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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法治社会，从制度上对于恢复正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不是某个政治机构，也不是某个私人机构，更不可能是变幻莫测的民意和舆论，而只能是法院。
因为，在法院，人们是以诉诸理性的辩论来寻找正义的原状的。只有理性才能发现正义。一个社会，只有在运用理性，而非运用权力、金钱和强力来解决纠纷之时，才能真正享有和平与秩序
1982年宪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这种“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体现在有关司法的红头文件的发布机关落款中。比如，《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就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该通知从侦查、起诉、审判的不同诉讼阶段，进一步规范了公、检、法机关的工作程序，避免因不同诉讼阶段之间工作的不衔接而可能造成超期羁押问题，并特别规定了建立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度。
从两院一部联合发文，人们看到的可能是一种决心；但透过决心看制度，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三个机关是“政法部门”内部平行的三个分支，则三个机关之间就不存在任何制衡，对于其中一个机关造成的超期羁押，另外两个机关并无追究、督办的权力。在这种制度设计下，每个机关都可能选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策略。如果说要追究责任，只能由外部的更高一层政治机构来追究。
这样的激励机制是低效率的。其实，解决超期羁押效率更高的一个办法，就是在三个机关中，确定一个机关对解决超期羁押负全部责任。
这个机关，理所当然地，只能是法院。
法律是维护正义的。合乎正义的法律之治，或者说法治，是人类所能设想出来的、用于和平地治理一个社会的最不坏的制度。不过，法律是记载在法典或者存在于判例中的，它不能自己执行，而必须有一个执行它的机构。这个执行者就是、并且只能是法院。我们可以说，法治，归根到底，就是法院之治。
治理社会，首先在于公正地解决纠纷，包括人民之间的纠纷，人民与行政机构之间的纠纷，及行政机构之间的纠纷。在我们现有的制度——不管是明文制度还是惯例——安排中，民众用于解决自己中间及自己与政府间的纠纷，似乎有很多种选择：他可以找行政机关，他可以要求仲裁，他可以向上级告状，他可以上访，他可以向纪律检查委员会举报，他可以向舆论反映，当然，他也可以到司法部门来寻求解决。
然而，一个并不令人惊讶的悖论就是：解决的渠道越多，越不容易解决问题。所谓一个和尚有水吃，两个和尚挑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表面上，当事人蛮幸福，因为他有多种渠道申诉自己的冤屈；然而，也正因此，各种机构之间都可以互相推诿。最终，当事人会发现，自己陷入到一个迷宫中：哪个机构都不承担最终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显然，需要有一个机构，作为人民解决自己内部、尤其是解决自己与强大得多的行政机构之间纠纷的最终场所。人民知道，当他们有冤屈的时候，他们总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讲道理，而且，那个地方绝无可能把他们推出来，因为，从制度上，那个地方、并且仅仅是那个地方，对于恢复正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一个法治社会，在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社会，那个地方不可能是某个政治机构，也不是某个私人机构，更不可能是变幻莫测的民意和舆论，而只能是法院。
因为，在法院，人们是以诉诸理性的辩论来寻找正义的原状的。遍观人类忙忙碌碌活动的一切舞台，只有在公正的法官所主持的法庭上，权力、强力才有可能完全屈从于理性。而只有理性才能发现正义。一个社会，只有在运用理性，而非运用权力、金钱和强力来解决纠纷之时，才能真正享有和平与秩序。
只有当法院拥有尊崇地位之时，地位最卑微的人才可以与任何其他人或机构获得平等辩论的机会。因为，在法庭上，任何人和机构，都只是法官面前的当事人。如果没有法院的尊崇地位，也就没有法律面前的人人(及一切机构)平等。
因此，如果我们确实希望建设法治秩序，那就应该尽快地让我们的法院高升至它应有的位置上。让法院对于维护人民的自由权利承担起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样，人民将会对于解决自己的纠纷，有一个确定的预期。
而法院也完全有可能满足他的预期。因为，一个承担了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法院，在人民的监督下，在荣誉感的激励下，自然也会切实地履行其公平解决纠纷、发现和维护正义的职责。它是惟一的，所以，它有可能是负责任的。
