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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唐山的工业，钢铁行业绝对是“首屈一指”的。坊间流传一句话：“世界产钢靠中国，中国产钢靠河北，河北产钢靠唐山”。把唐山称为“钢铁之都”毫不为过。
从19世纪末零星建厂到今天的钢铁出口大国，在中国钢铁行业发展历程中唐山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暴富神话、破产寒冬、去产能到今年扭亏为盈，钢铁行业演绎的“过山车”行情，唐山是个完美的缩影。
“在唐山，至少60%以上的就业和钢铁行业挂钩”，一位当地居民这样形容唐山钢铁行业的盛况，“还有说70%的”。
9月中旬，记者在唐山实地采访钢贸商、民营钢铁企业家和国营钢铁企业员工，试图勾勒出唐山钢铁行业近些年、特别是近3年在去产能政策影响下他们的生活变迁。
钢贸商：不忘初心干某件事.终究不会倒在这个行业上
“卖货才是王道，多卖才是赢家”，武建东拿出手机发出了今天的第一条朋友圈，配图里有一行醒目的文字是“人若有志，就不会在半坡停止”。
武建东是个典型的北方汉子，直爽热情，提起自己的老本行，总是滔滔不绝，“你要是做钢材的，我们聊一个晚上也不够”。2004年，他开始学习涉足钢贸生意，家里多数亲戚都是做钢贸的，学习起来也是轻车熟路，几年后便入伙了大舅哥的唐山兰格商贸，主要代销多个厂家的螺纹钢，目前手下有十几个工人。
虽然经验不及唐山老辈钢铁人，但武建东也算过来人，一同经历了钢铁市场的黄金和寒冬时代，而2008年则是一个分水岭。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势迅猛，引发需求短期急剧萎缩，大宗商品暴跌，国内钢材市场主流钢材品种价格均大幅跳水。“钢材最高从5800元、6000多元，一路暴跌3300元、3400元才止落”，谈到当年市场行情，武建东仍唏嘘不已。
那年，北京正举办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家都赌奥运会期间暴涨，有很多存货的，一存一万吨、两万吨甚至十万吨。好多都赔钱了，还有跳楼的，真的不是瞎说。”所幸武建东的厂当时库存量不多，躲过了这次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后，中国推出了“四万亿刺激计划”，效果立竿见影。2009年，经济数据、股市、大宗商品价格快速反弹。“我们当时囤了一万吨，这一波反弹把大家套到里面去了，钢材价格涨到了5200元左右就开始一直降，我们成本在4400元左右，然而没跑赢，到了3700元、3800元左右才卖掉”，武建东黑着脸说。产能过剩、需求低迷、价格暴跌等造成了钢铁行业2013年到2015年的3年寒冬期。
武建东用“亏损、破产、跑路”来形容这3年，“钢厂长期亏损，尤其是2014和2015年破产相当多。好多还不上贷款，跑路的企业也很多。还有些还不上贷款跳楼的。贸易商转型和破产也相当多。我们贸易商，规模小的赔几十万，规模大的、库存多的好几百万地赔。”
回想做钢材生意最初那几年，武建东总觉得像在做梦一样，“2005年到2008年市场最好的时候，钢厂最高的利润可以达到每吨1800元到2000元，五六百元是很正常的。
2015年，钢铁行业迎来了历史最低谷，据中钢协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钢铁行业亏损超过645亿元，会员钢铁企业钢铁生产主业连续12个月亏损，全年累计亏损1000亿元以上。
“金融危机第一轮刺激计划完成后，其实，2013年钢铁行业就进入了困难期，为什么到了2015年才爆出整个行业亏损？这之前钢铁企业内部降本、挖钱、增效弥补了困难，比如储备压到最低限度、设备尽量不维修等。所以2014年、2013年、2012年整个行业困难还没有显现出来”，中钢协副会长迟京东分析道。
这样的行情一直持续到了2016年上半年。武建东清晰记得2016年春节后的价格，“一千四百六十元，历史最低价”，他一字一顿地说。
