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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阿莹散文 为文之道 文化寻脉 古物长生 秦风物事
就陕西而言，阿莹的散文创作成绩斐然，其题材之多样，视野之宽广，见识之深邃，尤其是文化散文的写作成就远甚于其他作家，其散文创作兼具小说家的叙事笔法、文学家的细腻情感和史学家的学识见识。2016年集结出版的《大秦之道》集中展现了阿莹近年来在探访古迹、文化寻根过程中所倾注的诸多心力。这一文集立足陕西文化的历史脉络，阐发了阿莹关于历史文化古迹和秦风物事的自我体察与文化检省，文化之道和生命哲思互为表里，多有他人所未发的独卓之见和迥异视角，全面探察了陕西历史文化的多维面向，呈现了阿莹对自身文化责任的担当。
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中国古代文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创作经验。彼时，文人们奉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写作经验，重视从山河游历的人生经验中萃取文学的力量，差别只在于心态的主动或被动、境界之高下与情感之悲喜的不同。千载文脉中留下的这些文人们或高昂或诗意的游历记忆和文学表达，确证了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之间密切关联。
无疑，山河游走的人生经验成就了千古文人们的文学辉煌。“马上行思句，舟中卧看山”始有“何往不自得，浩歌天地问”（许有壬《横浦登舟》）的人生抒怀。游历使得作家有机会走向真实的生活，拓展自身生命经验的眼界和心胸，激发文学创作的自觉。亲历亲闻才会有现场的真实感和鲜活感，于天地问行走的人生经验实为文学表达的根本性经验，缺乏实地经验的文学抒怀难免会陷入虚妄的文学想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不少作家都蜷缩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里，渐趋疏远了与生活的内在联系，只能通过手机和网络在虚拟的空间中激扬文字，几近失去了亲历山河和走进现实的可能。在文学已经“普遍进入到了一个书斋写作和纸上写作的时代”，文学的危险在于作家们丧失了感知生活和表现生活的第一手鲜活经验。文学的力量来自生活，源自现实，而不是书斋里的想象。作家需要在不断变化的生活中丰富自己对生活的鲜活感受，更需要在生活中重建文学的力量。“为了使构思成熟，作家决不能脱离生活而孤芳自赏。相反地，不断地接触现实，构思便会开花，吸取泥土的浆汁而丰硕。”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提出的忠告，于当下的文学创作而言尤为必要。
而对阿莹来说，其文学创作立足陕西本土，植根于现实，着眼于古今之互鉴，并没有出现文学与生活远离和断裂的现象。在《大秦之道》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阿莹在陕西大地上行走的身影，对三秦风物的温情触摸。一如李敬泽先生所言，阿莹“对中国文学在这三十多年问的种种潮流、风尚似乎不甚在意。即以他后来专注的散文为例，他写乡土，写亲情，写历史文化，写艺术和人生，放在同类题材的书写谱系中，都有一种大道朝天，我自独行之感。他的写作没有‘为赋新词’的纠结，没有寻常文人或知识分子的强装和弄险，而是脚下一条路，坦然走过去。读他的文章，你不会惊艳和称奇，你会触动、感动，感到沉静、沉着。”文学于阿莹而言，不是矫饰和标榜的为文之道，而是发自肺腑的真诚热爱，是生活的自然表达，是人生经历的吟咏。他在文学中生活，在生活中活出文学的情怀和诗意，他“以文学的方式与自我相处、与世界相对”，以同情之理解来切人陕西的风土人情之淳朴，在历史的细节中触摸历史之真实，在温情的叙述中展现文化之肌理，始终对传统心存敬畏和温情礼敬。
在当代散文的文学谱系中，虽有过巴金《随想录》讲真话的真诚反思、史铁生《我与地坛》的生死哲思、汪曾祺疏淡含蓄的清雅风趣、韩少功直面时代的灵魂拷问等不少令人仰止的散文佳作。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消费文化和网络与智能手机的双重夹击下，包括散文在内的文学的影响力逐渐呈现式微之势，读者的兴趣转向网络和图像，作家们也心向旁骛，难以在消费浮泛中保持心斋之平静。即使纵情于散文创作的作家们也只是立足于个体经验的情感表达和自我观念的情怀抒发，谈不上格局和气象，难见行走于大地上的散文佳作。正是鉴于此种散文创作的窘境，有学者呼唤散文创作要在时代的变化中寻求自我革新的可能，“由于时代的变化和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散文确实也有步履蹒跚、积重难返的不足，也确实需要改革创新”。
于文化散文的写作而言，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文化散文曾一度风行，产生了极大的文化效应，不少作家纷纷效仿，与此同时却催生了不少文采绚丽而言之无物、甚至是“掉书袋”式史料堆积而思想苍白的平庸之作，出现了“模仿者往往多于创新者，观念陈旧者往往多于观念创新者，知识堆积者往往代替思想智慧的提升者，被历史遮蔽者往往多于穿透历史者”的跟风和混杂现象。跟风之作远没有达到董桥先生所言“学”“识”“情”合一的要求：“散文须学，须识，须情，合之乃得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谓‘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文类跟风背后凸显的是文化散文自我更新的艰难，“历史文化散文的困境，不在于作家们缺乏历史知识，而在于他们缺乏史识，缺乏深邃的精神识见”。而阿莹的散文写作并未亦步亦趋，不以文辞的华美和学识的渊博来博读者眼球，亦不沿袭模式化的“宏大叙事”，不言旧识，而是以久历沙场的独卓见识和游历中外的通观视野来关照历史与文化，其行文背后有生命的浸润和思想的光辉，历史的叙述有可以触摸的日常细节作辅助。走笔陕西，历史纤毫不动声色地出现在阿莹的笔下，温润而有力，实具熔铸顾炎武“采铜于山”的材料功夫和元好问“眼处心生”的識巨慧眼于一体的心力和能力。
阿莹并非专职文学写作的作家，他以自己毫无矫饰的文学方式来抒写生活，来触摸历史，探究文化，故而行文一如其人，谦和沉稳，似水清涧。其对细节观察的精致，源自于其见识的精深和语言的精致。《大秦之道》用绵密的精致叙述和精深见识展现了一个文学家对三秦文化的回溯，回溯了三秦文化形成之时的原初历史语境，找寻三秦文化影响后世的文化基因，呈现陕西历史文脉的核心要素。从阿莹的从容笔触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他对陕西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由衷热爱，更能感知到一个文学家对祖国历史的深刻自省。在对民族文化的理解问题上，自省与反思的思想自觉远比语言的简单赞叹重要，阿莹文化散文的思想价值即在于此。对其个人而言，《大秦之道》突破了阿莹早期散文个人化和家庭化的儿女私情和中期欧陆游历异域反思的情感立场，是立足本土、走向历史深处的文化钩沉之作，其文笔更洗练、视野更宽广，见识也更深邃，是一部低调且散发古幽的蕴秀之作。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在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的诗句里，生民之艰辛，国家之兴旺，是嘶哑的叹息与失意。而在阿莹笔下则是幽谷温润，意笔从容，眼中满是山河之伟岸、民情之素朴，国家的兴盛发展乃是其文笔雅润之底气。
