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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世界各国不断降低本国进口产品关税税率，持续推进贸易自由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积极参与区域或多边贸易自由化协定，进而缩小了与美国的关税税率差异。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没有使用提高关税税率的方法进行贸易保护，使得危机期间世界性关税税率没有上升。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许多国家感受到全球价值链多样化和多元化的重要性，二十国集团所采取的贸易便利化措施也超过了贸易限制措施，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快貿易自由化步伐的情况下，全球贸易自由化不会停步，更不会终结。
关键词：关税税率;贸易自由化;约束性税率;贸易保护;全球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21）07-0042-04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1.07.006
一、多边贸易自由化、区域贸易自由化与单边贸易自由化
一些美国贸易专家经常抱怨说，在国际贸易中，美国出口商面临竞争劣势，因为美国市场不仅公平透明，而且关税税率较低，美国贸易伙伴国却设立了较多的关税壁垒和较高的关税门槛。比如，美国汽车进口关税为2.5%，而加拿大为10%、中国为15%、印度为125%。为此，建议美国政府提高关税。
本研究报告认为，这些观点不仅缺少严谨论证，也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近30年以来很多国家在单边贸易自由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取得很大进展。一个较为普遍的做法是单方降低本国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单边贸易自由化的进展不是迫于外部压力，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收益。
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单方将国内关税税率降低到30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有些甚至低于世界贸易组织的约束性税率。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约束性税率出现了下降，受到进口冲击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即使采取了临时性贸易保护措施，其关税税率也低于世界贸易组织的约束性税率。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不是造成2011 年以来国际贸易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目前还不能确定，世界各国是否会通过对贸易自由化政策的调整，来应对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由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所造成的全球供应链中断。一个明显的事实是，2018年以来，世界各国签署的一系列区域贸易自由化协定和多边贸易自由化协定表明，全球化会放缓但不会逆转。
二、关税税率：变迁与争论
1930年6月17日，美国政府签署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将2000多种进口商品的关税利率提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该法案出台之后，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关税措施，使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下降了50%以上。这一深刻教训使美国政府认识到了取消关税壁垒、降低关税税率的重要性，并且一直试图说服其他国家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降低关税，推进自由贸易化。由于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长期低于其他国家，有人认为，这些努力并未取得进展。为此，美国政府不仅指责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税政策，还批评欧盟的关税条款，认为其违反了与美国的互惠互利关系。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宣称：“这些问题谈论多年都没有奏效，我们必须使用所有可以使用的手段，提高贸易不对等的成本，并说服我们的贸易伙伴国公平地对待我们的工人、农民和牧场主。”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美国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贸易新政的核心内容是提高美国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一些美国贸易专家运用酌处权，援引世界贸易组织保障规则，以提高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进口关税税率。美国政府还以对美国企业的不公平待遇为借口，单方面提高了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甚至以墨西哥政府未能有效阻止其移民越境进入美国为理由，要求对墨西哥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
本研究报告认为，从30年以来关税税率变化情况看，整个世界的贸易自由化都取得进展。虽然还没有达到美国要求的水平，但已经趋近于这一水平。那些以强迫其他国家降低关税，或者以互惠互利名义提高美国关税税率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因为整个世界的关税水平已经在向着有利于贸易自由化的方向快速发展。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尽管中国提高了对美国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但同时降低了对其他国家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中美贸易摩擦开始时，中国平均关税税率为8.0%;2018年中国将对其他国家进口关税税率降低至6.7%，而将对美国进口关税税率提高至 20.7%。