而之后钢铁行业大刀阔斧的去产能政策逐步落地扭转了整个行业的寒冬行情。
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明确了未来5年时间化解钢铁过剩产能1至1.5亿吨的目标，此后与化解过剩产能相关的奖补资金、财税支持、职工安置在内的八项配套政策以及整体实施方案全部出台，开启了钢铁行业去产能热潮。
仅2016年，钢铁行业共压缩6500万吨过剩钢铁产能，超额完成了年初制定的4500吨的目标。2017年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彭博商业周刊》发表了题为《开放经济造福世界》的署名文章，明确了中国的去产能路线图，计划在3至5年内，钢铁产能分别压減1.4亿吨。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钢铁去产能的5000万吨新目标，截至目前，目标已将近完成。
迟京东分析称，原来的1至1.5亿吨是计划设想的，而最终的1.4亿吨是根据市场去产能情况最终确定了的。去年加上今年的去产能额已经接近1.4万吨了，所以未来去产能的困难非常小了，通过企业自身结构调整就能完成，不用再像过去大规模关闭落后设备等措施了。
去产能力度不断加码，市场效果也开始逐渐显现。据中钢协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钢铁工业协会会员企业利润由上年同期亏损87.5亿元转为盈利232.8亿元。
“现在涨到4000元左右，整个翻了一倍还要多，高炉钢厂利润好的时候也能达到每吨1000元左右，最少也在500元左右。一个普通的三四千员工规模的高炉炼钢厂日产量大概在五千吨，按照每吨500元盈利来算，每天就是200到250万元的利润，确实挺高了。贸易商的话，拿我们公司来说，销量比2014年、2015年增加了20%、30%左右，但是利润还是比较低，因为钢厂都把高的利润吃走了，而且行情转好后，做商贸的也多了，竞争比较大。所以，还得坚持。”武建东说。
从事钢贸生意十几年，经历过大涨大跌，武建东一直没有离开自己的老本行。他抬头望了望自己的仓库，螺纹、线材、盘螺并排陈列在车间两边，“这么多年了，其实对钢铁行业感情很深厚了，不想离开。很多时候也想过干点别的，但是干别的什么都不懂，还得重新起步，所以还是坚持下来了。不忘初心地干某一件事，终究不会倒在这个行业上的。”说完，武建东的嘴角还留着一丝笑意。 民营企业家：现在有点迷茫，不知道路在何方
“现在有点迷茫，不知道路在何方，未来还是看政策吧，现在有点乱”，民营钢铁企业家李文才嘴里嚼着一口米饭说道，已是晚上八点半，他才吃上第一口晚饭。近一个月来，他来往广州、海口、湛江等多个城市，趁热打铁多卖点货。
2016年前，李文才公司有两三千个员工，而现在只剩下了几百人。干了钢铁行业十几年，而近两年的经历让他第一次感到极度的迷茫和不安。
在这场钢铁去产能大戏中，整体行业效益提高了，但对于个别企业来说，可能损失惨重。“最近都是新建的设备、新建的车间，刚刚建完还没怎么生产，去产能就给全部去掉了。”李文才三缄其口。
2016年，唐山全市共压减高炉15座，化解炼铁产能780万吨，压减转炉12座，化解炼钢产能829万吨，比省里下达的任务多化解炼铁产能16万吨、炼钢产能106万吨。今年年初，唐山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17年钢铁去产能目标任务，全年压减861万吨钢、933万吨铁。
“实际上，每个省未来五年的去产能目标早在研究化解产能总体政策时就已确定了。按照五年总目标，再根据每个企业情况分到每年度，确定年度目标。政府和企业之间通过协商，制定各个企业的目标，并不是强制企业今年就必须淘汰多少，而是在计划五年目标时就确定了。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有一些地方为了完成整体部署和安排，存在一些命令性和纰漏。但这不是国家的要求，更不是工作要遵循的原则，”迟京东强调。
