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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哲罗姆模式、贺拉斯模式和施莱尔马赫模式是翻译学里的三种重要模式，三种模式都对翻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哲罗姆模式的核心概念是对等，贺拉斯模式倡导忠实于顾客，施莱尔马赫模式主张异化翻译，这些翻译模式都被译者们运用于翻译实践。本文阐述了三种模式的特点并且通过翻译实例进行分析，旨在提出翻译实践中没有绝对的翻译方法，不同的翻译文本就有不同的翻译方法。
关键词：哲罗姆模式 贺拉斯模式 施莱尔马赫模式 外宣翻译
中图分类号：H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5-0074-02
从西塞罗时期到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大体趋势围绕着应当直译（字对字）还是意译（意对意）的反复讨论展开。哲罗姆模式、贺拉斯模式和施莱尔马赫模式是国外翻译理论的三种早期翻译模式。哲罗姆（347-420）将《圣经》译成拉丁语时发表了关于这两种方法的著名论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是西方翻译史上对“直译与活译”“形式与内容”的争议的发端。（谢天振，2009：61）贺拉斯（前65-8）在《诗艺》的《论创新》这一节中，道出了坚持灵活翻译的至理名言：“只要你不是浪费时间，留恋迂腐的翻译手法，只要你不是像奴隶一样将原文字字对应于译文，就会创造一个屬于自己的全新主题。（刘军平，2009：42）施莱尔马赫（1768-1834）认为：“译者要么尽量尊重原作者，让读者适应作者；要么尽量尊重读者，让译文贴近读者。”（Munday，2014：39）
一、三种翻译模式的特点
哲罗姆模式：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哲罗姆形成了自己的翻译观。[1]强调各种语言的形式差异，主张在翻译中应避免逐字对译。[2]（廖七一，2002：5）翻译方法应随原作的文本而异。《圣经》这种崇高的宗教文本不宜一概采用意译，而应该采用直译，《圣经》是一个中心的神圣的文本，翻译时要做到最大限度的忠实，也就是“隔行对照翻译”，也就是译文与原文匹配对照，字对字，翻译出来的文字写在原文本下面。然而这种理想化的忠实翻译使得译文难以理解。他强调意译更多地应用于文学翻译中，翻译方法的选择要依翻译文本的类型而定。[3]针对《七十子希腊文本》所标榜的翻译是受到了“上帝的感召”，哲罗姆坚持认为，正确的翻译要靠知识，靠对原文的正确理解，而不是靠“上帝的感召”[4]。（谢天振，2009：267）翻译既然是一种创造，译者就完全可以具有自己的风格特征，而且优秀的译文完全可以与原作媲美。（廖七一，2002：5）
贺拉斯模式：在翻译实践中，贺拉斯认为，译文应该忠实，但忠实的不是忠实于原文文本，而是以目的语的读者（客户）为尺度，他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传递信息，原文文本不是神圣不可改变的东西。（刘军平，2009：42）贺拉斯模式没有一个神圣的文本，但却有优势语，并且协商总是倾向于优势语，正如现今英语取代曾经拉丁语的主导地位。贺拉斯还提出不同的文本类型要求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同时还强调不同文化可以有同样的文本模式，文本模式是人造的、历史的。（Susan Bassnett，2001：4）
施莱尔马赫模式：在《论翻译的不同方法》的长篇论文中阐述了他的翻译观：1）翻译应该区分口译和笔译，2）翻译中必须理解语言和思维的辩证关系，3）翻译有两种不同的途径即顺从原作和顺从译作。要么尽可能不打扰作者，让读者自己去接近作者，要么不要打扰读者，让作者去接近读者。（谢天振，2013：136）
二、外宣翻译的定义
外宣翻译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目的、以汉语为信息源、以英语等外国语为信息载体、以各种媒体为渠道、以外国民众（包括境内的各类外籍人士）为主要传播对象的交际活动。（张健，2013：22）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翻译时必须遵循翻译的共性原则，即忠实原文，注意译文的通顺和可理解性。
三、翻译实例分析
例1：惠州市是广东省直辖城市，位于广东省的东南部，珠江三角洲的东端，属于今日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战国时期属楚国，隋朝称“循州”开设府。公元1021年改称惠州。据《方兴纪要》载，惠州“东接长汀，北连赣岭，控潮海之襟要，半广南之辅翼，大海横陈，群山拥后，诚岭南之名郡也”。（张健，2013：102）
在《外宣翻译导论》中，译文对原文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原文《方兴纪要》中的内容全部删除，从而没有使作者觉得译文晦涩难懂而停止阅读。而是用“The city is a very important spot for her strategic and geographic position”，一句将其意义精确地概括，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使译文直接明了，实现了信息的成功转换和沟通。汉语中经常通过堆积辞藻来起渲染烘托作用，在翻译过程中反而会干扰信息的有效传递，影响目标受众者对信息的接受。译文对原文的大幅度调整体现了贺拉斯强调的灵活翻译，忠实于读者，让读者了解到惠州自古以来都占据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
例2：“A tree is known by its fruit.”（源自《圣经·马太福音》）
译文：“观其果知其树”。译文相当于汉语中的“观其行知其人”。杰罗姆模式中主张忠实于原文，译文保持《圣经》神圣文本的原貌和原文的神圣性。
