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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和文本的关系构成了现代、后现代此在在世的根本处境。古典时代，文本的创作权由神或者天赋之人掌握，现代以降，普通人获得了创作文本的权利，网络时代，网络文本交流代替了大多数面对面口耳交流，文本对人类生活的意义大幅提升。从释义学到解释学，读者对文本经历了“客观解读”“主观解读”的权能上升，但，人和文本的关系没有摆脱“读-解关系”的羁绊。世界经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而进入创意经济时代，创意经济时代因其教育的发达和创意指向而让大众的大多数由文盲（没有阅读能力的非阅读性听者）或者读者（只能阅读而不能写作者）转变为读-写者（既能读又能写作者），“纯粹读者”不复存在，一种“既是读者又是作者”的混合“读-写者”得以诞生，文本的创意时代处境由“读-解关系”走向“读-写关系”，主体和文本的关系，不再仅是认识论意义上的，而呈现为创造性主体生成意义上的本体论实践关系，由此，文本成为一种生产性公共场域，它生产“主体”和“世界”：一个“‘创作者主体’和‘创造性世界’”的世界。
关键词：创意写作;创意阅读;释义学;解释学;公共场域
中世纪哲学，主要关心人和神的纵向关系，人和文本的关系，常常因人和神的关系的优先性而被简化为人和《圣经》文本（本质是“神的话语”）的关系，文本是人和神之间的中介桥梁，这时的文本对于人来说是真理和圣爱的来源。文本敞开了、创造了世界，此时人和文本的关系，因着人和神的关系而具有存在论意义——人是活在文本之上的人，人的根本实践被理解成了文本的实现实践，释义学主导了这一时期人类的文本观。近代哲学以降，人作为主体进而是个体主体，从自然和他者之中被抽离出来，人和文本的关系的重要性，首先是沿着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关系展开的，人和神分离的过程也是人和文本在存在论上分离的过程，而离开了存在论关系的人和文本的关系，渐渐地被建构在了“认识论”的地基之上。如果说，中世纪哲学，人和文本的关系是单向度的，人和文本的关系是被动地领受和信靠的关系，也因此，这里的人不是个体意义上的而是类意义上的，那么建构于认识论基础上的人和文本的现代、后现代关系，则更多的是个体意义上的，“个体的人需要孤独地面对文本”，而不是依靠神父或者牧师。随着被动领受和信靠关系的解除，这时，文本的内在同一性瓦解让位给了纷争性，文本的超越性下降而个体的人的超越性权能上升，他被赋予了“独对文本时创造者的权能”，创造性地阐释性地接受变成了一项基础权能和基本要求，解释学主导了这一时期人类的文本观。
人和文本的关系有内部关系，也有外部关系。人类创造了文字，电子文明时代，又创造了音-视频，又以文字、音-视频等为媒介创造了文本，使得人类经验、知识、思想的积累和传承可以通过文本而跨越时空、种族等的限制，这让人类知识和思想生活摆脱了只能在族群内部口耳相传的桎梏，某种程度上，转变成了“人和文本的关系生活”。从外部关系来看，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在不同的政治体中，人在文本面前的权利是不同的，所谓“人人都有平等的获取文本的权利”和“人人享有自主解释文本的权利”等等，只存在于理想的状态中。人在文本面前，如何成为平等和自由的个体？这是人和文本之间的社会政治-权利关系属性是如何被构造的？如何才能建构一种理想的关系？人和文本外部关系研究很有意味的方面。将人和文本的关系置于社会政治之下观察自然重要，但是，本文的重点在于人和文本的内部关系。人类创造了文本，并将文本置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这是事实。与此同时，本文在更本质的方面，它要内化为人的精神生活的内在部分，它不断地克服那种外在性，试图成为人的内在性的方面，这是更加重要的事实。
创意写作学视域基于人的现代和后现代处境，人从上帝的手里接过了创造的权能，不仅仅是拥有了创造性阐释的权能，同时，人还成为和上帝比肩的（文本）创造（创作）者。我们的讨论不仅仅是基于传统的纸质文本，同时还是基于网络及社交媒体的新型电子文本，我们要讨论的不仅仅是文化创造和传承意义上的文本，还要讨论创意经济时代作为创意经济“产品”的具有生产性和欣赏性等产业价值的文本。
释义学、解释学视域下的文本和人的关系，是基于“阅读-解释”（读-解）活动來建构的，创意写作学视域下的文本和人的关系，不仅仅是基于上述读-解活动的，还是基于“阅读-写作”（读-写）活动的，读者在这里不仅仅是阅读-解释者，他同时还是阅读-写作者。
一
伽达默尔说：“同海德格尔相比，我努力表明，对他者的理解如何具有一种根本的重要性。”①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是此在的在世存在的最基本方式而不仅仅是此在在世存在的某个环节——存在者总是“理解着的”存在者，此在是持续不断地投入到对世界（包含世界中的自我和他人）的理解活动中的，进一步地，伽达默尔还强调了这种理解得以发生的前提，此在总是处境于某种具体情境中的此在，围绕此在在世的理解总是“那些给定的文化、语言和习俗等已预先规定了他可能的生存以及关于一般生存的理解”之下的理解（基于先见的理解）②。
这种理解是通过文本展开的，但是，文本不是单向度的，文本不是独白状态的，理解者也不仅仅只是领受。文本作为人类的本质性能力的体现，通过理解从根本上奠基着此在的基本在世方式，人和文本的关系是“对话”式的。当人和文本进入对话状态，人的预先理解被修正了，文本中预在的理解被修正了，对话产生了既不是属于此在的先见的，也不是单纯属于文本的先在的——“新”的敞开和洞见，它超乎于单向度的人的被动领受接受和文本的显现传达——真理从中涌现出来，文本也只有在这种对话关系中得到实现，实现其为具有真理意味的敞开和洞见着的文本。
“解释学的理解进程要求经由相互理解促进自我理解，尤其是意识到自己各种既有认识和观点的视域及其限制性。”③这是对于理解着的主体来说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被文本“重铸”“再造”，进而这种“重铸”“再造”构成了主体自我的形成实践，这是一个依然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实践活动。由此，我们说，仅仅在认识论意义上讨论人和文本的关系，可能暴露了部分现代哲学、后现代哲学的肤浅，在创意写作学视域下，个体的人孤独地面对文本，他面对的是另一个人——他者（这个人篡夺了过去只有上帝拥有的创作创造的权能，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详述）——创造话语，把理解由过去的上下关系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孤独者相逢的横向平行关系，他也因此把创造性阐释的权能强行地施加于自身，这时，文本对于他来说，是“认识论实践”意义上的，同时基于这个过程总是伴随着主体自我理解进而是自我“重铸”“再造”，它也是“本体论实践”意义上的。在人和文本的这种对话式“理解”过程中，它们是相互奠基的。在理解的过程中，文本经历了不断呈现和重现、绽放和敞开的努力，它时刻在自我重塑着，在这个过程中，它成为被主体领受和阐释的文本，因而也是充分主体化了的文本;主体也是如此，它被对话过程中文本内部不断涌现的东西纠正、塑造、重构，它借此向新的经验保持开放;这是一个双向的互相弃置又互相塑造的过程，在这个双向的过程中，双方互为前提，又互为结果。 这种人和文本的关系构成了现代、后现代此在在世的根本处境。“文本是重要的”，在这种理解关系中，人通过和文本之间不断的对话，来实现交互理解进而是自我理解，也只有这样，“人”才成其为“智慧之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人才能不依赖直接生存状态上的扩充和更新，而是可以同时依赖人和文本的具有本体论奠基意义的这种关系，将文本赋予的间接经验不断地转换成自己的新经验、新知识、新思想，向他人的观点开放，让他人的观点持续不断地对自己发生作用。这种作用不是源自屈从，而是源自主体基于自我锻造的目的，在自我锻造过程中的主动选择，他主动性地选择向他人的观念，包括他人的与自己相反的观念保持开放。