今年5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做好2017年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的意见》，提出2017年要全面关停并拆除400立方米以下炼铁高炉、30吨及以下炼钢转炉、30吨及以下炼钢电炉等落后生产设备。“不合标准肯定全部拆掉，合标准的按照相对优势产能来拆，基本上是拆小炉，保大炉，然而许多民营企业资金实力根本不足以支撑大炉的成本，所以唐山小钢铁厂全都关了，剩下的都是大厂”，一位当地钢企从业者说。
“感觉国家‘一刀切’了，”李文才说，“民营企业挺吃亏的。”
2016年6月，李文才钢厂一共6套60吨炼钢电炉设备被强制停产了，“设备加起来就得2个亿，国家也没补贴，现在银行也不给我们贷款了，”李文才摇了摇头说。
没有了电炉，钢坯产不了，李文才无奈转变了公司经营模式，放弃了“自产自足”，只能外采其它厂高炉的钢坯，加工成钢材成品后再卖。“公司原来年产规模170万吨钢坯，现在全停了。外采成本增加了很多，以前每吨有四、五百元的利润，行情最差那几年大家赔钱的时候也有100元左右，现在只有50-100元左右的利润，大大缩水了。而现在没拆的高炉炼钢厂都是暴利，好的时候每吨利润上千。”李文才说完，便沉默了许久。
经历去产能停产风波后，今年的全国性环保风暴对李文才的钢厂更是雪上加霜。“以前我们都用煤烧，现在改用天然气，每吨的成本多出了50元左右，”李文才摊着手说，“损失是无法估计的，好几千万。”
而环保压力对于炼钢厂来说可能更大，据一位钢企环保运营的工作人员分析，一个高炉的环保设备改良和改造可能得花三千万到五千万左右。“在供给侧改革层面，未来钢铁行业在环保技术改良升级、工艺结构调整是必然的，”迟京东认为。
今年8月，环保部等多个政府和部门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氣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明确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石家庄、唐山、廊坊等“2 26”城市实施错峰限产。根据《河北省重污染天气应对及采暖季错峰生产专项实施方案》，石家庄、唐山、邯郸等重点地区，采暖季钢铁产能限产50%，以高炉生产能力计，采用企业实际用电量核实。作为“2 26”城市之一，河北污染“重灾区”的唐山首当其冲。
“这次环保力度应该是我见过史上最严的，只要发现违规立马关停，今年就关了很多厂。以前这家钢厂高炉都冒黑烟，前几年排污超标了，还拿钱给环保局买指标。没办法，地方也有保护主义，也不会全关，还指着它交税、解决就业和拉动GDP。现在，不仅是市里，省里，还有中央的环保部门不定时抽查，有官员还掉了乌纱帽，所以也不太敢作假了，”一位钢企员工指着旁边一家高炉里冒着白烟的钢铁厂说。
“去产能和环保相关政策力度非常大，直接影响了市场供需平衡和钢价行情。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国家解决下工人就业问题，”武建东说。
唐钢员工：以前每天上班高高兴兴的，现在天天勾着日历过日子
1988年17岁的刘小玲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了唐钢，这是一份让所有唐山人都艳羡的工作。“那个时候当地小伙儿，只要说他是唐钢上班的，不管做什么的，找媳妇都是随便挑随便捡，条件是非常好的，”刘小玲说。
那时中国正处于工业快速发展时期、制造业上升期以及城镇化初期，钢铁行业作为工业、基建、装备制造等支撑产业，正处于高盈利快速发展时期。唐钢作为全国钢铁行业的龙头国营企业发展迅猛，一度风生水起。“从我进厂到2006年，唐钢发展非常非常好的，1988年晋升二级企业，之后晋升一级企业，是所有人都很羡慕的一个企业。最后却衰落下来了，”刘小玲面露苦色，叹了叹气。
