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被征收入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的时候，要停止执行、除非这个公共利益是紧急、急迫的，要避免“赢了官司，但房子还是被拆了”的局面
1月20日，8名学者获邀参加国务院法制办就拆迁问题组织的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新拆迁条例草案名称由《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拆迁补偿条例》正式更名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草案中，“拆迁”一词未再出现，由“搬迁”代替。
“‘拆’改成‘征’不重要，改成‘搬’也不重要，征收是否正当，补偿是否公平，才是最核心的两个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告诉本刊记者。不久前，正是他与另外四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推动了原拆迁条例的废止和新条例的重修。
“拆迁”改“搬迁”之后，仍有许多问题待定。座谈会上，争论焦点还包括：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即使对公共利益有了明确列举，新条例里会不会出现“兜底条款”?补偿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市场价格?征收决定如何作出?对于非公共利益的商业拆迁如何处理?
就这些问题，参加此次座谈会同时也是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三位北大学者姜明安、王锡锌、沈岿，对《瞭望东方周刊》做了详细解读。
危旧房改造，必须得到90％以上居民同意
《瞭望东方周刊》：坊间担忧，新条例草案里，在公共利益列举之后，还会加上一个“兜底条款”，真实情况是否如此?
王锡锌：确实有“兜底条款”，但对它做了很多限制。新条例里明确讲，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认为属于公共利益的，才算是公共利益。对于国务院认为属于公共利益的条款，我在会上也专门讲了，这里只能是国务院，绝对不能是国务院下属的部委。
姜明安：开会的时候，我和大家说，在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情形下，要给国务院一个决定权。这也是为了减少地方上的意见。
有人在会上提意见，要把地方性法规、地方规章也拉进来，让这二者也有权力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这个我不赞同。给地方这个权力的话，公共利益的范围就太大了，就没有边、没办法控制了。即使是国务院决定，也不能以总理、部长批示的形式作出，一定要按照法律程序发布国务院决定，才能确认是否属于公共利益。
《瞭望东方周刊》：现实中，有些公共利益确实不好认定，对这种情况怎么办?
王锡锌：那就引进特殊程序。比如危旧房改造，必须得到90％以上居民同意，才可启动征收程序。这个条款很厉害，相当于完全由当事人通过民主程序决定是否被征收。
姜明安：90％以上居民同意，这相较以前是很大进步。不过，我一直认为，对危旧房改造要区别对待。危房可以作为公共利益，旧房坚决不能。现在的草案可能是考虑到地方需要，把危旧房都拉了进来。
80％的危房居民同意拆，甚至是只有50％的危房居民同意拆，拆不拆?这个事情，政府就两难了。按照条例草案，达不到90％的居民同意，政府就不能拆，你要拆了，到时候人家会把你告到法庭去。你要是不拆呢，现在对官员问责这么厉害，房子真倒了，这个官员肯定要出问题。
对于旧房，我认为，即使90％的居民同意改造，万一还是有人不同意，拆不了，那就别拆了。必须把危旧房分开来，这个事情，我在会上反复和法制办的人讲。
商业开发让各地先探索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非公共利益的商业开发，现在是如何处理的?
王锡锌：新条例不适用于非公共利益的征收。原来的草案里有个附则说，非公共利益的征收参照前面的规定。我每次开会都说，这个附则绝对不能要，否则新条例就完蛋了。国务院法制办这次明确表示，非公共利益征收这一部分会从草案里拿掉。
瞭望就现在的草案来说，所有的强制征收、补偿，都只限于公共利益。即使是国企要搞征收，你也不能说你是国企，你涉及的就是公共利益。
瞭望草案里强制征收、补偿不适用于非公共利益开发，意思就是说，商业开发中，开发商和房主是简单的民事关系，要平等谈判。开发商去和房主谈，谈下来了才能搞开发。
沈岿：现在80％的开发都是商业开发，非公共利益的附则如果进了新条例，很有可能会成为新条例应用最广泛的条款部分。再有，商业开发的问题，不是两三个条款就能解决的。
原则上，商业开发是开发商和房主谈判，但是，即使开发商和所有房主都谈下来了，这块土地还是要通过政府的招拍挂程序，这道程序没通过，开发商依旧可能无法获得土地。所以，对开发商来说，先去找房主还是先去找政府，是很棘手的问题。
新条例出台后，我想相关部门会出台一些规定来规范非公共利益征收。在这些规范没有出台之前，我们也不是无法可依，在大的方面，我们还是可以依据《物权法》、《民法通则》、《合同法》来规范。
姜明安：以前草案里边关于非公共利益征收有两条，一条说，不能强制，要和老百姓去谈，谈不下来是你自己的事。另一条说，一些具体的程序，参照前边的规定。现在这两条都拿掉了。关于非公共利益的征收，今后要制定单独的条例。
这相当于让各地去探索、自己去做一些规定。上海就有自己的做法，搞商业开发，如果房主答应搬走，开发商会在市场价的基础上再奖励房主两万。如果大家都走了，很快就能拿到这个钱；如果有几个钉子户不走，要走的人会去做这些钉子户的工作。
上海的这个做法很好。但这个做法不能写到条例里边去，条例里要是写开发商和房主搞协议，搞合同，开发商就不好做了。对这个征收条例，开发商本来意见就很大，现在在条例里还规定让他们找房主谈，万一老百姓最后就是不愿意走，或者一下子就要两亿三亿的补偿，怎么办?所以现在不能写进去，先让各地做一段时间，总结一下，再制定新的规定。
要避免“赢了官司，但房子还是被拆了”
《瞭望东方周刊》：关于公共利益征收的程序，草案做了哪些改进?
王锡锌：程序是这样的，政府先要编制一个中长期规划，对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征收前还要组织专家论证，论证意见也要对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一般项目不能少于30天，涉及征收范围比较大的项目，不能少于60天。还要有听证会。所有的意见都征求后，结果要对社会公布。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做征收决定。如果专家论证和公开征求意见有分歧，还要报上—级政府决定。
沈岿：我在会上讲，不仅要征求社会意见、专家意见，还要征求“权利人”和“利害相关人”的意见。应该区别对待征收环节中的“权利人”、“利害相关人”和其他民众，对前二者要经过听证会的程序，给他们充分表达的机会，其他民众则可通过座谈会等程序参与。
姜明安：我在会上和法制办的人说，被征收入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时，要停止执行。除非这个公共利益是紧急、急迫的。要避免“赢了官司，但房子还是被拆了”的局面。 现在的规定是，诉讼与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将来政府打官司输了，再补给你钱。我就在会上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有些房子是文物，比如林徽因和梁思成故居，你拆了，是钱能弥补得回来的?还有些老百姓，他对房子是有感情的，就是不想走。你给再多钱，他也不想走。
所以，我建议，在不紧急的情况下，等他半年再去拆。但是，特殊情况下，比如战争，开奥运会、亚运会、世博会，这个不能等，那就可以先拆了再说。拆错了，政府再补钱。像建医院、学校，你等个一两年，或者换个地方建，也没有多大关系。他到法院去告，你就得停下来。“你逼我搬，还让我掏钱补差价?”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补偿?有没有具体的规定?
