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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别山地区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之处，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发源地和人民军队的重要诞生地之一。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建立的28年革命斗争中，大别山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百折不挠、顽强奋斗，以巨大牺牲赢得了大别山红旗不倒的崇高历史地位。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人民乃至全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瑰宝。大别山地区的革命斗争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纵贯中国革命的每一个时期。与中国革命很多地方相比，大别山地区的革命斗争历史长、发展快、地域广、牺牲大、规模大。从大革命时期直到新中国成立，党始终保持了对这一地区的领导。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时期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率先长征到达陕北，新四军第五师坚持敌后抗战，中原突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等等许多攸关中国革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里。这些历史史实充分彰显了大别山地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事业英勇顽强、不畏牺牲的革命精神，也铸就了大别山在中国革命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地位。
在大别山革命历史进程中，周恩来同志多次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对大别山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提出切合实际的指导性意见，充分表现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革命情怀。正是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悉心指导，才使得大别山成为中国革命的地标之一，在中國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屹立不倒。
一、决策设立鄂豫皖边特区，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得以实现
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华中腹地，山脉东西横亘，绵延300公里，在华中地区形成南北交通的天然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即成为创立党组织较早、受党的影响较深、工农运动高涨的地区。因此，大革命失败后，鄂豫皖三省党组织根据“八七会议”所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探索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就相继把武装起义的重点放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大别山区，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实行大别山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构想。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黄安、麻城起义基础上形成的鄂豫边根据地，一部分是在商城南部起义基础上形成的豫东南根据地，一部分是在六安、霍山起义基础上形成的皖西根据地。1928年7月至1930年3月，实际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为加强党对各地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及党在白区工作的领导，不断以中央的名义对鄂豫皖边区作出指示，多次派中央巡视员曹壮父、何玉琳、郭述申等前往以上三块根据地视察、指导工作，增派干部加强边区的领导力量。党的六大召开以后，党中央、周恩来又分别派巡视员曹壮父到鄂豫边区、郭述申到豫东南地区，任弼时到安徽传达党的六大决议，了解边区武装割据的情况，使六大精神在边区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中共鄂东特委根据边区斗争的需要和湖北、河南两省委的决策，提出了在豫、鄂、皖三省边界广大地域实现整个大别山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建议。中央巡视员曹壮父立即将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报告党中央、周恩来。中央囿于稳定各省的组织系统，并认为统一的条件还不具备，未能采纳这一建议。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鄂东特委和豫东南特委从实际出发，在革命斗争中继续加强区域间的合作。
在鄂豫皖三省的边界地区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离不开三省党组织的相互配合与相互支援。例如：经过鄂豫两省边界地区党组织的共同努力，黄麻起义武装才得以在河南光山南部的柴山保站稳脚根，建立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商城起义得到鄂东特委和红三十一师的大力支援，才得以一举成功，并迅速创建红三十二师和豫东南革命根据地；六霍起义得到信阳中心县委、商城县委和红三十二师的密切配合，红三十二师连续东征援助，六霍起义武装才得以组建红三十三师和逐步创建皖西革命根据地。但是，在致力于实现大别山工农武装割据战略构想的过程中，如何协调不同省份、不同地区之间的组织领导，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早在1928年12月，鄂豫边区党组织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就向中央提出学习井冈山的办法，将鄂豫皖边界地区联络起来，建立苏维埃区域的建议，但遭到中央的否定。 因此，根据大别山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发展的迫切需要，如何从根本上避免组织领导不统一所造成的分歧和干扰，进而使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的党和红军更加协调一致，已成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能否形成和发展的关键。