金融危机的前十年，刘小玲在厂里什么都做，计量、炼钢、会计等活样样都拿得出手，“当时每月工资三四百块钱，但已经很知足了。当时生活水平比较低，唐山平均工资也只有一二百块钱。那时候上班天天高高兴兴的，不管是倒班也好不倒班也好，上班都特别愉悦。那时让一周休一天，我都不愿意。大家一起干活，干完了歇着聊天，挺有意思。”回想起以前的生活，刘小玲眉间皱纹都舒展了，眼角皱纹拉长了。
而从2008年以后，整个钢铁行业开始走下坡路，钢价一直跌，企业效益越来越差，她的生活和工作也一天不如一天。“2008年以后就慢慢变得不太好了，尤其2012年以后。单位2011年还按时发劳保，2012年以后就没有劳保了。” 也是在这期间，刘小玲被分配到了唐钢下属公司，工作地点辗转到了外县。“这个分公司一直盈利不好，常年亏损，好多年纪大点的、能力不太强的都分到了这边。业绩很不好的几年，奖金都调低了30%左右，”刘小玲瞪大眼睛说到，“我最低时拿过300元奖金。”
那几年，刘小玲周围许多同事有等退（内退/旱退）的，有转岗到“外县”的，有离职下岗的，公司员工从之前的1000人减员到400多人。
而让她记忆最深的还是2015年，钢铁行业最困难那年。刘小玲的邻居，在唐山另一家国企钢厂上班的两口子因等退2年了未拿到一份补贴工资，被迫去单位厂房跳楼要钱，“最后没出事情，厂里迫于压力给了补贴，但其实也没全额给。现在又拖了这些内退员工大半年的工资，一分都还没给。一家老小都指着老两口工资过日子，非常困难。还有好多员工因此都得抑郁症的，特别可怜，”刘小玲皱着眉说，“唐钢还好点，至少等退的那些员工，每个月400左右的补贴还是能拿到手的。”
刘小玲同情着他们的遭遇，也为自己担忧着，“随时随地面临着明天就不用来了或者被分到别的单位去了。从踏入唐钢至今已有32年，她很难想象自己离开了单位还能去哪儿，做什么，“我现在特别不理解为什么个人企业都干得红红火火的，国有企业是经营管理理念出问题了，还是管理制度出问题了，为什么都不行了，”她纳闷道。
“在中国工业化开端就有了这些国有企业，延续下来很多历史问题还没解决，它背着很沉重的负担做市场竞争，有点困难也是很正常的，比如‘三供一业’问题，至今也未完全剥离，”迟京东说，“在体制机制上，比如投资决策做一个项目，民营企业马上就可以干，三个月就可以干出一条线，国有企业可能连决策权都没下来。民企决策快、建设快、投产快，而国企决策慢、循规蹈矩，生产和回款慢，在节约成本上，也没有民营企业有那么多手段，最后磨磨唧唧一个生产线人家一年都干完了，你可能还在等决策，等决策干完了，市场可能就变化了，人都把钱都赚回去了。所以，这些体制机制问题不解决，国企根本没办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2016年，钢铁大力去产能后，大部分钢企开始盈利了。“聽说今年单位有3%的员工涨工资，让多少人羡慕啊，”刘小玲已记不起上次什么时候涨过工资，“至少有七八年吧”。如今钢厂效益变好了，她打心里高兴，但心里的石头仍未落下，“我挺支持去产能和环保限产的，这是好事，小时候空气多好。但希望国家合理安置这些工人，不要让他们下岗，老百姓都很不容易的。”
“去产能本身并没有多大困难，困难的是去产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员工安置。尤其是国有企业职工，好多大半辈子都待在单位，你让他突然下岗，他可能也不知道做什么。国企员工潜意识也停留在计划经济的状态，国有企业应该养员工，所以解决起来比民营企业困难太多，代价也很高。目前来看，很多离开的国企员工可能也没有完全离开公司，可能有问题需要花钱还是去找原来企业领导，”迟京东举例说，“有的企业原来测算过，如果让一个职工完全离开单位自谋职业，没有二十万三十万下不来。首钢就是例子，当年搬迁时候大概一个职工的费用得二三十万。”
迟京东介绍，目前对下岗职工安置，国家会支持一点，剩下的还是靠企业资金解决，根据各省情况不同，少的一两万，平均到人头补贴大概两三万。“而那些不合规生产的、国家严令禁止的企业，或者没有正式合同的员工肯定没有补贴。”
“现在很多报道说唐山人均年收入排多少名，真不知道数据哪里来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你听过吗？”，临走前，刘小玲说，“想想那个时候这句话有多空洞，为什么现在也要这样玩虚的，太累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文才和刘小玲为化名）