王锡锌：现在的草案明确讲，要以征收决定作出时，同一路段、类似房产的市场交易价格进行补偿。对于评估机构，草案也有明确规定，可以由被征收人投票或者抽签来选择。
沈岿：现在的补偿规定有一些亮点。一是坚持了市场交易价；二是加入区位因素。很多人认为，房屋是折旧的，真正增值的是土地，现在考虑区位的因素，其实就是考虑地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考虑了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还有，原来的规定里，具体如何估价，让省级政府制定办法。我们的意见是，根据草案，不再需要制定估价的办法了，也不用再给省级政府这个权力。现在国务院法制办表示会考虑这个意见。
姜明安：现行的一个做法是旧房换新房，差价部分由老百姓出。这样不合理。如果是由老百姓自己选择产权置换，差价自己掏没问题。但如果是政府安排的旧房换新房，差价部分就应该由政府掏。
现在大部分都是政府安排的，你逼我搬，搬的地方，新房子价格比我原来住的地方贵，你让我再掏钱去补，我们都是工薪阶层，你让我上哪儿去找这么多钱?
周转房也是一样。比如我现在住三环，因为牵涉公共利益，你让我搬，先给我安排了一个周转房，在四环，每天上班要多坐一个小时车，小孩上课也不方便，这么多不方便，政府一分钱都不掏，这是不合理的。
还有些房子是用来营业的，比如开饭店，做旅馆，经营门店，—年能挣几十万，现在你让我先住一段时间周转房，等建好新房后再搬进去。这段时间里我就没法经营了，这个政府也应该补偿。现在这方面的补偿，要么没标准，要么只是象征性地给一点。我的建议是，按照前三年经营的平均收入或者同一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补。
《瞭望东方周刊》：新条例是否遇到非常大的阻力?
姜明安：开发商讨论认为，草案这样规定，他们就没法做了。地方也有意见。我们把非公共利益的征收空出来，先留给地方去搞，也是希望他们意见能少—些。
单靠条例约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条例本身就有很多弹性的规定，比如公共利益，什么是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环境、资源……都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加上现在还有“兜底条款”。另外，地方权力实际上非常大，最后他们是否按照新条例来，也是问题。现在地方上不按《物权法》做的就很多。
当然，我们可以告到法院去，但是，现在法院的人、财、物都由地方政府管，如果市里给法院打招呼，这个案子你们别管了，法院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要说根本的改变，还是得靠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以及财政体制改革。
王锡锌：阻力非常大。有人甚至说，中国的GDP会因为这个事情拉下好几个点。这个东西真的出来，一实施，经济受到影响，有人到中央去说，那么就又有可能搞回去。
可以这么说，接下来，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基于其他各方的利益考量，一定会有很大的反弹。按照现在的草案来搞的话，地方政府的绝大部分项目都搞不了了。国务院法制办也征求过开发商的意见，他们认为，你们现在这么搞，我们不开发算了，全部改行。对一些房地产商来说，这是他们的身家性命。
现在草案正在多方征求意见，随后要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然后才能对外公开。公开的时间我想应该会在春节前。我觉得，草案的现有框架，我们要将它牢牢固化。到征求意见时，还会有后续的利益博弈，会很复杂。如果我们能守住现有草案框架的话，我可以说，我们的拆迁制度，会有—个巨大的进步。
2010年1月27日9时，“湘西特大非法集资案”系列案中的荣昌案，在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在当天的庭审中，原荣昌集团董事长金孟贤最为引人注目。三馆、荣昌、福大三家公司曾是那场集资风波的“三驾马车”。
湘西“lO·2”非法集资系列专案共查处20家涉案公司，90多人被移送审查起诉，专案组需要对34万人次的集资进行清理、清偿、清退。此次在郴州开庭审理的荣昌案，是系列非法集资案的第一起。
站在被告席上的董事长金孟贤，拥有着多项政商界光环。他的辩护人，是有着“三湘刑辩第一人”称号的邱兴隆律师。两年前，邱曾为原郴州市纪委书记曾景春做过辩护。金孟贤的财富轨迹
金孟贤出生于湖南邵东贫寒农家，他敢于冒险，18岁高中毕业就开始打工。1982年，金孟贤进入邵东团山建筑公司，从此与建筑行业结缘。当时的金孟贤，只是做着诸如测量等建筑业皮毛的小工。
金孟贤开始了人生的三级跳。在短短的八年里，他从普通职员晋升到经理，并拿到了吉首大学经济管理系毕业证。
1990年春天，金孟贤辞去了湖南邵东团山建筑公司经理职位，只身前往湘西吉首市。据称，金孟贤离开邵东时，身上只有700元。
1993年，金孟贤攫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他承包了第一个建筑工程项目——吉首大学凤凰楼，这个项目被评为“湖南省优质工程奖”。2000年6月13日，金孟贤出资500万元，与吉首大学合作注册成立了荣昌公司，实际上吉首大学系挂名股东。公司主要从事工程承建、房地产开发，金孟贤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至此，金孟贤完成了从一个普通的打工仔到公司老总的蜕变。
湖南警方经侦部门查证，吉首大学并不参与分红及公司经营管理，而是将学校工程交由荣昌公司承包，从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自成立之日起，公司先后承建了吉首大学第三教学楼、学生公寓楼、市政大楼等多个项目。
2002年，金孟贤成立乾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试图以房地产带动建筑产业的发展，将公司往多元化道路上引。除此之外，荣昌还确立了以矿业、生物高科、房地产开发为“纲”，酒店、建安、纸业、物贸、教育、旅游为“目”的新型产业结构。
多种产业的同时启动，导致了资金的紧张，荣昌的发展开始偏离正轨。
作为当地利税大户，荣昌集团一直得到当地政府的庇护。在繁荣的表象下，金孟贤同样获取荣誉无数。他曾获称“湖南省百位诚信人物”、“湖南省青年企业家鲲鹏奖”，并被推选为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湖南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湘西州和吉首市两级人大代表。 私设招商引资部
《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湘西较大规模的集资从2002年开始出现。随着湘西州首府——吉首市的大规模城市扩建，民间集资也迅速发展，利息不断飙升，从月息5％，再到6％。
从2003年11月起，荣昌公司资金开始紧缺，为了筹措资金，金孟贤未经批准，打着开发吉首大学张家界校区、教师花园、裕隆山庄住宅小区等项目的旗号，开始公开向社会集资。