于阿莹而言，文化不是抽象的精神命题，发掘鲜活可见的生动文物和历史古迹背后的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是其文化散文创作的基本追求。而履践古迹，体察古人之过往，需要同情之理解。人史寻根，于浩瀚史料中掘发可信之细节，需要耐心，更需要甄别之功力。阿莹笔下可信史实与文学想象之间的融汇没有生硬之感。《好古之吏》中再现了一位清代重视文化胜迹、亲力亲为的文化官员形象。毕沅在任陕西巡抚期间，利用视察民情的机会，白天勘察，晚上提笔，对三秦大地上的名山大川、古寺道观、历史遗存做了详细描绘。宫阙、苑囿、寺观、祠宇、郊邑、第宅，几无遗漏。其编撰的《关中胜迹图志》对陕西文物的详细考证和统计，为后世追寻陕西历史文化留下了宝贵的典籍记载，而其斥资对西安城墙、西岳庙等重要文物的修缮和保护更是为陕西历史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阿莹的记述中，甚至可以了解到传世杰作《清明上河图》也是在毕沅的手里得到了妥善保存。毕沅慧眼识巨，眼力过人，真可谓一位学养深厚的文化官吏。
毕沅曾上奏乾隆：“陕省自周而后，秦汉隋唐，代建国都，是以胜迹名踪，甲于他省。臣本庸才，仰承恩命，简任封沂，计今六载于兹。其问名山大泽，每因公务，车尘马迹，大半经行。至于故宫旧苑，废刹遗墟，率多湮没。臣不揣固陋，辙迹经由，于邮亭侯馆中，咨询抄录。”于阿莹而言，其对陕西文物古迹之履践、文化之钩沉，又何尝不是如此。《关中书院之声》《横渠之学》对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关学精神的心仪，在阿莹笔下，张载进退之间都是兼济天下的公心和执拗，“体现了理想的追求，又包含内在的使命意识”，毫无独善其身的退避，这种“往圣之学体现了文化的精神命脉”，其对生民和家国的拳拳之心，令人生敬。张载和毕沅既是阿莹心仪的文化偶像，更是中华文明和儒家文化的生动诠释者。
文化是民族兴盛的精神积聚力，自周朝起，陕西就一直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在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陕西文化承续周秦汉唐的千年文脉，构筑并主导了中华文明精神谱系的发展。勾勒这一文明谱系的内在肌理乃是阿莹文化散文写作的精神动力，激励着阿莹对遍布陕西的文化古迹和人文盛景展开深入探察。阿莹对毕沅的倾心礼遇，对张载的无上赞誉，对三秦大地上石鼓山、乐游原、石峁城、黄帝陵、玉华宫等陕西著名文化景点的一再观瞻，对张骞、上官婉儿、孙思邈、柳公权等和陕西有着万千关联的历史人物的事迹重述，不仅是其对文化的热情和兴趣所驱，更暗含了阿莹用文学的方式试图对三秦大地和陕西风物进行全面勾勒的文化雄心。
在《黄帝之陵》中，面对满山翠柏的黄帝陵，阿莹心怀肃穆，写下关于黄帝“手植柏”和“挂甲柏”的诸多掌故，言述毛泽东和蒋介石曾经写过鲜为人知的黄帝祭文碑，历数炎帝、黄帝的功业伟绩。回想汉武大帝北巡朔方后率兵十八万行经帝陵，仰望桥山，心潮澎湃，建起高达五十米的“祈仙台”，再现了武帝声势浩大的祭陵盛典。回溯千百年历代帝王名流的祭拜过往，找寻中华文明的源流与发展，用历史事实驳斥了某些著名学者“历代对黄帝对先祖是‘拜庙不拜陵’”的不实论调。
此外，对陕西文化源头的探寻和确证亦是阿莹文化散文力图呈现的一个方面。在《石峁城之古》一文中阿莹将眼光投向了盛产矿藏的陕北神木县，从20世纪30年代的古玉收藏起文，进而引向近年进行了全面考古发掘的史前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峁文化遗址。令阿莹惊奇的是，早在四千三百年前，石峁古城的设计就已经具备了后世皇城的全部要素，有层次分明的内外城郭，还有应对外敌的防御城门、城墩、瓮城和马面，甚至城墙残砖里还有提高墙体强度的“红木”镶嵌，以及色彩纷呈的原始壁画留存。此后，华夏文明勤于实践、勇于创新的人文精神得以逐渐形成。
历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展现历史风云诡谲的面向亦是阿莹下笔时的一个基本考量。陕西文化的发展同样历经曲折，虽有横扫六国的辉煌秦朝，留下盛极一时的地宫秦俑（《地宫艺术之光》），也有北方匈奴的屡次入侵。《统领万邦之城》即对辉煌一时的白城子、统万城进行了详细描述，展现了匈奴曾经的辉煌历史。
文化散文的写作不能止步于作者文化情怀的玩味，更应“看重文化背后的灵魂”。不同于大多数散文家对历史遗存和古迹与器物的细节描述，阿莹更看重深隐于历史遗存背后亲历者的经历和故事，认为亲历者的履历更能体现文化的魂魄，而试图重绘文化的历史肉身。而非那种“把本应作为背景的史料当作文章的主体，见不到心灵的展示”的散文写作，史料的堆砌只会淹没作家的自我和性情，真正的文化散文应该融史料于作家历史和生命的自我体认和独特思考中。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言，“历史本来就是过去的人生，古人经历的喜怒哀乐，遇合离散，成败兴亡，在我们有限的一生中，又何尝不是时时发生！”阿莹从人生的诸相中寻求理解历史的经验，亦从历史的史实中体味中华文化的精髓。在2018年的《大雁之塔》《碑林之石》中，阿莹细数玄奘法师重要的人生履历和文化功绩，感叹玄奘死后其舍利四处飘零的历史命运，指出大雁塔的塔刹之名反映了玄奘一生隐秘的追求和西域取經的动力所在就在于，期盼佛门各派百宗归一。在碑林石碑的观瞻中，阿莹聚焦于碑林博物馆中的《石台孝经》《开成石经》《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等瑰丽国宝，让读者了解到唐玄宗不仅考证过《道德经》的谬误，还亲手手书《孝经》，其从容老辣、风华雍容的“开元体”远比宋徽宗的“瘦金体”更具帝王气象，从唐玄宗对孝道的重视这一史实出发，阿莹感慨道，“我以为尊崇孝悌，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缘由，国运有道，朝代创新，但人们对孝道的尊崇始终不减”，在家和国兴的意义上，“《石台孝经》乃是中华民族的精髓”。《开成石经》所刻十二经一百六十卷六十五万字，几乎收入了古代全部的经典著述，中华经典以石传承，千载不断，在阿莹看来，“《开成石经》维系着中华民族的良心矣！”从个体的生命体验出发，来切人和触摸历史事件的幽微与人物的体温，展现了过往历史的当代回响与个体涟漪，使得历史不再是史籍中干巴巴的文字记载，拥有了激发个体精神共鸣的互文性肉身。 在阿莹看来，文化是具体的人和物的历史关联，必定是可感和可触摸的，只有抓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灵表现，才能展现历史的幽微与真实。因此，阿莹笔下对三秦文化历史脉络的呈现，不是浮光掠影式的现象罗列，而是选取了能够体现时代特点和历史生命的事件、人物和器物进行了基于史实真实和文学想象的历史复原，每一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都经过了阿莹的心灵浸润。如秦朝的兵器和铜器技术创新（《地宫艺术之光》《箭镞之锐》），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掘和东西文化的交流（《城郭之祭》《汉中之雄》），唐代的俨然气象和艺术之盛（《苍凉之景》《柳公权之墨》），宋代的辞赋之美和理学之辨（《东湖之畔》《横渠之学》），宋金时期的疆界对峙和贸易互通（《棣花镇之谜》），佛界舍利子、隋代法王塔、《长恨歌》的写作之地、经苏轼鉴证过的吴道子画碑（《仙游寺之宝》）等陕西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蓝缕曲折、精微宏盛都在《大秦之道》中得到了细致描绘和新的发现与解读。《三秦之游》中曲江新貌、古道新路、陕北的绿和陕南的夜则展现了当代陕西的今日新变。这种文化勾勒虽然不够系统，亦缺乏学理的深人性，但却能极大地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审美共通感，引发读者重回历史现场的生命冲动。在过往的文化遗址之中、历史与现实之间，阿莹融古烁今，纵笔千年，意在究古今之变，察三秦文化的内在肌理，探寻文化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实现其对陕西历史与文化的全面勾勒和个人纵观。