周恩来是最早认识到建立鄂豫皖边区革命根据地具有重要战略作用的中央领导人。六大后，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军委主席，他作为中央主要领导人，对领导武装斗争有着亲身的体验，并且在密切关注各地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着力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1929年9月，由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和中共中央军事会议精神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中就明确提出：在实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总目标中，农村的红军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与此同时，中央于9月24日发出指示，决定将商城、光山、罗山、黄安、黄陂、罗田等8个县划为鄂豫边特区，建立鄂豫边特委，对鄂豫边、豫东南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实行统一领导。
1929年5月9日，在来河南指导工作的中央巡视员郭述申的帮助下，中共信阳中心县委成立，统一领导原豫南、豫东南特委所辖各县的工作。因河南省委屡遭破坏难以发挥领导作用，所以信阳中心县委直属中央领导。6月11日，信阳中心县委和鄂东北特委在柴山保举行联合会议，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鄂豫边和豫东南根据地合作的开端。6月15日，鄂东北特委向党中央、周恩来提出建立鄂豫皖特委的建议，以先实现党在鄂豫皖边区的统一，后达到实现大别山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目的。9月24日，中共中央鉴于鄂豫边和豫东南两块根据地三次反“会剿”斗争中互相支持与配合的现实，发出《关于鄂东北特委改组为鄂豫边特委致豫南特委的信》，决定将湖北的8个县和河南的8个县划为鄂豫边特区。11月20日，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会召开，到会代表29人，选举产生了中共鄂豫边特委，徐朋人为书记。 1930年1月，郭述申在鄂豫边和豫东南地区视察后，到上海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在鄂豫边和豫东南根據地巡视的情况，以及这一重要战略区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统一和发展，皖西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巩固，以大别山脉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已初具规模等。周恩来听后表示要向中央汇报。2月底，郭述申接到通知，同许继慎、熊受暄到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地方开会。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军委书记周恩来说：“我已将鄂豫边的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央认为那些地方党内的地方主义、农民意识对党的团结是有影响的。为了克服边区党组织领导和红军指挥的不统一，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特委，由郭述申任书记；成立红一军军部，许继慎为军长，曹大骏为政治委员，熊受暄为政治部主任。”他强调指出：“这个地区是鄂、豫、皖三省交界，战略地位很重要，要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2月25日，党中央发出给湖北、河南省委和安徽六安中心县委的指示信，决定成立鄂豫皖特别区，建立鄂豫皖特委。3月20日，根据中央指示，鄂豫皖边区党代表大会在箭厂河（今属河南新县）召开，中央巡视员曹大骏主持了会议，成立了鄂豫皖特委，郭述申任书记。同时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直属中央军委领导，6月下旬，鄂豫皖边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在周恩来的关心领导下，鄂豫皖党政军的统一，标志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揭开了大别山区革命斗争的新篇章。
为红军补充具有军事工作经验的指挥人员是一项十分迫切的工作。中央曾规定，凡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从黄埔、保定等军校毕业的以及其他军事干部，统由周恩来分配工作，统一派往各个苏区。1929年5月，为了加强豫鄂边区的军事领导力量，中央派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参谋长、师长的徐向前到大别山，担任红一军副军长。他率领红三十一师，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扩大了队伍，巩固了边区。为了加强中央对鄂豫皖特委的领导和联系，1930年10月，党中央和周恩来又为特区派了一些报务人员。
在鄂豫皖革命斗争发展的紧要关头，周恩来为统一鄂豫皖边区党和红军的组织领导作出了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因势利导地促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迅速形成和崛起，随后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迅速发展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二、指示红二十五军长征，使其成为红军长征的“北上先锋”
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边实行战略转移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为了继续坚持大别山区的革命斗争，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并领导鄂豫皖根据地军民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打破了敌人大规模划区清剿，初步扭转了革命斗争的危局。但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鄂豫皖省委盲目执行“夺回中心城镇”、“为保卫苏区每一寸土地而战”的错误方针，导致了七里坪战役和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中心区保卫战的失败，同时又推行错误的“肃反”政策，使发展到1万多人的红二十五军损失过半，根据地大部丧失，斗争形势再度恶化。在错误和挫折面前，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和红军领导人认真吸取教训，逐步转变斗争方针，形势趋向好转。红二十五军在坚持反“围剿”斗争中，采取内线与外线相结合的方针，辗转游击，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先后取得长岭岗、太湖、扶山寨等战斗的胜利。