以文本为中介，他保持了对他人的接受的态度，使得他来到了和他人的共同在场之中，由此在向共在过渡。这种过渡，不是基于身体的“亲临”，不需要亲在的桎梏，而是在一种虚在中，就可以完成;因为，这种过渡，不是形式性的，而是内容性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是一种精神性的过渡。在这种过渡中，主体通过文本和他人接壤并共在，他们的共在是基于事物和世界在他们面前因为文本的中介而成为他和他人共同的关注的事物和世界，而事物和世界在他们面前逐渐地敞开了其真理性的一面——事物和世界在他们的面前逐步地获得了彼此视野的交叉烛照，在更加广阔和开放的审视中变得清晰明了，更加接近真理状态，也进而，他们双双进入了一个事物更加“贴切”主体、“契合”主体，而世界则更加“敞亮”于共在之中。这种基于文本的“对话性”共在，比面对面的言说和倾听关系更加自由，在人类进入网络时代之后，也更加常态因而也更加本真。
哲学史上，人类关于共在关系的讨论多数是基于人和人的直接交往，基于文本的讨论及成果相对是较少的。例如，伽达默尔在关于“友谊与自我理解”的论述中，就说“我们总是倾向于在朋友面前给予最大程度上的开放性并愿意接纳彼此观点和建议。”④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如果说，前网络社会，人类没有网络虚拟世界，上述讨论基本能符合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如今，网络（网络社交平台及软件）让人的社交更加虚拟化，人类通过文本的间接“对话”关系已经超越了身体出场的直接“对话”关系，文本的价值和地位急速提高，对“文本”的讨论应该在此意义上重新展开，此前的讨论多是不切合和不充分的。
二
对文本的理解，折射着主体的相互理解，同时折射着主体的自我理解：这种自我理解关涉主体的自我生成，是个体的自主性和独一性的重要来源，因而具有本体论奠基意义，这是我们前文已经阐明的;而“相互理解”涉及政治社会层的个体与他人的深层关系，文本处于人类作为共同体共同理念（例如，善及公义等）得以讨论和分享的深层根源处——尽管这个根源在现代和后现代语境中，是内在喧哗着的、分歧着的——或许，从根本上说，“理解”是不可能的（这是伽达默尔晚年的观点），理解是对理解的不理解。但是，笔者依然相信，作为理解的基础，文本（而不是言谈⑤），总是蕴含着人类对共同体共同理解和视域融合的召唤，是一种指向未来的允诺，尽管它总是居于分歧和喧哗之中，但它是且一直是一种召唤结构的视域，召唤着共同理解与融合理解的理想。
對于主体来说，文本呈现着他者的独一性，因而也是他在性的——文本呈现着冷冰冰的他在性，又如何反过来，让他者的独一性构成着（读者-接受者的）主体独一性之来源？这里，笔者的解释是“在现代和后现代视域中，文本是一个公共领域”，它不再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私人场域。用创意写作学术语来说，现代以来，文本内在地包含着“拟想读者”的多样性，它不是排他的，而是针对所有“读者”开放的公共空间，“读者”的“到来”不再受到限制，他们的身份不再受到审查，相反，他们和文本作者之间的非亲缘性、非同一性，也即他们身份的异质性不再是障碍。不仅是作者和读者之间，还有读者和读者之间基于公共场域的交互理解由此而锻造了新的可能。在这种可能性中，作者和文本的宗主性、同质性、排外性一直处于被拟想读者身份的多样性被动消解、拟想读者基于能动理解阐释而来的主动解构之中;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此消彼长，读者和读者的关系却因课堂、图书馆、讨论会、现代传媒包括网络传媒等现代、后现代公共场域的开放性而越发地建构了起来，他们的亲缘性在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读者和作者的基于文本的原初意义上的那种基础关系。文本奠基着上述多重性主体在场和出场的关系图景，作为公共场域，提供着、促发着主体存在论层面的本真性理解，进而这种理解成为此在走向本真性存在的重要契机。
理解总是基于某种前理解和前判断的理解，总是基于盲见之上的“洞见”，可以说，主体每一次基于文本的直接理解都是不充分的。但主体与同在“文本”这一公共场域中的他人的共在，促发着持续的交互理解，有助于这种“不充分”的直接理解的修正，一种不断往返、不断交换、不断互动的间接理解及交互阐释构建了现代和后现代“文本”作为公共场域的“理解之屏”，正是这一“理解之屏”让文本这个公共场域和存在的本真关系得以敞开、呈现。
“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定义中意味着“公共对话平台及建基其上的社会批判功能”⑥，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国家与个人、个人和个人之间，越来越难以达成价值共识，这时，公共领域作为一种广义的对话平台，其社会的自我诊疗和纠错的功能令其具有了社会批判和整合的实践意义。文本的“理解之屏”，恰恰为这种“公共领域”的构成提供了基础，现代和后现代意义上的文本，一方面属于作者的“私人领域”，但同时也属于“公共财产”——不受其他法律限制的任何人都可以不受管制地使用和讨论的空间⑦。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代社会主体间的沟通主要是建立在各种文本基础上的沟通，网络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诞生，为这种“文本型”沟通社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对既往的“口耳型”沟通社会构成了替代，口耳沟通的效力被文本沟通的效力基本取代（人们相信“落字为证”的文本而不再相信“口实”，笔者此前就研究过“誓言”“咒语”等前现代语言现象，而现代以来，它们的效力都被“文本”替代了，基于口耳的直接沟通许多沦落为一种“闲谈”⑧）。基于文本的间接沟通替代了基于口耳的直接沟通，虚拟的（包括网络的）文本公共场域替代了既往的“乡议”类实体公共场域，主体和主体通过文本提供的公共场域而相逢，完成主体间性的构建，这是现代和后现代以来的趋势性图景。哈贝马斯如此重视公共领域，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国家越来越多地利用权力和金钱等“非沟通”手段来为日益走向阶层对立、族群割裂、文化冲突的社会强制“塑形”，而公共领域正是在社会和国家之间构筑了一个中间地带。哈贝马斯期待主体“进入生活世界的符号化结构中去，也即进入文化系统，在社会中进行学习，找到合理的生活指导的意识结构”，进而再把这种“意识结构引入沟通行动中去，使自由的沟通关系和对话得以制度化，使社会成为一个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共同体的民主的自我组织”，⑨哈贝马斯上述主张为我们认识“公共领域”提供了一个有意味的向度，这样的公共领域要发挥作用，就必须是以合理性的沟通为前提的，让统治者单方面的强制性策略行动，变成全社会的交互沟通行动，为社会的良性运行提供“理想的沟通共同体”基础。文本，作为奠基性公共场域。在这样的视角下，在全球化、现代化以及网络化浪潮的推动下，为“世界”性公共领域的生长及其质变，提供了广阔空间和不竭动力。 三
