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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icult Choie of the RMB Exchange Rate
编者按：山雨欲来风满楼，两年多来持续增加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似乎到了要我们不得不立马做出抉择的关键时刻。作为一种相对价格，汇率的变化牵动着太多人的利益，不仅是一个经济选择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公共选择和国际政治问题。从纯技术的角度，针对现行的汇率体制，中国人民银行早已静悄悄地开始了包括完善外汇市场在内的各项汇率机制变革的基础工作。即使没有外部压力，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变革也是一个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事情。也许外在压力是一个好事，可以促使我们的改革加快步伐。
名家论坛”观点集萃
王松奇：人民币汇率现在已经不是升值不升值的问题了。
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汇率形成机制是否改革?这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界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央把2005年定义为“改革年”，“改革年”里如果在金融业没有真正突破性的动作，这个“改革年”就会流于空泛。而在我们目前面临的所有金融问题中，汇率问题首当其冲。
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始发于2003年，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最先表态的是日本，然后是美国、欧盟、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全世界几乎都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要求改变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前不久，美国参议院以大比数通过了民主党人舒莫提交的“舒莫法案”，该法案称如果中国在六个月内不让人民币升值，美国将对中国所有产品强征百分之27．5％的高额关税；最近，美国财政部也提交报告要求人民币六个月内升值。面对这些要求，从政府最高领导人到央行高层官员均以“人民币汇率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别国不应加以干涉”予以回应，这让人们普遍感觉到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越来越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或者说人民币升值这个经济问题已经被泛政治化了。但是除去政治因素，我们的确也有必要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一下，人民币币值到底是否被低估?我们应追求汇率名义上的稳定，还是实质的稳定?那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是一个政治阴谋还是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善意的诉求?我认为对于人民币汇率来说，现在已经不是升值不升值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最紧要的问题是以下三个问题：
1．什么时候放弃单一钉住美元的僵化的汇率制度；
2．钉住一篮子货币后目标货币应如何选取，权重如何确定；
3．新机制什么时候出台。
隆国强：人民币汇率由经济的基本面决定。
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体，应该说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中國国内的问题，而是世界的问题。汇率作为重要的经济参数，是由经济基本面决定的。虽然从长远看，人民币到底是升还是贬还是个未知数，与能否化解隐性赤字有关，但是即期汇率还是由经济基本面决定的。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什么状况呢?一方面国际金融市场上汇率波动加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因而不管从金融还是实体经济看，我们都需要对目前这种僵化的汇率机制进行调整，只有一个灵活的汇率机制才能使中国的经济和汇率水平真实地反映国际竞争力，反映经济基本面的变化。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觉醒得晚了点，目前我国面临大量热钱流入的压力和外国政府的压力，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更好的调整汇率的机会。
解决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实际上是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币值不合理的问题和汇率机制不合理的问题。国际社会关注的是人民币币值的问题，而不是汇率机制的问题。一个汇率机制所谓好或者不好，只是相对的，各国需要根据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状况选择适合的汇率，因此只有适合的汇率机制，并没有最好的汇率机制。目前我国实行的单一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机制已经不太适应中国快速变化的经济发展的需要。汇率机制改革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汇率机制目标是什么?有人说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有人说是钉住一篮子汇率。钉住一篮子货币本质上仍然是固定汇率。我认为适合中国的应该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就是一种区间浮动汇率。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得到认同的话，汇率改革的第二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从现在盯住汇率顺利的、平稳的走到新的汇率机制上。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人民币币值的变化，从我个人的判断就是会升值。
要形成新的汇率机制，还需要一些配套的条件。人民币从固定汇率变成浮动的汇率，就意味着企业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汇率风险，因此需要给企业创建规避汇率风险的工具，比如外汇期货市场。还有就是需要考虑热钱的问题，热钱和政府博弈的问题。我们并不知道人民币现在到底升多少才能达到长期均衡的汇率水平，如果只是升一点儿，热钱会觉得政府抗不住了，未来还有上升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热钱就会冲进来，尽管我们有外汇管制，但是热钱还是可以通过很多渠道流进来。相反的，如果一次性升的幅度比较大，热钱会认为未来不会有进一步升值的空间，这个时候它就该撤了，这样对国内金融与经济运行也会形成很大的冲击。因此对投机热钱或者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控制也是为今后转变汇率机制创造条件。眼前政府做的事，比如说实行做市商制度，开展多种货币之间交易等等，都是在为完善外汇市场汇率创造条件。
李长久：重视美国施加压力让人民币升值背后的内涵，作好改革人民币汇率机制和调调整汇率的准备工作。