然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仍面临十分严重的局面。1934年初，蒋介石先后调集“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总兵力达16个师24个旅，共80多个团，敌我兵力相差数十倍，确实过于悬殊。这种客观形势一方面迫使鄂豫皖省委考虑实行战略转移问题，以求保存力量，开辟新区，另一方面则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特别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高度关注。1934年1月，周恩来在江西瑞金听取了鄂豫皖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关于鄂豫皖革命斗争情况的详细汇报。中共中央随后即在2月12日给鄂豫皖的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目前正是鄂豫皖苏区受了暂时的失败，正是巨大转变的关头。省委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去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整理、锻炼和强固我们的力量，创造新的主力红军。同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恢复原有苏区而斗争。这是目前形势下唯一正确的路线。”并要求省委根据中革军委的具体指示和当时当地的具体形势，去作适当的决定和行动。6月1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给鄂豫皖苏区的军事训令中具体提出向外线发展的区域：“到平汉路桐柏、随县地域活动”，“特别应向河南及京汉路上活动”，并通知“中央准备派军事干部来帮助你们的工作”。这就促使鄂豫皖省委对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作进一步的研究，从而为实行战略转移作比较充分的思想、行动准备。
与此同时，周恩来决定派程子华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程子华临行前，周恩来于1934年6月在江西瑞金召见程子华，深刻分析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和出路，详细阐明了中央关于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周恩来在对鄂豫皖工作的指示中说：“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我根据地不断压缩并分割成几小块。敌人有‘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也变小了。根据地发生了人力、物力的严重困难。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如果红军得不到人力、物力的补充，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因此，“中央决定，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的敌军减少了，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对于战略转移方向和创建新根据地的选择，周恩来则明确提出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较大的革命影响，或者是那里的群众容易争取，要具备便于我军作战，防御的地形和较丰足的粮食及其他物质条件。随后，程子华辗转数千里，于1934年9月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7月26日、29日和8月18日，又连续向鄂豫皖省委发出《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秘密通知》，要求组织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 1934年11月4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在皖西北得知党中央和周副主席已派程子华到鄂豫皖工作，并对今后行动有重要指示后，立即行动，连续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于11月10日晚赶到光山县西南部的花山寨，与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以及程子华会合。第二天，省委就在花山寨召开了第十四次常委会议。根据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结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际，省委一致决定立即率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根据地而斗争，以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红二十五军在行动中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大别山区的革命武装斗争。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省委的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信阳市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长征，并在长征途中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胜利到达陕北，成为第一支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部队，也是参加长征的4支主力红军中唯一一支在长征途中发展壮大的队伍，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作出了重大贡献。历史证明，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不仅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支强有力的武装，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胜利进军，而且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