人的生命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老去，世间万事亦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成为历史。过尽千帆终为物，解读沉淀在文物中的历史信息，需要考古的知识，更需要岁月积淀的世道和见识。在《大秦之道》中，阿莹钟情于往昔之物的鉴赏和考究，沉溺于历史背后的生命和故事，其对文物细节的细部摩究，总能发现常人和专家所忽略的地方，呈现出其背后隐匿已久的历史与生命，使得这些远古之物重获再生之活力。
《大秦之道》对瓷器、陶器、乐器、兵器等器物的涉猎之广，不仅展现了陕西文物的广博，亦折射出阿莹文史知识的深厚底蕴。与大众对陕西大国重器的瞩目不同，阿莹的眼光聚焦于不太知名的酒器、陶管之类的日常之物，秉承百姓日用即道的日用伦理思想，关注文化最日常也最是基本的力量之源。而触知这些幽古之物文化生命的过程，往往是感受和体味陕西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一次精神之旅。《磁州之碗》展示了磁州窑的久远历史和瓷器特点，一个色彩暗棕、棱线明显、笔触隆起的碗碟，在朋友看来不像是历经岁月的瓷器，对磁州窑谙熟于心的阿莹颇为自信地道出，这种大路货本就是磁州宋金民窑的基本特点。被店主冷落在角落的一只残损瓷碗，却能被作者慧眼识别，碗面绘制的太白醉酒图栩栩如生，线条飘逸自然，笔法洗练，确属南宋绘画手笔。若非有《红楼梦》中所谓“格物致知之功，参玄悟道之力”的鉴赏功夫，这枚艺术精品可能会被店主长久地忽视和遗落。在《陶管之遗》中，被汉武帝村民们扔放在猪圈旁边的圆柱形管筒，竟然是汉代甘泉宫曾经用来排水的下水管，村民不晓就理，随意扔放，管形粗大，质朴无华，作者能看到隐现其中的古代建筑史信息，想象出其古朴典雅的艺术韵动。在阿莹笔下，器物的日常之中具有邂逅艺术之美的文学可能。
历史的器物之中，有往昔的回响，也有时代的观念。展现器物中的此种回响和观念需要长久的知识积淀，更需要穿越过往的天才想象。在《瓦当之图》中，阿莹从存世较多的云纹瓦当中解读出令文物专家击节叫好的个人化理解。他认为汉代云纹瓦当的流行乃是董仲舒独尊儒术、神话王权、尊卑割裂的结果，“使得皇族与黎民拉开了距离，笼罩上了虚无而又神秘的色彩，那统率王土的皇帝便被退到了浩浩渺渺的云端，成了主宰万物的天神化身。”于是依附在建筑椽头的云纹瓦当便应运而生了。从瓦当云纹的艺术细节上升到汉代主要思想特征的准确把握，通过日常器物连通了艺术与时代，既需要艺术史的深厚积累，又需有思想史的长期熏染，才能有此形而下之“器”考和形而上之“道”思的融汇，其独特视角的背后不只是发现、欣赏美的眼光，更有一种思辨的哲学色彩。
从方法论的层面来看，阿莹的文化散文写作集艺术史、考古学、军事学等跨学科视角和田野考查的实地勘察于一体，更具包容性，进而突破了文化散文写作的文学局限。在《箭镞之锐》中，阿莹对箭镞的理解就没有停留在简单的观赏层面，不仅主动去咨询文化专家和秦俑馆馆长，更是带着研究的旨趣来深入思考，仔细比对秦箭和燕箭的形制，从空气动力学的角度进而精当地指出，秦国之所以能够横扫六国，就在于秦国的三棱箭头“速度快前冲性好，一跃空中勇往直前，血槽和倒钩更让人胆寒，扎向敌人的任何部位都是极具杀伤力的。”而燕形箭头虽然形制优雅，易于模范，但在战场上却容易飘忽，冲击力和准确力差。后来有人告诉阿莹，出土文物中的秦剑要比楚剑长几公分，印证了阿莹令人击节的判断，即：装备差异是六国战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匠心独具，判断准确，艺术地再现了冷兵器时代“旌旗在望，鼓角相闻”的长平之战，最大程度还原了历史之本相，在不起眼的文物中找到了秦国横扫天下的秘密。这一判断在德国学者雷德侯的《万物》一书中可以得到印证，“秦国的成功有很多因素……金属冶炼技术对生产武器同样重要，正是利用这些武器秦人得以灭掉他们的邻国。兵士俑手中的弩弓和其他致命武器显示秦国在这方面是如何的成功。”这些独到的见识发前人之所未发，是在旅游手册和相关研究资料里所看不到的真知灼見，是阿莹在长期文化实践中勤于思考的文物创见。
对文物的过分热爱难免会被文化的光芒所灼伤，不即如此，也会因过于自信的文化深爱而陷入盲目的主观判断。对此，阿莹也并不讳言。在《古埙之律》中阿莹记述到20世纪80年代曾在友人那里讨要了一只五千年前的陶埙，被音乐人识别为西周之前独有的五孔土埙之后，回家之后竟仔仔细细地把那只陶埙洗得干干净净，洗掉了五千年的文化堆积和历史信息。“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文心雕龙·知音》）刘勰的这一论断于文物鉴赏而言同样适用，文物的鉴赏功夫需要在不断的实践验证中养成。阿莹文化散文的不足也恰恰在于文学叙述和文学想象的再现盛于文史知识的考证功夫。但这一不足并没有被阿莹当作“小概率事件”而予以轻易忽略和放过，反而警醒了阿莹回望历史需要以研究者的态度来谨慎对待。此后，阿莹的每一次写作，都要花大量的时间进行先期史料搜集、翻阅和深入研究之后，才敢动笔。 从物的角度而言，文物古玩之类的物质性实物，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物质存在，而是渗透着人类自身思想和生活方式等丰富的物质想象。一如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所言，“从‘理论的’的观点来看，人类参与者将物进行编码，加入意义，但从‘方法论’的观点看，是运动中的物阐明了其社会的和人类的处境。”对阿莹来说，他对酒器、箭镞、陶俑、绳纹、节约等器物的理解，并没有局限于器型、线条之类的形式分析和文物鉴赏，亦未陷溺于“在已经建成的世界里玩赏”的消费者立场，而是通观历史，人乎其中，在历史的际遇和处境中再现器物之变迁、人事之兴衰，试图看清器物外形之下的深层内核，展现古物遗存背后闪闪发光的历史生命，每每有自己全新的发现和深邃见识，展现了其对历史的深厚兴趣和对文化的热爱和真挚。关于这一点，李敬泽的评价恰如其分，“阿莹先生博闻强记，于乡邦文献多所留意，又曾管过文物、旅游，纵三千年、横八百里，披襟当风，指点今古，这书里有的不仅是知识，更有见识，知识容易见识难，因为这见识断不能靠抄书得来。”
尊古而不泥古，鉴赏而不流于形。阿莹的鉴赏散文恰恰是在历史的视野中来赏鉴三秦文化的千年之物，是在庄子“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外篇·山木第二十》）的意义上，游心于物而不为物所束。每个物件都有自己的生命，而其中的生命则隐匿于冰冷的物质外壳之下。只有通过对“古物”的长年关注，才能练就发现器物精髓的眼光。阿莹的文字力量就在于，他以一种温情的目光抚摸着这些历经千年的物件，用文学的方式娓娓道出那些参与其问的人事与历史，散发启迪智慧的思想光辉，饱含理解之同情。其文学言述的方式不是正襟危坐的高谈阔论，亦不是一板一眼的学究考证，而是行走千里、丘壑在胸的文心坦言。正是感于对阿莹散文对古物风情的细微描摹和深入阐发，作家红柯称阿莹为“长安风物的歌者”。
三秦文化的精髓何在？这是阿莹在《大秦之道》一书中虽未言明但却努力思考和试图回答的根本问题。
从陕西文物和器物人手，是理解陕西民众宇宙观和文化观的一条可靠途径。但时隔千年，沧海桑田，面对已经出土的单个器物和已然面目全非的历史景观，大多数人无法清晰辨识萦绕其问的文化信息，更无从知晓故去历史与人物的繁华与陨落。《大秦之道》一书注重秦俗民风和器物掌故方面的文化展现，更看重器物变迁中所折射出来的价值观念和思想风尚。在《法门寺之佛》一文中，阿莹直陈秦地民风之淳朴和深明大义。明嘉靖关中大地震之后，万良和杨禹臣召集族人集资重修法门寺宝塔，刚刚经历大难之后的关中百姓并不富裕，却能捐出斗米块砖重葺佛塔，面对价值连城的地宫宝物没有任何的邪念和盗取之举，而能守口如瓶，并在修葺碑文中故意“遗漏”了地宫存在的事实。20世纪30年代，朱子桥在率兵保家护国的同时，专门派一个连的士兵来修缮法门寺，发现法门寺地宫入口后，立即封存地宫，并向外放出“谎言”，法门寺塔下游动着一层咬人的青蛇，以此来吓退可能来盗取的不法恶徒。而60年代，为防止革命小将以破“四旧”之名挖掘地宫，主持良卿法师竞用煤油浇身，火烧自己，用生命捍卫了国家寶藏和佛界尊严。这种不看重物质财富、不取不义之财的财富观和义利观恰恰是秦地长久以来淳厚君子人格自然熏陶的结果。于秦地百姓而言，正义是需要细心呵护的世道伦理，不贪不义之财则是老百姓守持的人性底线，他们奉行的是千年以来“行道有福”（《左传·僖公十三年》）的朴素观念。