创意写作学以研究“文本的创作”为对象，但它从未离开过对文本的解读。前创意写作学的文本观基本上是语文、修辞、鉴赏等范畴下的，广义上看，多是基于释义学的文本观，在这种观念下，文本被看做是“已经”客观化了的对象，我们跟它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甚至是主从关系，文本变成了“主”，我们变成了“从”，文本被看作是外在于“我们”的历史之物、社会之物。当它的社会历史属性被强调的时候，一种客观主义的释义学就诞生了。它高高在上地处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间点上，作为经典，它要求我们不仅臣服于它的文本，还要臣服于它和我们之间的时间距离，一种历史崇拜裹挟着“客观主义释义学”传统，“文本”和我们分离了，文本的世界变得不能容纳我们，它不仅不能提供一种公共场域，相反它收回了这种场域，当我们下降为文本的释义学奴仆的地位时，我们就承认了它是属于历史的，它诞生的那一刻就历史化了，和我们所在的当代世界就不是一个世界了。因而我们无法领受它本应当向着我们敞开的“公共领域”，无法意识到它是我们的世界的一部分。
在笔者看来，文本是“言”的固化，是“言”在一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的绵延实现，但它是在“言”的结束处诞生和开始的“动态结构”，这是一个向着未来无限绵延的“动态结构”，它有起点，没有终点，而这个“动态结构”的绵延总是映现着两个事实⑩。一方面，这一事件的绵延之路上，总是一个又一个主体在与它相逢，伽达默尔论证了主体的“先见”不仅仅是和它相逢的障碍，相反是必要条件，那种之前被认为是主体局限的属性，已经被现代阐释学倒置了过来，变成了主体的优势，主体带着他的先见来到文本的公共场域，与其他主体共在，正是这种先见带来了沟通的可能和必要，“理解之屏”就这样被点亮，带来了文本作为“公共场域”的开放属性;另一方面，这一“动态结构”的绵延之路上，主体和它的相逢，总是在时间之中的，它们是一场“历史”的相逢，但也是一场“当下”的相逢，由于文本作为“动态结构”是由其初始端一路绵延而来的，这种绵延的历史性，对于“当下”来说，不仅仅不是应该克服的东西，相反它为“当下的相逢”提供了基础。
这种“基础”在利科那里被定义为“间距”，他在人和人之间的间距以及人类历史经验的绵延与当下现实之间的间距两个层面对这种基础进行指认。在利科看来，“意图、原始接收者和环境，这三者所组成的文本的诞生址（ site natif），随着文字取消了对话关系而失去效应。文字使文本获得了独立……文本从初始的诞生址中解放出来，而多元的解释可能性通过文本而被打开。既然解释被定义为‘使远处的东西（时间的、地理的、文化的、精神的）变到近前’，那么文本就是这种在间距中交流的有效载体和媒介。”11这一点上，冯寿农和黄钏两位学者的讨论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们讨论了利科哲学中关于文本对主体自我的诞生具有“奠基”意义的论述，他們说道：“对于利科而言，‘文本就是我们理解自身的媒介’，而‘理解就是在文本面前理解自身’。读者并不是将自己有限的理解能力强加于文本，相反地，读者向文本敞开自己，并从文本中接受一个更宽广的自身。阅读把读者引入自我（ego）的想象变异（varia？tions imaginaires）中，这个变化的过程蕴含着读者主体性从自身到自身的间距化。这种以文本为中介从自身到自身的间距，体现了利科对主体性概念的革新。”12在笔者看来，利科的这种概念革新阐释着的是一种全新的观念，文本作为公共领域，生产着现代意义上的“主体”，主体在其间获得主体间性（人与人之间的间距）也获得历史间性（历史和当下的间距），这是一种双重的“自我诞生”。
利科的文本观，是对海德格尔的承续，同时也是发展。海德格尔把“理解”看做是存在者面向世界筹划其可能性的一种本体性活动，一种被抛于世界的存在者的本己的“在世结构”。利科承续了这个观点，进而认为“解释”是对文本世界中展开的那种在世状态的说明，解释的对象不再是文本中隐含着的作者的心理意向，而是文本世界内部本体地包含着的一个我能居住的世界，能将诸多本己的潜在自我的其中之一抛入的世界。
在笔者看来，其“世界”是对着主体绽放着的“世界”，而“主体”也一定是居于世界的在着的主体，它们是互为前提的，互为结果的。文本作为公共领域，它展开、呈现着“世界”，同时也召唤着、绽放着居于世界之内的主体，文本是生产性的。
四
传统的释义学把读者和文本的关系看成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读者是主体，文本是客体，读者作为主体的阅读活动就是主体无限接近客体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单向度的;接受美学的诞生，把主体的文本的释义权扩大了，文本不再被理解成是由“作者”享有最终解释权和必须放到其赖以产生的具体的时空背景加以阐释的“固化之物”;上述二者，都是基于读者是被动或者主动的接受者而言的，它们把读者无反思的指认为“接受者”，而不是在主体地位上和“作者”等同的创作创造者，因而仅仅看到了文本和读者之间的“读-解关系”。创意写作学的诞生，彻底地颠覆了上述文本观，在创意写作学看来，文本不是天启或者天才的专属物，创意写作学彻底地否定了写作上的天启论和天才论，把写作的权能彻彻底底地赋予每一个普通人，“人人可以成为作者”的信条，让创意写作学视域下的文本变成了“人人能写的文本”。由此，创意写作学视野下的阅读，不再仅仅是一种读者被限于“读者”身份的接受阅读，还同时是一种基于“作者”身份的“作者性阅读”——我们将它称之为“创意阅读”，创意阅读展开了在“读-写关系”上认识文本的可能性。
