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屏有王小丫者，玉手一挥云：“请听题，权大还是法大？”坐中嘉宾始则瞠目，继之做醍醐灌顶状；此景与《贞观政要》戴胄与唐太宗类同，为长孙无忌带刀入东上阁事，亦大手一挥，实贞观版“权大还是法大”也！
　　当然，戴胄不可能跟王小丫一样，手一挥，就让唐太宗冰释疑窦。但是，戴胄维护法律尊严，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胆识，确实让人肃然起敬。故事发生在贞观元年，戴胄任大理寺少卿。唐太宗深知“大理之职，人命所悬，当须妙选正人”，选谁呢？在他看来“用心存法，无过如戴胄者”。可见，戴胄在唐太宗心中的分量。
　　按一般人的理解，能得到唐太宗的青睐，戴胄一定特别会来事，事实恰好相反。《贞观政要》载：“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门。出阁门后，监门校尉始觉。”对此，出现权大还是法大的角力。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刀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大理少卿戴胄持不同意见：“校尉不觉，无忌带刀入内，同为误耳。”无忌罚铜，校尉却死，这样的结果，显然是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的“权力”遮蔽了法律的界限。
　　问题的关键，是唐太宗认可封德彝的建议。也就是说，如果推翻封德彝的建议，也就等于变相地否定了唐太宗本人。在其时一切决于上的语境下，戴胄不会有第二种选择。然而，戴胄不畏权势，据理力争，说长孙无忌之罚铜事，按律“‘供御汤药、钦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理”；同样道理，“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过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最终，唐太宗听取了戴胄建议，免校尉一死。
　　法律的要义，在讲求公平正义。历史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境界，往往与现实有一定距离。就因为长孙无忌官居吏部尚书，又是唐太宗的大舅哥，所以就以罚铜代替法律，监门校尉身处底层，就得“罪当死”？显然，在法律面前，没做到公平公正，权力明显大于法律。可见，执法者能否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才是解决问题的瓶颈。
　　作为执法者，戴胄绝对心无挂碍。要做到不论皇亲国戚皆一把尺子量到底，就算唐太宗本人，也有难度。《旧唐书》载，贞观之初，“朝廷盛开选举”，就是选拔一批德才兼备干部。一些人趁機对自己的做官资历造假，唐太宗下令这些人自首。否则，查出来要判处死刑。恰好，时任徐州司户参军柳雄，伪造在隋做官资历被查，唐太宗要杀一儆百，要求大理寺卿戴胄，从严从速办理此案。
　　然而，大理寺少卿戴胄，却依法判处柳雄流放，而不按唐太宗的指示执行死刑。违背圣意的结果，无非就是死路一条。唐太宗质问戴胄：“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卖狱乎？”置皇帝于不义，等于自己活腻歪了找死！此处，戴胄的回答，已非一般意义上的君臣之辩，乃权大还是法大之论。
　　戴胄认为，陛下把罪犯交大理寺，就必须依法办案。“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若杀柳雄，岂不是“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存大信也”。执法者“若顺忿违信”，岂不等于承认“权大于法”？置陛下于不义！聪明如唐太宗者，马上矫正“权大于法”，承认“法有所失，公能正之”。
　　然而，贞观版“权大还是法大”，以“胄前犯颜执法多此类。所论刑狱，皆事无冤滥”作结；现实版“权大还是法大”，亦不能仅止于王小丫之玉手挥于荧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