实际上人民币升值的最大压力是来自美国，那么为什么美国希望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究竟能产生多大的影响?按美方统计，2004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1620亿美元，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为802．7亿美元，大大超过了美国对日本75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因此在美国国内就出现这样一种呼声：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对付日本的办法对付中国，即让中国实施出口限制或货币升值。那么这个办法是否行的通?这就涉及到中美贸易和中日贸易的差别问题。美日贸易和美中贸易最大的差别就是美国和日本之间是水平竞争，中国跟美国则是互补大于竞争。据美国摩根士丹利统计，从1996年到2003年中国廉价商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开支超过6000亿美元，这个数字大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量的数字说明中美贸易是互补互利，并且在中美贸易中美国所得的利益要大于中国所得到的利益。
这些年来大量的数字也进一步说明，汇率的调整对中美两国贸易形势影响有限。最近格林斯潘也表示，他相信人民币汇率的机制是会调整的，但是他认为人民币升值对美国减少贸易逆差影响不大。他的分析是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主要是三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人民币升值后即便美国不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也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
怎么看美国施加压力让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有的专家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七分是政治、三分是经济。日本方面有评论说：“布什政府给人民币升值方面加大压力是表面现象，它使围绕对华战略的讨论重新逐渐活跃起 来，在人民币问题上，不仅仅是贸易赤字问题，美国还要推测中国是否有尊重市场机制的意志和中国能否与美国结成伙伴关系”。我们确实要重视美國施加压力让人民币升值背后的内涵，美国为什么这样做。近些年来美国一些人大肆炒作中国崛起，实际上是在给美国制造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
无论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还是汇率调整，都要做好充分准备。
(1)加快银行本身的改革，银行本身不做好准备，就很难有承受风险压力的能力。
(2)要高度重视国际游资，据估计，2004年进人中国境内的国际游资不少于1000亿美元，特别是国际游资很可能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内地，还有就是通过房地产买卖。房地产对中国金融市场和汇率调整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高度重视。
(3)重视短期债务，从拉美金融危机到亚洲金融危机都跟短期资本大进大出有很大的关系。据统计，到2004年底，我国短期外债余额达到1043．9亿美元，已占到我国外债总额的45．63％。短期外债所占比重已高于国际公认的40％的警戒线。短期外债所占比重继续上升，不仅将对人民币汇率改革或调整造成重大影响。而且盲目大量引进短期外债，可能“后患无穷”。
王建：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势来看，我们目前有理由反对人民币升值，因为我们在三年内还没有让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的能力。
前一阵子有一个统计局的网站挂了一篇文章，说如果人民币升值5％，中国出口增长就下降到10％以内；升值10％，出口就会出现负增长。出口一旦降低短期看可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中国现在整个经济的增长是由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其中投资的拉动力更强。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尽管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目前要小于投资，但它依旧是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此外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目前的这一轮投资高潮过去以后，三年以后也就是到2007年可能就要迎来一个产出高峰。现在的投资人／买东西的人三年以后就变成了卖东西的人，面对大量的产出，那时候中国需要由一个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向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变。但是实现这个转变的难处就在于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已经越拉越大。我们在建立市场机制的初次分配以后，由于缺乏相应的再分配机制，使得收入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在西方国家，他们通过国家财政的再分配，通过对所得税的分配，把富人的财富变成穷人的消费，这就达成了一个相对平衡的关系，但在中国目前还缺乏这样一套机制。根据税务方面的资料，我国的所得税60％是由工薪族缴纳的，我们的消费主体只具备很低的消费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能力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转换。如此一来，当产出高峰到来时，需求跟不上，社会主义中国很可能会出现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回到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如果采取措施让人民币升值，势必会打击出口，当国内会出现生产过剩危机的时候，就会雪上加霜，甚至会促进危机的到来。
没有一个国家是在经济高速发展当中爆发经济(金融)危机的，金融危机都是在衰退当中出现的。之所以我们现在的银行资产状况很差却没有发生危机，是因为我国还处在经济的高速发展当中。过去我们也有以国企为主的投资高潮，也
有在大量投产以后产出不对路的产品，好多项目没有效益，但这些都被我们的体制掩盖了。但在此轮的投资高潮中新上的项目民营企业占60％，新增项目的80％以上来自于给民营企业的贷款，当这些投资转化为产出并且出现滞销的时候，这些贷款就没法得到偿还，到那个时候国有银行体系能不能给民营企业买单?我认为不可能。如此，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很可能出现的一个严重的衰退，一个严重的通货紧缩。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势来看，我们目前有理由反对人民币升值，因为我们在三年内还没有让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的能力。
如果我们要为人民币汇率设计一个有管理的浮动区间，5％或者10％，这个区间是否能被认同呢?在国际社会巨大的压力下，要升值多大的幅度才能满足国际热钱的心理预期?如果没能满足，他们会认为政府已经顶不住压力，未来将会把人民币越推越高。所以我觉得从国内政府操作面上讲，升值也不是好的选择。
