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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在瑞士达沃斯，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称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及其“补贴和扭曲”对中国的贸易伙伴们“非常有害”，美国总统奥巴马此前在其国情咨文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此以后，对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指责甚嚣尘上，仿佛“国家资本主义”真的就成为了讨论中美经贸问题的“标准语言”。
西方对中国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横加指责
2012年1月21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集中刊发了六篇一组的“国家资本主义”专栏文章。同月，瑞士达沃斯论坛期间也组织了一场关于资本主义的辩论。这些文章和辩论传播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和新加坡等新兴经济体在搞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国家借助国有全资公司、国有控股或参股公司、国家主权基金以及国家支持的私营公司等，积极并购外国企业，争夺资源。这些国家热衷于自主创新等经济活动，严重威胁到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具体到中美经贸关系上，一些评论家更是直接地表示，中美的竞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两种经济模式的竞争：市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例如在今年1月份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凯雷集团的大卫·鲁宾斯坦就提出了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观点，即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正在超越美国的市场资本主义。“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鲁宾斯坦说道，“否则，在三、四年内，我们赖以生存并视为最佳的市场资本主义模式将会终结”。由此我们看到，原本中美两国之间正常的贸易摩擦、经济矛盾、利益分歧被演化成为“国家资本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之间命运攸关的竞争了。
在这场被鼓噪得沸沸扬扬的争论中，当这些西方的经济学家和政客们不假思索地对中国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横加指责的时候，却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中国是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从来都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和基石。虽然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就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但这与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有经济的壮大并不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市场经济的路径依赖，才使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濒临绝境的国有企业绝处逢生、焕发活力、壮大成长。显然，在这里，西方的经济学家和政客们简单地将中国的国有经济与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划上了等号。
西方指责令人难以认同
那末，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呢？简单地讲，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指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它的性质和作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这一经济形态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运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运用。两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所属国家政权的性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以及由什么样的社会主体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以绝对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公有经济为前提和基础，有能力加以限制和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
相形之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重点在“国家”，通过加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政策调控，力图减少经济波动和经济震荡，应对和化解经济危机。2007年以来美国政府对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风暴的治理以及当前欧盟政府对于欧债危机的挽救，都是西方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调控经济的生动案例。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重点则是在“资本主义”，旨在充分引进和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经验等各种要素，通过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富民强国的美好愿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确认了我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以后，通过引进外国资本，扶持民间资本发展国民经济，强国富民，已成为振兴国民经济的基本国策。
然而，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那些西方经济学家和政客们所谈及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我们上面所讨论的国家资本主义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近期以来在业内和媒体上西方人所热衷于谈论并对中国横加指责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指的是我国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他们刻意抹煞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征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本质规定，再随意贴上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进而进行不负责任的讨伐，令人实在难以苟同。
要冲破“国家资本主义”偏见的藩篱
将中国的国有企业视为“国家资本主义”，并将中国国有企业的正常发展视为“补贴和扭曲”，反映了美国政界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传统的思维定式以及认知程度上的无作为。
众所周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独特之处，首先不在于它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也不在于它是30多年来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而在于它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所谓“中国模式”的政治特征，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结构，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
而作为公有制的具体体现，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与核心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政府通过直接投资、要素分配、政策调控等方式调控国有企业的运行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具体实现方式，是人民利益得以保障的基本体现。这和西方政治术语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根本就是两回事。
美国的政客们并非幼稚地连中国经济结构的这点基本特征都不知晓，否则就不会在放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管制、武器出售以及完全市场经济国际地位给予等问题上设置障碍、公然歧视、不守信诺、出尔反尔，一直到前不久结束的第四次中美战略与贸易对话依然如此。为什么一看到中国国有企业的成长，就把中国经济结构的政治特征抛到九霄云外了呢，这难道不是明显的双重标准吗。
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强调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与核心作用，与非公企业的发展壮大是并行不悖的。所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从单一的公有制向多种所有制结构转变的过程。这一改革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事实上，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公有企业与非公企业数量的消长变化都不是目的，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利根据自己国家的核心利益和战略目标来实施具有本国特色的政策安排。就如美国政府在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和金融风暴以来所实施的一系列强化政府调控和对相关产业进行救助扶持的政策措施一样。为什么无论是像美国、欧盟、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像东欧的转轨国家都可以在国有化与私有化之间进行频繁、随机的政策转换，而一到中国的场合，便成为了什么“国家资本主义”泛滥呢。显然，美国政客的指责既不客观，也不公平。