三、指导大别山抗战
1937年10月2日，国共两党代表在南京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2月在湖北汉口举行的新四军军部成立大会上，鄂豫皖红军和鄂豫边游击队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代表党中央宣布：长江以北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由高敬亭任司令。后来，根据中央的指示，周恩来会见再次到长江局请示工作的高敬亭、郑位三、郭述申，确定了新四军第四支队的战斗序列。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中心武汉成立，周恩来担任长江局副书记和中共代表团负责人，领导河南和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和抗日运动，负责同国民党联系和谈判。1938年1月，经党中央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经常是白天在军委会政治部办公，或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艰苦的谈判，晚上就回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参加长江局的会议，或处理有关工作。
为了大力发展中原地区的抗日战争，1938年1月11日，周恩来和长江局参谋处参谋长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建议鄂豫皖红军的一部分不参加新四军的整编，仍在原地谋求发展，以扩大和发展中原的游击战争。同月14日和22日，长江局两次作出决议，决定河南确山竹沟镇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由长江局参谋处直接指挥，归周恩来、叶剑英领导，其任务是保护后方根据地，保证进行党和群众的工作，以及训练干部的工作。
2月13日，周恩来向党中央建议，调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彭雪枫由山西来确山县竹沟，组织和领导鲁、豫、蘇、皖四省的军事工作。15日，周恩来在武汉主持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的联席会议，决定在黄河与长江间成立一军区，在其下分为四个军分区，彭雪枫加入河南省委，负责领导全军区军事工作。彭雪枫接到命令后，立即带领10余名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来到武汉长江局。周恩来指示彭雪枫：在确山竹沟积蓄力量，训练干部，组织部队，发展与扩大党的力量，发动与领导鲁、豫、皖、苏广大敌后区域之游击战争，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广泛联系友党友军和地方实力派，争取共同抗日。从此，竹沟成了中共领导中原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支撑点，在新四军和河南省委及后来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抗战的历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中原地区的抗战工作改由中原局领导。周恩来对大别山抗战的关注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大别山抗战的历史证明，周恩来在抗战初期的正确领导，为夺取大别山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参加中原和平谈判
1945年10月，由李先念等人创建的豫鄂边根据地，已经发展成为下辖3个军区的中原解放区。中原是通向华北、西北、东北等各解放区的主要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能不能坚持中原，牵制急欲北上打内战的国民党军队，为华北、华东、东北各解放区争取反内战的准备时间，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全局。
自1946年1月10日国共谈判停战令生效后，国民党军逐步蚕食、进犯中原解放区，6万名中原解放军将土被围困在豫鄂边区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纵横不足60公里的狭小地带。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非常关心中原解放区的命运。2月23日，他向三人小组美方代表马歇尔提出：国民党军应该撤围，让中原军区解放军完成转移，并借给他们转移途中所需的粮食和款项。3月16日，他给太行、晋绥、山东等解放区的领导人打电报说：中原军区部队受顽方蚕食挑衅，危急万分，各地均有立即对中原部队粮食援助的责任。22日，他从延安致电远在重庆的董必武、王若飞：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必须先解决中原部队的问题。月底，他又委托董必武到宣化店视察，慰问中原军区军民，并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5月1日，周恩来在国、共、美三方谈判时严正指出：国民党当局已密令30万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军，并建议第32执行小组的代表同往宣化店监督停战。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美方和国民党方面被迫接受周恩来的建议，组成视察宣化店的三人小组。
5月3日，周恩来由重庆飞抵南京的当天晚上，立即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希望首先协议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发展成为全国内战。5月5日，周恩来飞抵汉口，立即与美、蒋谈判代表彻夜会议，决定赴宣化店实地视察，制止国民党军队企图“围歼”中原部队的违约行动，制止全面内战爆发。5月6日，周恩来会同三方代表及执行小组冒着大雨向宣化店进发，途中遇山洪暴发受阻，周恩来动员和组织群众抬车过河。5月8日，周恩来经过两天半的跋山涉水到达宣化店后，立即深入中原部队指战员之中间寒问暖，关怀备至，感人至深。随后，周恩来立即在中原军区司令部召开会议，听取汇报，了解实际情况，部署中原坚持与突围。接着，周恩来在宜化店中学召开军事调停会议。他向在场的30多名中外记者，列举大量的事实揭露国民党军队破坏停战协议的罪行，并再次紧急呼吁：现在，全国需要和平，内战应无条件停止，千万人的生命所系，如何能拖，又如何忍拖。当天晚上，周恩来参加文艺晚会，与广大指战员见面。