对于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我们也要分开看。到底是谁要求人民币升值?美国学界意见比较一致，就是反对人民币升值。另外美国企业界对人民币升值问题分成两派。那些走出国门的制造商跟本土制造商不一样，他们在贸易当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像沃尔玛这样的企业都不同意让人民币升值。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人民币升值对亚洲地区是否有好处?我们出口前十位的产品和东盟出口前十位产品只有三种不一样，其他都是一样的。人民币不升值，东亚国家货币就不敢升值，否则就会丧失国际竞争力，就会被人民币侵蚀。所以某种程度上说人民币的稳定压住了整个亚洲货币对美元的升值。这些年东盟国家和中国的贸易增长速度非常的快，去年贸易增长40％，东盟国家和美国增长率也就是10％左右，和日本的贸易增长率在萎缩。如果人民币因为升值而使我们的出口降低的话，连带着东盟国家贸易和中国贸易也要降低，中国经济不景气将影响到整个东亚经济的稳定。中国经济稳定也是稳定亚洲经济的重要因素，所以从这方面说，东盟国家也不认为人民币升值是一件好事情。
祝宝良：选择浮动汇率机制的条件尚不成熟，但应该对人民币汇率水平做适当的调整。
实行浮动汇率是我国的长远和最终目标，也只有市场才能确定合理的汇率水平，除此之外，没有完美的估计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的办法。但我个人认为，目前改革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条件尚不成熟。汇率的比较研究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有很多问题，尤其是金融体系还不健全，选择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会更加有利。首先，汇率机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维持汇率基本稳定，而非过度频繁的波动是开展各项改革的基本要求。其次，改革汇率形成机制需要建立和完善规避汇率风险工具。近期推出的外汇做市商制度实际上是向调整人民币汇率迈出的第一步，紧接着还应建立起远期外汇市场，在两年以后，做市商制度也好，远期市场也好，都基本上成熟了，这时候再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就水到渠成了。
理论上来讲，从短期看，汇率调整对经济会造成影响，汇率上升连带出口商品价格提高，一般贸易额就会下降，相应的也会影响到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和就业。但调整汇率从长期看主要是调整需求和分配结构，不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带来影响。
因此，尽管在短期内调整人民币汇率可能会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但人民币低估带来的外部经济不平衡必然反映到我国的内部经济不平衡，具体表现在：货币政策失去效力、投资过热、热钱流人导致局部地区房地产出现泡沫、在货币政策失效的情况下，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调控宏观经济、市场化趋向的改革停滞，这些问题 都会对中长期发展留下隐患。
那么在维持基本固定汇率机制的同时，如何调整人民币币值。可有两种做法，一是继续钉住美元，选择适当时机升值人民币，然后在一定范围内浮动；二是可选择一篮子货币作为钉住的目标。
现在人们都在探讨热钱流人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没必要为此恐慌。实际上，我们不担心热钱流入，而是担心一旦人民币升值，大量投机热钱获利后流出，将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很多人也猜测热钱可能大量都流入了房地产。可通过征收“托宾税”，增加房地产的交易成本，阻止热钱的快速流出。最近出台的有关稳定房地产价格的措施，为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李瑶：当前国外对中国的外汇政策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当前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事实上，近年来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外汇管理及相关部门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如进一步放宽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满足境内企业及个人的实际用汇需求，逐步理顺了外汇的供求关系。此外，还采取增加
外汇交易市场的参与者、增加交易品种、引进做市商制度等措施完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改革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改革，无论政府还是一些专家、学者都有一些共识，那就是不能简单地提升人民币汇率水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出于对国际社会负责的态度坚持人民币没有贬值，同样，目前中国政府出于全局性考虑，人民币也不会在某些国家的强大压力下升值。中国官方已多次表示了要改革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但这完全是对目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存在一些问题的考虑，而并非迫于强大压力。但我们必须看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需要有一个过程，单纯的升高或降低人民币币值不利于汇率机制的完善。从政策上看，如何改变以往“宽进严出”的管理观念，如何树立对资本流人特别是短期资本流人的风险意识，加强对流人的监测和管理是下一步需要尽快解决的主要问题。
当前国外对中国的外汇政策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中国的外汇管制太严格，而实际上近年来中国的外汇管制在逐步放松，基本能够满足企业和个人的用汇需求。在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方面，也出台了很多政策，如境外投资政策较之以前有很大放松。从外商到境内直接投资方面看，中国的管制比日本和某些发达国家都要宽松。因此，对我国的外汇管理政策我们有必要加强宣传，这样有助于减少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摩擦。事实上，国际上尤其美国对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这个问题也存在分歧。支持人民币升值的人的基本立场是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善美国国内的就业问题和美中贸易逆差问题。而中美贸易主体中除了有一定比例的美国或外资出口商外，很大程度上是转口贸易，中美贸易中的巨大的利润是被中间商赚取的。即使中国人民币汇率升值也解决不了美国贸易逆差和就业压力问题。格林斯潘、麦金农等一些美国官员和专家学者也认为，看不出人民币升值对美国会有什么好处。
此外，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目标已经确定，而且一些政策措施也在研究和探索之中，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再去谈人民币动与不动的问题，而是改革如何进行的问题。目前看，一方面要减轻资金流人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根据需求出台相关政策来进一步放松资本流出政策，在进一步理顺外汇供求关系的基础上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这已经成为当前政府部门、专家、学者的普遍共识。