彼时，荣昌公司承诺：只要签订投资入股协议，月息将为1～2分到1毛不等。为了打消集资户的疑虑，公司一并出具借据凭证，俨然正规化操作。
为加大集资力度，2004年12月，公司成立了招商引资部，专门负责集资工作。之后又成立了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金孟贤亲任组长。在一系列违法操作下，2005年8月1日，公司更名为湖南湘西荣昌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5年4月，荣昌公司的子公司湘西乾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靖分公司因开发保靖县建材大市场欠缺资金，在金孟贤的授意下，保靖分公司以“开发保靖建材工艺园区项目”的名义，以3分至5分不等的月息，采取与荣昌公司相同的模式面向社会进行非法集资。
2005年9月，荣昌公司的子公司湘西州影视中心因装修缺少资金，在金孟贤的授意下，该中心负责人邓德衡以“影视大厦一期工程、二期工程”的名义，以1.6分至l角不等的月息，采取与荣昌公司相同的模式面向社会进行非法集资。
2006年8月，湘西荣昌集团投资2000多万元，与吉首市教育局联合创立吉首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吉首国际实验幼稚园。
此外，金孟贤在吉首大学专门设立“荣昌奖学金”，每年出资6万元；在吉首市二中设“乾城奖学金”，每年出资3万，每年捐资15万元给吉首大学艺术学院……
为获取集资户的信任，2006年2月，金孟贤成立了宣传部，由杨苗发担任经理。这之后，金的宣传部开办了“湘西荣昌”网站及《金色荣昌》、《湘西荣昌集团》、《荣昌通讯》等内部刊物。
在这些刊物中，对公司亏损状况只字不提，而是极力粉饰公司的发展前景，通过虚假及夸大宣传，蛊惑那些投资散户。另外，金孟贤还指使其宣传部从网上下载“让民间借贷合法化”等资料，打印出来，张贴在湘西的大街小巷。
检方起诉书称，金孟贤还在当地媒体上虚假夸大项目利润，制作宣传光碟在各部门滚动播出，并用后集资款为前集资款还本付息，极具欺骗性质，蛊惑了众多当地地群众。
金孟贤边集资边找项目，他心里清楚，公司并没有偿还能力，而且项目经营每况愈下，但仍承诺高额月息和现金奖励、给予中介人揽存中介费。
2006年12月，荣昌公司又成立了湘西州荣昌投资协会，金孟贤担任会长。为了增强集资户对公司的信任，协会会员定期组织集资户开展联谊会和座谈会，并邀请部分集资户参观公司项目。
为吸引更多集资散户，从2004年开始，荣昌集团就制订了奖励措施。按存期不同每万元给予200元至i000元奖励。
此时，荣昌的发展步入了巅峰，旗下金源矿业、林丰维生素肥项目顺利投产，荣昌裕隆世纪山庄工程全面开工，荣昌纸业开始占据一席之地。
集资导致楼市火热
为调动公司员工揽资积极性，金孟贤向公司各部门及分公司下达揽资任务，并按揽资金额给予员工每万元奖励15元至200元，由李迎国负责考核执行。《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至案发时止，李迎国揽资2887.9万元，领取公司奖励18.8万元。
2008年1月，为吸纳大额集资户，金孟贤与李群力、孔爱萍商定，由二人一次性为荣昌公司揽资100万元以上、存期半年。而此时，荣昌公司已经深陷债务危机，资金短缺，按照当时的经营状况，根本无法归还集资本息。
金孟贤还决定，除招商引资部继续从事集资工作外，财务部也开始以“开发旗下松桃金源矿业”项目名义，以3分至2角不等的月息，采取与集资户签订投资协议、开具收款收据和投资回报卡形式，面向社会进行集资。
庭审中，检方披露：2008年7月，影视中心酒店的经营状况很好，金孟贤决定修建贵宾楼，要求影视中心边集资边贷款，金额总共达1600万元。
在荣昌等公司的快速扩张中，集资户不仅成了房地产的投资者，更是直接的买房者。大笔资金投资房地产，直接导致了当地楼市的火热。
据吉首市房产局统计数据，自2004年来，吉首市商业住宅均价平均每年上涨250元／平方米，到2008年，新建商业住宅均价接近i600元／平方米，为该市城镇居民月均收入的2倍。
吉首市商务局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初，在位于乾州新区的乾州经济开发区内，已经开工建设并部分建成投入使用的房地产项目超过50个，提出申购土地的单位有60余家，已出让土地1528亩，土地收益达3亿元。激烈的融资竞争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如果不能保持高昂的房价和持续不断的购买力，企业高利息融资是难以为继的。所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直困扰着金孟贤，房子如果卖不出去了，集资款将化为乌有。
金孟贤最终找到了解决办法，2008年，在吉首市房价趋稳的情形之下，荣昌集团推出“融资款抵购房款”的措施：集资人在购买该公司裕隆世纪山庄房子时，可将融资款部分抵转为购房款。
但不久，吉首市政府便禁止了此种行为。
疯狂的集资依旧没有停止。2008年1月，金孟贤出台新规：一次性为荣昌公司揽资100万元以上、存期半年(不能提前支取)，公司给集资户利率可按月息6分、并给揽资人每万元奖励1000元。
检方的起诉书称：在六年内，几位主要揽资人员李迎国、刘蓉、邓德衡、刘洁、杨苗发、李祉慧揽资额度均超过10万元，其中刘蓉揽资7978.6万元，得到公司奖励29.8万元；刘洁揽资8526.9万元，领取公司奖励24.6万元。
2008年8月，吉首市房产局发布了《2008年1-6月份吉首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情况分析》。
该报告认为，当前吉首市房地产开发企业生存压力日益增大。国家对房地产市场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后，部分开发企业由于自有资金不足，在政策调控和市场波动时应对明显乏力，少数企业由于资金过少，项目贷款难度大，加之自有资金严重不足，只能靠社会融资以解燃眉之急，导致高额融资成本难以支付。
这已经暗示着，流向荣昌的集资款，存在着巨大的偿还风险。
而集资者并没有止步，在吉首市政府的默许下，给集资企业“烧钱”的人逐年增多，更有甚者，将下岗买断工龄的钱、养老金拿来集资，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也参与其中。愈演愈烈的集资行为，甚至吸引了外省的资金。
荣昌等公司的行为很快传染到湘西其他企业，激烈的融资竞争，让月息由最初的3％涨至6％，最高时竟达12％。但融资企业的业绩并不见起色，巨额融 资款并未上马新的项目。
倒是另外一个现象让旁观者揪心：吉首大街上的私家车陡然增多，足浴、KTV等娱乐休闲场所一度火爆。
而此时，湘西另一支柱产业——矿业境况急转直下。由于湘西矿业以锌、锰矿为主，而锌的价格已从2006年的33003元／吨降到2008年的14000元／吨，企业利润下滑很大。
经湖南公安机关查证，从2002年11月起至2008年9月，荣昌公司以各种开发项目的名义，面向社会公开集资总额30多亿元，涉及集资群众23378人(62615人次)，至案发时止，仍有集资本金约2亿元无法归还。
非法融资企业近百家