他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中原军民问好，鼓励中原部队不怕牺牲去战胜一切困难，使广大指战员深受鼓舞，斗志倍增。晚会结束后，周恩来又连夜召开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会议，进一步研究中原战况，分析敌我态势，部署中原突围，并精心制定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对策和正确的战略转移方案。5月9日，周恩来离开宣化店返回汉口，随即召开三方谈判代表会议，根据军事三人小组的实地调查，讨论制止中原内战的协议。5月10日，周恩来亲自签署与国民党、美国代表达成的《汉口协议》。这个协议在规定立即制止中原军事冲突，停止构筑碉堡等有利于“中原坚持”条款的同时，还规定了合法转移中原部队伤病员和非战斗人员等有利于“中原突围”的条款。周恩来亲自为中原坚持和突围所创造的有利条件，使党中央关于保存干部、精干队伍、随时准备突围的指示顺利得以落实。中原军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有计划地安全转移了1000多名伤病员，化装转移了上千名干部，并复员安置了近万名年老体弱战士，精悍了主力部队，增强了战斗力，为胜利举行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顾大别山革命历史的光辉进程，可以看出，每每在大别山革命斗争发展的关键时期和紧要关头，周恩来都给予了深切地关怀、悉心地指导以及巨大地鼓励，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而卓有成效地推动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
在大别山革命历史进程中，周恩来同志多次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对大别山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提出切合实际的指导性意见，充分表现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军事家高超的政治智慧和革命情怀。正是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悉心指导，才使得大别山成为中国革命的地标之一，在中國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屹立不倒。
一、决策设立鄂豫皖边特区，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得以实现
大别山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区的华中腹地，山脉东西横亘，绵延300公里，在华中地区形成南北交通的天然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早在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即成为创立党组织较早、受党的影响较深、工农运动高涨的地区。因此，大革命失败后，鄂豫皖三省党组织根据“八七会议”所确定的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探索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过程中，就相继把武装起义的重点放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大别山区，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实行大别山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构想。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在黄安、麻城起义基础上形成的鄂豫边根据地，一部分是在商城南部起义基础上形成的豫东南根据地，一部分是在六安、霍山起义基础上形成的皖西根据地。1928年7月至1930年3月，实际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为加强党对各地红军和农村根据地及党在白区工作的领导，不断以中央的名义对鄂豫皖边区作出指示，多次派中央巡视员曹壮父、何玉琳、郭述申等前往以上三块根据地视察、指导工作，增派干部加强边区的领导力量。党的六大召开以后，党中央、周恩来又分别派巡视员曹壮父到鄂豫边区、郭述申到豫东南地区，任弼时到安徽传达党的六大决议，了解边区武装割据的情况，使六大精神在边区得到认真的贯彻落实。中共鄂东特委根据边区斗争的需要和湖北、河南两省委的决策，提出了在豫、鄂、皖三省边界广大地域实现整个大别山区工农武装割据的建议。中央巡视员曹壮父立即将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建议报告党中央、周恩来。中央囿于稳定各省的组织系统，并认为统一的条件还不具备，未能采纳这一建议。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鄂东特委和豫东南特委从实际出发，在革命斗争中继续加强区域间的合作。
在鄂豫皖三省的边界地区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离不开三省党组织的相互配合与相互支援。例如：经过鄂豫两省边界地区党组织的共同努力，黄麻起义武装才得以在河南光山南部的柴山保站稳脚根，建立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商城起义得到鄂东特委和红三十一师的大力支援，才得以一举成功，并迅速创建红三十二师和豫东南革命根据地；六霍起义得到信阳中心县委、商城县委和红三十二师的密切配合，红三十二师连续东征援助，六霍起义武装才得以组建红三十三师和逐步创建皖西革命根据地。但是，在致力于实现大别山工农武装割据战略构想的过程中，如何协调不同省份、不同地区之间的组织领导，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早在1928年12月，鄂豫边区党组织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就向中央提出学习井冈山的办法，将鄂豫皖边界地区联络起来，建立苏维埃区域的建议，但遭到中央的否定。 因此，根据大别山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发展的迫切需要，如何从根本上避免组织领导不统一所造成的分歧和干扰，进而使鄂豫皖三省边界地区的党和红军更加协调一致，已成为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能否形成和发展的关键。