胡景岩：人民币币值问题事关中国经济运行的全局，必须慎重行事。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
1、我国人民币汇率是高还是低，对此应该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不能简单的随口一说。大家都越来越感觉到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已经被泛政治化了。中国的资本市场和西方完全开放的资本市场不一样，由于我们的经济体非常大，因此要求政府在采取措施时需要做出非常准确、客观的判断，避免出现大的闪失，以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因此在决定人民币是否升值以及升多少的问题上，事关中国经济运行的全局，必须慎重行事。
2、我们在日常经济管理中，特别是在与外商接触的过程中，感觉到外商还是希望中国整个经济的运行、政府的管理能够保持稳定，不要大起大落，这样他们做投资决策和预测回报的时候才能进行准确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汇率发生大起大落的话，对吸引外资肯定会造成影响。因此改革人民币汇率机制最好有一个平稳渐进的过程。
3、我们国家整个外汇的管理还是要跟国际接轨，只有各方面跟国际接上轨了，汇率的调整和变化才能成为一个自然的过程。如果在各种条件还不满足的情况下，汇率突然上升或下降，其结果不仅会影响对整个经济的运行管理，也会产生投机，给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
景学成：赋予人民币汇率在机制上的“市场经济地位”，使之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而非单纯的促进出口的杠杆。
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应该有四个区别性的认识。
第一是区别汇率水平波动和汇率政策调整。金融市场上汇率水平的波动是一种常态，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而汇率政策则是指管理当局决策下的汇率水平的前进方向，过去我们强调出口导向性，强调经济的稳定，所以执行的是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政策，这是国家汇率政策的取向。
第二是区别汇率政策的作用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无论是汇率政策还是汇率机制的调整，它的作用总是有边界的，有限度的，我们不能对于汇率政策期望太高。比如就业的多少、出口的多少，匯率政策并不是惟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都应当由相关的其他经济政策去解决。如果汇率政策受制于其他部门的利益要求，或以其他部门的利益为前提的话，那末汇率政策就不能成为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我觉得汇率是无差别的宏观经济政策，它对所有的经济部门都是一视同仁的，各个部门要做的是去适应它而不是让汇率适应各个部门，否则对汇率问题就很难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
第三是区别人民币汇率制度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和其作为调节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的作用。长期以来我们把人民币汇率看作是促进经济发展，主要是促进出口的杠杆，而不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工具，使之没有任何的起伏波荡。因此还要进一步区别人民币汇率在过去和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不同作用。我们要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赋予其在机制上的“市场经济地位”，使之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使之逐步增加弹性，成为市场预期的重要考虑因素。现在是向此方向前进的过渡阶段。
第四是区别浮动汇率制度和汇率形成机制。从一定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固定汇率，只有浮动汇率。固定汇率就是浮动汇率的一种，或者说固定汇率制就是浮动汇 率制的特例，固定汇率就是政府强制干预下的浮动汇率。就像我们说直线是曲线的特殊情况一样，直线也是曲线，但它是很特殊的曲线。但浮动汇率制度和汇率形成机制又是不同的概念，不能把对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简单化为人民币的贬值和升值，然后加以反对。从僵化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形成机制转变为稍具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例如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水平必然会有所调整。在当前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情况下，人民币恐怕要有所升值，但这是与汇率形成机制伴随的升值，是中长期利好的汇率制度的调整，不能与固定汇率下的单纯性升值相比，前者有助于化解国际收支失衡的压力，后者只能继续积累国际收支失衡的压力
谭雅玲：当前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提出的升值要求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实际承受力和人民币实际能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力
我们国家现在的状况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某些东南亚国家的情况非常相似：房地产过热的现象跟1997年泰国的状况非常相似；社会消费层面“莺歌燕舞”的场景，跟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前差不多。说到短期外债跟墨西哥、巴西爆发金融危机时的情况比较类似。谈到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我们必须对人民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就是怎么看人民币升值对世界经济的影響，以及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实际上，当前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提出的升值要求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实际承受力和人民币实际能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力，尽管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向好，但我们依然还是发展中国家。考虑到中国的GDP总量和人均收入，对人民币是否升值的问题更应该理性对待。而从世界经济看，全球的几大货币如美元、欧元、日元都想通过贬值维持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因而就希望人民币能够站出来充当“替罪羊”的角色?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到从2004年年底开始美元持续走低，欧元持续上涨，而到了今年1月份情况发生了逆转，美元对英镑、瑞郎、欧元的汇率都在上升。过去欧元汇率上升，能为美元继续贬值创造条件，但目前这种可能性变小，因为欧元区经济脆弱性和政治抑制性在扩大，因此美元现在急于找到其它货币来替代它，以实现美元今年分阶段、有步骤的贬值策略，所以就把目光放在人民币身上了。