实际上，推进全球市场开放、扩大国际贸易的驱动因素不是强权。实现可持续的全球贸易自由化并不是强迫其他国家降低关税，而是让所有国家都能从贸易自由化中获得收益。整体看，以降低关税税率形式推进贸易自由化，已经成为各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方面。随着国际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下降，国内外企业都会发现，通过进口零部件和组装部件的形式参与国际生产体系，能够有效地提高本国竞争力。随着各国逐步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促进”，人们发现，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降低进口成本、加入全球供应链而变得更具竞争力，获得更快发展。正如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2013）所说，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出口商品中的进口含量正在稳步提高，未来世界各国将越来越多地利用进口来推动出口。一国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其出口大于进口的重商主义学说应当终结了。
三、关税税率下降与贸易自由化进展
本研究报告将通过对以下三个重要问题的论证，说明贸易自由化理念已经深入各国实践。一是为什么全球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税率呈现下降趋势？二是为什么适用性关税低于约束性关税？三是为什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没有出现世界性的关税税率上升？
（一）为什么全球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税率下降 目前全球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税率是美国的 2.5倍。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比如巴西、中国和印度，是美国的5倍或者5倍以上。1990年以前，这些国家关税税率更高，此后不断下降，反映了这些国家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做出的努力。比如，中国关税税率下降就反映了其在2001 年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付出的努力。更深层的原因是，一些国家单边降低关税税率是其为贸易自由化而独立做出的贡献，表现为单边贸易自由化的进展。
过去，美国政府经常提及美国2.5%的汽车进口关税与欧盟10.0%的关税之间的差异。但是，自2000年以来，欧盟与美国加权平均关税税率的差額不断缩小。2000年美国关税税率比欧盟低0.2个百分点，2018年低0.1个百分点。
（二）为什么应用性关税低于约束性关税
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许多发展中国家承诺不超过约束性关税税率，有时这些行为会给人们以错误的印象，误以为这些承诺仅仅是为了本国的经济利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适用性关税税率远低于约束性关税税率。这一情况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只对世界贸易组织限制税率的做法持反对态度，也就是说，他们是为了表明政治立场，而不是为了反对关税削减。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在多哈回合中，有关农产品关税的谈判引起很大争议。然而，戴维·拉波尔德（David Laborde，2014）计算了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在 2012 年用于农产品进口保护的平均适用性关税税率后发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对进口农产品的适用性关税税率平均为13.3%，高收入国家则为15.5%，二者之间的差距达 20 个百分点。
如果进口对国内经济造成伤害，世界贸易组织的保障规则将允许各国实施临时性关税保护措施，并且可以将适用性关税税率提高到约束性关税税率水平，或者高于该税率。考虑到在多数情况下，适用性关税税率远低于约束性关税税率，人们可能期望对进口伤害调查结果的反应会使这些国家将关税提高到约束性关税税率的水平，这也是各国将其约束性关税税率保持在较高水平的原因。
（三）为什么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并没有出现世界性的关税上升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贸易出现了大幅下降，其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情况下，提高适用性关税税率，人们担心，在大萧条时期发生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再度重演。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普遍出现。
研究表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2008年和2009 年并不明显，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立即采用的最惠国平均关税税率也没有超过危机前水平。这并不是说所有国家都没有提高关税，而是说，一些国家削减关税的行动抵消了另外一些国家提高关税的行动。实际上，一些国家确实使用了一些临时性的关税保护措施，比如反倾销和反补贴税。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世界各国的关税壁垒和反倾销措施加在一起，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还不到2%。到2013年，大多数临时性进口限制政策和对进口企业补贴都取消了。
2011年以来，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国际贸易额一直呈现下降趋势，这一现象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关注。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经济学家找到需要强化贸易保护的理由。实际情况也是，2009—2011 年虽然全球平均关税税率略有提高，但到2012 年已经恢复正常，到2017年全球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税率已经低于 2008年。马克·奥博因和弗洛里亚纳·波利诺（Marc Auboin and Floriana Borino，2017）的研究表明，可以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和全球需求结构变化来解释2011 年以后的国际贸易增幅下降，相比之下，“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不真正具有统计重要性”。