书写让文本诞生在口耳交流的终止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阻隔了读者和作者的直接对话，也弃置了对话的具体时空处境。张汝伦先生指出：“文本把书写行为与阅读行为分为两边，彼此之间没有交流……文本将对话者及其对话的处境、条件、环境和氛围都悬置了起来，连带对话者话语的所指也被悬置了起来。现在不再是说话者决定所指，而是文本决定所指也决定作者。”13他阐明了这种阻断，给读者带来的自由创意“空间”，读者离开了和作者的直接“问答-对话”模式，获得了更加自由的理解-阐释空间。但他忽略了，书写行为和阅读行为之间不是没有交流，而只是交流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们之间不再有苏格拉底哲学、海德格尔哲学所重视的那种“问答-对话”交流。正如前文我们已经阐明的，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基于文本这个公共场域的共在活动，在“理解之屏”的烛照下，这种活动是“生产性”的，它生产了主体，也生产了主体赖以存在的“世界”，这种文本-阅读的交流关系显然是一种更高层级的交流——它打破了问答-对话交流的私域属性，而建构了一种崭新的文本-阅读交流的公域属性。 然而，对于创意写作视野下的创意阅读来说，“文本”到此还没有终结。创意写作学拥有“创意写作关于人人都可以成为作者”的学科基本信条，这个信条从逻辑上消灭了释义学和接受美学意义上的“纯粹读者”，“纯粹读者”被创意写作视域下的那个（人人能成为的）“作者”替代。换个角度而言，在创意写作视域下，纯粹读者是不存在的，那种把主体身份在读-解关系中机械二分为“读者”“作者”的做法不成立了，创意写作视域下诞生和认可的是一种既是“读者又是作者”的混合“读-写者”。世界经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而进入创意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创意经济时代因其教育的发达和创意指向而让大众的大多数由文盲（没有阅读能力的非阅读性听者）、读者（只能阅读而不能写作者）而转变为读-写者（既能读又能写作者）。创意写作学的诞生，其本身是创意经济时代的时代产物，同时，它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又極大地参与和促进了这一进程。
在创意写作学视域下，创意阅读中文本所面对的“读者”主体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者”，而是兼具“作者”属性的“读-写者”，它阅读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领受（“理解”），甚至也不仅仅是为了（创造性）“阐释”，更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和作者一样的对等“创作者”。文本由此而成了作者主体得以诞生的公共场域。笔者在《创意写作学视野下的“文本细读”研究——作为教学法的“创意型细读”》14一文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把文本细读分为“科学型细读”“文献型细读”“审美型细读”“作家型细读”四种，把作家型细读定义为“创意型细读”，并对创意型细读做了细致论述，指出“捕捉阅读过程中产生的独特感受，借助模仿突破写作障碍”“对文本进行科学化分析，汲取创作技巧并结合自身创作个性开始创作”“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指导下反思创作并进行修改完善”是创意型细读三个基本步骤，“创意型细读”的核心特征是“作者直面文本”“与文本互动中激发创作欲望”“工坊交互性讨论”。如果说，传统的释义学、接受美学型阅读倾向于把读者定位于（无论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阐释）“读者”，主要关注文本内容并且把这种内容置于文本诞生的具体时空情境之中，认为其所指是固定于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这种观念下的文本以“内容”为依托，最多只能达到的无非是基于主体的理解和阐释基础上的“意义”。这个世界是一片“丰饶的田野”，但它的“生产性”是受到限制的，还不是一片拥有无边可能性的“希望的田野”——只有在创意阅读的视界里，文本才变成了“垫造”创造创作者的，让主体对自己的创造潜能充满无边憧憬的“希望的田野”。如此，理解和解释的创造性是无法和这种创造创作者的创造性同日而语的。
创意写作学视域下的文本，是既容含了实在世界又容含了虚在世界的文本，它对虚构文本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此前的文本观从未像它这样离想象的精神虚践世界如此地近。释义学意义上的文本，都是跟具体的时间空间情境结合的社会历史文本（它们对文学性文本的态度也是如此），接受美学意义上的文本接纳了审美性虚构文本，但是，它所谓的“欣赏型审美接受解读”其实大多是在实在论（尽管不是实体论的实在论）上接受这些文本的，它用“本质真实”“情感真实”“思想真实”来解释虚构，是无法脱离实在论的证明，这种接受-阐释意义上的所谓自由，其实是深度受限的。而在创意写作学视域中，虚构拥有无前提的合法性，虚构文本的意义甚至远远超越了非虚构文本的意义。
文本的世界不再是“实在的世界”，它超越了有限现实和历史的桎梏，转而为可能的世界即它超越了有限的实体世界，进入意义的世界即一种类似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论意义上的本真世界，超越了生活世界而入了精神世界。换而言之，它穿越了“世界”在实在论意义上的内容层和意义层的限制，经过主体作为创造创作者的努力而转向“理念”层，成为创造创作者创造性活动的基础材料、激励源泉。它是创造性自由王国的精神之门，向“读-写者”发出了邀请，它不是一个封闭于自身的世界，相反，它是一个打开了在世存在的新的维度的世界。理念性的精神活动，不仅仅是逻辑活动，一切色、受、想、行、识行为，都敞开和展示着其斑斓五彩的自由创造的“梦幻王国”属性。经由此，古典和现代意义上的纯粹读者转向了现代和后现代意义上的读-写者——新的文本世界展开了新的主体的可能性。
新的视域下的文本，不仅仅是对读者的创造性解读实践开放的文本，还是对读者的创造性创作实践开放的文本。这里我们讨论不仅仅是“读者可以比文本原作者更接近文本”“读者可以比原作者更能阐释文本”的问题，而是读者作为潜在-隐身作者的身份让“读-写者可以由此把文本世界构造为创造者的大地与温床”，阅读在这里不是仅仅转向了本真性解读、创造性理解，还同时转向了创造性创作，它打造了一个和文本原作者具有同等地位的“创造创作者”。
这时的文本已经由可解读文本上升为“可读-写文本”，正如笔者所指出的那样，文本增加了可仿写性特征，甚至在具体的创意写作教育教学情景中它敞开了一种“创意写作工坊”式的创造主体互动空间，创意写作学作为一种现代教育教学系统让创造创作者在这个空间真实可感地成长，这是在实践上被它的历史反复证明了的。15
主体和文本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关系，也不仅仅是表面的非创造主体意义上的实践关系（我们已经在本文的第一和第二部分进行了阐明），而且呈现为一种创造性主体生成意义上的本体论实践关系。正如前文所言，文本作为公共场域它生产“主体”和“世界”，到此，我们要给这个“‘主体’和‘世界’”一个更加新的属性：这是一个“‘创作者主体’和‘创造性世界’”。
注释：
① H.-G.Gadamer，”Sunji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Subject and Person，”Continental Philosophy Rwiew，Vol.33（3），2000，pp.275-287.