有人说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也给改变人民币汇率机制提供了一个契机。我们应该承认，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讨论人民币贬值，到现在讨论人民币升值，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步伐始终比较缓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应该学习美国的综合战略，调整人民币汇率势必会影响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前，国际游资大量涌人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石油价格持续攀升就是国际投机商炒作的结果，现在大量热钱集结在香港，虽然人民币在香港是有限度的开放，但是从操作上看仍然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内地。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把各个国家都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立于世界金融市场而存在。
编者按：山雨欲来风满楼，两年多来持续增加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似乎到了要我们不得不立马做出抉择的关键时刻。作为一种相对价格，汇率的变化牵动着太多人的利益，不仅是一个经济选择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公共选择和国际政治问题。从纯技术的角度，针对现行的汇率体制，中国人民银行早已静悄悄地开始了包括完善外汇市场在内的各项汇率机制变革的基础工作。即使没有外部压力，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变革也是一个提到议事日程上的事情。也许外在压力是一个好事，可以促使我们的改革加快步伐。
名家论坛”观点集萃
王松奇：人民币汇率现在已经不是升值不升值的问题了。
人民币币值是否被低估?汇率形成机制是否改革?这已经成为中国金融界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央把2005年定义为“改革年”，“改革年”里如果在金融业没有真正突破性的动作，这个“改革年”就会流于空泛。而在我们目前面临的所有金融问题中，汇率问题首当其冲。
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始发于2003年，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最先表态的是日本，然后是美国、欧盟、东亚新兴市场经济体，全世界几乎都一致要求人民币升值，要求改变人民币汇率决定机制。前不久，美国参议院以大比数通过了民主党人舒莫提交的“舒莫法案”，该法案称如果中国在六个月内不让人民币升值，美国将对中国所有产品强征百分之27．5％的高额关税；最近，美国财政部也提交报告要求人民币六个月内升值。面对这些要求，从政府最高领导人到央行高层官员均以“人民币汇率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别国不应加以干涉”予以回应，这让人们普遍感觉到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越来越变成一个政治问题，或者说人民币升值这个经济问题已经被泛政治化了。但是除去政治因素，我们的确也有必要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一下，人民币币值到底是否被低估?我们应追求汇率名义上的稳定，还是实质的稳定?那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是一个政治阴谋还是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善意的诉求?我认为对于人民币汇率来说，现在已经不是升值不升值的问题，我们现在面临的最紧要的问题是以下三个问题：
1．什么时候放弃单一钉住美元的僵化的汇率制度；
2．钉住一篮子货币后目标货币应如何选取，权重如何确定；
3．新机制什么时候出台。
隆国强：人民币汇率由经济的基本面决定。
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体，应该说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中國国内的问题，而是世界的问题。汇率作为重要的经济参数，是由经济基本面决定的。虽然从长远看，人民币到底是升还是贬还是个未知数，与能否化解隐性赤字有关，但是即期汇率还是由经济基本面决定的。
中国经济目前处于什么状况呢?一方面国际金融市场上汇率波动加剧；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因而不管从金融还是实体经济看，我们都需要对目前这种僵化的汇率机制进行调整，只有一个灵活的汇率机制才能使中国的经济和汇率水平真实地反映国际竞争力，反映经济基本面的变化。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是觉醒得晚了点，目前我国面临大量热钱流入的压力和外国政府的压力，这说明我们已经失去了更好的调整汇率的机会。
解决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实际上是要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币值不合理的问题和汇率机制不合理的问题。国际社会关注的是人民币币值的问题，而不是汇率机制的问题。一个汇率机制所谓好或者不好，只是相对的，各国需要根据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状况选择适合的汇率，因此只有适合的汇率机制，并没有最好的汇率机制。目前我国实行的单一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机制已经不太适应中国快速变化的经济发展的需要。汇率机制改革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汇率机制目标是什么?有人说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有人说是钉住一篮子汇率。钉住一篮子货币本质上仍然是固定汇率。我认为适合中国的应该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就是一种区间浮动汇率。如果这个目标能够得到认同的话，汇率改革的第二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从现在盯住汇率顺利的、平稳的走到新的汇率机制上。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人民币币值的变化，从我个人的判断就是会升值。
要形成新的汇率机制，还需要一些配套的条件。人民币从固定汇率变成浮动的汇率，就意味着企业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汇率风险，因此需要给企业创建规避汇率风险的工具，比如外汇期货市场。还有就是需要考虑热钱的问题，热钱和政府博弈的问题。我们并不知道人民币现在到底升多少才能达到长期均衡的汇率水平，如果只是升一点儿，热钱会觉得政府抗不住了，未来还有上升的空间，在这种情况下热钱就会冲进来，尽管我们有外汇管制，但是热钱还是可以通过很多渠道流进来。相反的，如果一次性升的幅度比较大，热钱会认为未来不会有进一步升值的空间，这个时候它就该撤了，这样对国内金融与经济运行也会形成很大的冲击。因此对投机热钱或者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控制也是为今后转变汇率机制创造条件。眼前政府做的事，比如说实行做市商制度，开展多种货币之间交易等等，都是在为完善外汇市场汇率创造条件。