湘西自治州地处湖南西部，湘、鄂、黔、渝交界处，属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下辖的8个市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市县，总人口280余万，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5％。
这一轮非法集资案牵连广泛。有媒体报道称，吉首市民间融资金额超过70亿元，90％的吉首家庭参与了集资，甚至还吸引了长沙、怀化以及重庆、广东、福建等外省市的个人资金，涉嫌非法融资的企业近百家。
《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在高额回报诱惑之下，参与非法集资者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从公务员到下岗职工，从企事业单位员工到个体工商者。
本刊记者调查了解到，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本土企业融资一直艰难，该地历来有民间集资的传统。从这一轮非法集资中可以看出，集资历时长，涉及人员众多，具有持续性和涉众陆等特点。
熟悉内情的金融界人士向本刊记者披露：近十年来，湘西州非法集资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大体可分为起始、发展、膨胀、高危、断裂五个阶段。2008年3月以后进入的资金占未退本金的80％左右，最高月息达到10％甚至更高，非法集资的严重后果—触即发。
2000年，吉首市出台了旧城改造计划，急速扩张的城市建设，催生了民间借贷的活跃。吉首市大规模的民间集资始于2002年，到2004年形成了全民集资局面。在此期间，政府对于这些民间集资行为，并未采取强制措施。
2008年，湘西开始着力探讨小额信贷转制方式，从那时起，就催生了如火如荼的房地产企业集资。到2009年年初，集资规模已经超过70亿元。当地五家集资公司吸纳了大部分资金。
其中，三馆、荣昌、福大作为当地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累计集资超过50亿元，占吉首全市融资金额的70％以上。
检方披露，由于2009年银根紧缩，这些企业融资困难，于是纷纷提高集资利率吸收资金，最低6分，最高已达1毛2。
吉首市民彭惠向本刊记者介绍，集资案发前，这五家公司的门面和银行差不多，门前排起长队，比银行还要热闹许多。到2008年9月9日，包括福大、金浩、伟业等在内的集资公司已不再对外发放利息。即使是一些资产较为优良、尚可承担较低利息的集资公司，也被政府相关部门勒令停止发放利息，以免对其他偿付能力不够的企业形成冲击，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从此，原本活跃的湘西民间信贷活动骤然停止，许多集资户血本无归，纷纷涌上街头声讨。
牵连多名官员
从2008年8月底开始，随着福大、三馆、荣昌等吉首市主要融资大户资金链断裂，一系列群体事件随之发生。
从媒体公开披露的报道显示：从2008年9月3日开始，吉首市因非法集资问题多次引发群体性事件。9月4日，2000余名集资人员冲击火车站、阻拦火车，造成枝柳线中断6个小时。
事件随后逐步升级。
2008年9月9日，因担心政府冻结非法集资者账户，大量集资者蜂拥至吉首市内的各家银行，支取以前集资公司向集资者账户中发放的利息，一时之间各家银行人满为患。部分参与集资的政府官员获知信息，提前支取本息，加剧了集资链的紧张。
9月20日、24日、25日，湘西再次爆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数万群众涌上街头，公安武警遭袭，湘西州政府也遭遇冲击。
虽然事态最终被控制，但当地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舆论包袱。因对湘西非法集资问题处理不力，负有领导责任的湘西州州委副书记、州长徐克勤2008年11月4日被宣布免职。
因牵涉非法集资等严重违纪问题，湘西州委常委、统战部长滕万翠于2008年10月24日被湖南省纪委“双规”。
坊间称，滕万翠主要涉嫌参与湘西荣昌集团和吉首光彩房地产开发公司非法集资，并与两家企业关系密切。
滕万翠自2002年12月起担任湘西州委常委、统战部长，她参与非法集资并提前支取本息，且集资数额巨大。滕的丈夫任职予当地农业银行，同样被纪委调查。
此外，包括前湘西州政协主席向邦礼、原副州长黄秀兰在内的多名官员因参与和组织介绍非法集资落马。
本刊记者了解到，黄秀兰在湘西州三家非法集资企业参与非法集资507万元，获取高额利息250万元。同时她还担任非法集资企业顾问，收取顾问费19万元。此外，黄秀兰还通过组织介绍他人参与集资，从中获取返点费、业务费215万元，并有更改集资户名、参与销毁业务费凭据、隐瞒非法集资事实的行为。媒体披露，因涉嫌“湘西非法集资事件”而遭调查的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干部已达113名。
《瞭望东方周刊》从有关部门了解到，经过历时一年多的侦查取证及清理清退等扫尾工作，2009年6月1日至12月30日起，这一系列非法集资案进入“移送审查起诉、债权债务清理”后续工作阶段。
湖南官方资料披露：湘西非法集资专案组共计结算清退资金34亿余元，共清退61925人，荣昌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清退人数比例达55.47％。在对采取监视居住、拘留强制措施的237人中，批准逮捕的75人，移送审查起诉的90人。
吉首一家民营企业负责人向永国(化名)向本刊记者直言：“企业选择社会集资不过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企业要发展缺少资金怎么办?被逼无奈，所以才有人铤而走险转从民间融资。”
向永国告诉本刊记者，这些涉案企业都曾是当地企业的翘楚。比如福大公司，曾因开发老吉首市和八月楼宾馆享誉湘西；而三馆公司也因建造吉首体育馆、图书馆而名动一时。由于参与非法集资，这两家企业现均已陷入绝境。
1月20日，8名学者获邀参加国务院法制办就拆迁问题组织的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新拆迁条例草案名称由《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拆迁补偿条例》正式更名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草案中，“拆迁”一词未再出现，由“搬迁”代替。
“‘拆’改成‘征’不重要，改成‘搬’也不重要，征收是否正当，补偿是否公平，才是最核心的两个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告诉本刊记者。不久前，正是他与另外四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推动了原拆迁条例的废止和新条例的重修。
“拆迁”改“搬迁”之后，仍有许多问题待定。座谈会上，争论焦点还包括：如何界定公共利益?即使对公共利益有了明确列举，新条例里会不会出现“兜底条款”?补偿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市场价格?征收决定如何作出?对于非公共利益的商业拆迁如何处理?