四、国际贸易政策理念的深刻变化
我们的研究报告表明，近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积极参与区域自由贸易化协定和多边自由贸易化协定，而且多数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在关税税率方面的差异也在逐步缩小。一些发展中国家表示，希望通过使用低于世界贸易组织要求的关税安排，实现降低关税税率的意愿。一些发展中国家，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也没有使用提高关税税率的方法进行贸易保护，并且在危机之后的2011—2017 年就降低了适用性关税税率。所有这些贸易自由化行为都反映出了国际贸易政策理念的深刻变化。全球价值链生产有效地增加了出口产品中的进口含量，使人们认识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后果不仅减少了国内产出，同时也减少了国内就业。
五、疫情冲击没有改变贸易自由化趋势
全球供应链是由众多生产过程组成的，多数用于生产那些具有高度定制化的商品和服务，在此条件下，一个跨国企业要想将价值链生产完全转移到本国国内是很难做到的。有人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对于美国贸易活动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有更多的人赞同《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 Mexico Canada agreement）。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因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虽然是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修改和完善，但真正修改的内容和条款都是非常有限的。
2018年以来，全球价值链遭受了两次重大冲击：第一次来自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和贸易摩擦;第二次来自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传播。有人认为，疫情之后，世界各国都会将生产重心转向本国或者本地区，全球价值链将出现短链化和本土化趋势。逆全球化思潮能否导致美国贸易政策发生变化，现在还无法确定。
但是，有些东西是可以确定的。比如，经历疫情冲击之后，我们需要全球价值链的多样化和多元化;我们需要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国内战略储备;我们需要世界各国的互惠互利、平等贸易。无论如何，一个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会更有弹性、更有活力、更有能力应对各种外部冲击。
最近世界贸易组织表示，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二十国集团所采取的贸易便利化措施超过了贸易限制措施。2020年以来，各国相继实行的与疫情应对相关的货物贸易便利化措施涵盖了价值 1550 亿美元的国际贸易活动，而与疫情应对相关的贸易限制措施（主要是出口管制措施），涵盖了价值 1110 亿美元的国际贸易活动。在二十国集团推出的 133 项与疫情应对相关的贸易政策中，具有贸易便利性的占比63%，具有贸易限制性的占比37%。
六、简要总结：全球贸易自由化加快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会不时听到“去全球化”的声音，但是，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快了贸易自由化步伐。2018 年以来，有 11 个亚太国家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有 50 多个国家同意加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有 15 个亚太国家缔结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在此环境下，全球贸易自由化不会停步，更不会终结。
关键词：关税税率;贸易自由化;约束性税率;贸易保护;全球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21）07-0042-04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1.07.006
一、多边贸易自由化、区域贸易自由化与单边贸易自由化
一些美国贸易专家经常抱怨说，在国际贸易中，美国出口商面临竞争劣势，因为美国市场不仅公平透明，而且关税税率较低，美国贸易伙伴国却设立了较多的关税壁垒和较高的关税门槛。比如，美国汽车进口关税为2.5%，而加拿大为10%、中国为15%、印度为125%。为此，建议美国政府提高关税。
本研究报告认为，这些观点不仅缺少严谨论证，也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近30年以来很多国家在单边贸易自由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行，取得很大进展。一个较为普遍的做法是单方降低本国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需要强调的是，这些单边贸易自由化的进展不是迫于外部压力，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和更多的收益。
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单方将国内关税税率降低到30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有些甚至低于世界贸易组织的约束性税率。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约束性税率出现了下降，受到进口冲击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即使采取了临时性贸易保护措施，其关税税率也低于世界贸易组织的约束性税率。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不是造成2011 年以来国际贸易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目前还不能确定，世界各国是否会通过对贸易自由化政策的调整，来应对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由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所造成的全球供应链中断。一个明显的事实是，2018年以来，世界各国签署的一系列区域贸易自由化协定和多边贸易自由化协定表明，全球化会放缓但不会逆转。