李长久：重视美国施加压力让人民币升值背后的内涵，作好改革人民币汇率机制和调调整汇率的准备工作。
实际上人民币升值的最大压力是来自美国，那么为什么美国希望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究竟能产生多大的影响?按美方统计，2004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是1620亿美元，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为802．7亿美元，大大超过了美国对日本75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因此在美国国内就出现这样一种呼声：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对付日本的办法对付中国，即让中国实施出口限制或货币升值。那么这个办法是否行的通?这就涉及到中美贸易和中日贸易的差别问题。美日贸易和美中贸易最大的差别就是美国和日本之间是水平竞争，中国跟美国则是互补大于竞争。据美国摩根士丹利统计，从1996年到2003年中国廉价商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开支超过6000亿美元，这个数字大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大量的数字说明中美贸易是互补互利，并且在中美贸易中美国所得的利益要大于中国所得到的利益。
这些年来大量的数字也进一步说明，汇率的调整对中美两国贸易形势影响有限。最近格林斯潘也表示，他相信人民币汇率的机制是会调整的，但是他认为人民币升值对美国减少贸易逆差影响不大。他的分析是中国对美国出口的主要是三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人民币升值后即便美国不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也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
怎么看美国施加压力让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有的专家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七分是政治、三分是经济。日本方面有评论说：“布什政府给人民币升值方面加大压力是表面现象，它使围绕对华战略的讨论重新逐渐活跃起 来，在人民币问题上，不仅仅是贸易赤字问题，美国还要推测中国是否有尊重市场机制的意志和中国能否与美国结成伙伴关系”。我们确实要重视美國施加压力让人民币升值背后的内涵，美国为什么这样做。近些年来美国一些人大肆炒作中国崛起，实际上是在给美国制造中国威胁论推波助澜。
无论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还是汇率调整，都要做好充分准备。
(1)加快银行本身的改革，银行本身不做好准备，就很难有承受风险压力的能力。
(2)要高度重视国际游资，据估计，2004年进人中国境内的国际游资不少于1000亿美元，特别是国际游资很可能通过香港的渠道进入内地，还有就是通过房地产买卖。房地产对中国金融市场和汇率调整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高度重视。
(3)重视短期债务，从拉美金融危机到亚洲金融危机都跟短期资本大进大出有很大的关系。据统计，到2004年底，我国短期外债余额达到1043．9亿美元，已占到我国外债总额的45．63％。短期外债所占比重已高于国际公认的40％的警戒线。短期外债所占比重继续上升，不仅将对人民币汇率改革或调整造成重大影响。而且盲目大量引进短期外债，可能“后患无穷”。
王建：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势来看，我们目前有理由反对人民币升值，因为我们在三年内还没有让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的能力。
前一阵子有一个统计局的网站挂了一篇文章，说如果人民币升值5％，中国出口增长就下降到10％以内；升值10％，出口就会出现负增长。出口一旦降低短期看可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中国现在整个经济的增长是由出口和投资拉动的，其中投资的拉动力更强。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尽管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力目前要小于投资，但它依旧是拉动国内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此外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目前的这一轮投资高潮过去以后，三年以后也就是到2007年可能就要迎来一个产出高峰。现在的投资人／买东西的人三年以后就变成了卖东西的人，面对大量的产出，那时候中国需要由一个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向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变。但是实现这个转变的难处就在于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已经越拉越大。我们在建立市场机制的初次分配以后，由于缺乏相应的再分配机制，使得收入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在西方国家，他们通过国家财政的再分配，通过对所得税的分配，把富人的财富变成穷人的消费，这就达成了一个相对平衡的关系，但在中国目前还缺乏这样一套机制。根据税务方面的资料，我国的所得税60％是由工薪族缴纳的，我们的消费主体只具备很低的消费能力，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能力向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增长转换。如此一来，当产出高峰到来时，需求跟不上，社会主义中国很可能会出现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回到人民币升值的问题上，如果采取措施让人民币升值，势必会打击出口，当国内会出现生产过剩危机的时候，就会雪上加霜，甚至会促进危机的到来。
没有一个国家是在经济高速发展当中爆发经济(金融)危机的，金融危机都是在衰退当中出现的。之所以我们现在的银行资产状况很差却没有发生危机，是因为我国还处在经济的高速发展当中。过去我们也有以国企为主的投资高潮，也
有在大量投产以后产出不对路的产品，好多项目没有效益，但这些都被我们的体制掩盖了。但在此轮的投资高潮中新上的项目民营企业占60％，新增项目的80％以上来自于给民营企业的贷款，当这些投资转化为产出并且出现滞销的时候，这些贷款就没法得到偿还，到那个时候国有银行体系能不能给民营企业买单?我认为不可能。如此，我们将要看到的是很可能出现的一个严重的衰退，一个严重的通货紧缩。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大势来看，我们目前有理由反对人民币升值，因为我们在三年内还没有让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的能力。
如果我们要为人民币汇率设计一个有管理的浮动区间，5％或者10％，这个区间是否能被认同呢?在国际社会巨大的压力下，要升值多大的幅度才能满足国际热钱的心理预期?如果没能满足，他们会认为政府已经顶不住压力，未来将会把人民币越推越高。所以我觉得从国内政府操作面上讲，升值也不是好的选择。