就这些问题，参加此次座谈会同时也是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三位北大学者姜明安、王锡锌、沈岿，对《瞭望东方周刊》做了详细解读。
危旧房改造，必须得到90％以上居民同意
《瞭望东方周刊》：坊间担忧，新条例草案里，在公共利益列举之后，还会加上一个“兜底条款”，真实情况是否如此?
王锡锌：确实有“兜底条款”，但对它做了很多限制。新条例里明确讲，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认为属于公共利益的，才算是公共利益。对于国务院认为属于公共利益的条款，我在会上也专门讲了，这里只能是国务院，绝对不能是国务院下属的部委。
姜明安：开会的时候，我和大家说，在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情形下，要给国务院一个决定权。这也是为了减少地方上的意见。
有人在会上提意见，要把地方性法规、地方规章也拉进来，让这二者也有权力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这个我不赞同。给地方这个权力的话，公共利益的范围就太大了，就没有边、没办法控制了。即使是国务院决定，也不能以总理、部长批示的形式作出，一定要按照法律程序发布国务院决定，才能确认是否属于公共利益。
《瞭望东方周刊》：现实中，有些公共利益确实不好认定，对这种情况怎么办?
王锡锌：那就引进特殊程序。比如危旧房改造，必须得到90％以上居民同意，才可启动征收程序。这个条款很厉害，相当于完全由当事人通过民主程序决定是否被征收。
姜明安：90％以上居民同意，这相较以前是很大进步。不过，我一直认为，对危旧房改造要区别对待。危房可以作为公共利益，旧房坚决不能。现在的草案可能是考虑到地方需要，把危旧房都拉了进来。
80％的危房居民同意拆，甚至是只有50％的危房居民同意拆，拆不拆?这个事情，政府就两难了。按照条例草案，达不到90％的居民同意，政府就不能拆，你要拆了，到时候人家会把你告到法庭去。你要是不拆呢，现在对官员问责这么厉害，房子真倒了，这个官员肯定要出问题。
对于旧房，我认为，即使90％的居民同意改造，万一还是有人不同意，拆不了，那就别拆了。必须把危旧房分开来，这个事情，我在会上反复和法制办的人讲。
商业开发让各地先探索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非公共利益的商业开发，现在是如何处理的?
王锡锌：新条例不适用于非公共利益的征收。原来的草案里有个附则说，非公共利益的征收参照前面的规定。我每次开会都说，这个附则绝对不能要，否则新条例就完蛋了。国务院法制办这次明确表示，非公共利益征收这一部分会从草案里拿掉。
瞭望就现在的草案来说，所有的强制征收、补偿，都只限于公共利益。即使是国企要搞征收，你也不能说你是国企，你涉及的就是公共利益。
瞭望草案里强制征收、补偿不适用于非公共利益开发，意思就是说，商业开发中，开发商和房主是简单的民事关系，要平等谈判。开发商去和房主谈，谈下来了才能搞开发。
沈岿：现在80％的开发都是商业开发，非公共利益的附则如果进了新条例，很有可能会成为新条例应用最广泛的条款部分。再有，商业开发的问题，不是两三个条款就能解决的。
原则上，商业开发是开发商和房主谈判，但是，即使开发商和所有房主都谈下来了，这块土地还是要通过政府的招拍挂程序，这道程序没通过，开发商依旧可能无法获得土地。所以，对开发商来说，先去找房主还是先去找政府，是很棘手的问题。
新条例出台后，我想相关部门会出台一些规定来规范非公共利益征收。在这些规范没有出台之前，我们也不是无法可依，在大的方面，我们还是可以依据《物权法》、《民法通则》、《合同法》来规范。
姜明安：以前草案里边关于非公共利益征收有两条，一条说，不能强制，要和老百姓去谈，谈不下来是你自己的事。另一条说，一些具体的程序，参照前边的规定。现在这两条都拿掉了。关于非公共利益的征收，今后要制定单独的条例。
这相当于让各地去探索、自己去做一些规定。上海就有自己的做法，搞商业开发，如果房主答应搬走，开发商会在市场价的基础上再奖励房主两万。如果大家都走了，很快就能拿到这个钱；如果有几个钉子户不走，要走的人会去做这些钉子户的工作。
上海的这个做法很好。但这个做法不能写到条例里边去，条例里要是写开发商和房主搞协议，搞合同，开发商就不好做了。对这个征收条例，开发商本来意见就很大，现在在条例里还规定让他们找房主谈，万一老百姓最后就是不愿意走，或者一下子就要两亿三亿的补偿，怎么办?所以现在不能写进去，先让各地做一段时间，总结一下，再制定新的规定。
要避免“赢了官司，但房子还是被拆了”
《瞭望东方周刊》：关于公共利益征收的程序，草案做了哪些改进?
王锡锌：程序是这样的，政府先要编制一个中长期规划，对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征收前还要组织专家论证，论证意见也要对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一般项目不能少于30天，涉及征收范围比较大的项目，不能少于60天。还要有听证会。所有的意见都征求后，结果要对社会公布。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做征收决定。如果专家论证和公开征求意见有分歧，还要报上—级政府决定。
沈岿：我在会上讲，不仅要征求社会意见、专家意见，还要征求“权利人”和“利害相关人”的意见。应该区别对待征收环节中的“权利人”、“利害相关人”和其他民众，对前二者要经过听证会的程序，给他们充分表达的机会，其他民众则可通过座谈会等程序参与。
姜明安：我在会上和法制办的人说，被征收入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时，要停止执行。除非这个公共利益是紧急、急迫的。要避免“赢了官司，但房子还是被拆了”的局面。 现在的规定是，诉讼与复议期间不停止执行，将来政府打官司输了，再补给你钱。我就在会上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有些房子是文物，比如林徽因和梁思成故居，你拆了，是钱能弥补得回来的?还有些老百姓，他对房子是有感情的，就是不想走。你给再多钱，他也不想走。
所以，我建议，在不紧急的情况下，等他半年再去拆。但是，特殊情况下，比如战争，开奥运会、亚运会、世博会，这个不能等，那就可以先拆了再说。拆错了，政府再补钱。像建医院、学校，你等个一两年，或者换个地方建，也没有多大关系。他到法院去告，你就得停下来。“你逼我搬，还让我掏钱补差价?”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补偿?有没有具体的规定?