二、关税税率：变迁与争论
1930年6月17日，美国政府签署了《斯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将2000多种进口商品的关税利率提升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该法案出台之后，许多国家对美国采取了报复性关税措施，使美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下降了50%以上。这一深刻教训使美国政府认识到了取消关税壁垒、降低关税税率的重要性，并且一直试图说服其他国家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降低关税，推进自由贸易化。由于美国的平均关税税率长期低于其他国家，有人认为，这些努力并未取得进展。为此，美国政府不仅指责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税政策，还批评欧盟的关税条款，认为其违反了与美国的互惠互利关系。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宣称：“这些问题谈论多年都没有奏效，我们必须使用所有可以使用的手段，提高贸易不对等的成本，并说服我们的贸易伙伴国公平地对待我们的工人、农民和牧场主。”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美国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贸易新政的核心内容是提高美国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一些美国贸易专家运用酌处权，援引世界贸易组织保障规则，以提高洗衣机和太阳能电池板的进口关税税率。美国政府还以对美国企业的不公平待遇为借口，单方面提高了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甚至以墨西哥政府未能有效阻止其移民越境进入美国为理由，要求对墨西哥的进口产品加征关税。
本研究报告认为，从30年以来关税税率变化情况看，整个世界的贸易自由化都取得进展。虽然还没有达到美国要求的水平，但已经趋近于这一水平。那些以强迫其他国家降低关税，或者以互惠互利名义提高美国关税税率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因为整个世界的关税水平已经在向着有利于贸易自由化的方向快速发展。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尽管中国提高了对美国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但同时降低了对其他国家进口产品的关税税率。中美贸易摩擦开始时，中国平均关税税率为8.0%;2018年中国将对其他国家进口关税税率降低至6.7%，而将对美国进口关税税率提高至 20.7%。
实际上，推进全球市场开放、扩大国际贸易的驱动因素不是强权。实现可持续的全球贸易自由化并不是强迫其他国家降低关税，而是让所有国家都能从贸易自由化中获得收益。整体看，以降低关税税率形式推进贸易自由化，已经成为各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方面。随着国际运输成本和通讯成本下降，国内外企业都会发现，通过进口零部件和组装部件的形式参与国际生产体系，能够有效地提高本国竞争力。随着各国逐步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促进”，人们发现，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降低进口成本、加入全球供应链而变得更具竞争力，获得更快发展。正如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2013）所说，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出口商品中的进口含量正在稳步提高，未来世界各国将越来越多地利用进口来推动出口。一国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其出口大于进口的重商主义学说应当终结了。
三、关税税率下降与贸易自由化进展
本研究报告将通过对以下三个重要问题的论证，说明贸易自由化理念已经深入各国实践。一是为什么全球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税率呈现下降趋势？二是为什么适用性关税低于约束性关税？三是为什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没有出现世界性的关税税率上升？
（一）为什么全球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税率下降 目前全球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税率是美国的 2.5倍。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比如巴西、中国和印度，是美国的5倍或者5倍以上。1990年以前，这些国家关税税率更高，此后不断下降，反映了这些国家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做出的努力。比如，中国关税税率下降就反映了其在2001 年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付出的努力。更深层的原因是，一些国家单边降低关税税率是其为贸易自由化而独立做出的贡献，表现为单边贸易自由化的进展。
过去，美国政府经常提及美国2.5%的汽车进口关税与欧盟10.0%的关税之间的差异。但是，自2000年以来，欧盟与美国加权平均关税税率的差額不断缩小。2000年美国关税税率比欧盟低0.2个百分点，2018年低0.1个百分点。
（二）为什么应用性关税低于约束性关税
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许多发展中国家承诺不超过约束性关税税率，有时这些行为会给人们以错误的印象，误以为这些承诺仅仅是为了本国的经济利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适用性关税税率远低于约束性关税税率。这一情况表明，许多发展中国家只对世界贸易组织限制税率的做法持反对态度，也就是说，他们是为了表明政治立场，而不是为了反对关税削减。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在多哈回合中，有关农产品关税的谈判引起很大争议。然而，戴维·拉波尔德（David Laborde，2014）计算了高收入国家与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在 2012 年用于农产品进口保护的平均适用性关税税率后发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对进口农产品的适用性关税税率平均为13.3%，高收入国家则为15.5%，二者之间的差距达 20 个百分点。