②③陈治国：《现象学视域下友爱的多重地位及其演变——兼论亚里士多德友爱哲学的现象学效应》，《学术月刊》2020年第6期。 ④H.-G.Gadamer，”Friendship and self-knowliedge，”Hermeneutics，Religion and Ethics，trans.Joel Weinsheimer，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p.140.
⑤笔者在2003年8月于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人为与人言》中，曾经对“言谈”进行了集中的阐述，见《人为与人言》第一辑《人们聚集在一起想干什么？》《集会――游行：作态、狂欢、旁观》《口号：群集说话方式》《群集在沉默中听从;鸦雀无声》《从“鸦雀无声”到“异口同声”》《流言――“众口一词”》《独夫之语》《语录》等，第二辑《论“道”》《论誓言》《论告诉》《论祈祷》《论诅咒》《论应和》《论避讳》《论指使》《论对话》《论沉默》《论慎言》等。某种程度上，本论文对“文本”的讨论，可以看做是上述讨论的一个延伸。在笔者看来，文本诞生于言谈的局限处。
⑥王俊博：《价值多元化社会中的公共领域的本质与当代意义——基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文本的分析》，《学术论坛》2015年第5期。
⑦冯晓青：《公共领域保留视域下作品著作权保护研究——以作品中不受保护事实、题材为考察对象，《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⑧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葛红兵《人为与人言》（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3年8月版）中的相关章节。
⑨刘中起：《重建公共领域：走向社会沟通理性化——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评介》，《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⑩利科将文本（texte）定义为“所有通过文字固定下来的话语”，重视书写的话语也即“文本”而非面对面交流的言语，这个定义强调了文本的“话语（discours）”属性，认定文本固定的是话语而非语言（langue），笔者这里的“言”（言语，parole）其实与利科的话语（discours）是接近的。
1112冯寿农、黄钏：《保罗·利科解释学的文本理论探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13张汝伦：《文本在哲学研究中的意义》，《哲学研究》2019年第1期。
1415葛红兵、李枭银：《创意写作学视野下的“文本细读”研究——作为教学法的“创意型细读”》，《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中心。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创意写作与当代中国文学生态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BZW174）
責任编辑：杨青
关键词：创意写作;创意阅读;释义学;解释学;公共场域
中世纪哲学，主要关心人和神的纵向关系，人和文本的关系，常常因人和神的关系的优先性而被简化为人和《圣经》文本（本质是“神的话语”）的关系，文本是人和神之间的中介桥梁，这时的文本对于人来说是真理和圣爱的来源。文本敞开了、创造了世界，此时人和文本的关系，因着人和神的关系而具有存在论意义——人是活在文本之上的人，人的根本实践被理解成了文本的实现实践，释义学主导了这一时期人类的文本观。近代哲学以降，人作为主体进而是个体主体，从自然和他者之中被抽离出来，人和文本的关系的重要性，首先是沿着人和自然、人和人的关系展开的，人和神分离的过程也是人和文本在存在论上分离的过程，而离开了存在论关系的人和文本的关系，渐渐地被建构在了“认识论”的地基之上。如果说，中世纪哲学，人和文本的关系是单向度的，人和文本的关系是被动地领受和信靠的关系，也因此，这里的人不是个体意义上的而是类意义上的，那么建构于认识论基础上的人和文本的现代、后现代关系，则更多的是个体意义上的，“个体的人需要孤独地面对文本”，而不是依靠神父或者牧师。随着被动领受和信靠关系的解除，这时，文本的内在同一性瓦解让位给了纷争性，文本的超越性下降而个体的人的超越性权能上升，他被赋予了“独对文本时创造者的权能”，创造性地阐释性地接受变成了一项基础权能和基本要求，解释学主导了这一时期人类的文本观。
人和文本的关系有内部关系，也有外部关系。人类创造了文字，电子文明时代，又创造了音-视频，又以文字、音-视频等为媒介创造了文本，使得人类经验、知识、思想的积累和传承可以通过文本而跨越时空、种族等的限制，这让人类知识和思想生活摆脱了只能在族群内部口耳相传的桎梏，某种程度上，转变成了“人和文本的关系生活”。从外部关系来看，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在不同的政治体中，人在文本面前的权利是不同的，所谓“人人都有平等的获取文本的权利”和“人人享有自主解释文本的权利”等等，只存在于理想的状态中。人在文本面前，如何成为平等和自由的个体？这是人和文本之间的社会政治-权利关系属性是如何被构造的？如何才能建构一种理想的关系？人和文本外部关系研究很有意味的方面。将人和文本的关系置于社会政治之下观察自然重要，但是，本文的重点在于人和文本的内部关系。人类创造了文本，并将文本置于社会政治结构之下，这是事实。与此同时，本文在更本质的方面，它要内化为人的精神生活的内在部分，它不断地克服那种外在性，试图成为人的内在性的方面，这是更加重要的事实。
创意写作学视域基于人的现代和后现代处境，人从上帝的手里接过了创造的权能，不仅仅是拥有了创造性阐释的权能，同时，人还成为和上帝比肩的（文本）创造（创作）者。我们的讨论不仅仅是基于传统的纸质文本，同时还是基于网络及社交媒体的新型电子文本，我们要讨论的不仅仅是文化创造和传承意义上的文本，还要讨论创意经济时代作为创意经济“产品”的具有生产性和欣赏性等产业价值的文本。
释义学、解释学视域下的文本和人的关系，是基于“阅读-解释”（读-解）活动來建构的，创意写作学视域下的文本和人的关系，不仅仅是基于上述读-解活动的，还是基于“阅读-写作”（读-写）活动的，读者在这里不仅仅是阅读-解释者，他同时还是阅读-写作者。
一
伽达默尔说：“同海德格尔相比，我努力表明，对他者的理解如何具有一种根本的重要性。”①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是此在的在世存在的最基本方式而不仅仅是此在在世存在的某个环节——存在者总是“理解着的”存在者，此在是持续不断地投入到对世界（包含世界中的自我和他人）的理解活动中的，进一步地，伽达默尔还强调了这种理解得以发生的前提，此在总是处境于某种具体情境中的此在，围绕此在在世的理解总是“那些给定的文化、语言和习俗等已预先规定了他可能的生存以及关于一般生存的理解”之下的理解（基于先见的理解）②。