王锡锌：现在的草案明确讲，要以征收决定作出时，同一路段、类似房产的市场交易价格进行补偿。对于评估机构，草案也有明确规定，可以由被征收人投票或者抽签来选择。
沈岿：现在的补偿规定有一些亮点。一是坚持了市场交易价；二是加入区位因素。很多人认为，房屋是折旧的，真正增值的是土地，现在考虑区位的因素，其实就是考虑地段，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考虑了土地使用权的价值；还有，原来的规定里，具体如何估价，让省级政府制定办法。我们的意见是，根据草案，不再需要制定估价的办法了，也不用再给省级政府这个权力。现在国务院法制办表示会考虑这个意见。
姜明安：现行的一个做法是旧房换新房，差价部分由老百姓出。这样不合理。如果是由老百姓自己选择产权置换，差价自己掏没问题。但如果是政府安排的旧房换新房，差价部分就应该由政府掏。
现在大部分都是政府安排的，你逼我搬，搬的地方，新房子价格比我原来住的地方贵，你让我再掏钱去补，我们都是工薪阶层，你让我上哪儿去找这么多钱?
周转房也是一样。比如我现在住三环，因为牵涉公共利益，你让我搬，先给我安排了一个周转房，在四环，每天上班要多坐一个小时车，小孩上课也不方便，这么多不方便，政府一分钱都不掏，这是不合理的。
还有些房子是用来营业的，比如开饭店，做旅馆，经营门店，—年能挣几十万，现在你让我先住一段时间周转房，等建好新房后再搬进去。这段时间里我就没法经营了，这个政府也应该补偿。现在这方面的补偿，要么没标准，要么只是象征性地给一点。我的建议是，按照前三年经营的平均收入或者同一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补。
《瞭望东方周刊》：新条例是否遇到非常大的阻力?
姜明安：开发商讨论认为，草案这样规定，他们就没法做了。地方也有意见。我们把非公共利益的征收空出来，先留给地方去搞，也是希望他们意见能少—些。
单靠条例约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条例本身就有很多弹性的规定，比如公共利益，什么是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环境、资源……都需要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加上现在还有“兜底条款”。另外，地方权力实际上非常大，最后他们是否按照新条例来，也是问题。现在地方上不按《物权法》做的就很多。
当然，我们可以告到法院去，但是，现在法院的人、财、物都由地方政府管，如果市里给法院打招呼，这个案子你们别管了，法院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要说根本的改变，还是得靠政治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以及财政体制改革。
王锡锌：阻力非常大。有人甚至说，中国的GDP会因为这个事情拉下好几个点。这个东西真的出来，一实施，经济受到影响，有人到中央去说，那么就又有可能搞回去。
可以这么说，接下来，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基于其他各方的利益考量，一定会有很大的反弹。按照现在的草案来搞的话，地方政府的绝大部分项目都搞不了了。国务院法制办也征求过开发商的意见，他们认为，你们现在这么搞，我们不开发算了，全部改行。对一些房地产商来说，这是他们的身家性命。
现在草案正在多方征求意见，随后要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然后才能对外公开。公开的时间我想应该会在春节前。我觉得，草案的现有框架，我们要将它牢牢固化。到征求意见时，还会有后续的利益博弈，会很复杂。如果我们能守住现有草案框架的话，我可以说，我们的拆迁制度，会有—个巨大的进步。
2010年1月27日9时，“湘西特大非法集资案”系列案中的荣昌案，在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在当天的庭审中，原荣昌集团董事长金孟贤最为引人注目。三馆、荣昌、福大三家公司曾是那场集资风波的“三驾马车”。
湘西“lO·2”非法集资系列专案共查处20家涉案公司，90多人被移送审查起诉，专案组需要对34万人次的集资进行清理、清偿、清退。此次在郴州开庭审理的荣昌案，是系列非法集资案的第一起。
站在被告席上的董事长金孟贤，拥有着多项政商界光环。他的辩护人，是有着“三湘刑辩第一人”称号的邱兴隆律师。两年前，邱曾为原郴州市纪委书记曾景春做过辩护。金孟贤的财富轨迹
金孟贤出生于湖南邵东贫寒农家，他敢于冒险，18岁高中毕业就开始打工。1982年，金孟贤进入邵东团山建筑公司，从此与建筑行业结缘。当时的金孟贤，只是做着诸如测量等建筑业皮毛的小工。
金孟贤开始了人生的三级跳。在短短的八年里，他从普通职员晋升到经理，并拿到了吉首大学经济管理系毕业证。
1990年春天，金孟贤辞去了湖南邵东团山建筑公司经理职位，只身前往湘西吉首市。据称，金孟贤离开邵东时，身上只有700元。
1993年，金孟贤攫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他承包了第一个建筑工程项目——吉首大学凤凰楼，这个项目被评为“湖南省优质工程奖”。2000年6月13日，金孟贤出资500万元，与吉首大学合作注册成立了荣昌公司，实际上吉首大学系挂名股东。公司主要从事工程承建、房地产开发，金孟贤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至此，金孟贤完成了从一个普通的打工仔到公司老总的蜕变。
湖南警方经侦部门查证，吉首大学并不参与分红及公司经营管理，而是将学校工程交由荣昌公司承包，从中收取一定的“管理费”。自成立之日起，公司先后承建了吉首大学第三教学楼、学生公寓楼、市政大楼等多个项目。
2002年，金孟贤成立乾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试图以房地产带动建筑产业的发展，将公司往多元化道路上引。除此之外，荣昌还确立了以矿业、生物高科、房地产开发为“纲”，酒店、建安、纸业、物贸、教育、旅游为“目”的新型产业结构。
多种产业的同时启动，导致了资金的紧张，荣昌的发展开始偏离正轨。
作为当地利税大户，荣昌集团一直得到当地政府的庇护。在繁荣的表象下，金孟贤同样获取荣誉无数。他曾获称“湖南省百位诚信人物”、“湖南省青年企业家鲲鹏奖”，并被推选为中国企业家协会常务理事、湖南省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湘西州和吉首市两级人大代表。 私设招商引资部