“诸佛子等，谁能护法，当发大愿，令得久住。”《妙法莲华经》的这句经文将护法的大任寄托在佛门信徒身上。而在阿莹看来，真佛在人，而非佛门与佛经。法门寺历经千年风雨，凋敝到一塔一院，荒凉到几无僧侣，而地宫依然能安然无恙，“归根结底是这里的百姓护宝之心古已风行”，是百姓几近天真的“遗漏”和“谎言”。法门寺今天的辉煌，也恰恰是由于世代劳作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这个“真佛”在护佑，“正是他们守护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人民，不仅是文物的守护者，更是民族精神和中华文化传承的自觉承担者，这种民族精神即是张岱年先生所概括总结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中华文化精神。
秦地之上，朴素的护宝民风不绝如缕。在新近发表的《碑林之石》中，阿莹亦记述了人民护宝爱国的拳拳之心，历史上碑林曾多次沦为兵营，但《开成石经》并没有像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那样遭到破坏的不幸命运，驻扎于此的兵士们虽拥刀枪坐卧于碑林之间，但碑林之石却未有一处刀枪磕碰的痕迹，在阿莹看来，碑林里老祖宗留下的这些圣物的谨慎，恰恰是我们民族立于不败的睿智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清末光绪年问没有被荷兰人用打造的仿碑偷运盗走的原因也是“西安百姓护宝之心使然”。这种护宝的意识和自觉乃是流淌在秦地民族性格之中的文化血脉，也是民族文化绵延不绝的基本依凭。
对待佛家圣土如此，百姓面对攸关土地收成的祭台更是如此。一如牟复礼所言，“在中国人的观念构架中，农耕社稷具有至高的价值”，在农业文明国家体系和天人观念中，上天掌管决定一切，自周以来“敬天保民”的思想就成为后世帝王一以贯之的国家意志。“对天的祭祀，是一种原始崇拜，在中国开始得很早，从夏商起，就有所谓‘名堂’、‘世室’、‘重屋’、‘辟雍’之称，都与祭祀天帝有关。”在《天坛之土》中，敬天法祖的祭祀之地“唐代圜丘”之所以能够保存完整，在于长安百姓对天坛心存敬畏，通过人力用一筐又一筐的黄土将天坛淹埋起来。与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惯常解释不同，阿莹看中的不是中国历史上天人关系的解读，而是真正成就这一文化传承的人民大众，“天坛的重现是得益于人民的创造。正是长安百姓那个天才的壮举，方使得一朝圣迹能够历经千年而风采依旧，正好见证一个民族复兴的不朽梦想。”
土地塑造民族性格，亦成就历史人物之人生伟业。《司马道上》中风追司马的历代史迹，《汉中之雄》中张骞出使西域的伟大凿空之旅，《定军山之魂》中诸葛亮悲怆的北伐之憾，《下马之丘》中董仲舒的天人策论和德政思想，《草堂之雾》中西域高僧鸠摩罗什讲经传教的长安之旅，《九峻山之侧》中唐太宗信任魏徵厚葬于九峻山之侧并破例亲撰祭文刻于碑前，后因太子谋逆事件又命人将魏徵祭碑推到毁掉，此后醒悟又重新口谕竖起倒坍的石碑，等等诸多篇目详述陕西历史风云变幻，诡谲往事，历目陈情，既有历史之幽远，又有名人之庸常面相，读之久难释怀。此种历史人物的礼赞，不是惯常历史印象的简单重复，而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式君子人格的文学回响。 秦地民风之养成，非一日之功，离不开土地之滋养。陕西文艺创作的兴盛亦离不开对土地性格的深人体悟。在《高山之巅》中，我们可以看到阿莹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土地的礼赞。“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冼星海《黄河大合唱》这首脍炙人口的激昂旋律，得益于延安这片红色热土上高涨的抗日情绪的感染和对陕北粗粝之风及祖国百姓苦难生活的体察。经典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冲动源自于贺敬之在黄土畔与农民兄弟的交流以及百姓朴素感情对他灵魂的触动。丁玲创作小说《一颗未出膛的子弹》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是受到了延安生活、前线战火的灵魂洗礼。“长安画派”大师石鲁的《转战陕北》和《东渡》是其亲历转战陕北、伟岸群山与涛涛黄河印刻其心的自然流露，准确生动地表现了领袖与人民、与山河之间的关系。而柳青为创作史诗巨著《创业史》，放弃了早先城里时尚先锋的形象，彻底改变自己，从背带裤、黑礼帽变为光头、黑袄、肥裤，甚至钻进牲口市场与人在袖口捏指讨价，饱含深情，深入皇甫村的农村生活，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的文学思维。在与土地的亲密接触中，艺术家与作家们的思想和情感得以生根发芽，土地孕育了文学的力量和艺术的情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和判断，阿莹直言：“历史这样记忆：滚滚延河哺育了这些巅峰艺术。”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老子》第二十一章），“道”在老子那里是不可言说的“众妙之门”，在书画家的笔下是“大象无形”的形象描绘。而在阿莹笔下，“道”不仅仅是遗存至今的已然破弊不堪的可见的秦直道，还有散见于三秦大地之上的众多文物与历史古迹中的文化之道和历史之道，他更看重的是三秦文化赓续千年的文明之道，以及守护此种文明之道的“人之道”。于普通老百姓而言，“道”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玄学，而是朝夕相处的土地和家园，是对土地和家园的朴素的热爱和守护。而这种朴素的热爱和守护恰恰是三秦文化得以绵延不绝的根基，也是阿莹《大秦之道》一书字里行间注以深情的精神内里。从“秦直道”到人民和土地，再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家的叙述之中，是从“物”向“人”的迁移，更是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展现的过程，反向观之，历史与文化的精神内里离不开具体人和事、人和物的精微呈现，从中可以明显看到显隐其问的不变内里，即：“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式的儒家揚善守正人格的笃定，内隐于秦地人民的日常体认之中，戚戚于心，默然于行。这也是阿莹文化散文对三秦之道的探寻之所在。
千载悠长的秦地之风，在老百姓那里是对土地的朴素依恋和对国宝的护佑之举，在阿莹这里则是深切的缅怀之心、钩沉历史的文化热爱、传承和保护文化的民族责任感。每每写道这些普通民众的护宝之举时，阿莹总是心存敬畏和感念，面对文化破坏的真实现场总是心怀愧疚。在新近发表的《汉唐之桥》中，曾经横梗在渭河上高达20多米、宽有30多米的汉唐古桥，历经汉武帝、唐太宗、张骞、李白等诸多达官显贵和民众通行的古迹，本可以在此建造一个再现历史的遗址公园，然而古桥之上却被现代的铁路所中断，古桥的长度竞无从得知。面对此情此景，阿莹满是失望，“我于是想把遗憾记录下来，可手却在不停地颤抖……”没有文化责任感的使命担当，恐怕不会有这种内心真情的自然流露。
对大秦之道的本质理解离不开对秦地、秦器、秦风的深度体察，阿莹的每一次叩问、每一次重述都是回溯原初历史和文化的努力，由泉溪而至江海，最终汇为洪流，无限切近大秦之道。秦地之朴素民风，深明大义，爱国如家，起自民间，孕于周秦汉唐的千年历史。张骞、诸葛亮等历史人物的历史贡献和司马迁、张载等儒士风骨的卓越光辉不过是秦地朴素民风儒学化的精神传承。只有深入到三秦大地、实地观瞻历史遗存之后，才会形成如此切身的认识和体会。王国维所倡“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治学方法在阿莹手里转化成了“脚踏大地、心向历史”的文学表达，在历史的遗迹和过往的历史记忆之间捕捉到了普通民众身在其中的个体表达，使得湮灭已久的历史成为可以触摸和感知的日常细节。
