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习近平关于“树立正确党史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牢牢把握住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的客观规律,展现出显著的方法论特征:善于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把握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坚持在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对立统一中,坚守人民中心立场;善于在真理与价值的统一中,以红色资源加强党性与爱国教育;在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中,坚持以革命精神贯穿党史教育始末;在创新与发展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与“四史”教育相结合,注重教育过程与成效评价.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习近平关于“树立正确党史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牢牢把握住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的客观规律,展现出显著的方法论特征:善于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把握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坚持在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的对立统一中,坚守人民中心立场;善于在真理与价值的统一中,以红色资源加强党性与爱国教育;在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中,坚持以革命精神贯穿党史教育始末;在创新与发展中,强化党的创新理论与“四史”教育相结合,注重教育过程与成效评价.
其他文献
《道德经》蕴含深刻而丰富的生命伦理思想.《道德经》对生死的论述涉及治国问题和民生问题,体现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百姓之心为心”的人文关怀.老子的生死观集中体现了五个方面的国家治理智慧:生死思想与德政治理观;生死思想与国家安全观;生死思想与个人利益观;生死思想与提升群众幸福感;生死思想与个体养生观.本文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阐发以生死观为切入点的《道德经》生命伦理思想中的国家治理智慧,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视角.
古龙在提及倪匡时说过,倪匡是他的“兄长和至友”,我在提到张远山时,也总是说,他是我的兄长与至友.我与远山交往,始自我在《中华读书报》实习时编发他的书摘,而后不久他因岳麓书社宣传《寓言的密码》赴京,我们有了第一次的会面.他说了两句我至今记忆犹新的话,第一句话是“我对孔子还是比较尊重的”,第二句话是“我主要是一个道家”.他的著作,我几乎全都读过,但直到2007年《庄子奥义》一书出版,我才更深地理解了他的这两句话.他自觉把自己归入江湖中人,以身体力行的方式,阐释、展现着中国文化中的自由基因,他所认同的道,是思想
实践观点为理解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论述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世界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发展实践及新时代青年成长实践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起点.实践观点贯穿于习近平总书记思想政治教育重要论述始终,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途径、方法选择与创新的依据.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就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历史命题,鲜明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思想.“两个结合”的重要思想内涵丰富、意蕴深刻,展现出科学理论与伟大实践融合共进的时代所需,透视着历史使命与现实承继融合共通的势所必然.以史为鉴,深入学习“两个结合”重要思想,必须准确把握其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内在本质规定,深刻领悟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外在话语表达.开创未来,贯彻落实“两个结合”重
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大部署.要扎实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就要深刻理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对改善思政课现状、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及进一步推动社会前进发展的重要价值.要从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辩证关系层面准确把握其理论内涵.在此基础上,科学制定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计划、搭建课程思政体验平台、营造课程思政文化氛围、锻造课程思政教师队伍以构建课程思政实施路径,为提高课程思政建设质量保驾护航.
一、中国三千年思想之两次巨变rn中国的学术思想自春秋到汉朝武帝时代,景观一变.从春秋到汉之初叶,是中国历史上思想空前解放的时代.独立自高的学者,从孔子到淮南王(刘安)纷纷以著作济世,出现了一个诸子争鸣、百花齐放的“子学时代”.到了汉武帝,因用董仲舒之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两千年来中国之思想虽不必统一于儒学,但却再无足以与儒家分庭抗礼者,而儒家之学则取得了经学的地位.冯友兰说:“董仲舒之主张行,而子学时代终;董仲舒之学说立,而经学时代始.”自汉武一直到
思政课正处于改革创新关键期,新时代“大思政课”的提出恰逢其时.新时代“大思政课”凸显思政育人的大格局,肩负“国之大者”历史使命;凸显贯通古今中外的大视野,把握“因时而变”时代脉搏;凸显超越时空的大融合,彰显“社会生活”鲜活实践;聚焦宽广博大的大时代,汲取时代智慧;优化上下联动的大机制,聚合教育合力;狠抓实干大落实,聚力教育效果提升.
湖南大学的“自我介绍”说道:“办学起源于公元976年创建的岳麓书院,历经宋、元、明、清等朝代的变迁,始终保持着文化教育教学的连续性.1903年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 1926年定名为湖南大学,1937年成为国民政府教育部十六所国立大学之一.”1926年2月1日,湖南大学作为省宪法第七十九条“省须设立大学”之要求,终于正式宣告成立,并在3月9日举行开学典礼.其实在此前十三年多,另外一所同名大学已在长沙成立并招生,但因时代动荡、史料灭失而鲜为人知,只在旧文献中偶见一斑.
技术治理与法律治理关系问题是人类关于智能社会法治的最新思索和表达.智能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公共部门和商业场景,成为“技术治理”.世界各国都在探索技术治理与法律治理的关系,努力成为智能社会法治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接受者.智能社会中,技术治理与法律治理必然发生彼此内嵌、牵连、塑造、互释,我们既需要梳理技术治理对法律治理的赋能嵌入,也需要厘清法律治理对技术治理的归化嵌入.在探索技术治理与法律治理内部互嵌关系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覆盖公、私场景中两者呈现出的全部关系模型.在公场景中各国一般均采“赋能模型”,在私场景中主采“
围绕中西书籍的白话转写问题,对近代语文变革中语言与知识之间的关系进行思考.首先分疏近代语文变革“事中人”在文体层次、读写壁垒与知识下渗方面的不同取向,重新审视晚清白话文运动的语言文字观念与实践方向.继而,由几种中西书籍的白话转写文本入手,讨论来自外部共同世界的书本知识在近代的向下渗透问题.分析显示,不同阶层之间的读写壁垒,不仅限于识字和经学教育,也不纯粹是语言文字的问题,还涉及知识与观念层面及其与不同文体之间的绾结;近代语文变革,并不仅仅是语言形式的变动,还牵涉语言、文体与知识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