《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湘西较大规模的集资从2002年开始出现。随着湘西州首府——吉首市的大规模城市扩建，民间集资也迅速发展，利息不断飙升，从月息5％，再到6％。
从2003年11月起，荣昌公司资金开始紧缺，为了筹措资金，金孟贤未经批准，打着开发吉首大学张家界校区、教师花园、裕隆山庄住宅小区等项目的旗号，开始公开向社会集资。
彼时，荣昌公司承诺：只要签订投资入股协议，月息将为1～2分到1毛不等。为了打消集资户的疑虑，公司一并出具借据凭证，俨然正规化操作。
为加大集资力度，2004年12月，公司成立了招商引资部，专门负责集资工作。之后又成立了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金孟贤亲任组长。在一系列违法操作下，2005年8月1日，公司更名为湖南湘西荣昌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5年4月，荣昌公司的子公司湘西乾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保靖分公司因开发保靖县建材大市场欠缺资金，在金孟贤的授意下，保靖分公司以“开发保靖建材工艺园区项目”的名义，以3分至5分不等的月息，采取与荣昌公司相同的模式面向社会进行非法集资。
2005年9月，荣昌公司的子公司湘西州影视中心因装修缺少资金，在金孟贤的授意下，该中心负责人邓德衡以“影视大厦一期工程、二期工程”的名义，以1.6分至l角不等的月息，采取与荣昌公司相同的模式面向社会进行非法集资。
2006年8月，湘西荣昌集团投资2000多万元，与吉首市教育局联合创立吉首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吉首国际实验幼稚园。
此外，金孟贤在吉首大学专门设立“荣昌奖学金”，每年出资6万元；在吉首市二中设“乾城奖学金”，每年出资3万，每年捐资15万元给吉首大学艺术学院……
为获取集资户的信任，2006年2月，金孟贤成立了宣传部，由杨苗发担任经理。这之后，金的宣传部开办了“湘西荣昌”网站及《金色荣昌》、《湘西荣昌集团》、《荣昌通讯》等内部刊物。
在这些刊物中，对公司亏损状况只字不提，而是极力粉饰公司的发展前景，通过虚假及夸大宣传，蛊惑那些投资散户。另外，金孟贤还指使其宣传部从网上下载“让民间借贷合法化”等资料，打印出来，张贴在湘西的大街小巷。
检方起诉书称，金孟贤还在当地媒体上虚假夸大项目利润，制作宣传光碟在各部门滚动播出，并用后集资款为前集资款还本付息，极具欺骗性质，蛊惑了众多当地地群众。
金孟贤边集资边找项目，他心里清楚，公司并没有偿还能力，而且项目经营每况愈下，但仍承诺高额月息和现金奖励、给予中介人揽存中介费。
2006年12月，荣昌公司又成立了湘西州荣昌投资协会，金孟贤担任会长。为了增强集资户对公司的信任，协会会员定期组织集资户开展联谊会和座谈会，并邀请部分集资户参观公司项目。
为吸引更多集资散户，从2004年开始，荣昌集团就制订了奖励措施。按存期不同每万元给予200元至i000元奖励。
此时，荣昌的发展步入了巅峰，旗下金源矿业、林丰维生素肥项目顺利投产，荣昌裕隆世纪山庄工程全面开工，荣昌纸业开始占据一席之地。
集资导致楼市火热
为调动公司员工揽资积极性，金孟贤向公司各部门及分公司下达揽资任务，并按揽资金额给予员工每万元奖励15元至200元，由李迎国负责考核执行。《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至案发时止，李迎国揽资2887.9万元，领取公司奖励18.8万元。
2008年1月，为吸纳大额集资户，金孟贤与李群力、孔爱萍商定，由二人一次性为荣昌公司揽资100万元以上、存期半年。而此时，荣昌公司已经深陷债务危机，资金短缺，按照当时的经营状况，根本无法归还集资本息。
金孟贤还决定，除招商引资部继续从事集资工作外，财务部也开始以“开发旗下松桃金源矿业”项目名义，以3分至2角不等的月息，采取与集资户签订投资协议、开具收款收据和投资回报卡形式，面向社会进行集资。
庭审中，检方披露：2008年7月，影视中心酒店的经营状况很好，金孟贤决定修建贵宾楼，要求影视中心边集资边贷款，金额总共达1600万元。
在荣昌等公司的快速扩张中，集资户不仅成了房地产的投资者，更是直接的买房者。大笔资金投资房地产，直接导致了当地楼市的火热。
据吉首市房产局统计数据，自2004年来，吉首市商业住宅均价平均每年上涨250元／平方米，到2008年，新建商业住宅均价接近i600元／平方米，为该市城镇居民月均收入的2倍。
吉首市商务局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初，在位于乾州新区的乾州经济开发区内，已经开工建设并部分建成投入使用的房地产项目超过50个，提出申购土地的单位有60余家，已出让土地1528亩，土地收益达3亿元。激烈的融资竞争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如果不能保持高昂的房价和持续不断的购买力，企业高利息融资是难以为继的。所以，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直困扰着金孟贤，房子如果卖不出去了，集资款将化为乌有。
金孟贤最终找到了解决办法，2008年，在吉首市房价趋稳的情形之下，荣昌集团推出“融资款抵购房款”的措施：集资人在购买该公司裕隆世纪山庄房子时，可将融资款部分抵转为购房款。
但不久，吉首市政府便禁止了此种行为。
疯狂的集资依旧没有停止。2008年1月，金孟贤出台新规：一次性为荣昌公司揽资100万元以上、存期半年(不能提前支取)，公司给集资户利率可按月息6分、并给揽资人每万元奖励1000元。
检方的起诉书称：在六年内，几位主要揽资人员李迎国、刘蓉、邓德衡、刘洁、杨苗发、李祉慧揽资额度均超过10万元，其中刘蓉揽资7978.6万元，得到公司奖励29.8万元；刘洁揽资8526.9万元，领取公司奖励24.6万元。
2008年8月，吉首市房产局发布了《2008年1-6月份吉首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情况分析》。
该报告认为，当前吉首市房地产开发企业生存压力日益增大。国家对房地产市场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后，部分开发企业由于自有资金不足，在政策调控和市场波动时应对明显乏力，少数企业由于资金过少，项目贷款难度大，加之自有资金严重不足，只能靠社会融资以解燃眉之急，导致高额融资成本难以支付。
这已经暗示着，流向荣昌的集资款，存在着巨大的偿还风险。
而集资者并没有止步，在吉首市政府的默许下，给集资企业“烧钱”的人逐年增多，更有甚者，将下岗买断工龄的钱、养老金拿来集资，政府部门的公务员也参与其中。愈演愈烈的集资行为，甚至吸引了外省的资金。