还应看到的是，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广大的社会公众，对于中国国企的行业垄断和利润分配问题，向来给予高度的重视，并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来打破由于历史和体制因素所形成的国企垄断，并不断增加社会公众分享的国企利润份额。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客观事实，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是中国的幸事，也有利于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发展。因此美国政府在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时候，必须要有创新思维，信任对方，尊重对方，平等相待，冲破“国家资本主义”偏见的藩篱，才能在合作竞争中开创互利双赢的新局面。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责编/马静 美编/石玉
西方对中国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横加指责
2012年1月21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集中刊发了六篇一组的“国家资本主义”专栏文章。同月，瑞士达沃斯论坛期间也组织了一场关于资本主义的辩论。这些文章和辩论传播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即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和新加坡等新兴经济体在搞国家资本主义。这些国家借助国有全资公司、国有控股或参股公司、国家主权基金以及国家支持的私营公司等，积极并购外国企业，争夺资源。这些国家热衷于自主创新等经济活动，严重威胁到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具体到中美经贸关系上，一些评论家更是直接地表示，中美的竞争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两种经济模式的竞争：市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例如在今年1月份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凯雷集团的大卫·鲁宾斯坦就提出了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观点，即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正在超越美国的市场资本主义。“我们得解决这些问题”，鲁宾斯坦说道，“否则，在三、四年内，我们赖以生存并视为最佳的市场资本主义模式将会终结”。由此我们看到，原本中美两国之间正常的贸易摩擦、经济矛盾、利益分歧被演化成为“国家资本主义”与“市场资本主义”之间命运攸关的竞争了。
在这场被鼓噪得沸沸扬扬的争论中，当这些西方的经济学家和政客们不假思索地对中国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横加指责的时候，却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中国是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从来都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和基石。虽然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就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但这与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国有经济的壮大并不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市场经济的路径依赖，才使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濒临绝境的国有企业绝处逢生、焕发活力、壮大成长。显然，在这里，西方的经济学家和政客们简单地将中国的国有经济与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划上了等号。
西方指责令人难以认同
那末，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呢？简单地讲，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指与国家政权相结合、由国家掌握和控制的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它的性质和作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这一经济形态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运用，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运用。两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所属国家政权的性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以及由什么样的社会主体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以绝对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公有经济为前提和基础，有能力加以限制和规定其活动范围的资本主义。
相形之下，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重点在“国家”，通过加强政府对宏观经济的政策调控，力图减少经济波动和经济震荡，应对和化解经济危机。2007年以来美国政府对美国次贷危机和金融风暴的治理以及当前欧盟政府对于欧债危机的挽救，都是西方国家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调控经济的生动案例。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重点则是在“资本主义”，旨在充分引进和利用资本主义的资金、技术、市场、管理经验等各种要素，通过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富民强国的美好愿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确认了我国当前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以后，通过引进外国资本，扶持民间资本发展国民经济，强国富民，已成为振兴国民经济的基本国策。
然而，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那些西方经济学家和政客们所谈及的国家资本主义和我们上面所讨论的国家资本主义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近期以来在业内和媒体上西方人所热衷于谈论并对中国横加指责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实际上指的是我国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他们刻意抹煞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征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本质规定，再随意贴上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标签进而进行不负责任的讨伐，令人实在难以苟同。
要冲破“国家资本主义”偏见的藩篱
将中国的国有企业视为“国家资本主义”，并将中国国有企业的正常发展视为“补贴和扭曲”，反映了美国政界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传统的思维定式以及认知程度上的无作为。
众所周知，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独特之处，首先不在于它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也不在于它是30多年来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而在于它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所谓“中国模式”的政治特征，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所有制结构，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
而作为公有制的具体体现，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与核心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政府通过直接投资、要素分配、政策调控等方式调控国有企业的运行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具体实现方式，是人民利益得以保障的基本体现。这和西方政治术语中的“国家资本主义”根本就是两回事。
美国的政客们并非幼稚地连中国经济结构的这点基本特征都不知晓，否则就不会在放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管制、武器出售以及完全市场经济国际地位给予等问题上设置障碍、公然歧视、不守信诺、出尔反尔，一直到前不久结束的第四次中美战略与贸易对话依然如此。为什么一看到中国国有企业的成长，就把中国经济结构的政治特征抛到九霄云外了呢，这难道不是明显的双重标准吗。
应该指出的是，我们强调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与核心作用，与非公企业的发展壮大是并行不悖的。所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从单一的公有制向多种所有制结构转变的过程。这一改革到目前为止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事实上，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公有企业与非公企业数量的消长变化都不是目的，每一个国家都有权利根据自己国家的核心利益和战略目标来实施具有本国特色的政策安排。就如美国政府在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和金融风暴以来所实施的一系列强化政府调控和对相关产业进行救助扶持的政策措施一样。为什么无论是像美国、欧盟、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还是像东欧的转轨国家都可以在国有化与私有化之间进行频繁、随机的政策转换，而一到中国的场合，便成为了什么“国家资本主义”泛滥呢。显然，美国政客的指责既不客观，也不公平。
还应看到的是，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广大的社会公众，对于中国国企的行业垄断和利润分配问题，向来给予高度的重视，并积极采取切实有效的举措来打破由于历史和体制因素所形成的国企垄断，并不断增加社会公众分享的国企利润份额。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客观事实，中国的和平发展不仅是中国的幸事，也有利于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世界的发展。因此美国政府在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时候，必须要有创新思维，信任对方，尊重对方，平等相待，冲破“国家资本主义”偏见的藩篱，才能在合作竞争中开创互利双赢的新局面。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责编/马静 美编/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