对于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我们也要分开看。到底是谁要求人民币升值?美国学界意见比较一致，就是反对人民币升值。另外美国企业界对人民币升值问题分成两派。那些走出国门的制造商跟本土制造商不一样，他们在贸易当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像沃尔玛这样的企业都不同意让人民币升值。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人民币升值对亚洲地区是否有好处?我们出口前十位的产品和东盟出口前十位产品只有三种不一样，其他都是一样的。人民币不升值，东亚国家货币就不敢升值，否则就会丧失国际竞争力，就会被人民币侵蚀。所以某种程度上说人民币的稳定压住了整个亚洲货币对美元的升值。这些年东盟国家和中国的贸易增长速度非常的快，去年贸易增长40％，东盟国家和美国增长率也就是10％左右，和日本的贸易增长率在萎缩。如果人民币因为升值而使我们的出口降低的话，连带着东盟国家贸易和中国贸易也要降低，中国经济不景气将影响到整个东亚经济的稳定。中国经济稳定也是稳定亚洲经济的重要因素，所以从这方面说，东盟国家也不认为人民币升值是一件好事情。
祝宝良：选择浮动汇率机制的条件尚不成熟，但应该对人民币汇率水平做适当的调整。
实行浮动汇率是我国的长远和最终目标，也只有市场才能确定合理的汇率水平，除此之外，没有完美的估计合理均衡的汇率水平的办法。但我个人认为，目前改革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条件尚不成熟。汇率的比较研究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有很多问题，尤其是金融体系还不健全，选择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会更加有利。首先，汇率机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维持汇率基本稳定，而非过度频繁的波动是开展各项改革的基本要求。其次，改革汇率形成机制需要建立和完善规避汇率风险工具。近期推出的外汇做市商制度实际上是向调整人民币汇率迈出的第一步，紧接着还应建立起远期外汇市场，在两年以后，做市商制度也好，远期市场也好，都基本上成熟了，这时候再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就水到渠成了。
理论上来讲，从短期看，汇率调整对经济会造成影响，汇率上升连带出口商品价格提高，一般贸易额就会下降，相应的也会影响到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和就业。但调整汇率从长期看主要是调整需求和分配结构，不会对经济增长和就业带来影响。
因此，尽管在短期内调整人民币汇率可能会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但人民币低估带来的外部经济不平衡必然反映到我国的内部经济不平衡，具体表现在：货币政策失去效力、投资过热、热钱流人导致局部地区房地产出现泡沫、在货币政策失效的情况下，不得不动用行政手段调控宏观经济、市场化趋向的改革停滞，这些问题 都会对中长期发展留下隐患。
那么在维持基本固定汇率机制的同时，如何调整人民币币值。可有两种做法，一是继续钉住美元，选择适当时机升值人民币，然后在一定范围内浮动；二是可选择一篮子货币作为钉住的目标。
现在人们都在探讨热钱流人的问题，我认为我们没必要为此恐慌。实际上，我们不担心热钱流入，而是担心一旦人民币升值，大量投机热钱获利后流出，将影响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很多人也猜测热钱可能大量都流入了房地产。可通过征收“托宾税”，增加房地产的交易成本，阻止热钱的快速流出。最近出台的有关稳定房地产价格的措施，为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李瑶：当前国外对中国的外汇政策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当前的人民币汇率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事实上，近年来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外汇管理及相关部门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如进一步放宽资本项目外汇管理，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满足境内企业及个人的实际用汇需求，逐步理顺了外汇的供求关系。此外，还采取增加
外汇交易市场的参与者、增加交易品种、引进做市商制度等措施完善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改革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对人民币汇率制度进行改革，无论政府还是一些专家、学者都有一些共识，那就是不能简单地提升人民币汇率水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出于对国际社会负责的态度坚持人民币没有贬值，同样，目前中国政府出于全局性考虑，人民币也不会在某些国家的强大压力下升值。中国官方已多次表示了要改革现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但这完全是对目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存在一些问题的考虑，而并非迫于强大压力。但我们必须看到，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需要有一个过程，单纯的升高或降低人民币币值不利于汇率机制的完善。从政策上看，如何改变以往“宽进严出”的管理观念，如何树立对资本流人特别是短期资本流人的风险意识，加强对流人的监测和管理是下一步需要尽快解决的主要问题。
当前国外对中国的外汇政策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中国的外汇管制太严格，而实际上近年来中国的外汇管制在逐步放松，基本能够满足企业和个人的用汇需求。在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方面，也出台了很多政策，如境外投资政策较之以前有很大放松。从外商到境内直接投资方面看，中国的管制比日本和某些发达国家都要宽松。因此，对我国的外汇管理政策我们有必要加强宣传，这样有助于减少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摩擦。事实上，国际上尤其美国对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这个问题也存在分歧。支持人民币升值的人的基本立场是人民币升值可以改善美国国内的就业问题和美中贸易逆差问题。而中美贸易主体中除了有一定比例的美国或外资出口商外，很大程度上是转口贸易，中美贸易中的巨大的利润是被中间商赚取的。即使中国人民币汇率升值也解决不了美国贸易逆差和就业压力问题。格林斯潘、麦金农等一些美国官员和专家学者也认为，看不出人民币升值对美国会有什么好处。
此外，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目标已经确定，而且一些政策措施也在研究和探索之中，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再去谈人民币动与不动的问题，而是改革如何进行的问题。目前看，一方面要减轻资金流人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根据需求出台相关政策来进一步放松资本流出政策，在进一步理顺外汇供求关系的基础上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这已经成为当前政府部门、专家、学者的普遍共识。
胡景岩：人民币币值问题事关中国经济运行的全局，必须慎重行事。关于人民币汇率的问题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值得我们思考。
1、我国人民币汇率是高还是低，对此应该有一个准确的判断，不能简单的随口一说。大家都越来越感觉到人民币汇率的问题已经被泛政治化了。中国的资本市场和西方完全开放的资本市场不一样，由于我们的经济体非常大，因此要求政府在采取措施时需要做出非常准确、客观的判断，避免出现大的闪失，以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因此在决定人民币是否升值以及升多少的问题上，事关中国经济运行的全局，必须慎重行事。