例3：“北京的腿，西安的嘴，桂林的山和水。”
译文想传达的真实意思就是“北京名胜之多，走也走不完；西安古迹之盛，道也道不完；而桂林则是山水环绕之地，其美丽也不需要用言语来表达”。《外宣翻译导论》中译文1中的“leg，mouth，mountain and water”遵循了哲罗姆翻译模式的最大限度忠实，与原文中的“腿，嘴，山和水”达到绝对的对等，但是译者“望文生义”只看文字的字面意思，没有理解文字背后的真实意思，按照字面意思直译，让缺乏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游客困惑。而书中译2虽没有再现原文生动押韵和言简意赅的修辞特色，却将原文改译为“many places，many histories，beautiful mountain and river”，具体阐述了北京的名胜之多，西安古迹之盛以及桂林的秀丽风景，译文中的“walk，talk，enjoy”三个动词更是很好地传达了原文意思。译者考虑目标受众者，避免译文1中典型的中式英语，译文2采用施莱尔马赫的顺从译作成功传递了文本信息，激发游客的兴趣，吸引他们前来观光。
四、结论
翻译实践中，在对待原文的态度上，译者要摈弃盲信，通过批判性思维来发现问题，挖掘真意并根据目标受众的思维习惯和接受心理相应地处理文本，从而实现准确明了。翻译并不意味着译者就是被动的，而是可以运用批判性思维理解原文意思之后发挥主观能动性，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是任意发挥和翻译。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忠实再现原文的行为，而是一个审慎的和有意识地选择和制造行为。同时翻译既是思维活动，也是语言活动。译者作为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中介，同时也作为顾客和商家之间的协商者，译者的决策和选择都必须考虑文本类型、文本模式以及目标受众者等。译者需要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的指导下，运用批判性思维灵活的发挥主观能动性，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考虑目标受众，灵活翻译，准确、清楚、通顺地传递原文意思。
参考文献：
[1]Susan Bassnett，Andre Lefever.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黄忠廉.翻译本质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8.
[3]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4]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5]（英）芒迪.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应用[M].李德凤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6]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7]谢天振，何绍斌.简明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8]张健.外宣翻译导论[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杨国栋
关键词：哲罗姆模式 贺拉斯模式 施莱尔马赫模式 外宣翻译
中图分类号：H0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5-0074-02
从西塞罗时期到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大体趋势围绕着应当直译（字对字）还是意译（意对意）的反复讨论展开。哲罗姆模式、贺拉斯模式和施莱尔马赫模式是国外翻译理论的三种早期翻译模式。哲罗姆（347-420）将《圣经》译成拉丁语时发表了关于这两种方法的著名论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是西方翻译史上对“直译与活译”“形式与内容”的争议的发端。（谢天振，2009：61）贺拉斯（前65-8）在《诗艺》的《论创新》这一节中，道出了坚持灵活翻译的至理名言：“只要你不是浪费时间，留恋迂腐的翻译手法，只要你不是像奴隶一样将原文字字对应于译文，就会创造一个屬于自己的全新主题。（刘军平，2009：42）施莱尔马赫（1768-1834）认为：“译者要么尽量尊重原作者，让读者适应作者；要么尽量尊重读者，让译文贴近读者。”（Munday，2014：39）
一、三种翻译模式的特点
哲罗姆模式：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哲罗姆形成了自己的翻译观。[1]强调各种语言的形式差异，主张在翻译中应避免逐字对译。[2]（廖七一，2002：5）翻译方法应随原作的文本而异。《圣经》这种崇高的宗教文本不宜一概采用意译，而应该采用直译，《圣经》是一个中心的神圣的文本，翻译时要做到最大限度的忠实，也就是“隔行对照翻译”，也就是译文与原文匹配对照，字对字，翻译出来的文字写在原文本下面。然而这种理想化的忠实翻译使得译文难以理解。他强调意译更多地应用于文学翻译中，翻译方法的选择要依翻译文本的类型而定。[3]针对《七十子希腊文本》所标榜的翻译是受到了“上帝的感召”，哲罗姆坚持认为，正确的翻译要靠知识，靠对原文的正确理解，而不是靠“上帝的感召”[4]。（谢天振，2009：267）翻译既然是一种创造，译者就完全可以具有自己的风格特征，而且优秀的译文完全可以与原作媲美。（廖七一，2002：5）