荣昌等公司的行为很快传染到湘西其他企业，激烈的融资竞争，让月息由最初的3％涨至6％，最高时竟达12％。但融资企业的业绩并不见起色，巨额融 资款并未上马新的项目。
倒是另外一个现象让旁观者揪心：吉首大街上的私家车陡然增多，足浴、KTV等娱乐休闲场所一度火爆。
而此时，湘西另一支柱产业——矿业境况急转直下。由于湘西矿业以锌、锰矿为主，而锌的价格已从2006年的33003元／吨降到2008年的14000元／吨，企业利润下滑很大。
经湖南公安机关查证，从2002年11月起至2008年9月，荣昌公司以各种开发项目的名义，面向社会公开集资总额30多亿元，涉及集资群众23378人(62615人次)，至案发时止，仍有集资本金约2亿元无法归还。
非法融资企业近百家
湘西自治州地处湖南西部，湘、鄂、黔、渝交界处，属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下辖的8个市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市县，总人口280余万，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75％。
这一轮非法集资案牵连广泛。有媒体报道称，吉首市民间融资金额超过70亿元，90％的吉首家庭参与了集资，甚至还吸引了长沙、怀化以及重庆、广东、福建等外省市的个人资金，涉嫌非法融资的企业近百家。
《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在高额回报诱惑之下，参与非法集资者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从公务员到下岗职工，从企事业单位员工到个体工商者。
本刊记者调查了解到，由于经济发展滞后，本土企业融资一直艰难，该地历来有民间集资的传统。从这一轮非法集资中可以看出，集资历时长，涉及人员众多，具有持续性和涉众陆等特点。
熟悉内情的金融界人士向本刊记者披露：近十年来，湘西州非法集资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大体可分为起始、发展、膨胀、高危、断裂五个阶段。2008年3月以后进入的资金占未退本金的80％左右，最高月息达到10％甚至更高，非法集资的严重后果—触即发。
2000年，吉首市出台了旧城改造计划，急速扩张的城市建设，催生了民间借贷的活跃。吉首市大规模的民间集资始于2002年，到2004年形成了全民集资局面。在此期间，政府对于这些民间集资行为，并未采取强制措施。
2008年，湘西开始着力探讨小额信贷转制方式，从那时起，就催生了如火如荼的房地产企业集资。到2009年年初，集资规模已经超过70亿元。当地五家集资公司吸纳了大部分资金。
其中，三馆、荣昌、福大作为当地最大的房地产公司，累计集资超过50亿元，占吉首全市融资金额的70％以上。
检方披露，由于2009年银根紧缩，这些企业融资困难，于是纷纷提高集资利率吸收资金，最低6分，最高已达1毛2。
吉首市民彭惠向本刊记者介绍，集资案发前，这五家公司的门面和银行差不多，门前排起长队，比银行还要热闹许多。到2008年9月9日，包括福大、金浩、伟业等在内的集资公司已不再对外发放利息。即使是一些资产较为优良、尚可承担较低利息的集资公司，也被政府相关部门勒令停止发放利息，以免对其他偿付能力不够的企业形成冲击，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
从此，原本活跃的湘西民间信贷活动骤然停止，许多集资户血本无归，纷纷涌上街头声讨。
牵连多名官员
从2008年8月底开始，随着福大、三馆、荣昌等吉首市主要融资大户资金链断裂，一系列群体事件随之发生。
从媒体公开披露的报道显示：从2008年9月3日开始，吉首市因非法集资问题多次引发群体性事件。9月4日，2000余名集资人员冲击火车站、阻拦火车，造成枝柳线中断6个小时。
事件随后逐步升级。
2008年9月9日，因担心政府冻结非法集资者账户，大量集资者蜂拥至吉首市内的各家银行，支取以前集资公司向集资者账户中发放的利息，一时之间各家银行人满为患。部分参与集资的政府官员获知信息，提前支取本息，加剧了集资链的紧张。
9月20日、24日、25日，湘西再次爆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数万群众涌上街头，公安武警遭袭，湘西州政府也遭遇冲击。
虽然事态最终被控制，但当地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舆论包袱。因对湘西非法集资问题处理不力，负有领导责任的湘西州州委副书记、州长徐克勤2008年11月4日被宣布免职。
因牵涉非法集资等严重违纪问题，湘西州委常委、统战部长滕万翠于2008年10月24日被湖南省纪委“双规”。
坊间称，滕万翠主要涉嫌参与湘西荣昌集团和吉首光彩房地产开发公司非法集资，并与两家企业关系密切。
滕万翠自2002年12月起担任湘西州委常委、统战部长，她参与非法集资并提前支取本息，且集资数额巨大。滕的丈夫任职予当地农业银行，同样被纪委调查。
此外，包括前湘西州政协主席向邦礼、原副州长黄秀兰在内的多名官员因参与和组织介绍非法集资落马。
本刊记者了解到，黄秀兰在湘西州三家非法集资企业参与非法集资507万元，获取高额利息250万元。同时她还担任非法集资企业顾问，收取顾问费19万元。此外，黄秀兰还通过组织介绍他人参与集资，从中获取返点费、业务费215万元，并有更改集资户名、参与销毁业务费凭据、隐瞒非法集资事实的行为。媒体披露，因涉嫌“湘西非法集资事件”而遭调查的党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干部已达113名。
《瞭望东方周刊》从有关部门了解到，经过历时一年多的侦查取证及清理清退等扫尾工作，2009年6月1日至12月30日起，这一系列非法集资案进入“移送审查起诉、债权债务清理”后续工作阶段。
湖南官方资料披露：湘西非法集资专案组共计结算清退资金34亿余元，共清退61925人，荣昌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清退人数比例达55.47％。在对采取监视居住、拘留强制措施的237人中，批准逮捕的75人，移送审查起诉的90人。
吉首一家民营企业负责人向永国(化名)向本刊记者直言：“企业选择社会集资不过是为了节省交易成本。企业要发展缺少资金怎么办?被逼无奈，所以才有人铤而走险转从民间融资。”
向永国告诉本刊记者，这些涉案企业都曾是当地企业的翘楚。比如福大公司，曾因开发老吉首市和八月楼宾馆享誉湘西；而三馆公司也因建造吉首体育馆、图书馆而名动一时。由于参与非法集资，这两家企业现均已陷入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