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张贫困户家的“门前照”火了，内容如下：“各位领导：本人已脱贫，请不要再来打扰了”。
　　据了解，照片背后，当日上门的扶贫干部其实是自掏腰包，买了一壶油、一袋米，“私车公用”翻山越岭来走访，结果却吃了闭门羹。按理说，扶贫是好事儿，也是现在在做的大事。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黑色幽默的场景？事实上，类似的场景，在这两年调研扶贫中遇到的普遍现实中，不算少见。

扶贫工作是典型的“群众工作”

　　本质上说，扶贫工作是典型的“群众工作”。毛泽东曾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之后，群众工作也延续成为新中国的国家治理新传统。尽管当前国家治理不断强调规范化、程序化、专业化，但基层的许多中心工作，仍高度依赖群众工作。
　　换言之，能否充分发动群众，把党和政府的意图转化为群众意愿，是基层工作能否简约高效完成的关键。毕竟，基层行政力量有限，群众工作可以是必要补充；基层事务也多需要与群众见面，与群众见面、接触，就成为群众工作的不二法门。
　　扶贫工作，不仅在于地方党委政府，也在于群众的脱贫意愿和努力。目前，精准扶贫已是贫困地区中心工作，各地无不将之视作“一号工程”，行政资源配置已经足够；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将扶贫资源有效转化为群众脱贫的动力和条件。这就必须通过群众工作来实现。应该说，扶贫工作遭遇上面图片中“政府动而群众不动”的尴尬，原因有很多，但核心是群众工作的错位。

“精准识别”扶贫对象

　　比如最让基层为难的，“精准识别”扶贫对象的问题。20世纪80年来以来，扶贫工作基本上是一项发展政策。其重心在于，通过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发展地方经济，实现减贫目标。在此政策背景下，各地要做的工作是确定“贫困发生率”；至于贫困户是谁，倒是无甚重要的。事实上，当时基层在上报贫困户时，也多是随意申报的。
　　但在扶贫资源将“精准到户”的前提下，扶贫工作需要花费许多精力在“识别”贫困户上。一般而言，在实践中，“绝对贫困户”是极少的，好识别，难度在于确定“相对贫困户”。还有一些地区，实际贫困发生率远低于政策规定，只好将部分非贫困户强拉进贫困户行列。
　　出现此种情况时，就会出现框定贫困人口符合了政策要求，但群众不满意，基层干部忙于处理各种矛盾的情形。我们在调研时就遇到了这种情况：乡镇党委政府都想实事求是确定贫困人口，但县扶贫办却不允许，因为国家政策规定他们“必須有足够贫困人口”。与这种“被贫困”相比，也有“争当贫困户”的现象。毕竟，精准施策的结果之一是贫困户会获得好处，因此大家直观将精准扶贫视作是一种“福利分配”。
　　为什么扶贫工作会找错扶贫对象、群众工作找错群众，从而出现负面效果？这就需要反思扶贫方法是否错位。

