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新闻事件回放:年前,湖南娄底某中学英语教师谭××在教室向学生下跪一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离放学还有约40分钟,在高中某班课堂上,谭老师因学生小白违纪感到很气愤,在用电线外皮改制的塑料教鞭示意当事学生站起来的过程中,身高1.8米的小白一把揪住教鞭。谭老师见状,推了小白一把,因旁边有很多学生挡住,小白没有倒地。这时,谭老师揪住教鞭准备把小白往教室门口拉,但脚却被椅子绊住,人没站稳。小白见机将其推倒在地上,压在身下……在随后对此事的处理过程中,当事学生坚称:“学生是上帝、是顾客,是来享受服务的。”
第二天晨读时,学校领导找到小白谈话,提出要当事学生在全体师生面前向谭老师道歉。然而,突然出现的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惊愕不已:学生检讨完之后,班主任让谭老师也讲几句。刚到讲台上讲了几句的谭老师突然跪倒在地,大声对班里学生说:“我谭某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这双膝上跪天、下跪地,中间只跪我父母。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向你们下跪认错了。”该班有学生回忆:当时谭老师情绪很激动,这一幕发生后,班里很多女生都哭了。(见《羊城晚报》)
过去强调师道尊严,教师高高在上,可以任意责罚学生,这自然侵犯了学生的人身自由权利,理应要被抛到历史的垃圾堆。现在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师生地位不对等的现象已决然发生了改变,课改的理念强调“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积极倡导师生平等。要是如这般和谐倒也值得肯定,可现实情况是,学生的地位直线上升,远超过了教师,好似国家的一二级“保护动物”,根本动不得。在诸多复杂因素的作用下,除上述事件外,近几年“辱师事件”是有增无减。
我们不妨看看媒体的“经典”回放吧:广东韶关某中学生骂一老师为“四眼贼”,被骂老师就顺手给了那学生一巴掌,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家长纠集了一帮人冲进学校,将那教师暴打了一顿,并强迫其在数百学生面前下跪20分钟,直到老师答应赔偿5000元钱才罢手。海南某中学校长为了感化无心向学的学生,竟3次跪在讲台前讲课,甚至在全校的早操上也当众下跪,大声呼喊“求你们了,不要再玩了,好好学习”。重庆市一职业教育中心某班学生在课堂上打牌,老师虽多次劝阻,学生就是不理会,于是老师将学生带至校德育处,可学生竟然当场顶撞并辱骂老师,以致该老师被气倒地发病身亡……
现在的学校,若是与“名校”无缘的,教师在人前人后都要矮三分。在领导面前、家长面前、学生面前不得不低三下四,“跪着教书育人”,教师的人格尊严几乎丧失殆尽。那么,是什么扭曲了教师的人格呢?
一是不合理的教育体制。现行的教育体制相当不公平,重点校与非重点校、普高与职高泾渭分明,生源素质两极分化。教育行政部门在考核教师时,应试味极浓、分数当头。在非重点学校、职业学校工作的教师,面对着众多的问题学生,为了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不得不忍辱负重地求学生学。教师不折不扣成了不合理教育体制下的“现代奴隶”。
二是现在的独生子女较多,家长从小便呵护有加。现在的独生子女大多生活在蜜罐中,听惯了家里人的恭维,看多了周围人的迁就。他们在学校里若是享受不到早已习以为常的“小皇帝”“小公主”的待遇,便容易与教师闹将起来,使气任性、为所欲为。他们的家长也惯常配合自己子女的不良行为,向学校、老师施加压力甚至“兴师问罪”。
三是某些教育专家抛出了极端的教育理论,让教师难以履行职责。现在有些教育专家,他们长期工作在高校或科研机构,对基层情况不甚了解,想当然地抛出一些教育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如“没有不合格的学生,只有不合格的教师”等,学生有了错误却把鞭子全抽在教师身上,说是教师误人子弟。就是某些成年人在强大的专政工具面前还有二进宫、三进宫的,何况一些毛头小孩呢?“教育万能论”,总是成为强大的声音左右着教育界。
四是媒体容易形成一边倒的舆论导向。现在的某些非教育类的媒体,对发生的教育事件的评价有失公允,常不问青红皂白地将批评的靶心全对着学校、对着教师,好像千错万错全是教师的错。媒体不公正的舆论导向,助长了学生气焰、助长了家长威风,师生间发生矛盾纠纷,教师常常显得孤立无助,只有等着“暴风骤雨”的冲刷了。
如何让教师不跪着教书育人呢?
一是就教师本人而言,要树立科学的职业观。教师要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去展示良好的教师形象。教师特别要当好“服务角色”,多关注自己的教育对象,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以赤城之心去教育和感化学生。“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毕竟不近人情者仍是极少数,只要自己坐得正、行得正,何患别人以外力作用于自己而去跪着教书呢?