当然，我需要马上补充一句：只有独立的法院，才可能是可以信赖依靠的法院。
因为，在法院，人们是以诉诸理性的辩论来寻找正义的原状的。只有理性才能发现正义。一个社会，只有在运用理性，而非运用权力、金钱和强力来解决纠纷之时，才能真正享有和平与秩序
1982年宪法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法院、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
这种“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体现在有关司法的红头文件的发布机关落款中。比如，《关于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的通知》，就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该通知从侦查、起诉、审判的不同诉讼阶段，进一步规范了公、检、法机关的工作程序，避免因不同诉讼阶段之间工作的不衔接而可能造成超期羁押问题，并特别规定了建立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度。
从两院一部联合发文，人们看到的可能是一种决心；但透过决心看制度，我们可以设想：假如三个机关是“政法部门”内部平行的三个分支，则三个机关之间就不存在任何制衡，对于其中一个机关造成的超期羁押，另外两个机关并无追究、督办的权力。在这种制度设计下，每个机关都可能选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策略。如果说要追究责任，只能由外部的更高一层政治机构来追究。
这样的激励机制是低效率的。其实，解决超期羁押效率更高的一个办法，就是在三个机关中，确定一个机关对解决超期羁押负全部责任。
这个机关，理所当然地，只能是法院。
法律是维护正义的。合乎正义的法律之治，或者说法治，是人类所能设想出来的、用于和平地治理一个社会的最不坏的制度。不过，法律是记载在法典或者存在于判例中的，它不能自己执行，而必须有一个执行它的机构。这个执行者就是、并且只能是法院。我们可以说，法治，归根到底，就是法院之治。
治理社会，首先在于公正地解决纠纷，包括人民之间的纠纷，人民与行政机构之间的纠纷，及行政机构之间的纠纷。在我们现有的制度——不管是明文制度还是惯例——安排中，民众用于解决自己中间及自己与政府间的纠纷，似乎有很多种选择：他可以找行政机关，他可以要求仲裁，他可以向上级告状，他可以上访，他可以向纪律检查委员会举报，他可以向舆论反映，当然，他也可以到司法部门来寻求解决。
然而，一个并不令人惊讶的悖论就是：解决的渠道越多，越不容易解决问题。所谓一个和尚有水吃，两个和尚挑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表面上，当事人蛮幸福，因为他有多种渠道申诉自己的冤屈；然而，也正因此，各种机构之间都可以互相推诿。最终，当事人会发现，自己陷入到一个迷宫中：哪个机构都不承担最终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显然，需要有一个机构，作为人民解决自己内部、尤其是解决自己与强大得多的行政机构之间纠纷的最终场所。人民知道，当他们有冤屈的时候，他们总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讲道理，而且，那个地方绝无可能把他们推出来，因为，从制度上，那个地方、并且仅仅是那个地方，对于恢复正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一个法治社会，在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社会，那个地方不可能是某个政治机构，也不是某个私人机构，更不可能是变幻莫测的民意和舆论，而只能是法院。
因为，在法院，人们是以诉诸理性的辩论来寻找正义的原状的。遍观人类忙忙碌碌活动的一切舞台，只有在公正的法官所主持的法庭上，权力、强力才有可能完全屈从于理性。而只有理性才能发现正义。一个社会，只有在运用理性，而非运用权力、金钱和强力来解决纠纷之时，才能真正享有和平与秩序。
只有当法院拥有尊崇地位之时，地位最卑微的人才可以与任何其他人或机构获得平等辩论的机会。因为，在法庭上，任何人和机构，都只是法官面前的当事人。如果没有法院的尊崇地位，也就没有法律面前的人人(及一切机构)平等。
因此，如果我们确实希望建设法治秩序，那就应该尽快地让我们的法院高升至它应有的位置上。让法院对于维护人民的自由权利承担起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样，人民将会对于解决自己的纠纷，有一个确定的预期。
而法院也完全有可能满足他的预期。因为，一个承担了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法院，在人民的监督下，在荣誉感的激励下，自然也会切实地履行其公平解决纠纷、发现和维护正义的职责。它是惟一的，所以，它有可能是负责任的。
当然，我需要马上补充一句：只有独立的法院，才可能是可以信赖依靠的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