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由以中小企业为主逐渐转向以大型跨国公司为主，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规模和数量迅速扩大。由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家最大跨国公司已有400多家在我国投资。可以预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将越来越具规模化。国内学者对这种现象及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国内学者很少对跨国公司之间投资的系统性和关联性即跨国公司的集聚效应进行分析。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和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使跨国公司之间的合作方式和层次日渐深化。建立在公司间比较优势基础上的集聚生存战略，成为许多跨国公司参与市场竞争的重要方式。跨国公司的这种生存方式对我国企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应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此。
　　
　　一、集聚效应与跨国公司竞争优势
　　
　　所谓集聚效应是指跨国公司因集聚生存而导致的群体竞争优势的增强。集聚生存是跨国公司之间基于各自核心竞争优势，为获取合作伙伴的互补性资产，以扩大企业利用外部资源的边界，增强彼此的市场竞争地位而形成的一种事实上的相互依赖、互为客户或以联盟为基础的网络化生存战略。德鲁克认为跨国公司之间的这种集聚关系如同自然界中各种生物物种之间生存发展的关系一样，它们均是一种生态关系。集聚关系是比战略联盟更为宽泛的概念。集聚关系是跨国公司之间的生物圈，而战略联盟则是生物圈内部不同竞争者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结成的同盟。集聚生存对跨国公司市场竞争产生如下两种影响：
　　(一)优势放大效应
　　企业的成长过程和成长方式均是有差异的，而随着企业成长而积累的企业的知识、资源以及由此所体现的企业能力也是各不相同的。这种异质的企业能力就表现为一个企业相对于其他企业来说在某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知识的公共物品属性、信息不对称、交易成本和可能的组织费用等不可控因素的存在，制约了企业将其所有活动均内部化的冲动。又由于市场竞争的存在，使企业间合作由必要成为现实。这种合作可能基于契约，也可能基于由长期合作所导致的信任与承诺。企业间合作使跨国公司群体将自身的资源逐渐集中于其最具优势的环节或能力，而将其不具竞争优势或优势较小的业务部分外包给其他公司。从而使参与企业在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同时也实现了外部规模经济，创造了各自专用性资产的协同效应。所谓协同效应是指由资产的专用性所导致的这些资产联合使用所产生的价值比单个使用所产生的价值之和要大。企业间协同效应的取得使各合作方的市场竞争优势得以放大。企业间合作还解决了合作方在进行资产高专用性投资时的机会主义行为，因为相对于自由市场中的一次性交易，具有关系性契约的各企业之间声誉机制有效地发挥了作用。他们追求的是长期合作收益的最大化，一般不会为一次交易的最大化而采取各种机会主义行为。这就为合作方基于共同利益，为研究未来适用技术而进行充分合作创造了条件。因此，这种优势放大效应并不仅是静态的而具有动态性。
　　(二)限制竞争效应
　　集聚生存的跨国公司对竞争的限制表现在它本身就是一个产业集团，在该集团内核心跨国公司周围聚集了大批专业能力突出的公司，外部竞争者很难与其中的成员进行竞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外部网络组织成员也均是全球化经营的跨国公司，它们遵循的是追随客户的原则，除非受到某国特定的政策因素影响，其客户通过对外投资移动到哪里，它们也就在同一国家投资经营并为客户提供全球一致的服务。正是这种跨国移动性，使集聚生存的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均能有与国内一样的合作伙伴的支持，从而降低了跨国公司进入新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但也因此限制了东道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地位和竞争能力。跨国公司整个群体更因此降低了交易成本，获取了更大的竞争优势。这种竞争优势又是其他企业难以模仿和获取的——集聚生存的一定程度的锁入效应和可能的转换成本，使其成员不但没有动力主动脱离某一网络而加入另外的跨国公司网络集团，反而使网络内的跨国公司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有加深其合作程度使其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的趋势。
　　


　　 二、跨国公司在华的集聚效应对国内企业的影响
　　
　　集聚化生存是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之源。如果说在我国加入WTO以前，由于政策原因，跨国公司不能同等权利地、更不能成体系地进入中国，他们原本在海外形成的业务网络关系被打碎，导致他们在中国的效率下降，也给中国本地企业让出不少业务机会。那么，中国加入WTO之后，随着金融、保险、运输等相关服务领域的开放，跨国公司的链条会更加完整地连接起来，其集聚效应的竞争优势将得以发挥。这将使我国企业的经营面对严峻的挑战。