这种理解是通过文本展开的，但是，文本不是单向度的，文本不是独白状态的，理解者也不仅仅只是领受。文本作为人类的本质性能力的体现，通过理解从根本上奠基着此在的基本在世方式，人和文本的关系是“对话”式的。当人和文本进入对话状态，人的预先理解被修正了，文本中预在的理解被修正了，对话产生了既不是属于此在的先见的，也不是单纯属于文本的先在的——“新”的敞开和洞见，它超乎于单向度的人的被动领受接受和文本的显现传达——真理从中涌现出来，文本也只有在这种对话关系中得到实现，实现其为具有真理意味的敞开和洞见着的文本。
“解释学的理解进程要求经由相互理解促进自我理解，尤其是意识到自己各种既有认识和观点的视域及其限制性。”③这是对于理解着的主体来说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被文本“重铸”“再造”，进而这种“重铸”“再造”构成了主体自我的形成实践，这是一个依然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实践活动。由此，我们说，仅仅在认识论意义上讨论人和文本的关系，可能暴露了部分现代哲学、后现代哲学的肤浅，在创意写作学视域下，个体的人孤独地面对文本，他面对的是另一个人——他者（这个人篡夺了过去只有上帝拥有的创作创造的权能，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详述）——创造话语，把理解由过去的上下关系变成了人和人之间的孤独者相逢的横向平行关系，他也因此把创造性阐释的权能强行地施加于自身，这时，文本对于他来说，是“认识论实践”意义上的，同时基于这个过程总是伴随着主体自我理解进而是自我“重铸”“再造”，它也是“本体论实践”意义上的。在人和文本的这种对话式“理解”过程中，它们是相互奠基的。在理解的过程中，文本经历了不断呈现和重现、绽放和敞开的努力，它时刻在自我重塑着，在这个过程中，它成为被主体领受和阐释的文本，因而也是充分主体化了的文本;主体也是如此，它被对话过程中文本内部不断涌现的东西纠正、塑造、重构，它借此向新的经验保持开放;这是一个双向的互相弃置又互相塑造的过程，在这个双向的过程中，双方互为前提，又互为结果。 这种人和文本的关系构成了现代、后现代此在在世的根本处境。“文本是重要的”，在这种理解关系中，人通过和文本之间不断的对话，来实现交互理解进而是自我理解，也只有这样，“人”才成其为“智慧之人”（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人才能不依赖直接生存状态上的扩充和更新，而是可以同时依赖人和文本的具有本体论奠基意义的这种关系，将文本赋予的间接经验不断地转换成自己的新经验、新知识、新思想，向他人的观点开放，让他人的观点持续不断地对自己发生作用。这种作用不是源自屈从，而是源自主体基于自我锻造的目的，在自我锻造过程中的主动选择，他主动性地选择向他人的观念，包括他人的与自己相反的观念保持开放。
以文本为中介，他保持了对他人的接受的态度，使得他来到了和他人的共同在场之中，由此在向共在过渡。这种过渡，不是基于身体的“亲临”，不需要亲在的桎梏，而是在一种虚在中，就可以完成;因为，这种过渡，不是形式性的，而是内容性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是一种精神性的过渡。在这种过渡中，主体通过文本和他人接壤并共在，他们的共在是基于事物和世界在他们面前因为文本的中介而成为他和他人共同的关注的事物和世界，而事物和世界在他们面前逐渐地敞开了其真理性的一面——事物和世界在他们的面前逐步地获得了彼此视野的交叉烛照，在更加广阔和开放的审视中变得清晰明了，更加接近真理状态，也进而，他们双双进入了一个事物更加“贴切”主体、“契合”主体，而世界则更加“敞亮”于共在之中。这种基于文本的“对话性”共在，比面对面的言说和倾听关系更加自由，在人类进入网络时代之后，也更加常态因而也更加本真。
哲学史上，人类关于共在关系的讨论多数是基于人和人的直接交往，基于文本的讨论及成果相对是较少的。例如，伽达默尔在关于“友谊与自我理解”的论述中，就说“我们总是倾向于在朋友面前给予最大程度上的开放性并愿意接纳彼此观点和建议。”④这是一个很大的缺憾。如果说，前网络社会，人类没有网络虚拟世界，上述讨论基本能符合人类生活的实际情况，如今，网络（网络社交平台及软件）让人的社交更加虚拟化，人类通过文本的间接“对话”关系已经超越了身体出场的直接“对话”关系，文本的价值和地位急速提高，对“文本”的讨论应该在此意义上重新展开，此前的讨论多是不切合和不充分的。
二
对文本的理解，折射着主体的相互理解，同时折射着主体的自我理解：这种自我理解关涉主体的自我生成，是个体的自主性和独一性的重要来源，因而具有本体论奠基意义，这是我们前文已经阐明的;而“相互理解”涉及政治社会层的个体与他人的深层关系，文本处于人类作为共同体共同理念（例如，善及公义等）得以讨论和分享的深层根源处——尽管这个根源在现代和后现代语境中，是内在喧哗着的、分歧着的——或许，从根本上说，“理解”是不可能的（这是伽达默尔晚年的观点），理解是对理解的不理解。但是，笔者依然相信，作为理解的基础，文本（而不是言谈⑤），总是蕴含着人类对共同体共同理解和视域融合的召唤，是一种指向未来的允诺，尽管它总是居于分歧和喧哗之中，但它是且一直是一种召唤结构的视域，召唤着共同理解与融合理解的理想。
對于主体来说，文本呈现着他者的独一性，因而也是他在性的——文本呈现着冷冰冰的他在性，又如何反过来，让他者的独一性构成着（读者-接受者的）主体独一性之来源？这里，笔者的解释是“在现代和后现代视域中，文本是一个公共领域”，它不再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私人场域。用创意写作学术语来说，现代以来，文本内在地包含着“拟想读者”的多样性，它不是排他的，而是针对所有“读者”开放的公共空间，“读者”的“到来”不再受到限制，他们的身份不再受到审查，相反，他们和文本作者之间的非亲缘性、非同一性，也即他们身份的异质性不再是障碍。不仅是作者和读者之间，还有读者和读者之间基于公共场域的交互理解由此而锻造了新的可能。在这种可能性中，作者和文本的宗主性、同质性、排外性一直处于被拟想读者身份的多样性被动消解、拟想读者基于能动理解阐释而来的主动解构之中;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此消彼长，读者和读者的关系却因课堂、图书馆、讨论会、现代传媒包括网络传媒等现代、后现代公共场域的开放性而越发地建构了起来，他们的亲缘性在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读者和作者的基于文本的原初意义上的那种基础关系。文本奠基着上述多重性主体在场和出场的关系图景，作为公共场域，提供着、促发着主体存在论层面的本真性理解，进而这种理解成为此在走向本真性存在的重要契机。