周恩来是最早认识到建立鄂豫皖边区革命根据地具有重要战略作用的中央领导人。六大后，周恩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军委主席，他作为中央主要领导人，对领导武装斗争有着亲身的体验，并且在密切关注各地工农武装割据斗争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着力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1929年9月，由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和中共中央军事会议精神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中就明确提出：在实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总目标中，农村的红军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与此同时，中央于9月24日发出指示，决定将商城、光山、罗山、黄安、黄陂、罗田等8个县划为鄂豫边特区，建立鄂豫边特委，对鄂豫边、豫东南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实行统一领导。
1929年5月9日，在来河南指导工作的中央巡视员郭述申的帮助下，中共信阳中心县委成立，统一领导原豫南、豫东南特委所辖各县的工作。因河南省委屡遭破坏难以发挥领导作用，所以信阳中心县委直属中央领导。6月11日，信阳中心县委和鄂东北特委在柴山保举行联合会议，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是鄂豫边和豫东南根据地合作的开端。6月15日，鄂东北特委向党中央、周恩来提出建立鄂豫皖特委的建议，以先实现党在鄂豫皖边区的统一，后达到实现大别山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目的。9月24日，中共中央鉴于鄂豫边和豫东南两块根据地三次反“会剿”斗争中互相支持与配合的现实，发出《关于鄂东北特委改组为鄂豫边特委致豫南特委的信》，决定将湖北的8个县和河南的8个县划为鄂豫边特区。11月20日，中共鄂豫边第一次代表会召开，到会代表29人，选举产生了中共鄂豫边特委，徐朋人为书记。 1930年1月，郭述申在鄂豫边和豫东南地区视察后，到上海向周恩来详细汇报了在鄂豫边和豫东南根據地巡视的情况，以及这一重要战略区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统一和发展，皖西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巩固，以大别山脉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已初具规模等。周恩来听后表示要向中央汇报。2月底，郭述申接到通知，同许继慎、熊受暄到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地方开会。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军委书记周恩来说：“我已将鄂豫边的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央认为那些地方党内的地方主义、农民意识对党的团结是有影响的。为了克服边区党组织领导和红军指挥的不统一，中央决定成立鄂豫皖特委，由郭述申任书记；成立红一军军部，许继慎为军长，曹大骏为政治委员，熊受暄为政治部主任。”他强调指出：“这个地区是鄂、豫、皖三省交界，战略地位很重要，要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2月25日，党中央发出给湖北、河南省委和安徽六安中心县委的指示信，决定成立鄂豫皖特别区，建立鄂豫皖特委。3月20日，根据中央指示，鄂豫皖边区党代表大会在箭厂河（今属河南新县）召开，中央巡视员曹大骏主持了会议，成立了鄂豫皖特委，郭述申任书记。同时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直属中央军委领导，6月下旬，鄂豫皖边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在周恩来的关心领导下，鄂豫皖党政军的统一，标志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形成，揭开了大别山区革命斗争的新篇章。
为红军补充具有军事工作经验的指挥人员是一项十分迫切的工作。中央曾规定，凡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从黄埔、保定等军校毕业的以及其他军事干部，统由周恩来分配工作，统一派往各个苏区。1929年5月，为了加强豫鄂边区的军事领导力量，中央派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曾担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参谋长、师长的徐向前到大别山，担任红一军副军长。他率领红三十一师，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接连打了好几个胜仗，扩大了队伍，巩固了边区。为了加强中央对鄂豫皖特委的领导和联系，1930年10月，党中央和周恩来又为特区派了一些报务人员。
在鄂豫皖革命斗争发展的紧要关头，周恩来为统一鄂豫皖边区党和红军的组织领导作出了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因势利导地促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迅速形成和崛起，随后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迅速发展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二、指示红二十五军长征，使其成为红军长征的“北上先锋”
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边实行战略转移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十分严峻。为了继续坚持大别山区的革命斗争，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并领导鄂豫皖根据地军民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打破了敌人大规模划区清剿，初步扭转了革命斗争的危局。但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鄂豫皖省委盲目执行“夺回中心城镇”、“为保卫苏区每一寸土地而战”的错误方针，导致了七里坪战役和第五次反“围剿”初期中心区保卫战的失败，同时又推行错误的“肃反”政策，使发展到1万多人的红二十五军损失过半，根据地大部丧失，斗争形势再度恶化。在错误和挫折面前，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党和红军领导人认真吸取教训，逐步转变斗争方针，形势趋向好转。红二十五军在坚持反“围剿”斗争中，采取内线与外线相结合的方针，辗转游击，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先后取得长岭岗、太湖、扶山寨等战斗的胜利。