　　(一)市场环境的影响：限制我国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
　　跨国公司之间的集聚生存不仅是比较优势原则的体现，也可能是彼此在生意模式、价值观、商业目的等方面多有相似之处而形成的合作组织，是长期作为合作伙伴累积的结果。如追随瑞典宜家(IKEA)进入中国的全球最大的物流服务商——丹麦马士基(A.P.Moller-MAERSK)集团，承揽着宜家在全球29个国家、2 000多家供应商、164家专卖店、10 000多种家具材料的物流任务。彼此长期的合作关系，使双方相互信任和认同，并可以开放地谈判，一起协调成本、公司战略等。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相关企业显然没有机会与宜家合作。当然马士基不可能只连着宜家，它还承揽着耐克、米其林轮胎、阿迪达斯等伙伴公司的全球物流服务。这种现象在整个跨国公司集聚网络中是普遍存在的，它们显然更愿意携着自己的伙伴来中国，而不是选择中国的小企业。
　　也许UPS(United parcel services联合包裹公司)更能说明我国企业面对的市场环境的挑战。UPS是追随IBM、戴尔、耐克、3COM、思科、通用、大众及惠普等跨国公司进入我国市场的，UPS承揽着这些公司的全球物流任务。而UPS本身也有一大批为自己提供服务的跨国公司伙伴。其亚太区协议公关咨询服务商爱德曼国际咨询公司、广告发布和全球品牌行销商美国麦肯·伊瑞克森世界集团(McCann-Erickson World Group)、金融服务商美国第二大商业银行美洲银行(Bank of America)、保险服务商OPL集团(Omega Point Laboratories)等也先后随着UPS进入中国。这些都是其全球业务合作伙伴。可以想象，像UPS这种庞大的国际化链条一旦全部移植到中国，其优势将是惊人的，中国企业显然无法望其项背。
　　其实，前面说到的马士基和UPS仅仅是跨国公司集聚网络中物流行业一部分中的单个企业。如IBM、戴尔、耐克、摩托罗拉等这类大跨国公司背后也都有一大批为其服务的跨国公司存在。将这些公司放到更广泛的集聚关系中，我们发现它们组成了一个立体的相互交织的网络。这就像宜家的公关公司是瑞典的奥波达咨询公司，而奥波达咨询公司又服务于摩托罗拉，摩托罗拉又可能选择马士基物流……借此公司间的比较优势被系统性地放大。随着跨国公司集聚化地进入我国，留给我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的市场机会将越来越少。利用跨国公司的溢出效应提高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的目的也将受到重大挑战，限制了我国企业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
　　


　　(二)战略定位的影响：可能形成对跨国公司的依赖
　　在跨国公司集聚网络下，全球各产业的核心能力掌握在以少数超级跨国公司为中心的巨大的产业集团手中。集团的群体移动又使其在任何市场上都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这种市场环境将使我国企业市场定位产生困难。依据目前我国企业不具有产业的核心能力，仅在劳动密集型和加工装配领域具有优势(胡鞍钢，2003)的现实，与跨国公司集群进行市场竞争，显然形势严峻。唯一现实的选择就是融入跨国公司的集聚网络的某条产业链中，这是绝大部分中国企业的现实选择(李海舰，2003)。即使没有跨国公司集团对竞争形成的客观限制，由于技术、管理水平以及公司治理上的差距，融入其中往往需要我国企业付出较高的成本，并形成对跨国公司技术和市场的依赖。而这种双重依赖又是我国政府和企业极力避免的。我国加入WTO时间不长，这种两难情况目前还没有出现。但随着我国加入WTO承诺的逐渐兑现，一些服务领域的相应对外开放，跨国公司群体在华布局到位，这种困境可能很快就会需要我国企业去面对。虽然我国政府在加入世贸组织协定书中，对一些行业中的外资持股比例做出了硬性限制，但制造业合资企业事实上为外方控制、技术能力没有质的提高的现实经历促使我们不容乐观。
　　(三)发展空间的影响：企业发展空间边缘化，“走出去”战略难以推行
　　在市场机会减少、市场定位困难的情况下，使我国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受到极大限制。跨国公司群体不是内向的，在其在华布局完成后，将会大规模地开辟我国国内市场。各国的实践证明，首先对国内市场的占领或者在国内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是企业对外投资的前提(当然发达国家向外转移的夕阳技术除外)。国内市场是企业得以发展壮大的基础，也是企业海外战略取得成功的依托。在我国企业目前技术、管理能力较弱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在华集聚化的投资可能会使我国企业发展空间边缘化——即无法获得核心能力，只在制造和装配等低附加值环节具有优势，将我国企业锁定在价值链中次要的环节。因为跨国公司群体在我国市场竞争中具有优势地位，从群体的核心利益出发，它们只会基于自身利益将一些价值链中的非关键环节，如产品的生产、组装、测试等委托给我国相关企业——即将我国企业纳入其价值链中，但不会将关键技术泄漏给我国企业。总之，跨国公司群体和我国企业市场竞争地位的不对称性，决定了我国企业在这种市场结构下积聚技术能力、管理能力的艰巨性。而这些能力又是我国企业成功“走出去”的前提。技术、管理能力没有显著增强的情况下，使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显然难以成功实施。