理解总是基于某种前理解和前判断的理解，总是基于盲见之上的“洞见”，可以说，主体每一次基于文本的直接理解都是不充分的。但主体与同在“文本”这一公共场域中的他人的共在，促发着持续的交互理解，有助于这种“不充分”的直接理解的修正，一种不断往返、不断交换、不断互动的间接理解及交互阐释构建了现代和后现代“文本”作为公共场域的“理解之屏”，正是这一“理解之屏”让文本这个公共场域和存在的本真关系得以敞开、呈现。
“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定义中意味着“公共对话平台及建基其上的社会批判功能”⑥，现代和后现代社会，国家与个人、个人和个人之间，越来越难以达成价值共识，这时，公共领域作为一种广义的对话平台，其社会的自我诊疗和纠错的功能令其具有了社会批判和整合的实践意义。文本的“理解之屏”，恰恰为这种“公共领域”的构成提供了基础，现代和后现代意义上的文本，一方面属于作者的“私人领域”，但同时也属于“公共财产”——不受其他法律限制的任何人都可以不受管制地使用和讨论的空间⑦。
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代社会主体间的沟通主要是建立在各种文本基础上的沟通，网络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诞生，为这种“文本型”沟通社会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对既往的“口耳型”沟通社会构成了替代，口耳沟通的效力被文本沟通的效力基本取代（人们相信“落字为证”的文本而不再相信“口实”，笔者此前就研究过“誓言”“咒语”等前现代语言现象，而现代以来，它们的效力都被“文本”替代了，基于口耳的直接沟通许多沦落为一种“闲谈”⑧）。基于文本的间接沟通替代了基于口耳的直接沟通，虚拟的（包括网络的）文本公共场域替代了既往的“乡议”类实体公共场域，主体和主体通过文本提供的公共场域而相逢，完成主体间性的构建，这是现代和后现代以来的趋势性图景。哈贝马斯如此重视公共领域，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国家越来越多地利用权力和金钱等“非沟通”手段来为日益走向阶层对立、族群割裂、文化冲突的社会强制“塑形”，而公共领域正是在社会和国家之间构筑了一个中间地带。哈贝马斯期待主体“进入生活世界的符号化结构中去，也即进入文化系统，在社会中进行学习，找到合理的生活指导的意识结构”，进而再把这种“意识结构引入沟通行动中去，使自由的沟通关系和对话得以制度化，使社会成为一个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共同体的民主的自我组织”，⑨哈贝马斯上述主张为我们认识“公共领域”提供了一个有意味的向度，这样的公共领域要发挥作用，就必须是以合理性的沟通为前提的，让统治者单方面的强制性策略行动，变成全社会的交互沟通行动，为社会的良性运行提供“理想的沟通共同体”基础。文本，作为奠基性公共场域。在这样的视角下，在全球化、现代化以及网络化浪潮的推动下，为“世界”性公共领域的生长及其质变，提供了广阔空间和不竭动力。 三
创意写作学以研究“文本的创作”为对象，但它从未离开过对文本的解读。前创意写作学的文本观基本上是语文、修辞、鉴赏等范畴下的，广义上看，多是基于释义学的文本观，在这种观念下，文本被看做是“已经”客观化了的对象，我们跟它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甚至是主从关系，文本变成了“主”，我们变成了“从”，文本被看作是外在于“我们”的历史之物、社会之物。当它的社会历史属性被强调的时候，一种客观主义的释义学就诞生了。它高高在上地处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间点上，作为经典，它要求我们不仅臣服于它的文本，还要臣服于它和我们之间的时间距离，一种历史崇拜裹挟着“客观主义释义学”传统，“文本”和我们分离了，文本的世界变得不能容纳我们，它不仅不能提供一种公共场域，相反它收回了这种场域，当我们下降为文本的释义学奴仆的地位时，我们就承认了它是属于历史的，它诞生的那一刻就历史化了，和我们所在的当代世界就不是一个世界了。因而我们无法领受它本应当向着我们敞开的“公共领域”，无法意识到它是我们的世界的一部分。
在笔者看来，文本是“言”的固化，是“言”在一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的绵延实现，但它是在“言”的结束处诞生和开始的“动态结构”，这是一个向着未来无限绵延的“动态结构”，它有起点，没有终点，而这个“动态结构”的绵延总是映现着两个事实⑩。一方面，这一事件的绵延之路上，总是一个又一个主体在与它相逢，伽达默尔论证了主体的“先见”不仅仅是和它相逢的障碍，相反是必要条件，那种之前被认为是主体局限的属性，已经被现代阐释学倒置了过来，变成了主体的优势，主体带着他的先见来到文本的公共场域，与其他主体共在，正是这种先见带来了沟通的可能和必要，“理解之屏”就这样被点亮，带来了文本作为“公共场域”的开放属性;另一方面，这一“动态结构”的绵延之路上，主体和它的相逢，总是在时间之中的，它们是一场“历史”的相逢，但也是一场“当下”的相逢，由于文本作为“动态结构”是由其初始端一路绵延而来的，这种绵延的历史性，对于“当下”来说，不仅仅不是应该克服的东西，相反它为“当下的相逢”提供了基础。
这种“基础”在利科那里被定义为“间距”，他在人和人之间的间距以及人类历史经验的绵延与当下现实之间的间距两个层面对这种基础进行指认。在利科看来，“意图、原始接收者和环境，这三者所组成的文本的诞生址（ site natif），随着文字取消了对话关系而失去效应。文字使文本获得了独立……文本从初始的诞生址中解放出来，而多元的解释可能性通过文本而被打开。既然解释被定义为‘使远处的东西（时间的、地理的、文化的、精神的）变到近前’，那么文本就是这种在间距中交流的有效载体和媒介。”11这一点上，冯寿农和黄钏两位学者的讨论是非常有价值的，他们讨论了利科哲学中关于文本对主体自我的诞生具有“奠基”意义的论述，他們说道：“对于利科而言，‘文本就是我们理解自身的媒介’，而‘理解就是在文本面前理解自身’。读者并不是将自己有限的理解能力强加于文本，相反地，读者向文本敞开自己，并从文本中接受一个更宽广的自身。阅读把读者引入自我（ego）的想象变异（varia？tions imaginaires）中，这个变化的过程蕴含着读者主体性从自身到自身的间距化。这种以文本为中介从自身到自身的间距，体现了利科对主体性概念的革新。”12在笔者看来，利科的这种概念革新阐释着的是一种全新的观念，文本作为公共领域，生产着现代意义上的“主体”，主体在其间获得主体间性（人与人之间的间距）也获得历史间性（历史和当下的间距），这是一种双重的“自我诞生”。
