体物价水平。这主要是由市场预期造成的。粮食安全问题极其容易引发经济风险，物价腾贵，通货膨胀。
　　原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曾表示，粮食安全包括数量安全与结构安全。中国粮食进口超过10%将对全球市场构成巨大冲击，主粮进口1%作为调剂可以，5%对世界的影响就会很大。
　　比如，今年夏粮虽然增产，但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收购小麦却大幅减少。主要原因是农户及粮商预期粮价上涨而“惜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为避免粮价波动而减少收购。
　　最后回到农业技术上。全球化粮食供应根本上是由技术支持的，如果农业技术输出受阻，种子进口困难，全球粮食减产将立竿见影。
　　近30年，我国耕地不断减少，1996年我国的耕地面积是19.51亿亩，2006年降至18.27亿亩，此后多年在接近18亿亩红线的位置徘徊。因此，必须始终对粮食安全抱有危机意识。
　　所谓有备无患，粮食安全人命关天。所谓开源节流，开源以技术为本，节流以严控“喝茅台”为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