2、我们在日常经济管理中，特别是在与外商接触的过程中，感觉到外商还是希望中国整个经济的运行、政府的管理能够保持稳定，不要大起大落，这样他们做投资决策和预测回报的时候才能进行准确的判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汇率发生大起大落的话，对吸引外资肯定会造成影响。因此改革人民币汇率机制最好有一个平稳渐进的过程。
3、我们国家整个外汇的管理还是要跟国际接轨，只有各方面跟国际接上轨了，汇率的调整和变化才能成为一个自然的过程。如果在各种条件还不满足的情况下，汇率突然上升或下降，其结果不仅会影响对整个经济的运行管理，也会产生投机，给经济运行带来负面影响。
景学成：赋予人民币汇率在机制上的“市场经济地位”，使之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而非单纯的促进出口的杠杆。
研究人民币汇率问题应该有四个区别性的认识。
第一是区别汇率水平波动和汇率政策调整。金融市场上汇率水平的波动是一种常态，是非常正常的事情。而汇率政策则是指管理当局决策下的汇率水平的前进方向，过去我们强调出口导向性，强调经济的稳定，所以执行的是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政策，这是国家汇率政策的取向。
第二是区别汇率政策的作用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作用。无论是汇率政策还是汇率机制的调整，它的作用总是有边界的，有限度的，我们不能对于汇率政策期望太高。比如就业的多少、出口的多少，匯率政策并不是惟一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都应当由相关的其他经济政策去解决。如果汇率政策受制于其他部门的利益要求，或以其他部门的利益为前提的话，那末汇率政策就不能成为主要的宏观经济政策。我觉得汇率是无差别的宏观经济政策，它对所有的经济部门都是一视同仁的，各个部门要做的是去适应它而不是让汇率适应各个部门，否则对汇率问题就很难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
第三是区别人民币汇率制度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和其作为调节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的作用。长期以来我们把人民币汇率看作是促进经济发展，主要是促进出口的杠杆，而不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工具，使之没有任何的起伏波荡。因此还要进一步区别人民币汇率在过去和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不同作用。我们要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赋予其在机制上的“市场经济地位”，使之成为宏观经济政策工具，使之逐步增加弹性，成为市场预期的重要考虑因素。现在是向此方向前进的过渡阶段。
第四是区别浮动汇率制度和汇率形成机制。从一定意义上说世界上没有固定汇率，只有浮动汇率。固定汇率就是浮动汇率的一种，或者说固定汇率制就是浮动汇 率制的特例，固定汇率就是政府强制干预下的浮动汇率。就像我们说直线是曲线的特殊情况一样，直线也是曲线，但它是很特殊的曲线。但浮动汇率制度和汇率形成机制又是不同的概念，不能把对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简单化为人民币的贬值和升值，然后加以反对。从僵化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形成机制转变为稍具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例如钉住一篮子货币)，汇率水平必然会有所调整。在当前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的情况下，人民币恐怕要有所升值，但这是与汇率形成机制伴随的升值，是中长期利好的汇率制度的调整，不能与固定汇率下的单纯性升值相比，前者有助于化解国际收支失衡的压力，后者只能继续积累国际收支失衡的压力
谭雅玲：当前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提出的升值要求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实际承受力和人民币实际能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力
我们国家现在的状况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某些东南亚国家的情况非常相似：房地产过热的现象跟1997年泰国的状况非常相似；社会消费层面“莺歌燕舞”的场景，跟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前差不多。说到短期外债跟墨西哥、巴西爆发金融危机时的情况比较类似。谈到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我们必须对人民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就是怎么看人民币升值对世界经济的影響，以及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实际上，当前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提出的升值要求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实际承受力和人民币实际能对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力，尽管中国经济增长持续向好，但我们依然还是发展中国家。考虑到中国的GDP总量和人均收入，对人民币是否升值的问题更应该理性对待。而从世界经济看，全球的几大货币如美元、欧元、日元都想通过贬值维持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因而就希望人民币能够站出来充当“替罪羊”的角色?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看到从2004年年底开始美元持续走低，欧元持续上涨，而到了今年1月份情况发生了逆转，美元对英镑、瑞郎、欧元的汇率都在上升。过去欧元汇率上升，能为美元继续贬值创造条件，但目前这种可能性变小，因为欧元区经济脆弱性和政治抑制性在扩大，因此美元现在急于找到其它货币来替代它，以实现美元今年分阶段、有步骤的贬值策略，所以就把目光放在人民币身上了。
有人说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也给改变人民币汇率机制提供了一个契机。我们应该承认，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讨论人民币贬值，到现在讨论人民币升值，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步伐始终比较缓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应该学习美国的综合战略，调整人民币汇率势必会影响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当前，国际游资大量涌人的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石油价格持续攀升就是国际投机商炒作的结果，现在大量热钱集结在香港，虽然人民币在香港是有限度的开放，但是从操作上看仍然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内地。经济全球化和金融一体化已经把各个国家都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任何国家都不能孤立于世界金融市场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