摘自凤凰财经
从19世纪末零星建厂到今天的钢铁出口大国，在中国钢铁行业发展历程中唐山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暴富神话、破产寒冬、去产能到今年扭亏为盈，钢铁行业演绎的“过山车”行情，唐山是个完美的缩影。
“在唐山，至少60%以上的就业和钢铁行业挂钩”，一位当地居民这样形容唐山钢铁行业的盛况，“还有说70%的”。
9月中旬，记者在唐山实地采访钢贸商、民营钢铁企业家和国营钢铁企业员工，试图勾勒出唐山钢铁行业近些年、特别是近3年在去产能政策影响下他们的生活变迁。
钢贸商：不忘初心干某件事.终究不会倒在这个行业上
“卖货才是王道，多卖才是赢家”，武建东拿出手机发出了今天的第一条朋友圈，配图里有一行醒目的文字是“人若有志，就不会在半坡停止”。
武建东是个典型的北方汉子，直爽热情，提起自己的老本行，总是滔滔不绝，“你要是做钢材的，我们聊一个晚上也不够”。2004年，他开始学习涉足钢贸生意，家里多数亲戚都是做钢贸的，学习起来也是轻车熟路，几年后便入伙了大舅哥的唐山兰格商贸，主要代销多个厂家的螺纹钢，目前手下有十几个工人。
虽然经验不及唐山老辈钢铁人，但武建东也算过来人，一同经历了钢铁市场的黄金和寒冬时代，而2008年则是一个分水岭。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势迅猛，引发需求短期急剧萎缩，大宗商品暴跌，国内钢材市场主流钢材品种价格均大幅跳水。“钢材最高从5800元、6000多元，一路暴跌3300元、3400元才止落”，谈到当年市场行情，武建东仍唏嘘不已。
那年，北京正举办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大家都赌奥运会期间暴涨，有很多存货的，一存一万吨、两万吨甚至十万吨。好多都赔钱了，还有跳楼的，真的不是瞎说。”所幸武建东的厂当时库存量不多，躲过了这次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后，中国推出了“四万亿刺激计划”，效果立竿见影。2009年，经济数据、股市、大宗商品价格快速反弹。“我们当时囤了一万吨，这一波反弹把大家套到里面去了，钢材价格涨到了5200元左右就开始一直降，我们成本在4400元左右，然而没跑赢，到了3700元、3800元左右才卖掉”，武建东黑着脸说。产能过剩、需求低迷、价格暴跌等造成了钢铁行业2013年到2015年的3年寒冬期。
武建东用“亏损、破产、跑路”来形容这3年，“钢厂长期亏损，尤其是2014和2015年破产相当多。好多还不上贷款，跑路的企业也很多。还有些还不上贷款跳楼的。贸易商转型和破产也相当多。我们贸易商，规模小的赔几十万，规模大的、库存多的好几百万地赔。”
回想做钢材生意最初那几年，武建东总觉得像在做梦一样，“2005年到2008年市场最好的时候，钢厂最高的利润可以达到每吨1800元到2000元，五六百元是很正常的。
2015年，钢铁行业迎来了历史最低谷，据中钢协数据显示，2015年全年钢铁行业亏损超过645亿元，会员钢铁企业钢铁生产主业连续12个月亏损，全年累计亏损1000亿元以上。
“金融危机第一轮刺激计划完成后，其实，2013年钢铁行业就进入了困难期，为什么到了2015年才爆出整个行业亏损？这之前钢铁企业内部降本、挖钱、增效弥补了困难，比如储备压到最低限度、设备尽量不维修等。所以2014年、2013年、2012年整个行业困难还没有显现出来”，中钢协副会长迟京东分析道。
这样的行情一直持续到了2016年上半年。武建东清晰记得2016年春节后的价格，“一千四百六十元，历史最低价”，他一字一顿地说。
而之后钢铁行业大刀阔斧的去产能政策逐步落地扭转了整个行业的寒冬行情。
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钢铁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明确了未来5年时间化解钢铁过剩产能1至1.5亿吨的目标，此后与化解过剩产能相关的奖补资金、财税支持、职工安置在内的八项配套政策以及整体实施方案全部出台，开启了钢铁行业去产能热潮。