然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仍面临十分严重的局面。1934年初，蒋介石先后调集“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总兵力达16个师24个旅，共80多个团，敌我兵力相差数十倍，确实过于悬殊。这种客观形势一方面迫使鄂豫皖省委考虑实行战略转移问题，以求保存力量，开辟新区，另一方面则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特别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高度关注。1934年1月，周恩来在江西瑞金听取了鄂豫皖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关于鄂豫皖革命斗争情况的详细汇报。中共中央随后即在2月12日给鄂豫皖的省委的指示信中明确指出：“目前正是鄂豫皖苏区受了暂时的失败，正是巨大转变的关头。省委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去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整理、锻炼和强固我们的力量，创造新的主力红军。同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恢复原有苏区而斗争。这是目前形势下唯一正确的路线。”并要求省委根据中革军委的具体指示和当时当地的具体形势，去作适当的决定和行动。6月1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给鄂豫皖苏区的军事训令中具体提出向外线发展的区域：“到平汉路桐柏、随县地域活动”，“特别应向河南及京汉路上活动”，并通知“中央准备派军事干部来帮助你们的工作”。这就促使鄂豫皖省委对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作进一步的研究，从而为实行战略转移作比较充分的思想、行动准备。
与此同时，周恩来决定派程子华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程子华临行前，周恩来于1934年6月在江西瑞金召见程子华，深刻分析了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和出路，详细阐明了中央关于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周恩来在对鄂豫皖工作的指示中说：“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我根据地不断压缩并分割成几小块。敌人有‘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也变小了。根据地发生了人力、物力的严重困难。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如果红军得不到人力、物力的补充，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因此，“中央决定，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的敌军减少了，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对于战略转移方向和创建新根据地的选择，周恩来则明确提出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较大的革命影响，或者是那里的群众容易争取，要具备便于我军作战，防御的地形和较丰足的粮食及其他物质条件。随后，程子华辗转数千里，于1934年9月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7月26日、29日和8月18日，又连续向鄂豫皖省委发出《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秘密通知》，要求组织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 1934年11月4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在皖西北得知党中央和周副主席已派程子华到鄂豫皖工作，并对今后行动有重要指示后，立即行动，连续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于11月10日晚赶到光山县西南部的花山寨，与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以及程子华会合。第二天，省委就在花山寨召开了第十四次常委会议。根据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结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际，省委一致决定立即率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新根据地而斗争，以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红二十五军在行动中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大别山区的革命武装斗争。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省委的率领下，高举中国工农红军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信阳市罗山县何家冲出发长征，并在长征途中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15日，红二十五军胜利到达陕北，成为第一支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部队，也是参加长征的4支主力红军中唯一一支在长征途中发展壮大的队伍，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作出了重大贡献。历史证明，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不仅为中国革命保存了一支强有力的武装，配合了中央红军的胜利进军，而且为陕甘宁边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
三、指导大别山抗战
1937年10月2日，国共两党代表在南京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12月在湖北汉口举行的新四军军部成立大会上，鄂豫皖红军和鄂豫边游击队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代表党中央宣布：长江以北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由高敬亭任司令。后来，根据中央的指示，周恩来会见再次到长江局请示工作的高敬亭、郑位三、郭述申，确定了新四军第四支队的战斗序列。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中心武汉成立，周恩来担任长江局副书记和中共代表团负责人，领导河南和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和抗日运动，负责同国民党联系和谈判。1938年1月，经党中央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他经常是白天在军委会政治部办公，或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艰苦的谈判，晚上就回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参加长江局的会议，或处理有关工作。