如果进口对国内经济造成伤害，世界贸易组织的保障规则将允许各国实施临时性关税保护措施，并且可以将适用性关税税率提高到约束性关税税率水平，或者高于该税率。考虑到在多数情况下，适用性关税税率远低于约束性关税税率，人们可能期望对进口伤害调查结果的反应会使这些国家将关税提高到约束性关税税率的水平，这也是各国将其约束性关税税率保持在较高水平的原因。
（三）为什么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并没有出现世界性的关税上升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贸易出现了大幅下降，其下降幅度甚至超过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可以在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的情况下，提高适用性关税税率，人们担心，在大萧条时期发生的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再度重演。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普遍出现。
研究表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在2008年和2009 年并不明显，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立即采用的最惠国平均关税税率也没有超过危机前水平。这并不是说所有国家都没有提高关税，而是说，一些国家削减关税的行动抵消了另外一些国家提高关税的行动。实际上，一些国家确实使用了一些临时性的关税保护措施，比如反倾销和反补贴税。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世界各国的关税壁垒和反倾销措施加在一起，在国际贸易中的占比还不到2%。到2013年，大多数临时性进口限制政策和对进口企业补贴都取消了。
2011年以来，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国际贸易额一直呈现下降趋势，这一现象引起了国际经济学界的关注。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经济学家找到需要强化贸易保护的理由。实际情况也是，2009—2011 年虽然全球平均关税税率略有提高，但到2012 年已经恢复正常，到2017年全球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税率已经低于 2008年。马克·奥博因和弗洛里亚纳·波利诺（Marc Auboin and Floriana Borino，2017）的研究表明，可以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和全球需求结构变化来解释2011 年以后的国际贸易增幅下降，相比之下，“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并不真正具有统计重要性”。
四、国际贸易政策理念的深刻变化
我们的研究报告表明，近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不仅积极参与区域自由贸易化协定和多边自由贸易化协定，而且多数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在关税税率方面的差异也在逐步缩小。一些发展中国家表示，希望通过使用低于世界贸易组织要求的关税安排，实现降低关税税率的意愿。一些发展中国家，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也没有使用提高关税税率的方法进行贸易保护，并且在危机之后的2011—2017 年就降低了适用性关税税率。所有这些贸易自由化行为都反映出了国际贸易政策理念的深刻变化。全球价值链生产有效地增加了出口产品中的进口含量，使人们认识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后果不仅减少了国内产出，同时也减少了国内就业。
五、疫情冲击没有改变贸易自由化趋势
全球供应链是由众多生产过程组成的，多数用于生产那些具有高度定制化的商品和服务，在此条件下，一个跨国企业要想将价值链生产完全转移到本国国内是很难做到的。有人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对于美国贸易活动来说无异于一场灾难，有更多的人赞同《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 Mexico Canada agreement）。这一点非常有意思，因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虽然是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修改和完善，但真正修改的内容和条款都是非常有限的。
2018年以来，全球价值链遭受了两次重大冲击：第一次来自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和贸易摩擦;第二次来自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性传播。有人认为，疫情之后，世界各国都会将生产重心转向本国或者本地区，全球价值链将出现短链化和本土化趋势。逆全球化思潮能否导致美国贸易政策发生变化，现在还无法确定。
但是，有些东西是可以确定的。比如，经历疫情冲击之后，我们需要全球价值链的多样化和多元化;我们需要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国内战略储备;我们需要世界各国的互惠互利、平等贸易。无论如何，一个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会更有弹性、更有活力、更有能力应对各种外部冲击。
最近世界贸易组织表示，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二十国集团所采取的贸易便利化措施超过了贸易限制措施。2020年以来，各国相继实行的与疫情应对相关的货物贸易便利化措施涵盖了价值 1550 亿美元的国际贸易活动，而与疫情应对相关的贸易限制措施（主要是出口管制措施），涵盖了价值 1110 亿美元的国际贸易活动。在二十国集团推出的 133 项与疫情应对相关的贸易政策中，具有贸易便利性的占比63%，具有贸易限制性的占比37%。
六、简要总结：全球贸易自由化加快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会不时听到“去全球化”的声音，但是，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快了贸易自由化步伐。2018 年以来，有 11 个亚太国家签署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有 50 多个国家同意加入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有 15 个亚太国家缔结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在此环境下，全球贸易自由化不会停步，更不会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