仅2016年，钢铁行业共压缩6500万吨过剩钢铁产能，超额完成了年初制定的4500吨的目标。2017年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彭博商业周刊》发表了题为《开放经济造福世界》的署名文章，明确了中国的去产能路线图，计划在3至5年内，钢铁产能分别压減1.4亿吨。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钢铁去产能的5000万吨新目标，截至目前，目标已将近完成。
迟京东分析称，原来的1至1.5亿吨是计划设想的，而最终的1.4亿吨是根据市场去产能情况最终确定了的。去年加上今年的去产能额已经接近1.4万吨了，所以未来去产能的困难非常小了，通过企业自身结构调整就能完成，不用再像过去大规模关闭落后设备等措施了。
去产能力度不断加码，市场效果也开始逐渐显现。据中钢协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钢铁工业协会会员企业利润由上年同期亏损87.5亿元转为盈利232.8亿元。
“现在涨到4000元左右，整个翻了一倍还要多，高炉钢厂利润好的时候也能达到每吨1000元左右，最少也在500元左右。一个普通的三四千员工规模的高炉炼钢厂日产量大概在五千吨，按照每吨500元盈利来算，每天就是200到250万元的利润，确实挺高了。贸易商的话，拿我们公司来说，销量比2014年、2015年增加了20%、30%左右，但是利润还是比较低，因为钢厂都把高的利润吃走了，而且行情转好后，做商贸的也多了，竞争比较大。所以，还得坚持。”武建东说。
从事钢贸生意十几年，经历过大涨大跌，武建东一直没有离开自己的老本行。他抬头望了望自己的仓库，螺纹、线材、盘螺并排陈列在车间两边，“这么多年了，其实对钢铁行业感情很深厚了，不想离开。很多时候也想过干点别的，但是干别的什么都不懂，还得重新起步，所以还是坚持下来了。不忘初心地干某一件事，终究不会倒在这个行业上的。”说完，武建东的嘴角还留着一丝笑意。 民营企业家：现在有点迷茫，不知道路在何方
“现在有点迷茫，不知道路在何方，未来还是看政策吧，现在有点乱”，民营钢铁企业家李文才嘴里嚼着一口米饭说道，已是晚上八点半，他才吃上第一口晚饭。近一个月来，他来往广州、海口、湛江等多个城市，趁热打铁多卖点货。
2016年前，李文才公司有两三千个员工，而现在只剩下了几百人。干了钢铁行业十几年，而近两年的经历让他第一次感到极度的迷茫和不安。
在这场钢铁去产能大戏中，整体行业效益提高了，但对于个别企业来说，可能损失惨重。“最近都是新建的设备、新建的车间，刚刚建完还没怎么生产，去产能就给全部去掉了。”李文才三缄其口。
2016年，唐山全市共压减高炉15座，化解炼铁产能780万吨，压减转炉12座，化解炼钢产能829万吨，比省里下达的任务多化解炼铁产能16万吨、炼钢产能106万吨。今年年初，唐山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17年钢铁去产能目标任务，全年压减861万吨钢、933万吨铁。
“实际上，每个省未来五年的去产能目标早在研究化解产能总体政策时就已确定了。按照五年总目标，再根据每个企业情况分到每年度，确定年度目标。政府和企业之间通过协商，制定各个企业的目标，并不是强制企业今年就必须淘汰多少，而是在计划五年目标时就确定了。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有一些地方为了完成整体部署和安排，存在一些命令性和纰漏。但这不是国家的要求，更不是工作要遵循的原则，”迟京东强调。
