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行政令，颁布《俄联邦核遏制领域国家基本政策》（以下简称《基本政策》），取代了十年前制定的同类文件（内容从未公开），首次以公开形式宣示俄方核政策，体现了俄对当前危险威胁的新判断，是对美方核政策改变的回击。

新核遏制政策的变与不变

　　总的看，从国家实力和安全环境出发，新核遏制政策与以往相比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其防御性质没变，将核力量维持在足够保障核威慑的水平即可;遏制形式没变，以拥有和动用核武器作为威慑手段;根本目的没变，遏制对俄及其盟友的入侵，维护国家安全。
　　但新核遏制政策并非了无新意，其發布的时机、新增的内容及展示的姿态耐人寻味。
　　首先，面临形势变了。近年来，国际军控体系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美俄在军控领域冲突不断。长久以来，美国对现有军控体系持怀疑态度，认为该体系对美国的限制程度远超他国，先后退出军控条约，抬高谈判门槛，并持续对俄战略施压，使俄感受到国家安全层面的强烈威胁。此时俄颁布《基本政策》，针对美国的用意十分明显。
　　其次，用核门槛变了。《基本政策》增加了两种俄方使用核武器的情形，即“影响俄重要目标使其核反击能力遭到破坏”和“使用常规武器使俄国家生存面临威胁”，俄不仅在遭受核打击时可使用核武器，甚至当俄重要目标如交通、能源或通讯系统遭到大规模常规武器打击或网络攻击时，也会触发俄方核反击。也就是说，俄方对常规武器打击实施核反击有了法理依据，同时可依据主观意愿自行决策使用核武器的时机，核门槛大幅降低。
　　第三，威慑姿态变了。通常而言，战略核威慑的有效性取决于实力、决心以及让对手知晓的程度。《基本政策》清晰展示了俄在核武器领域的威慑意图和用核想定，俄方在具备强大核实力的前提下，公然强调己方实施核报复的必然性，威慑意味更浓。

军控危局中的大国角力

　　美苏在冷战期间签署的《反导条约》《中导条约》和《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是国际军控体系的三大支柱，基于此建立的军控机制也是美俄战略稳定的重要保障。然而，随着美俄间现实利益的日益冲突和战略互信的逐步丧失，双方在军控领域的角力愈演愈烈。
　　第一，竞相改变用核理念。近年来，美逐步改变核政策，提出全球快速打击理念，允许使用洲际弹道导弹作为常规武器对他国实施打击，不将使用低当量核弹头视为核战争;出台《核作战》文件，认为必须改变核武器运用范围;发布《非战略核武器》，模糊战略核武器与非战略核武器的界线，甚至扬言重启核试验。
　　冷战后，俄整体军事实力虽有所下降，但在“三位一体”核力量和高超声速导弹上的投入从不松懈，战略武器现代化比重逐年提升。1997年起，俄着手研究老旧核装备的更新问题，加紧研制高超声速武器和新一代反导系统，大力发展其他高技术武器，力争在常规战力弱于美国的形势下，以核武器实施“终极对抗”。
　　第二，推进核武器小型化战术化。退出《中导条约》后，美立即宣布试射陆基巡航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对此，俄罗斯当即回应，如果美国进行中短程导弹系统的研制，俄方也将“被迫”全面研发类似的武器。除了在反导和中短程导弹问题上的较量，双方还不断推进核武器小型化、战术化和隐身化。小型核弹头体积更小、重量更轻、运送难度更低，可以无声无息地执行外科手术刀式的“拔点斩首”行动，打击精度大大提高。俄罗斯不断推进小型核武器试验，美国则在太平洋和大西洋部署搭载小型核弹头的潜射弹道导弹加以对抗。
　　第三，争夺法理和舆论高点。针对军控违约问题，美俄间“口水仗”不断。美国将其退约归咎于俄罗斯未依约履责，俄方则予以针锋相对的反击。如，针对《开放天空条约》问题，美认为俄多年来一直违反条约规定，限制美国飞越俄邻国格鲁吉亚和俄在波罗的海沿岸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指责俄利用飞越美国和欧洲领空的机会侦察可在战时袭击的美重要基础设施。而俄方则不满美限制低空飞行（尤其是在华盛顿地区），削减俄在夏威夷岛上空的侦察飞行范围等。针对此次退约，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明确表态，美国经常指责别国破坏条约，以此为自己退约寻找借口。

激进态度背后的克制考量

　　今年，俄外有美西方战略挤压，内有权力格局调整，加之新冠疫情形势日趋严峻，可谓内外交困。此时颁布新核遏制政策，貌似态度激进，却也暗含谨慎克制的战略考量。
　　近年，美对俄遏制态势愈发明显，极大地挤压了俄战略空间。不断在俄周边地区增加军力部署，先后进驻波罗的海地区和波兰，借口乌克兰局势恶化实现在乌驻军常态化，在罗马尼亚修建陆基宙斯盾系统，甚至意图将部署在德国的B61核弹转移至波兰，大大加强了对俄的预警和打击能力;实施有针对性的军事行动，出动B-1B战略轰炸机闯入鄂霍次克海内海领空，频繁出动舰机对俄侦察，使美俄军事力量发生正面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在综合国力差距甚大的情况下，俄方不得不继续秉持非对称制衡理念，为美方划出红线，捍卫国家安全和盟友利益。
　　军控机制虽不能消除战争根源，却发挥着遏制战争的重要作用。如今，美方意图“砸烂”现有军控机制，而俄方对军控问题一直持开放积极态度。一方面，军控是目前为数不多俄可与美平等谈判的领域，双边军控机制意味着两国对世界命运享有特殊的“大国责任”，俄不会放弃这一彰显大国地位的平台。另一方面，军控机制下，可通过自行裁减和相互监督避免世界走向核武的深渊。因此，俄将军控谈判列入年度外交工作重点，拉夫罗夫外长强调，“现有条约作为全球安全的基石，非常有必要加以保留”，甚至表示“愿将高超声速武器等新兴核武器纳入谈判内容”，尽最大努力将美拉回谈判桌。
　　俄颁布新核政策也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2020年是俄国内权力格局调整和普京布局连任的关键之年。3月国家杜马通过了俄现任总统任期“清零”的议案，后续全民公投将于7月1日实施。然而，上半年以来，俄本就不景气的国内经济因疫情愈呈颓势，加之养老、延迟退休、修宪等政策“非民主”推行，使民众不满愈发积累，普京的国内支持率持续走低。此时颁布新核遏制政策，为民众敲响国际形势恶化的警钟，也有增强国内凝聚力、降低全民公投不确定性的考量。
　　军控机制是缺乏战略互信的产物，大国争夺未来制胜权的较量从不会停歇，根据新的安全形势制定平衡双方利益的军控规则需要新的智慧，这注定要经历漫长的磨合调整。俄新核遏制政策看似升级了紧张局面，深层意义却是迫使美方能更加谨慎地审视对俄政策，收敛危险行为，降低美俄爆发战争的风险。同时要看到，现有军控体制难以约束网络空间、外太空、反导系统、人工智能、高超声速武器等新技术领域的武器发展，单纯依靠核遏制手段难以完成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这也就注定了新核政策的“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