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哲罗姆模式、贺拉斯模式和施莱尔马赫模式是翻译学里的三种重要模式,三种模式都对翻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哲罗姆模式的核心概念是对等,贺拉斯模式倡导忠实于顾客,施莱尔马赫模式主张异化翻译,这些翻译模式都被译者们运用于翻译实践。本文阐述了三种模式的特点并且通过翻译实例进行分析,旨在提出翻译实践中没有绝对的翻译方法,不同的翻译文本就有不同的翻译方法。
关键词:哲罗姆模式 贺拉斯模式 施莱尔马赫模式 外宣翻译
中图分类号:H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5-0074-02
从西塞罗时期到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大体趋势围绕着应当直译(字对字)还是意译(意对意)的反复讨论展开。哲罗姆模式、贺拉斯模式和施莱尔马赫模式是国外翻译理论的三种早期翻译模式。哲罗姆(347-420)将《圣经》译成拉丁语时发表了关于这两种方法的著名论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是西方翻译史上对“直译与活译”“形式与内容”的争议的发端。(谢天振,2009:61)贺拉斯(前65-8)在《诗艺》的《论创新》这一节中,道出了坚持灵活翻译的至理名言:“只要你不是浪费时间,留恋迂腐的翻译手法,只要你不是像奴隶一样将原文字字对应于译文,就会创造一个屬于自己的全新主题。(刘军平,2009:42)施莱尔马赫(1768-1834)认为:“译者要么尽量尊重原作者,让读者适应作者;要么尽量尊重读者,让译文贴近读者。”(Munday,2014:39)
一、三种翻译模式的特点
哲罗姆模式: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哲罗姆形成了自己的翻译观。[1]强调各种语言的形式差异,主张在翻译中应避免逐字对译。[2](廖七一,2002:5)翻译方法应随原作的文本而异。《圣经》这种崇高的宗教文本不宜一概采用意译,而应该采用直译,《圣经》是一个中心的神圣的文本,翻译时要做到最大限度的忠实,也就是“隔行对照翻译”,也就是译文与原文匹配对照,字对字,翻译出来的文字写在原文本下面。然而这种理想化的忠实翻译使得译文难以理解。他强调意译更多地应用于文学翻译中,翻译方法的选择要依翻译文本的类型而定。[3]针对《七十子希腊文本》所标榜的翻译是受到了“上帝的感召”,哲罗姆坚持认为,正确的翻译要靠知识,靠对原文的正确理解,而不是靠“上帝的感召”[4]。(谢天振,2009:267)翻译既然是一种创造,译者就完全可以具有自己的风格特征,而且优秀的译文完全可以与原作媲美。(廖七一,2002:5)
贺拉斯模式:在翻译实践中,贺拉斯认为,译文应该忠实,但忠实的不是忠实于原文文本,而是以目的语的读者(客户)为尺度,他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传递信息,原文文本不是神圣不可改变的东西。(刘军平,2009:42)贺拉斯模式没有一个神圣的文本,但却有优势语,并且协商总是倾向于优势语,正如现今英语取代曾经拉丁语的主导地位。贺拉斯还提出不同的文本类型要求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同时还强调不同文化可以有同样的文本模式,文本模式是人造的、历史的。(Susan Bassnett,2001:4)
施莱尔马赫模式:在《论翻译的不同方法》的长篇论文中阐述了他的翻译观:1)翻译应该区分口译和笔译,2)翻译中必须理解语言和思维的辩证关系,3)翻译有两种不同的途径即顺从原作和顺从译作。要么尽可能不打扰作者,让读者自己去接近作者,要么不要打扰读者,让作者去接近读者。(谢天振,2013:136)
二、外宣翻译的定义
外宣翻译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目的、以汉语为信息源、以英语等外国语为信息载体、以各种媒体为渠道、以外国民众(包括境内的各类外籍人士)为主要传播对象的交际活动。(张健,2013:22)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翻译时必须遵循翻译的共性原则,即忠实原文,注意译文的通顺和可理解性。
三、翻译实例分析
例1:惠州市是广东省直辖城市,位于广东省的东南部,珠江三角洲的东端,属于今日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战国时期属楚国,隋朝称“循州”开设府。公元1021年改称惠州。据《方兴纪要》载,惠州“东接长汀,北连赣岭,控潮海之襟要,半广南之辅翼,大海横陈,群山拥后,诚岭南之名郡也”。(张健,2013:102)
在《外宣翻译导论》中,译文对原文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原文《方兴纪要》中的内容全部删除,从而没有使作者觉得译文晦涩难懂而停止阅读。而是用“The city is a very important spot for her strategic and geographic position”,一句将其意义精确地概括,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使译文直接明了,实现了信息的成功转换和沟通。汉语中经常通过堆积辞藻来起渲染烘托作用,在翻译过程中反而会干扰信息的有效传递,影响目标受众者对信息的接受。译文对原文的大幅度调整体现了贺拉斯强调的灵活翻译,忠实于读者,让读者了解到惠州自古以来都占据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
例2:“A tree is known by its fruit.”(源自《圣经·马太福音》)
译文:“观其果知其树”。译文相当于汉语中的“观其行知其人”。杰罗姆模式中主张忠实于原文,译文保持《圣经》神圣文本的原貌和原文的神圣性。
例3:“北京的腿,西安的嘴,桂林的山和水。”