文化散文的灵魂在于文化本身，有文化、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在阿莹的文化散文中，大秦之道的动人篇章不在存之高阁的煌煌史册，而在三秦大地上残存的断壁与散落的古物之中，更在铸造历史的文化巨匠与普通百姓之中。文化不是死的“遗产”，而是鲜“活”的生命，阿莹文化散文的写作宗旨即是激活那些片片碎瓦和物件曾经光鲜的动人面向，回溯往昔，昭之笔端，赋予文化散文以一种最根本和持久的文化力量。对于如何发掘地域文化之于中华文化的历史性内核，探寻地域文化的精神脉络并赋予其时代性的历史生命，阿莹的文化散文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为陕西文化再生和重新理解提供了参考。
就陕西而言，阿莹的散文创作成绩斐然，其题材之多样，视野之宽广，见识之深邃，尤其是文化散文的写作成就远甚于其他作家，其散文创作兼具小说家的叙事笔法、文学家的细腻情感和史学家的学识见识。2016年集结出版的《大秦之道》集中展现了阿莹近年来在探访古迹、文化寻根过程中所倾注的诸多心力。这一文集立足陕西文化的历史脉络，阐发了阿莹关于历史文化古迹和秦风物事的自我体察与文化检省，文化之道和生命哲思互为表里，多有他人所未发的独卓之见和迥异视角，全面探察了陕西历史文化的多维面向，呈现了阿莹对自身文化责任的担当。
一、行走于大地之上的为文之道
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中国古代文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创作经验。彼时，文人们奉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写作经验，重视从山河游历的人生经验中萃取文学的力量，差别只在于心态的主动或被动、境界之高下与情感之悲喜的不同。千载文脉中留下的这些文人们或高昂或诗意的游历记忆和文学表达，确证了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之间密切关联。
无疑，山河游走的人生经验成就了千古文人们的文学辉煌。“马上行思句，舟中卧看山”始有“何往不自得，浩歌天地问”（许有壬《横浦登舟》）的人生抒怀。游历使得作家有机会走向真实的生活，拓展自身生命经验的眼界和心胸，激发文学创作的自觉。亲历亲闻才会有现场的真实感和鲜活感，于天地问行走的人生经验实为文学表达的根本性经验，缺乏实地经验的文学抒怀难免会陷入虚妄的文学想象。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不少作家都蜷缩在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里，渐趋疏远了与生活的内在联系，只能通过手机和网络在虚拟的空间中激扬文字，几近失去了亲历山河和走进现实的可能。在文学已经“普遍进入到了一个书斋写作和纸上写作的时代”，文学的危险在于作家们丧失了感知生活和表现生活的第一手鲜活经验。文学的力量来自生活，源自现实，而不是书斋里的想象。作家需要在不断变化的生活中丰富自己对生活的鲜活感受，更需要在生活中重建文学的力量。“为了使构思成熟，作家决不能脱离生活而孤芳自赏。相反地，不断地接触现实，构思便会开花，吸取泥土的浆汁而丰硕。”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提出的忠告，于当下的文学创作而言尤为必要。
而对阿莹来说，其文学创作立足陕西本土，植根于现实，着眼于古今之互鉴，并没有出现文学与生活远离和断裂的现象。在《大秦之道》中，可以清晰地看到阿莹在陕西大地上行走的身影，对三秦风物的温情触摸。一如李敬泽先生所言，阿莹“对中国文学在这三十多年问的种种潮流、风尚似乎不甚在意。即以他后来专注的散文为例，他写乡土，写亲情，写历史文化，写艺术和人生，放在同类题材的书写谱系中，都有一种大道朝天，我自独行之感。他的写作没有‘为赋新词’的纠结，没有寻常文人或知识分子的强装和弄险，而是脚下一条路，坦然走过去。读他的文章，你不会惊艳和称奇，你会触动、感动，感到沉静、沉着。”文学于阿莹而言，不是矫饰和标榜的为文之道，而是发自肺腑的真诚热爱，是生活的自然表达，是人生经历的吟咏。他在文学中生活，在生活中活出文学的情怀和诗意，他“以文学的方式与自我相处、与世界相对”，以同情之理解来切人陕西的风土人情之淳朴，在历史的细节中触摸历史之真实，在温情的叙述中展现文化之肌理，始终对传统心存敬畏和温情礼敬。
在当代散文的文学谱系中，虽有过巴金《随想录》讲真话的真诚反思、史铁生《我与地坛》的生死哲思、汪曾祺疏淡含蓄的清雅风趣、韩少功直面时代的灵魂拷问等不少令人仰止的散文佳作。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消费文化和网络与智能手机的双重夹击下，包括散文在内的文学的影响力逐渐呈现式微之势，读者的兴趣转向网络和图像，作家们也心向旁骛，难以在消费浮泛中保持心斋之平静。即使纵情于散文创作的作家们也只是立足于个体经验的情感表达和自我观念的情怀抒发，谈不上格局和气象，难见行走于大地上的散文佳作。正是鉴于此种散文创作的窘境，有学者呼唤散文创作要在时代的变化中寻求自我革新的可能，“由于时代的变化和技术的突飞猛进，……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散文确实也有步履蹒跚、积重难返的不足，也确实需要改革创新”。
于文化散文的写作而言，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文化散文曾一度风行，产生了极大的文化效应，不少作家纷纷效仿，与此同时却催生了不少文采绚丽而言之无物、甚至是“掉书袋”式史料堆积而思想苍白的平庸之作，出现了“模仿者往往多于创新者，观念陈旧者往往多于观念创新者，知识堆积者往往代替思想智慧的提升者，被历史遮蔽者往往多于穿透历史者”的跟风和混杂现象。跟风之作远没有达到董桥先生所言“学”“识”“情”合一的要求：“散文须学，须识，须情，合之乃得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谓‘深远如哲学之天地，高华如艺术之境界’”。文类跟风背后凸显的是文化散文自我更新的艰难，“历史文化散文的困境，不在于作家们缺乏历史知识，而在于他们缺乏史识，缺乏深邃的精神识见”。而阿莹的散文写作并未亦步亦趋，不以文辞的华美和学识的渊博来博读者眼球，亦不沿袭模式化的“宏大叙事”，不言旧识，而是以久历沙场的独卓见识和游历中外的通观视野来关照历史与文化，其行文背后有生命的浸润和思想的光辉，历史的叙述有可以触摸的日常细节作辅助。走笔陕西，历史纤毫不动声色地出现在阿莹的笔下，温润而有力，实具熔铸顾炎武“采铜于山”的材料功夫和元好问“眼处心生”的識巨慧眼于一体的心力和能力。
阿莹并非专职文学写作的作家，他以自己毫无矫饰的文学方式来抒写生活，来触摸历史，探究文化，故而行文一如其人，谦和沉稳，似水清涧。其对细节观察的精致，源自于其见识的精深和语言的精致。《大秦之道》用绵密的精致叙述和精深见识展现了一个文学家对三秦文化的回溯，回溯了三秦文化形成之时的原初历史语境，找寻三秦文化影响后世的文化基因，呈现陕西历史文脉的核心要素。从阿莹的从容笔触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他对陕西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由衷热爱，更能感知到一个文学家对祖国历史的深刻自省。在对民族文化的理解问题上，自省与反思的思想自觉远比语言的简单赞叹重要，阿莹文化散文的思想价值即在于此。对其个人而言，《大秦之道》突破了阿莹早期散文个人化和家庭化的儿女私情和中期欧陆游历异域反思的情感立场，是立足本土、走向历史深处的文化钩沉之作，其文笔更洗练、视野更宽广，见识也更深邃，是一部低调且散发古幽的蕴秀之作。
二、三秦文化脉络的心灵回溯与展示
“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在张养浩《山坡羊·潼关怀古》的诗句里，生民之艰辛，国家之兴旺，是嘶哑的叹息与失意。而在阿莹笔下则是幽谷温润，意笔从容，眼中满是山河之伟岸、民情之素朴，国家的兴盛发展乃是其文笔雅润之底气。