致贫原因基本包括两种

　　对于大多数贫困地区而言，致贫原因基本包括两种：一是家庭支出过大，包括教育、医疗、住房等；二是家庭收入太少，主要是缺少劳动力、就业机会少等。
　　目前，绝大多数地区的帮扶政策里，都通过社会保障政策及财政兜底等形式，几乎免除贫困家庭的大额开支；但家庭增收却无法通过这种方式完成。
　　一般而言，很多地方政府都会实施产业扶贫，帮助贫困户通过发展产业来脱贫。问题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本身就意味着风险；因此基层往往根据过去的经验，通过变通的方式来实施产业扶贫。
　　方法比如，找一些企业或合作社，以贫困户的名义获得银行贴息贷款；这些企业融资发展生产，同时享受到政策优惠，再以“分红”的形式返还给贫困户。在这里，贫困户其实并没有参与劳动，却凭空获得了好处。
　　基层干部常说，只要家里有一个壮劳动力打工，基本上就脱贫了。麻烦恰恰在于，贫困户要么缺劳动力，要么不愿外出打工。哪怕是有条件的贫困，在获得政府支持后，优先考虑的恐怕还是用于消费，而不是发展生产。
　　笔者在一贫困乡镇调研时碰到一件事：2016年春节，县里来了巨量的针对贫困户的无息贷款（户均5万元），前提是要村委会担保。县政府要求，几个月内必须将这批扶贫款贷完。但乡镇政府却很犹豫，村干部普遍抵制。
　　为啥？因为基层干部认定，当地农民拿了这笔钱，肯定是盖房子、娶媳妇，不可能真发展生产，也没打算还款。结果，过年期间，很多贫困户都迟迟不出去打工，为的就是拿到这笔贷款。一些“聪明”的村干部也与之打持久战，就是不办手续，最终以拖延“取胜”。
　　客观上，在当前的条件下，扶贫干部上门做的多是“业务”：给贫困户算账，替贫困户办理各种政策优惠，给贫困户送各种好处；但显然，脱贫无法用这种“送好处”的方法完成。
　　麻烦的是，现在绝大多数工作组都是自带资源去扶贫的。那些资源比较多的单位，如财政局、交通局、发改委等，自带的扶贫资源较多，工作好做；一些“清水衙门”的工作队则都有“自知之明”，还是少去为好。
　　比如我们调研的一个贫困村，是团县委挂钩的。按照要求，团县委每个月都要走访贫困户。村书记出于好心，每次都说“不要来了，要了解情况问我们”。团县委的干部却很认真：“我们就到贫困户家里喝杯茶，不吃饭。”村书记只好实话实说：“老是不见实惠，老百姓觉得是扰民。茶也不要去喝了，老百姓没空。”换言之，扶贫干部做的是自己工作，多大程度上与贫困户有关呢？故而，哪怕是贫困户得了好处，也会觉得厌烦。

在行政的“科层体系”内部走群众路线

　　其实，回到本源，所有政策的“精准实施”，都需要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政策信息足够透明，二是政策信息可计算。
　　但在目前的乡村，这两个条件常难以成立。比如，我们的一些扶贫大数据平台整合了户籍、银行、房产、车辆、教育、医疗、社保等信息，可以识别出一些“假贫困户”，但绝大多数真正的贫困户信息，通常是模糊、难以计算的。就拿最直观的家庭收入来说，经常连农民自己都说不出来（季节性变动、零散收入等）；一般农民不记账，家庭经济活动也难以计算。不少贫困户家庭中，几乎每户墙上都贴着大白纸，写着这家贫困户的家庭收入、开支情况——这就是前面说到的扶贫干部的大量“算账”工作。一问才知，这是为了让贫困户记住自己的家庭收入和开支等关键信息，以免上面检查时，贫困户答不上来或答不准确而致扶贫工作功亏一篑。
　　“精准”和“模糊”，是中国基层社会长期需要处理的现实问题。如果基层干部扶贫工作的重点难点，从“如何让贫困户脱贫”变成“如何让扶贫工作经得起扶贫系统的考核”，那就变味了，走向了形式主义。在实践中我们也看到，为了保证在上级验收时万无一失，只能对贫困反复遍访、回访、拉网式排查，做完的工作要回头看、再回头看，相关数据不断核查、比对，档案改了又改。
　　从这个角度说，如果我们建立了可以覆盖整个治理过程的监督体系，却未能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监督，就始终会出现一种矛盾：哪怕基层真做了事，真接触了群众，但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证明自己”做事，又怎么谈得上跟群众交心？
　　因此，在新时代要做好群众工作，首先是要在行政的“科层体系”内部走群众路线。上级应该慎用督察、问责等手段，而应该多走基层，多做基层干部的思想工作，多和基层干部交心，在调动其工作积极性和主体性的过程中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