今年5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做好2017年钢铁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工作的意见》，提出2017年要全面关停并拆除400立方米以下炼铁高炉、30吨及以下炼钢转炉、30吨及以下炼钢电炉等落后生产设备。“不合标准肯定全部拆掉，合标准的按照相对优势产能来拆，基本上是拆小炉，保大炉，然而许多民营企业资金实力根本不足以支撑大炉的成本，所以唐山小钢铁厂全都关了，剩下的都是大厂”，一位当地钢企从业者说。
“感觉国家‘一刀切’了，”李文才说，“民营企业挺吃亏的。”
2016年6月，李文才钢厂一共6套60吨炼钢电炉设备被强制停产了，“设备加起来就得2个亿，国家也没补贴，现在银行也不给我们贷款了，”李文才摇了摇头说。
没有了电炉，钢坯产不了，李文才无奈转变了公司经营模式，放弃了“自产自足”，只能外采其它厂高炉的钢坯，加工成钢材成品后再卖。“公司原来年产规模170万吨钢坯，现在全停了。外采成本增加了很多，以前每吨有四、五百元的利润，行情最差那几年大家赔钱的时候也有100元左右，现在只有50-100元左右的利润，大大缩水了。而现在没拆的高炉炼钢厂都是暴利，好的时候每吨利润上千。”李文才说完，便沉默了许久。
经历去产能停产风波后，今年的全国性环保风暴对李文才的钢厂更是雪上加霜。“以前我们都用煤烧，现在改用天然气，每吨的成本多出了50元左右，”李文才摊着手说，“损失是无法估计的，好几千万。”
而环保压力对于炼钢厂来说可能更大，据一位钢企环保运营的工作人员分析，一个高炉的环保设备改良和改造可能得花三千万到五千万左右。“在供给侧改革层面，未来钢铁行业在环保技术改良升级、工艺结构调整是必然的，”迟京东认为。
今年8月，环保部等多个政府和部门印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017-2018年秋冬季大氣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明确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石家庄、唐山、廊坊等“2 26”城市实施错峰限产。根据《河北省重污染天气应对及采暖季错峰生产专项实施方案》，石家庄、唐山、邯郸等重点地区，采暖季钢铁产能限产50%，以高炉生产能力计，采用企业实际用电量核实。作为“2 26”城市之一，河北污染“重灾区”的唐山首当其冲。
“这次环保力度应该是我见过史上最严的，只要发现违规立马关停，今年就关了很多厂。以前这家钢厂高炉都冒黑烟，前几年排污超标了，还拿钱给环保局买指标。没办法，地方也有保护主义，也不会全关，还指着它交税、解决就业和拉动GDP。现在，不仅是市里，省里，还有中央的环保部门不定时抽查，有官员还掉了乌纱帽，所以也不太敢作假了，”一位钢企员工指着旁边一家高炉里冒着白烟的钢铁厂说。
“去产能和环保相关政策力度非常大，直接影响了市场供需平衡和钢价行情。不管怎么样，还是希望国家解决下工人就业问题，”武建东说。
唐钢员工：以前每天上班高高兴兴的，现在天天勾着日历过日子
1988年17岁的刘小玲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了唐钢，这是一份让所有唐山人都艳羡的工作。“那个时候当地小伙儿，只要说他是唐钢上班的，不管做什么的，找媳妇都是随便挑随便捡，条件是非常好的，”刘小玲说。
那时中国正处于工业快速发展时期、制造业上升期以及城镇化初期，钢铁行业作为工业、基建、装备制造等支撑产业，正处于高盈利快速发展时期。唐钢作为全国钢铁行业的龙头国营企业发展迅猛，一度风生水起。“从我进厂到2006年，唐钢发展非常非常好的，1988年晋升二级企业，之后晋升一级企业，是所有人都很羡慕的一个企业。最后却衰落下来了，”刘小玲面露苦色，叹了叹气。
金融危机的前十年，刘小玲在厂里什么都做，计量、炼钢、会计等活样样都拿得出手，“当时每月工资三四百块钱，但已经很知足了。当时生活水平比较低，唐山平均工资也只有一二百块钱。那时候上班天天高高兴兴的，不管是倒班也好不倒班也好，上班都特别愉悦。那时让一周休一天，我都不愿意。大家一起干活，干完了歇着聊天，挺有意思。”回想起以前的生活，刘小玲眉间皱纹都舒展了，眼角皱纹拉长了。