译文想传达的真实意思就是“北京名胜之多,走也走不完;西安古迹之盛,道也道不完;而桂林则是山水环绕之地,其美丽也不需要用言语来表达”。《外宣翻译导论》中译文1中的“leg,mouth,mountain and water”遵循了哲罗姆翻译模式的最大限度忠实,与原文中的“腿,嘴,山和水”达到绝对的对等,但是译者“望文生义”只看文字的字面意思,没有理解文字背后的真实意思,按照字面意思直译,让缺乏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游客困惑。而书中译2虽没有再现原文生动押韵和言简意赅的修辞特色,却将原文改译为“many places,many histories,beautiful mountain and river”,具体阐述了北京的名胜之多,西安古迹之盛以及桂林的秀丽风景,译文中的“walk,talk,enjoy”三个动词更是很好地传达了原文意思。译者考虑目标受众者,避免译文1中典型的中式英语,译文2采用施莱尔马赫的顺从译作成功传递了文本信息,激发游客的兴趣,吸引他们前来观光。
四、结论
翻译实践中,在对待原文的态度上,译者要摈弃盲信,通过批判性思维来发现问题,挖掘真意并根据目标受众的思维习惯和接受心理相应地处理文本,从而实现准确明了。翻译并不意味着译者就是被动的,而是可以运用批判性思维理解原文意思之后发挥主观能动性,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是任意发挥和翻译。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忠实再现原文的行为,而是一个审慎的和有意识地选择和制造行为。同时翻译既是思维活动,也是语言活动。译者作为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中介,同时也作为顾客和商家之间的协商者,译者的决策和选择都必须考虑文本类型、文本模式以及目标受众者等。译者需要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的指导下,运用批判性思维灵活的发挥主观能动性,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考虑目标受众,灵活翻译,准确、清楚、通顺地传递原文意思。
参考文献:
[1]Susan Bassnett,Andre Lefever.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黄忠廉.翻译本质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8.
[3]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4]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5](英)芒迪.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应用[M].李德凤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6]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7]谢天振,何绍斌.简明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8]张健.外宣翻译导论[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杨国栋
关键词:哲罗姆模式 贺拉斯模式 施莱尔马赫模式 外宣翻译
中图分类号:H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5-0074-02
从西塞罗时期到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大体趋势围绕着应当直译(字对字)还是意译(意对意)的反复讨论展开。哲罗姆模式、贺拉斯模式和施莱尔马赫模式是国外翻译理论的三种早期翻译模式。哲罗姆(347-420)将《圣经》译成拉丁语时发表了关于这两种方法的著名论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是西方翻译史上对“直译与活译”“形式与内容”的争议的发端。(谢天振,2009:61)贺拉斯(前65-8)在《诗艺》的《论创新》这一节中,道出了坚持灵活翻译的至理名言:“只要你不是浪费时间,留恋迂腐的翻译手法,只要你不是像奴隶一样将原文字字对应于译文,就会创造一个屬于自己的全新主题。(刘军平,2009:42)施莱尔马赫(1768-1834)认为:“译者要么尽量尊重原作者,让读者适应作者;要么尽量尊重读者,让译文贴近读者。”(Munday,2014:39)
一、三种翻译模式的特点
哲罗姆模式: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哲罗姆形成了自己的翻译观。[1]强调各种语言的形式差异,主张在翻译中应避免逐字对译。[2](廖七一,2002:5)翻译方法应随原作的文本而异。《圣经》这种崇高的宗教文本不宜一概采用意译,而应该采用直译,《圣经》是一个中心的神圣的文本,翻译时要做到最大限度的忠实,也就是“隔行对照翻译”,也就是译文与原文匹配对照,字对字,翻译出来的文字写在原文本下面。然而这种理想化的忠实翻译使得译文难以理解。他强调意译更多地应用于文学翻译中,翻译方法的选择要依翻译文本的类型而定。[3]针对《七十子希腊文本》所标榜的翻译是受到了“上帝的感召”,哲罗姆坚持认为,正确的翻译要靠知识,靠对原文的正确理解,而不是靠“上帝的感召”[4]。(谢天振,2009:267)翻译既然是一种创造,译者就完全可以具有自己的风格特征,而且优秀的译文完全可以与原作媲美。(廖七一,2002:5)
贺拉斯模式:在翻译实践中,贺拉斯认为,译文应该忠实,但忠实的不是忠实于原文文本,而是以目的语的读者(客户)为尺度,他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传递信息,原文文本不是神圣不可改变的东西。(刘军平,2009:42)贺拉斯模式没有一个神圣的文本,但却有优势语,并且协商总是倾向于优势语,正如现今英语取代曾经拉丁语的主导地位。贺拉斯还提出不同的文本类型要求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同时还强调不同文化可以有同样的文本模式,文本模式是人造的、历史的。(Susan Bassnett,2001:4)