贺拉斯模式：在翻译实践中，贺拉斯认为，译文应该忠实，但忠实的不是忠实于原文文本，而是以目的语的读者（客户）为尺度，他认为翻译的目的是传递信息，原文文本不是神圣不可改变的东西。（刘军平，2009：42）贺拉斯模式没有一个神圣的文本，但却有优势语，并且协商总是倾向于优势语，正如现今英语取代曾经拉丁语的主导地位。贺拉斯还提出不同的文本类型要求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同时还强调不同文化可以有同样的文本模式，文本模式是人造的、历史的。（Susan Bassnett，2001：4）
施莱尔马赫模式：在《论翻译的不同方法》的长篇论文中阐述了他的翻译观：1）翻译应该区分口译和笔译，2）翻译中必须理解语言和思维的辩证关系，3）翻译有两种不同的途径即顺从原作和顺从译作。要么尽可能不打扰作者，让读者自己去接近作者，要么不要打扰读者，让作者去接近读者。（谢天振，2013：136）
二、外宣翻译的定义
外宣翻译是指在全球化背景下以让世界了解中国为目的、以汉语为信息源、以英语等外国语为信息载体、以各种媒体为渠道、以外国民众（包括境内的各类外籍人士）为主要传播对象的交际活动。（张健，2013：22）外宣翻译是翻译的一种特殊形式，翻译时必须遵循翻译的共性原则，即忠实原文，注意译文的通顺和可理解性。
三、翻译实例分析
例1：惠州市是广东省直辖城市，位于广东省的东南部，珠江三角洲的东端，属于今日珠江三角洲经济开放区。战国时期属楚国，隋朝称“循州”开设府。公元1021年改称惠州。据《方兴纪要》载，惠州“东接长汀，北连赣岭，控潮海之襟要，半广南之辅翼，大海横陈，群山拥后，诚岭南之名郡也”。（张健，2013：102）
在《外宣翻译导论》中，译文对原文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原文《方兴纪要》中的内容全部删除，从而没有使作者觉得译文晦涩难懂而停止阅读。而是用“The city is a very important spot for her strategic and geographic position”，一句将其意义精确地概括，符合目的语读者的语言习惯，使译文直接明了，实现了信息的成功转换和沟通。汉语中经常通过堆积辞藻来起渲染烘托作用，在翻译过程中反而会干扰信息的有效传递，影响目标受众者对信息的接受。译文对原文的大幅度调整体现了贺拉斯强调的灵活翻译，忠实于读者，让读者了解到惠州自古以来都占据重要的战略地理位置。
例2：“A tree is known by its fruit.”（源自《圣经·马太福音》）
译文：“观其果知其树”。译文相当于汉语中的“观其行知其人”。杰罗姆模式中主张忠实于原文，译文保持《圣经》神圣文本的原貌和原文的神圣性。
例3：“北京的腿，西安的嘴，桂林的山和水。”
译文想传达的真实意思就是“北京名胜之多，走也走不完；西安古迹之盛，道也道不完；而桂林则是山水环绕之地，其美丽也不需要用言语来表达”。《外宣翻译导论》中译文1中的“leg，mouth，mountain and water”遵循了哲罗姆翻译模式的最大限度忠实，与原文中的“腿，嘴，山和水”达到绝对的对等，但是译者“望文生义”只看文字的字面意思，没有理解文字背后的真实意思，按照字面意思直译，让缺乏中国文化背景知识的游客困惑。而书中译2虽没有再现原文生动押韵和言简意赅的修辞特色，却将原文改译为“many places，many histories，beautiful mountain and river”，具体阐述了北京的名胜之多，西安古迹之盛以及桂林的秀丽风景，译文中的“walk，talk，enjoy”三个动词更是很好地传达了原文意思。译者考虑目标受众者，避免译文1中典型的中式英语，译文2采用施莱尔马赫的顺从译作成功传递了文本信息，激发游客的兴趣，吸引他们前来观光。
四、结论
翻译实践中，在对待原文的态度上，译者要摈弃盲信，通过批判性思维来发现问题，挖掘真意并根据目标受众的思维习惯和接受心理相应地处理文本，从而实现准确明了。翻译并不意味着译者就是被动的，而是可以运用批判性思维理解原文意思之后发挥主观能动性，但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是任意发挥和翻译。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忠实再现原文的行为，而是一个审慎的和有意识地选择和制造行为。同时翻译既是思维活动，也是语言活动。译者作为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中介，同时也作为顾客和商家之间的协商者，译者的决策和选择都必须考虑文本类型、文本模式以及目标受众者等。译者需要在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的指导下，运用批判性思维灵活的发挥主观能动性，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考虑目标受众，灵活翻译，准确、清楚、通顺地传递原文意思。
参考文献：
[1]Susan Bassnett，Andre Lefever.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黄忠廉.翻译本质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8.
[3]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4]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5]（英）芒迪.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应用[M].李德凤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6]谢天振.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7]谢天振，何绍斌.简明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8]张健.外宣翻译导论[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杨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