于阿莹而言，文化不是抽象的精神命题，发掘鲜活可见的生动文物和历史古迹背后的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是其文化散文创作的基本追求。而履践古迹，体察古人之过往，需要同情之理解。人史寻根，于浩瀚史料中掘发可信之细节，需要耐心，更需要甄别之功力。阿莹笔下可信史实与文学想象之间的融汇没有生硬之感。《好古之吏》中再现了一位清代重视文化胜迹、亲力亲为的文化官员形象。毕沅在任陕西巡抚期间，利用视察民情的机会，白天勘察，晚上提笔，对三秦大地上的名山大川、古寺道观、历史遗存做了详细描绘。宫阙、苑囿、寺观、祠宇、郊邑、第宅，几无遗漏。其编撰的《关中胜迹图志》对陕西文物的详细考证和统计，为后世追寻陕西历史文化留下了宝贵的典籍记载，而其斥资对西安城墙、西岳庙等重要文物的修缮和保护更是为陕西历史文化的传承做出了重大贡献。在阿莹的记述中，甚至可以了解到传世杰作《清明上河图》也是在毕沅的手里得到了妥善保存。毕沅慧眼识巨，眼力过人，真可谓一位学养深厚的文化官吏。
毕沅曾上奏乾隆：“陕省自周而后，秦汉隋唐，代建国都，是以胜迹名踪，甲于他省。臣本庸才，仰承恩命，简任封沂，计今六载于兹。其问名山大泽，每因公务，车尘马迹，大半经行。至于故宫旧苑，废刹遗墟，率多湮没。臣不揣固陋，辙迹经由，于邮亭侯馆中，咨询抄录。”于阿莹而言，其对陕西文物古迹之履践、文化之钩沉，又何尝不是如此。《关中书院之声》《横渠之学》对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关学精神的心仪，在阿莹笔下，张载进退之间都是兼济天下的公心和执拗，“体现了理想的追求，又包含内在的使命意识”，毫无独善其身的退避，这种“往圣之学体现了文化的精神命脉”，其对生民和家国的拳拳之心，令人生敬。张载和毕沅既是阿莹心仪的文化偶像，更是中华文明和儒家文化的生动诠释者。
文化是民族兴盛的精神积聚力，自周朝起，陕西就一直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在五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中，陕西文化承续周秦汉唐的千年文脉，构筑并主导了中华文明精神谱系的发展。勾勒这一文明谱系的内在肌理乃是阿莹文化散文写作的精神动力，激励着阿莹对遍布陕西的文化古迹和人文盛景展开深入探察。阿莹对毕沅的倾心礼遇，对张载的无上赞誉，对三秦大地上石鼓山、乐游原、石峁城、黄帝陵、玉华宫等陕西著名文化景点的一再观瞻，对张骞、上官婉儿、孙思邈、柳公权等和陕西有着万千关联的历史人物的事迹重述，不仅是其对文化的热情和兴趣所驱，更暗含了阿莹用文学的方式试图对三秦大地和陕西风物进行全面勾勒的文化雄心。
在《黄帝之陵》中，面对满山翠柏的黄帝陵，阿莹心怀肃穆，写下关于黄帝“手植柏”和“挂甲柏”的诸多掌故，言述毛泽东和蒋介石曾经写过鲜为人知的黄帝祭文碑，历数炎帝、黄帝的功业伟绩。回想汉武大帝北巡朔方后率兵十八万行经帝陵，仰望桥山，心潮澎湃，建起高达五十米的“祈仙台”，再现了武帝声势浩大的祭陵盛典。回溯千百年历代帝王名流的祭拜过往，找寻中华文明的源流与发展，用历史事实驳斥了某些著名学者“历代对黄帝对先祖是‘拜庙不拜陵’”的不实论调。
此外，对陕西文化源头的探寻和确证亦是阿莹文化散文力图呈现的一个方面。在《石峁城之古》一文中阿莹将眼光投向了盛产矿藏的陕北神木县，从20世纪30年代的古玉收藏起文，进而引向近年进行了全面考古发掘的史前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峁文化遗址。令阿莹惊奇的是，早在四千三百年前，石峁古城的设计就已经具备了后世皇城的全部要素，有层次分明的内外城郭，还有应对外敌的防御城门、城墩、瓮城和马面，甚至城墙残砖里还有提高墙体强度的“红木”镶嵌，以及色彩纷呈的原始壁画留存。此后，华夏文明勤于实践、勇于创新的人文精神得以逐渐形成。
历史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展现历史风云诡谲的面向亦是阿莹下笔时的一个基本考量。陕西文化的发展同样历经曲折，虽有横扫六国的辉煌秦朝，留下盛极一时的地宫秦俑（《地宫艺术之光》），也有北方匈奴的屡次入侵。《统领万邦之城》即对辉煌一时的白城子、统万城进行了详细描述，展现了匈奴曾经的辉煌历史。
文化散文的写作不能止步于作者文化情怀的玩味，更应“看重文化背后的灵魂”。不同于大多数散文家对历史遗存和古迹与器物的细节描述，阿莹更看重深隐于历史遗存背后亲历者的经历和故事，认为亲历者的履历更能体现文化的魂魄，而试图重绘文化的历史肉身。而非那种“把本应作为背景的史料当作文章的主体，见不到心灵的展示”的散文写作，史料的堆砌只会淹没作家的自我和性情，真正的文化散文应该融史料于作家历史和生命的自我体认和独特思考中。正如许倬云先生所言，“历史本来就是过去的人生，古人经历的喜怒哀乐，遇合离散，成败兴亡，在我们有限的一生中，又何尝不是时时发生！”阿莹从人生的诸相中寻求理解历史的经验，亦从历史的史实中体味中华文化的精髓。在2018年的《大雁之塔》《碑林之石》中，阿莹细数玄奘法师重要的人生履历和文化功绩，感叹玄奘死后其舍利四处飘零的历史命运，指出大雁塔的塔刹之名反映了玄奘一生隐秘的追求和西域取經的动力所在就在于，期盼佛门各派百宗归一。在碑林石碑的观瞻中，阿莹聚焦于碑林博物馆中的《石台孝经》《开成石经》《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等瑰丽国宝，让读者了解到唐玄宗不仅考证过《道德经》的谬误，还亲手手书《孝经》，其从容老辣、风华雍容的“开元体”远比宋徽宗的“瘦金体”更具帝王气象，从唐玄宗对孝道的重视这一史实出发，阿莹感慨道，“我以为尊崇孝悌，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缘由，国运有道，朝代创新，但人们对孝道的尊崇始终不减”，在家和国兴的意义上，“《石台孝经》乃是中华民族的精髓”。《开成石经》所刻十二经一百六十卷六十五万字，几乎收入了古代全部的经典著述，中华经典以石传承，千载不断，在阿莹看来，“《开成石经》维系着中华民族的良心矣！”从个体的生命体验出发，来切人和触摸历史事件的幽微与人物的体温，展现了过往历史的当代回响与个体涟漪，使得历史不再是史籍中干巴巴的文字记载，拥有了激发个体精神共鸣的互文性肉身。 在阿莹看来，文化是具体的人和物的历史关联，必定是可感和可触摸的，只有抓住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在特定情境下的心灵表现，才能展现历史的幽微与真实。因此，阿莹笔下对三秦文化历史脉络的呈现，不是浮光掠影式的现象罗列，而是选取了能够体现时代特点和历史生命的事件、人物和器物进行了基于史实真实和文学想象的历史复原，每一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都经过了阿莹的心灵浸润。如秦朝的兵器和铜器技术创新（《地宫艺术之光》《箭镞之锐》），汉代丝绸之路的开掘和东西文化的交流（《城郭之祭》《汉中之雄》），唐代的俨然气象和艺术之盛（《苍凉之景》《柳公权之墨》），宋代的辞赋之美和理学之辨（《东湖之畔》《横渠之学》），宋金时期的疆界对峙和贸易互通（《棣花镇之谜》），佛界舍利子、隋代法王塔、《长恨歌》的写作之地、经苏轼鉴证过的吴道子画碑（《仙游寺之宝》）等陕西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蓝缕曲折、精微宏盛都在《大秦之道》中得到了细致描绘和新的发现与解读。《三秦之游》中曲江新貌、古道新路、陕北的绿和陕南的夜则展现了当代陕西的今日新变。这种文化勾勒虽然不够系统，亦缺乏学理的深人性，但却能极大地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审美共通感，引发读者重回历史现场的生命冲动。在过往的文化遗址之中、历史与现实之间，阿莹融古烁今，纵笔千年，意在究古今之变，察三秦文化的内在肌理，探寻文化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实现其对陕西历史与文化的全面勾勒和个人纵观。
三、器物背后历史生命的文学再生
人的生命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老去，世间万事亦会随时间的推移而成为历史。过尽千帆终为物，解读沉淀在文物中的历史信息，需要考古的知识，更需要岁月积淀的世道和见识。在《大秦之道》中，阿莹钟情于往昔之物的鉴赏和考究，沉溺于历史背后的生命和故事，其对文物细节的细部摩究，总能发现常人和专家所忽略的地方，呈现出其背后隐匿已久的历史与生命，使得这些远古之物重获再生之活力。