而从2008年以后，整个钢铁行业开始走下坡路，钢价一直跌，企业效益越来越差，她的生活和工作也一天不如一天。“2008年以后就慢慢变得不太好了，尤其2012年以后。单位2011年还按时发劳保，2012年以后就没有劳保了。” 也是在这期间，刘小玲被分配到了唐钢下属公司，工作地点辗转到了外县。“这个分公司一直盈利不好，常年亏损，好多年纪大点的、能力不太强的都分到了这边。业绩很不好的几年，奖金都调低了30%左右，”刘小玲瞪大眼睛说到，“我最低时拿过300元奖金。”
那几年，刘小玲周围许多同事有等退（内退/旱退）的，有转岗到“外县”的，有离职下岗的，公司员工从之前的1000人减员到400多人。
而让她记忆最深的还是2015年，钢铁行业最困难那年。刘小玲的邻居，在唐山另一家国企钢厂上班的两口子因等退2年了未拿到一份补贴工资，被迫去单位厂房跳楼要钱，“最后没出事情，厂里迫于压力给了补贴，但其实也没全额给。现在又拖了这些内退员工大半年的工资，一分都还没给。一家老小都指着老两口工资过日子，非常困难。还有好多员工因此都得抑郁症的，特别可怜，”刘小玲皱着眉说，“唐钢还好点，至少等退的那些员工，每个月400左右的补贴还是能拿到手的。”
刘小玲同情着他们的遭遇，也为自己担忧着，“随时随地面临着明天就不用来了或者被分到别的单位去了。从踏入唐钢至今已有32年，她很难想象自己离开了单位还能去哪儿，做什么，“我现在特别不理解为什么个人企业都干得红红火火的，国有企业是经营管理理念出问题了，还是管理制度出问题了，为什么都不行了，”她纳闷道。
“在中国工业化开端就有了这些国有企业，延续下来很多历史问题还没解决，它背着很沉重的负担做市场竞争，有点困难也是很正常的，比如‘三供一业’问题，至今也未完全剥离，”迟京东说，“在体制机制上，比如投资决策做一个项目，民营企业马上就可以干，三个月就可以干出一条线，国有企业可能连决策权都没下来。民企决策快、建设快、投产快，而国企决策慢、循规蹈矩，生产和回款慢，在节约成本上，也没有民营企业有那么多手段，最后磨磨唧唧一个生产线人家一年都干完了，你可能还在等决策，等决策干完了，市场可能就变化了，人都把钱都赚回去了。所以，这些体制机制问题不解决，国企根本没办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2016年，钢铁大力去产能后，大部分钢企开始盈利了。“聽说今年单位有3%的员工涨工资，让多少人羡慕啊，”刘小玲已记不起上次什么时候涨过工资，“至少有七八年吧”。如今钢厂效益变好了，她打心里高兴，但心里的石头仍未落下，“我挺支持去产能和环保限产的，这是好事，小时候空气多好。但希望国家合理安置这些工人，不要让他们下岗，老百姓都很不容易的。”
“去产能本身并没有多大困难，困难的是去产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员工安置。尤其是国有企业职工，好多大半辈子都待在单位，你让他突然下岗，他可能也不知道做什么。国企员工潜意识也停留在计划经济的状态，国有企业应该养员工，所以解决起来比民营企业困难太多，代价也很高。目前来看，很多离开的国企员工可能也没有完全离开公司，可能有问题需要花钱还是去找原来企业领导，”迟京东举例说，“有的企业原来测算过，如果让一个职工完全离开单位自谋职业，没有二十万三十万下不来。首钢就是例子，当年搬迁时候大概一个职工的费用得二三十万。”
迟京东介绍，目前对下岗职工安置，国家会支持一点，剩下的还是靠企业资金解决，根据各省情况不同，少的一两万，平均到人头补贴大概两三万。“而那些不合规生产的、国家严令禁止的企业，或者没有正式合同的员工肯定没有补贴。”
“现在很多报道说唐山人均年收入排多少名，真不知道数据哪里来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你听过吗？”，临走前，刘小玲说，“想想那个时候这句话有多空洞，为什么现在也要这样玩虚的，太累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文才和刘小玲为化名）
摘自凤凰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