　　
　　三、结论与应对策略分析
　　
　　跨国公司集聚化地进入我国市场，我国企业应怎样应对才能获得相对竞争优势而不至于被挤出市场呢？笔者认为应采取如下的措施，但这些措施应与企业治理制度的改革相配合。国有企业本身的制度缺陷是我国企业经过二十几年的合资、合作、技术引进，仍然技术、管理水平低下不具有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
　　(一)国内企业应适度增大企业规模，加快业务整合，突出核心能力
　　企业规模与市场竞争优势虽没有必然联系，但具有规模优势仍然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生存的关键。我国企业包括一些大型企业与跨国公司相比显然规模太小。而且这些企业的生产系统都相对庞大，研发和市场营销能力却很薄弱，市场应变能力和开拓能力明显不足。我国企业的成长战略方式目前还主要是以内部扩张为主。这种方式能为企业奠定良好的基础和实力，但速度太慢。企业更应通过上市、兼并、购买等方式扩大规模，加快企业重组、增强自身实力。在这种增大企业规模的扩张行动中，企业应把战略目标定位于获取核心竞争力和发展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上，而不要被短期的利益所驱使。即伴随企业规模扩张的应是企业之间的业务整合，这种业务整合过程也是企业间竞争力要素的重组过程。企业应将原有价值链环节，进行重新设计和组合，将资源集中于特定的核心业务，而将其他环节虚拟化，即减少投入或放弃某些环节，而收购或购买有助于增强企业核心能力的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竞争力要素的重组过程是企业之间通过优势互补确立新的竞争优势，使核心竞争力发展壮大的过程。只有将自身资源和企业战略贯注于本身的核心竞争能力，才有可能在与跨国公司集群的竞争中得到一席之地。
　　(二)组建战略联盟集合体，形成强大的协同优势
　　跨国公司的集聚生存实际上也是一种类似战略联盟的企业集合体。对付这种具有集群优势的复合体，各公司仅仅专注于自身优势是不够的，还需要我国企业在规模扩大、专注于核心能力的基础上走向联合，以群体的力量进行市场竞争。战略联盟是我国企业在可预见的将来应对跨国公司集群竞争的有效组织形式。我国企业应逐渐树立共赢心态，向组成战略联盟方向转变。战略联盟作为企业间的网络化系统，能发挥比较优势的乘数效应形成一种协同优势。通过对联盟内资源进行有效组织，实现要素的共享，从而保证从投入到产出全过程的“节约”。其最大着眼点是在经营活动中积极地利用外部规模经济。当企业内不能充分利用已积累的经验、技术和人才，或者缺乏这些资源时，可以通过建立战略联盟实现企业间的资源共享，相互弥补资源的不足，以避免对已有资源的浪费和在可获得资源方面的重复建设。战略联盟的建立，使企业对资源的使用界限扩大了，一方面可提高本企业资源的使用效率，减少沉没成本；另一方面又可节约企业在可获得资源方面的新的投入，提高了企业战略调整的灵活性和市场竞争地位。
　　组成战略联盟还可以理顺市场、共同维护竞争秩序，防止我国企业间的过度竞争。由于国内企业之间不规范的竞争法则，缺乏协作心态，近年来屡屡陷入恶性竞争的泥淖，价格战此起彼伏，严重限制了我国企业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的提升，也因此降低了我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公司竞争中的市场地位。通过组建战略联盟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则可以大大改善这种状况，促使我国企业由价格竞争向技术竞争转变，缩小我国企业和跨国公司集群的技术和能力差距。
　　(三)依靠联盟优势加强技术学习和创新，提升企业技术能力
　　组成战略联盟的最重要目的，在于借助联盟内企业的合作，相互传递技术，加快研究与开发的进程，获取本企业缺乏的信息和知识，缩小和跨国公司群体的技术差距。鉴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企业科研能力因素，现实地讲我国企业群体应首先专注于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创新走日、韩企业的技术成长道路。技术创新的基础在于技术能力的积累。对于技术能力薄弱的我国来说，一个学习过程是跳不过去的，其实学习本身也是一种技术进步。这就要求我国企业先改变只重引进技术，不重消化吸收地追逐短期利益行为，借助联盟的力量加快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并将获取的技术知识依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在联盟体系内扩散，提高群体的技术水平。在获取的技术知识上，逐步加强技术研发的投入向更先进的技术目标靠近。
　　我国企业群体应当在集体学习的基础上，加强与国内外研究机构的合作，必要时可在国外相应产业聚集地设立研发中心，获取前沿的技术信息并跟踪学习世界先进技术的发展。韩国三星、现代在存储器芯片上的成功是最好的例证。在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技术能力较弱的阶段，很难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开发高新技术产品的平等合作伙伴，更多的可能是一般意义上技术项目的合作，这对我国企业获取高端技术的意义不是很大。因此，我国企业群体应将大部分资源放在对技术的自主研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