《大秦之道》对瓷器、陶器、乐器、兵器等器物的涉猎之广，不仅展现了陕西文物的广博，亦折射出阿莹文史知识的深厚底蕴。与大众对陕西大国重器的瞩目不同，阿莹的眼光聚焦于不太知名的酒器、陶管之类的日常之物，秉承百姓日用即道的日用伦理思想，关注文化最日常也最是基本的力量之源。而触知这些幽古之物文化生命的过程，往往是感受和体味陕西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一次精神之旅。《磁州之碗》展示了磁州窑的久远历史和瓷器特点，一个色彩暗棕、棱线明显、笔触隆起的碗碟，在朋友看来不像是历经岁月的瓷器，对磁州窑谙熟于心的阿莹颇为自信地道出，这种大路货本就是磁州宋金民窑的基本特点。被店主冷落在角落的一只残损瓷碗，却能被作者慧眼识别，碗面绘制的太白醉酒图栩栩如生，线条飘逸自然，笔法洗练，确属南宋绘画手笔。若非有《红楼梦》中所谓“格物致知之功，参玄悟道之力”的鉴赏功夫，这枚艺术精品可能会被店主长久地忽视和遗落。在《陶管之遗》中，被汉武帝村民们扔放在猪圈旁边的圆柱形管筒，竟然是汉代甘泉宫曾经用来排水的下水管，村民不晓就理，随意扔放，管形粗大，质朴无华，作者能看到隐现其中的古代建筑史信息，想象出其古朴典雅的艺术韵动。在阿莹笔下，器物的日常之中具有邂逅艺术之美的文学可能。
历史的器物之中，有往昔的回响，也有时代的观念。展现器物中的此种回响和观念需要长久的知识积淀，更需要穿越过往的天才想象。在《瓦当之图》中，阿莹从存世较多的云纹瓦当中解读出令文物专家击节叫好的个人化理解。他认为汉代云纹瓦当的流行乃是董仲舒独尊儒术、神话王权、尊卑割裂的结果，“使得皇族与黎民拉开了距离，笼罩上了虚无而又神秘的色彩，那统率王土的皇帝便被退到了浩浩渺渺的云端，成了主宰万物的天神化身。”于是依附在建筑椽头的云纹瓦当便应运而生了。从瓦当云纹的艺术细节上升到汉代主要思想特征的准确把握，通过日常器物连通了艺术与时代，既需要艺术史的深厚积累，又需有思想史的长期熏染，才能有此形而下之“器”考和形而上之“道”思的融汇，其独特视角的背后不只是发现、欣赏美的眼光，更有一种思辨的哲学色彩。
从方法论的层面来看，阿莹的文化散文写作集艺术史、考古学、军事学等跨学科视角和田野考查的实地勘察于一体，更具包容性，进而突破了文化散文写作的文学局限。在《箭镞之锐》中，阿莹对箭镞的理解就没有停留在简单的观赏层面，不仅主动去咨询文化专家和秦俑馆馆长，更是带着研究的旨趣来深入思考，仔细比对秦箭和燕箭的形制，从空气动力学的角度进而精当地指出，秦国之所以能够横扫六国，就在于秦国的三棱箭头“速度快前冲性好，一跃空中勇往直前，血槽和倒钩更让人胆寒，扎向敌人的任何部位都是极具杀伤力的。”而燕形箭头虽然形制优雅，易于模范，但在战场上却容易飘忽，冲击力和准确力差。后来有人告诉阿莹，出土文物中的秦剑要比楚剑长几公分，印证了阿莹令人击节的判断，即：装备差异是六国战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匠心独具，判断准确，艺术地再现了冷兵器时代“旌旗在望，鼓角相闻”的长平之战，最大程度还原了历史之本相，在不起眼的文物中找到了秦国横扫天下的秘密。这一判断在德国学者雷德侯的《万物》一书中可以得到印证，“秦国的成功有很多因素……金属冶炼技术对生产武器同样重要，正是利用这些武器秦人得以灭掉他们的邻国。兵士俑手中的弩弓和其他致命武器显示秦国在这方面是如何的成功。”这些独到的见识发前人之所未发，是在旅游手册和相关研究资料里所看不到的真知灼見，是阿莹在长期文化实践中勤于思考的文物创见。
对文物的过分热爱难免会被文化的光芒所灼伤，不即如此，也会因过于自信的文化深爱而陷入盲目的主观判断。对此，阿莹也并不讳言。在《古埙之律》中阿莹记述到20世纪80年代曾在友人那里讨要了一只五千年前的陶埙，被音乐人识别为西周之前独有的五孔土埙之后，回家之后竟仔仔细细地把那只陶埙洗得干干净净，洗掉了五千年的文化堆积和历史信息。“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文心雕龙·知音》）刘勰的这一论断于文物鉴赏而言同样适用，文物的鉴赏功夫需要在不断的实践验证中养成。阿莹文化散文的不足也恰恰在于文学叙述和文学想象的再现盛于文史知识的考证功夫。但这一不足并没有被阿莹当作“小概率事件”而予以轻易忽略和放过，反而警醒了阿莹回望历史需要以研究者的态度来谨慎对待。此后，阿莹的每一次写作，都要花大量的时间进行先期史料搜集、翻阅和深入研究之后，才敢动笔。 从物的角度而言，文物古玩之类的物质性实物，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物质存在，而是渗透着人类自身思想和生活方式等丰富的物质想象。一如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所言，“从‘理论的’的观点来看，人类参与者将物进行编码，加入意义，但从‘方法论’的观点看，是运动中的物阐明了其社会的和人类的处境。”对阿莹来说，他对酒器、箭镞、陶俑、绳纹、节约等器物的理解，并没有局限于器型、线条之类的形式分析和文物鉴赏，亦未陷溺于“在已经建成的世界里玩赏”的消费者立场，而是通观历史，人乎其中，在历史的际遇和处境中再现器物之变迁、人事之兴衰，试图看清器物外形之下的深层内核，展现古物遗存背后闪闪发光的历史生命，每每有自己全新的发现和深邃见识，展现了其对历史的深厚兴趣和对文化的热爱和真挚。关于这一点，李敬泽的评价恰如其分，“阿莹先生博闻强记，于乡邦文献多所留意，又曾管过文物、旅游，纵三千年、横八百里，披襟当风，指点今古，这书里有的不仅是知识，更有见识，知识容易见识难，因为这见识断不能靠抄书得来。”
尊古而不泥古，鉴赏而不流于形。阿莹的鉴赏散文恰恰是在历史的视野中来赏鉴三秦文化的千年之物，是在庄子“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外篇·山木第二十》）的意义上，游心于物而不为物所束。每个物件都有自己的生命，而其中的生命则隐匿于冰冷的物质外壳之下。只有通过对“古物”的长年关注，才能练就发现器物精髓的眼光。阿莹的文字力量就在于，他以一种温情的目光抚摸着这些历经千年的物件，用文学的方式娓娓道出那些参与其问的人事与历史，散发启迪智慧的思想光辉，饱含理解之同情。其文学言述的方式不是正襟危坐的高谈阔论，亦不是一板一眼的学究考证，而是行走千里、丘壑在胸的文心坦言。正是感于对阿莹散文对古物风情的细微描摹和深入阐发，作家红柯称阿莹为“长安风物的歌者”。
四、大秦之道的体认与切近
三秦文化的精髓何在？这是阿莹在《大秦之道》一书中虽未言明但却努力思考和试图回答的根本问题。
从陕西文物和器物人手，是理解陕西民众宇宙观和文化观的一条可靠途径。但时隔千年，沧海桑田，面对已经出土的单个器物和已然面目全非的历史景观，大多数人无法清晰辨识萦绕其问的文化信息，更无从知晓故去历史与人物的繁华与陨落。《大秦之道》一书注重秦俗民风和器物掌故方面的文化展现，更看重器物变迁中所折射出来的价值观念和思想风尚。在《法门寺之佛》一文中，阿莹直陈秦地民风之淳朴和深明大义。明嘉靖关中大地震之后，万良和杨禹臣召集族人集资重修法门寺宝塔，刚刚经历大难之后的关中百姓并不富裕，却能捐出斗米块砖重葺佛塔，面对价值连城的地宫宝物没有任何的邪念和盗取之举，而能守口如瓶，并在修葺碑文中故意“遗漏”了地宫存在的事实。20世纪30年代，朱子桥在率兵保家护国的同时，专门派一个连的士兵来修缮法门寺，发现法门寺地宫入口后，立即封存地宫，并向外放出“谎言”，法门寺塔下游动着一层咬人的青蛇，以此来吓退可能来盗取的不法恶徒。而60年代，为防止革命小将以破“四旧”之名挖掘地宫，主持良卿法师竞用煤油浇身，火烧自己，用生命捍卫了国家寶藏和佛界尊严。这种不看重物质财富、不取不义之财的财富观和义利观恰恰是秦地长久以来淳厚君子人格自然熏陶的结果。于秦地百姓而言，正义是需要细心呵护的世道伦理，不贪不义之财则是老百姓守持的人性底线，他们奉行的是千年以来“行道有福”（《左传·僖公十三年》）的朴素观念。