二是学校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多为教师创设良好的专业成长环境。学校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不能高高在上,更不能带头奴化教师。对校园中发生的不愉快事件,不能不分来由地对教师以大棒候之,要多体贴、多保护。特别是制订教师考核方案时,要多从理性和人性的角度着眼,多为教师松绑、多为教师减压,让他们能安心工作、愉快从教。
三是家长要多换位思考,力争与教师一道成为教育孩子的合作者。家长与教师不是利益的博弈者,更不是矛盾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应本着“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的理念,重新审视自身的行为,少对教师提苛刻的、不近人情的要求。家长与教师,在共同的教育目标上,要心往一块靠、劲往一处使,不能瞎猜疑、乱指责,更不能颐指气使、肆意贬低教师的人格。
四是社会要给教师“安心乐教”提供正确的舆论支持。毫不讳言,现在的孩子因诸多条件的变化而越来越难教,社会对教师工作的辛劳应给予适度的理解。学校教育绝不是万能的,毕竟孩子的成长要受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面的影响。孩子发生了问题(除了教师本身的责任事故外),是共同担责的就不要让一方担责,板子不能全打在教师身上。专家推出新理念时不能信口胡诌,新闻媒体也要多作客观理性的报道。
如果让教师不得不跪着教书,那是教师群体的悲哀,更是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悲哀!“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中华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尊重教师、关爱教师。只有让教师挺直了腰杆和灵魂,方能托起明天的太阳!
(作者单位:江苏海安老坝港中学)
责任编辑 邹韵文
链接: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光礼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教育既具公益性也具服务性。公益性强调教育是一种事业,从道德层面讲,它对教师、学生有一套伦理规范的要求。而随着教育产业化思潮的兴起,一些人还发现,教育除具有公益性、事业性之外,还具有服务行业的某种特质。
“学生是上帝、是顾客,是来享受服务的”这种说法片面强调了其服务性,对很多人来说就显得有些“离谱”。这种论调及用下跪感化学生,实际上代表了两种观念:认同“学生是消费者,教师是服务工作者”的观念,就意味着教师要迎合学生需求。而另一种观念则要求教师要教书育人。这两种观念在娄底的这一事件中同时得以显现。
周光礼表示,感化学生的方式有多种,每个教师的一言一行都能起到感化作用,他并不赞同用这种方式感化学生,“这种简单的方式未必一定能起作用,教化学生最重要的还是心灵的沟通和一言一行的示范作用”。
离放学还有约40分钟,在高中某班课堂上,谭老师因学生小白违纪感到很气愤,在用电线外皮改制的塑料教鞭示意当事学生站起来的过程中,身高1.8米的小白一把揪住教鞭。谭老师见状,推了小白一把,因旁边有很多学生挡住,小白没有倒地。这时,谭老师揪住教鞭准备把小白往教室门口拉,但脚却被椅子绊住,人没站稳。小白见机将其推倒在地上,压在身下……在随后对此事的处理过程中,当事学生坚称:“学生是上帝、是顾客,是来享受服务的。”
第二天晨读时,学校领导找到小白谈话,提出要当事学生在全体师生面前向谭老师道歉。然而,突然出现的一幕让在场所有人都惊愕不已:学生检讨完之后,班主任让谭老师也讲几句。刚到讲台上讲了几句的谭老师突然跪倒在地,大声对班里学生说:“我谭某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这双膝上跪天、下跪地,中间只跪我父母。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向你们下跪认错了。”该班有学生回忆:当时谭老师情绪很激动,这一幕发生后,班里很多女生都哭了。(见《羊城晚报》)
过去强调师道尊严,教师高高在上,可以任意责罚学生,这自然侵犯了学生的人身自由权利,理应要被抛到历史的垃圾堆。现在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师生地位不对等的现象已决然发生了改变,课改的理念强调“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积极倡导师生平等。要是如这般和谐倒也值得肯定,可现实情况是,学生的地位直线上升,远超过了教师,好似国家的一二级“保护动物”,根本动不得。在诸多复杂因素的作用下,除上述事件外,近几年“辱师事件”是有增无减。
我们不妨看看媒体的“经典”回放吧:广东韶关某中学生骂一老师为“四眼贼”,被骂老师就顺手给了那学生一巴掌,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了。家长纠集了一帮人冲进学校,将那教师暴打了一顿,并强迫其在数百学生面前下跪20分钟,直到老师答应赔偿5000元钱才罢手。海南某中学校长为了感化无心向学的学生,竟3次跪在讲台前讲课,甚至在全校的早操上也当众下跪,大声呼喊“求你们了,不要再玩了,好好学习”。重庆市一职业教育中心某班学生在课堂上打牌,老师虽多次劝阻,学生就是不理会,于是老师将学生带至校德育处,可学生竟然当场顶撞并辱骂老师,以致该老师被气倒地发病身亡……
现在的学校,若是与“名校”无缘的,教师在人前人后都要矮三分。在领导面前、家长面前、学生面前不得不低三下四,“跪着教书育人”,教师的人格尊严几乎丧失殆尽。那么,是什么扭曲了教师的人格呢?