施莱尔马赫模式:在《论翻译的不同方法》的长篇论文中阐述了他的翻译观:1)翻译应该区分口译和笔译,2)翻译中必须理解语言和思维的辩证关系,3)翻译有两种不同的途径即顺从原作和顺从译作。要么尽可能不打扰作者,让读者自己去接近作者,要么不要打扰读者,让作者去接近读者。(谢天振,2013:136)
二、外宣翻译的定义
外宣翻译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目的、以汉语为信息源、以英语等外国语为信息载体、以各种媒体为渠道、以外国民众(包括境内的各类外籍人士)为主要传播对象的交际活动。(张健,2013:22)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翻译时必须遵循翻译的共性原则,即忠实原文,注意译文的通顺和可理解性。
三、翻译实例分析
例1:惠州市是广东省直辖城市,位于广东省的东南部,珠江三角洲的东端,属于今日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战国时期属楚国,隋朝称“循州”开设府。公元1021年改称惠州。据《方兴纪要》载,惠州“东接长汀,北连赣岭,控潮海之襟要,半广南之辅翼,大海横陈,群山拥后,诚岭南之名郡也”。(张健,2013:102)
在《外宣翻译导论》中,译文对原文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原文《方兴纪要》中的内容全部删除,从而没有使作者觉得译文晦涩难懂而停止阅读。而是用“The city is a very important spot for her strategic and geographic position”,一句将其意义精确地概括,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使译文直接明了,实现了信息的成功转换和沟通。汉语中经常通过堆积辞藻来起渲染烘托作用,在翻译过程中反而会干扰信息的有效传递,影响目标受众者对信息的接受。译文对原文的大幅度调整体现了贺拉斯强调的灵活翻译,忠实于读者,让读者了解到惠州自古以来都占据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
例2:“A tree is known by its fruit.”(源自《圣经·马太福音》)
译文:“观其果知其树”。译文相当于汉语中的“观其行知其人”。杰罗姆模式中主张忠实于原文,译文保持《圣经》神圣文本的原貌和原文的神圣性。
例3:“北京的腿,西安的嘴,桂林的山和水。”
译文想传达的真实意思就是“北京名胜之多,走也走不完;西安古迹之盛,道也道不完;而桂林则是山水环绕之地,其美丽也不需要用言语来表达”。《外宣翻译导论》中译文1中的“leg,mouth,mountain and water”遵循了哲罗姆翻译模式的最大限度忠实,与原文中的“腿,嘴,山和水”达到绝对的对等,但是译者“望文生义”只看文字的字面意思,没有理解文字背后的真实意思,按照字面意思直译,让缺乏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游客困惑。而书中译2虽没有再现原文生动押韵和言简意赅的修辞特色,却将原文改译为“many places,many histories,beautiful mountain and river”,具体阐述了北京的名胜之多,西安古迹之盛以及桂林的秀丽风景,译文中的“walk,talk,enjoy”三个动词更是很好地传达了原文意思。译者考虑目标受众者,避免译文1中典型的中式英语,译文2采用施莱尔马赫的顺从译作成功传递了文本信息,激发游客的兴趣,吸引他们前来观光。
四、结论
翻译实践中,在对待原文的态度上,译者要摈弃盲信,通过批判性思维来发现问题,挖掘真意并根据目标受众的思维习惯和接受心理相应地处理文本,从而实现准确明了。翻译并不意味着译者就是被动的,而是可以运用批判性思维理解原文意思之后发挥主观能动性,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是任意发挥和翻译。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忠实再现原文的行为,而是一个审慎的和有意识地选择和制造行为。同时翻译既是思维活动,也是语言活动。译者作为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中介,同时也作为顾客和商家之间的协商者,译者的决策和选择都必须考虑文本类型、文本模式以及目标受众者等。译者需要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的指导下,运用批判性思维灵活的发挥主观能动性,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考虑目标受众,灵活翻译,准确、清楚、通顺地传递原文意思。
参考文献:
[1]Susan Bassnett,Andre Lefever.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黄忠廉.翻译本质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8.
[3]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4]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5](英)芒迪.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应用[M].李德凤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6]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7]谢天振,何绍斌.简明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8]张健.外宣翻译导论[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杨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