“诸佛子等，谁能护法，当发大愿，令得久住。”《妙法莲华经》的这句经文将护法的大任寄托在佛门信徒身上。而在阿莹看来，真佛在人，而非佛门与佛经。法门寺历经千年风雨，凋敝到一塔一院，荒凉到几无僧侣，而地宫依然能安然无恙，“归根结底是这里的百姓护宝之心古已风行”，是百姓几近天真的“遗漏”和“谎言”。法门寺今天的辉煌，也恰恰是由于世代劳作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这个“真佛”在护佑，“正是他们守护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人民，不仅是文物的守护者，更是民族精神和中华文化传承的自觉承担者，这种民族精神即是张岱年先生所概括总结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的中华文化精神。
秦地之上，朴素的护宝民风不绝如缕。在新近发表的《碑林之石》中，阿莹亦记述了人民护宝爱国的拳拳之心，历史上碑林曾多次沦为兵营，但《开成石经》并没有像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那样遭到破坏的不幸命运，驻扎于此的兵士们虽拥刀枪坐卧于碑林之间，但碑林之石却未有一处刀枪磕碰的痕迹，在阿莹看来，碑林里老祖宗留下的这些圣物的谨慎，恰恰是我们民族立于不败的睿智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清末光绪年问没有被荷兰人用打造的仿碑偷运盗走的原因也是“西安百姓护宝之心使然”。这种护宝的意识和自觉乃是流淌在秦地民族性格之中的文化血脉，也是民族文化绵延不绝的基本依凭。
对待佛家圣土如此，百姓面对攸关土地收成的祭台更是如此。一如牟复礼所言，“在中国人的观念构架中，农耕社稷具有至高的价值”，在农业文明国家体系和天人观念中，上天掌管决定一切，自周以来“敬天保民”的思想就成为后世帝王一以贯之的国家意志。“对天的祭祀，是一种原始崇拜，在中国开始得很早，从夏商起，就有所谓‘名堂’、‘世室’、‘重屋’、‘辟雍’之称，都与祭祀天帝有关。”在《天坛之土》中，敬天法祖的祭祀之地“唐代圜丘”之所以能够保存完整，在于长安百姓对天坛心存敬畏，通过人力用一筐又一筐的黄土将天坛淹埋起来。与哲学史和思想史的惯常解释不同，阿莹看中的不是中国历史上天人关系的解读，而是真正成就这一文化传承的人民大众，“天坛的重现是得益于人民的创造。正是长安百姓那个天才的壮举，方使得一朝圣迹能够历经千年而风采依旧，正好见证一个民族复兴的不朽梦想。”
土地塑造民族性格，亦成就历史人物之人生伟业。《司马道上》中风追司马的历代史迹，《汉中之雄》中张骞出使西域的伟大凿空之旅，《定军山之魂》中诸葛亮悲怆的北伐之憾，《下马之丘》中董仲舒的天人策论和德政思想，《草堂之雾》中西域高僧鸠摩罗什讲经传教的长安之旅，《九峻山之侧》中唐太宗信任魏徵厚葬于九峻山之侧并破例亲撰祭文刻于碑前，后因太子谋逆事件又命人将魏徵祭碑推到毁掉，此后醒悟又重新口谕竖起倒坍的石碑，等等诸多篇目详述陕西历史风云变幻，诡谲往事，历目陈情，既有历史之幽远，又有名人之庸常面相，读之久难释怀。此种历史人物的礼赞，不是惯常历史印象的简单重复，而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式君子人格的文学回响。 秦地民风之养成，非一日之功，离不开土地之滋养。陕西文艺创作的兴盛亦离不开对土地性格的深人体悟。在《高山之巅》中，我们可以看到阿莹对生于斯长于斯的黄土地的礼赞。“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冼星海《黄河大合唱》这首脍炙人口的激昂旋律，得益于延安这片红色热土上高涨的抗日情绪的感染和对陕北粗粝之风及祖国百姓苦难生活的体察。经典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冲动源自于贺敬之在黄土畔与农民兄弟的交流以及百姓朴素感情对他灵魂的触动。丁玲创作小说《一颗未出膛的子弹》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是受到了延安生活、前线战火的灵魂洗礼。“长安画派”大师石鲁的《转战陕北》和《东渡》是其亲历转战陕北、伟岸群山与涛涛黄河印刻其心的自然流露，准确生动地表现了领袖与人民、与山河之间的关系。而柳青为创作史诗巨著《创业史》，放弃了早先城里时尚先锋的形象，彻底改变自己，从背带裤、黑礼帽变为光头、黑袄、肥裤，甚至钻进牲口市场与人在袖口捏指讨价，饱含深情，深入皇甫村的农村生活，深刻地影响了新中国的文学思维。在与土地的亲密接触中，艺术家与作家们的思想和情感得以生根发芽，土地孕育了文学的力量和艺术的情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和判断，阿莹直言：“历史这样记忆：滚滚延河哺育了这些巅峰艺术。”
“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老子》第二十一章），“道”在老子那里是不可言说的“众妙之门”，在书画家的笔下是“大象无形”的形象描绘。而在阿莹笔下，“道”不仅仅是遗存至今的已然破弊不堪的可见的秦直道，还有散见于三秦大地之上的众多文物与历史古迹中的文化之道和历史之道，他更看重的是三秦文化赓续千年的文明之道，以及守护此种文明之道的“人之道”。于普通老百姓而言，“道”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玄学，而是朝夕相处的土地和家园，是对土地和家园的朴素的热爱和守护。而这种朴素的热爱和守护恰恰是三秦文化得以绵延不绝的根基，也是阿莹《大秦之道》一书字里行间注以深情的精神内里。从“秦直道”到人民和土地，再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家的叙述之中，是从“物”向“人”的迁移，更是历史意义和文化内涵展现的过程，反向观之，历史与文化的精神内里离不开具体人和事、人和物的精微呈现，从中可以明显看到显隐其问的不变内里，即：“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式的儒家揚善守正人格的笃定，内隐于秦地人民的日常体认之中，戚戚于心，默然于行。这也是阿莹文化散文对三秦之道的探寻之所在。
千载悠长的秦地之风，在老百姓那里是对土地的朴素依恋和对国宝的护佑之举，在阿莹这里则是深切的缅怀之心、钩沉历史的文化热爱、传承和保护文化的民族责任感。每每写道这些普通民众的护宝之举时，阿莹总是心存敬畏和感念，面对文化破坏的真实现场总是心怀愧疚。在新近发表的《汉唐之桥》中，曾经横梗在渭河上高达20多米、宽有30多米的汉唐古桥，历经汉武帝、唐太宗、张骞、李白等诸多达官显贵和民众通行的古迹，本可以在此建造一个再现历史的遗址公园，然而古桥之上却被现代的铁路所中断，古桥的长度竞无从得知。面对此情此景，阿莹满是失望，“我于是想把遗憾记录下来，可手却在不停地颤抖……”没有文化责任感的使命担当，恐怕不会有这种内心真情的自然流露。
对大秦之道的本质理解离不开对秦地、秦器、秦风的深度体察，阿莹的每一次叩问、每一次重述都是回溯原初历史和文化的努力，由泉溪而至江海，最终汇为洪流，无限切近大秦之道。秦地之朴素民风，深明大义，爱国如家，起自民间，孕于周秦汉唐的千年历史。张骞、诸葛亮等历史人物的历史贡献和司马迁、张载等儒士风骨的卓越光辉不过是秦地朴素民风儒学化的精神传承。只有深入到三秦大地、实地观瞻历史遗存之后，才会形成如此切身的认识和体会。王国维所倡“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治学方法在阿莹手里转化成了“脚踏大地、心向历史”的文学表达，在历史的遗迹和过往的历史记忆之间捕捉到了普通民众身在其中的个体表达，使得湮灭已久的历史成为可以触摸和感知的日常细节。
结语
文化散文的灵魂在于文化本身，有文化、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在阿莹的文化散文中，大秦之道的动人篇章不在存之高阁的煌煌史册，而在三秦大地上残存的断壁与散落的古物之中，更在铸造历史的文化巨匠与普通百姓之中。文化不是死的“遗产”，而是鲜“活”的生命，阿莹文化散文的写作宗旨即是激活那些片片碎瓦和物件曾经光鲜的动人面向，回溯往昔，昭之笔端，赋予文化散文以一种最根本和持久的文化力量。对于如何发掘地域文化之于中华文化的历史性内核，探寻地域文化的精神脉络并赋予其时代性的历史生命，阿莹的文化散文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为陕西文化再生和重新理解提供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