为了大力发展中原地区的抗日战争，1938年1月11日，周恩来和长江局参谋处参谋长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建议鄂豫皖红军的一部分不参加新四军的整编，仍在原地谋求发展，以扩大和发展中原的游击战争。同月14日和22日，长江局两次作出决议，决定河南确山竹沟镇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由长江局参谋处直接指挥，归周恩来、叶剑英领导，其任务是保护后方根据地，保证进行党和群众的工作，以及训练干部的工作。
2月13日，周恩来向党中央建议，调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彭雪枫由山西来确山县竹沟，组织和领导鲁、豫、蘇、皖四省的军事工作。15日，周恩来在武汉主持中共代表团和长江局的联席会议，决定在黄河与长江间成立一军区，在其下分为四个军分区，彭雪枫加入河南省委，负责领导全军区军事工作。彭雪枫接到命令后，立即带领10余名红军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干部来到武汉长江局。周恩来指示彭雪枫：在确山竹沟积蓄力量，训练干部，组织部队，发展与扩大党的力量，发动与领导鲁、豫、皖、苏广大敌后区域之游击战争，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广泛联系友党友军和地方实力派，争取共同抗日。从此，竹沟成了中共领导中原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支撑点，在新四军和河南省委及后来的中共中央中原局抗战的历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中原地区的抗战工作改由中原局领导。周恩来对大别山抗战的关注虽然时间不长，但是大别山抗战的历史证明，周恩来在抗战初期的正确领导，为夺取大别山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参加中原和平谈判
1945年10月，由李先念等人创建的豫鄂边根据地，已经发展成为下辖3个军区的中原解放区。中原是通向华北、西北、东北等各解放区的主要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能不能坚持中原，牵制急欲北上打内战的国民党军队，为华北、华东、东北各解放区争取反内战的准备时间，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全局。
自1946年1月10日国共谈判停战令生效后，国民党军逐步蚕食、进犯中原解放区，6万名中原解放军将土被围困在豫鄂边区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纵横不足60公里的狭小地带。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非常关心中原解放区的命运。2月23日，他向三人小组美方代表马歇尔提出：国民党军应该撤围，让中原军区解放军完成转移，并借给他们转移途中所需的粮食和款项。3月16日，他给太行、晋绥、山东等解放区的领导人打电报说：中原军区部队受顽方蚕食挑衅，危急万分，各地均有立即对中原部队粮食援助的责任。22日，他从延安致电远在重庆的董必武、王若飞：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必须先解决中原部队的问题。月底，他又委托董必武到宣化店视察，慰问中原军区军民，并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5月1日，周恩来在国、共、美三方谈判时严正指出：国民党当局已密令30万军队围攻中原解放军，并建议第32执行小组的代表同往宣化店监督停战。在周恩来的一再坚持下，美方和国民党方面被迫接受周恩来的建议，组成视察宣化店的三人小组。
5月3日，周恩来由重庆飞抵南京的当天晚上，立即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希望首先协议停止中原内战，以免牵动全局，发展成为全国内战。5月5日，周恩来飞抵汉口，立即与美、蒋谈判代表彻夜会议，决定赴宣化店实地视察，制止国民党军队企图“围歼”中原部队的违约行动，制止全面内战爆发。5月6日，周恩来会同三方代表及执行小组冒着大雨向宣化店进发，途中遇山洪暴发受阻，周恩来动员和组织群众抬车过河。5月8日，周恩来经过两天半的跋山涉水到达宣化店后，立即深入中原部队指战员之中间寒问暖，关怀备至，感人至深。随后，周恩来立即在中原军区司令部召开会议，听取汇报，了解实际情况，部署中原坚持与突围。接着，周恩来在宜化店中学召开军事调停会议。他向在场的30多名中外记者，列举大量的事实揭露国民党军队破坏停战协议的罪行，并再次紧急呼吁：现在，全国需要和平，内战应无条件停止，千万人的生命所系，如何能拖，又如何忍拖。当天晚上，周恩来参加文艺晚会，与广大指战员见面。他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中原军民问好，鼓励中原部队不怕牺牲去战胜一切困难，使广大指战员深受鼓舞，斗志倍增。晚会结束后，周恩来又连夜召开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会议，进一步研究中原战况，分析敌我态势，部署中原突围，并精心制定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对策和正确的战略转移方案。5月9日，周恩来离开宣化店返回汉口，随即召开三方谈判代表会议，根据军事三人小组的实地调查，讨论制止中原内战的协议。5月10日，周恩来亲自签署与国民党、美国代表达成的《汉口协议》。这个协议在规定立即制止中原军事冲突，停止构筑碉堡等有利于“中原坚持”条款的同时，还规定了合法转移中原部队伤病员和非战斗人员等有利于“中原突围”的条款。周恩来亲自为中原坚持和突围所创造的有利条件，使党中央关于保存干部、精干队伍、随时准备突围的指示顺利得以落实。中原军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有计划地安全转移了1000多名伤病员，化装转移了上千名干部，并复员安置了近万名年老体弱战士，精悍了主力部队，增强了战斗力，为胜利举行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回顾大别山革命历史的光辉进程，可以看出，每每在大别山革命斗争发展的关键时期和紧要关头，周恩来都给予了深切地关怀、悉心地指导以及巨大地鼓励，为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而卓有成效地推动了大别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