一是不合理的教育体制。现行的教育体制相当不公平,重点校与非重点校、普高与职高泾渭分明,生源素质两极分化。教育行政部门在考核教师时,应试味极浓、分数当头。在非重点学校、职业学校工作的教师,面对着众多的问题学生,为了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不得不忍辱负重地求学生学。教师不折不扣成了不合理教育体制下的“现代奴隶”。
二是现在的独生子女较多,家长从小便呵护有加。现在的独生子女大多生活在蜜罐中,听惯了家里人的恭维,看多了周围人的迁就。他们在学校里若是享受不到早已习以为常的“小皇帝”“小公主”的待遇,便容易与教师闹将起来,使气任性、为所欲为。他们的家长也惯常配合自己子女的不良行为,向学校、老师施加压力甚至“兴师问罪”。
三是某些教育专家抛出了极端的教育理论,让教师难以履行职责。现在有些教育专家,他们长期工作在高校或科研机构,对基层情况不甚了解,想当然地抛出一些教育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如“没有不合格的学生,只有不合格的教师”等,学生有了错误却把鞭子全抽在教师身上,说是教师误人子弟。就是某些成年人在强大的专政工具面前还有二进宫、三进宫的,何况一些毛头小孩呢?“教育万能论”,总是成为强大的声音左右着教育界。
四是媒体容易形成一边倒的舆论导向。现在的某些非教育类的媒体,对发生的教育事件的评价有失公允,常不问青红皂白地将批评的靶心全对着学校、对着教师,好像千错万错全是教师的错。媒体不公正的舆论导向,助长了学生气焰、助长了家长威风,师生间发生矛盾纠纷,教师常常显得孤立无助,只有等着“暴风骤雨”的冲刷了。
如何让教师不跪着教书育人呢?
一是就教师本人而言,要树立科学的职业观。教师要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去,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去展示良好的教师形象。教师特别要当好“服务角色”,多关注自己的教育对象,将心比心、以心换心,以赤城之心去教育和感化学生。“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毕竟不近人情者仍是极少数,只要自己坐得正、行得正,何患别人以外力作用于自己而去跪着教书呢?
二是学校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多为教师创设良好的专业成长环境。学校及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不能高高在上,更不能带头奴化教师。对校园中发生的不愉快事件,不能不分来由地对教师以大棒候之,要多体贴、多保护。特别是制订教师考核方案时,要多从理性和人性的角度着眼,多为教师松绑、多为教师减压,让他们能安心工作、愉快从教。
三是家长要多换位思考,力争与教师一道成为教育孩子的合作者。家长与教师不是利益的博弈者,更不是矛盾对立的双方当事人,应本着“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的理念,重新审视自身的行为,少对教师提苛刻的、不近人情的要求。家长与教师,在共同的教育目标上,要心往一块靠、劲往一处使,不能瞎猜疑、乱指责,更不能颐指气使、肆意贬低教师的人格。
四是社会要给教师“安心乐教”提供正确的舆论支持。毫不讳言,现在的孩子因诸多条件的变化而越来越难教,社会对教师工作的辛劳应给予适度的理解。学校教育绝不是万能的,毕竟孩子的成长要受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面的影响。孩子发生了问题(除了教师本身的责任事故外),是共同担责的就不要让一方担责,板子不能全打在教师身上。专家推出新理念时不能信口胡诌,新闻媒体也要多作客观理性的报道。
如果让教师不得不跪着教书,那是教师群体的悲哀,更是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悲哀!“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中华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尊重教师、关爱教师。只有让教师挺直了腰杆和灵魂,方能托起明天的太阳!
(作者单位:江苏海安老坝港中学)
责任编辑 邹韵文
链接: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周光礼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教育既具公益性也具服务性。公益性强调教育是一种事业,从道德层面讲,它对教师、学生有一套伦理规范的要求。而随着教育产业化思潮的兴起,一些人还发现,教育除具有公益性、事业性之外,还具有服务行业的某种特质。
“学生是上帝、是顾客,是来享受服务的”这种说法片面强调了其服务性,对很多人来说就显得有些“离谱”。这种论调及用下跪感化学生,实际上代表了两种观念:认同“学生是消费者,教师是服务工作者”的观念,就意味着教师要迎合学生需求。而另一种观念则要求教师要教书育人。这两种观念在娄底的这一事件中同时得以显现。
周光礼表示,感化学生的方式有多种,每个教师的一言一行都能起到感化作用,他并不赞同用这种方式感化学生,“这种简单的方式未必一定能起作用,教化学生最重要的还是心灵的沟通和一言一行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