利科的文本观，是对海德格尔的承续，同时也是发展。海德格尔把“理解”看做是存在者面向世界筹划其可能性的一种本体性活动，一种被抛于世界的存在者的本己的“在世结构”。利科承续了这个观点，进而认为“解释”是对文本世界中展开的那种在世状态的说明，解释的对象不再是文本中隐含着的作者的心理意向，而是文本世界内部本体地包含着的一个我能居住的世界，能将诸多本己的潜在自我的其中之一抛入的世界。
在笔者看来，其“世界”是对着主体绽放着的“世界”，而“主体”也一定是居于世界的在着的主体，它们是互为前提的，互为结果的。文本作为公共领域，它展开、呈现着“世界”，同时也召唤着、绽放着居于世界之内的主体，文本是生产性的。
四
传统的释义学把读者和文本的关系看成是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读者是主体，文本是客体，读者作为主体的阅读活动就是主体无限接近客体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单向度的;接受美学的诞生，把主体的文本的释义权扩大了，文本不再被理解成是由“作者”享有最终解释权和必须放到其赖以产生的具体的时空背景加以阐释的“固化之物”;上述二者，都是基于读者是被动或者主动的接受者而言的，它们把读者无反思的指认为“接受者”，而不是在主体地位上和“作者”等同的创作创造者，因而仅仅看到了文本和读者之间的“读-解关系”。创意写作学的诞生，彻底地颠覆了上述文本观，在创意写作学看来，文本不是天启或者天才的专属物，创意写作学彻底地否定了写作上的天启论和天才论，把写作的权能彻彻底底地赋予每一个普通人，“人人可以成为作者”的信条，让创意写作学视域下的文本变成了“人人能写的文本”。由此，创意写作学视野下的阅读，不再仅仅是一种读者被限于“读者”身份的接受阅读，还同时是一种基于“作者”身份的“作者性阅读”——我们将它称之为“创意阅读”，创意阅读展开了在“读-写关系”上认识文本的可能性。
书写让文本诞生在口耳交流的终止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文本阻隔了读者和作者的直接对话，也弃置了对话的具体时空处境。张汝伦先生指出：“文本把书写行为与阅读行为分为两边，彼此之间没有交流……文本将对话者及其对话的处境、条件、环境和氛围都悬置了起来，连带对话者话语的所指也被悬置了起来。现在不再是说话者决定所指，而是文本决定所指也决定作者。”13他阐明了这种阻断，给读者带来的自由创意“空间”，读者离开了和作者的直接“问答-对话”模式，获得了更加自由的理解-阐释空间。但他忽略了，书写行为和阅读行为之间不是没有交流，而只是交流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他们之间不再有苏格拉底哲学、海德格尔哲学所重视的那种“问答-对话”交流。正如前文我们已经阐明的，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基于文本这个公共场域的共在活动，在“理解之屏”的烛照下，这种活动是“生产性”的，它生产了主体，也生产了主体赖以存在的“世界”，这种文本-阅读的交流关系显然是一种更高层级的交流——它打破了问答-对话交流的私域属性，而建构了一种崭新的文本-阅读交流的公域属性。 然而，对于创意写作视野下的创意阅读来说，“文本”到此还没有终结。创意写作学拥有“创意写作关于人人都可以成为作者”的学科基本信条，这个信条从逻辑上消灭了释义学和接受美学意义上的“纯粹读者”，“纯粹读者”被创意写作视域下的那个（人人能成为的）“作者”替代。换个角度而言，在创意写作视域下，纯粹读者是不存在的，那种把主体身份在读-解关系中机械二分为“读者”“作者”的做法不成立了，创意写作视域下诞生和认可的是一种既是“读者又是作者”的混合“读-写者”。世界经历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而进入创意经济时代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创意经济时代因其教育的发达和创意指向而让大众的大多数由文盲（没有阅读能力的非阅读性听者）、读者（只能阅读而不能写作者）而转变为读-写者（既能读又能写作者）。创意写作学的诞生，其本身是创意经济时代的时代产物，同时，它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又極大地参与和促进了这一进程。
在创意写作学视域下，创意阅读中文本所面对的“读者”主体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读者”，而是兼具“作者”属性的“读-写者”，它阅读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领受（“理解”），甚至也不仅仅是为了（创造性）“阐释”，更是为了让自己成为和作者一样的对等“创作者”。文本由此而成了作者主体得以诞生的公共场域。笔者在《创意写作学视野下的“文本细读”研究——作为教学法的“创意型细读”》14一文对此进行了详细论述，把文本细读分为“科学型细读”“文献型细读”“审美型细读”“作家型细读”四种，把作家型细读定义为“创意型细读”，并对创意型细读做了细致论述，指出“捕捉阅读过程中产生的独特感受，借助模仿突破写作障碍”“对文本进行科学化分析，汲取创作技巧并结合自身创作个性开始创作”“在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指导下反思创作并进行修改完善”是创意型细读三个基本步骤，“创意型细读”的核心特征是“作者直面文本”“与文本互动中激发创作欲望”“工坊交互性讨论”。如果说，传统的释义学、接受美学型阅读倾向于把读者定位于（无论是被动接受还是主动阐释）“读者”，主要关注文本内容并且把这种内容置于文本诞生的具体时空情境之中，认为其所指是固定于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这种观念下的文本以“内容”为依托，最多只能达到的无非是基于主体的理解和阐释基础上的“意义”。这个世界是一片“丰饶的田野”，但它的“生产性”是受到限制的，还不是一片拥有无边可能性的“希望的田野”——只有在创意阅读的视界里，文本才变成了“垫造”创造创作者的，让主体对自己的创造潜能充满无边憧憬的“希望的田野”。如此，理解和解释的创造性是无法和这种创造创作者的创造性同日而语的。
创意写作学视域下的文本，是既容含了实在世界又容含了虚在世界的文本，它对虚构文本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此前的文本观从未像它这样离想象的精神虚践世界如此地近。释义学意义上的文本，都是跟具体的时间空间情境结合的社会历史文本（它们对文学性文本的态度也是如此），接受美学意义上的文本接纳了审美性虚构文本，但是，它所谓的“欣赏型审美接受解读”其实大多是在实在论（尽管不是实体论的实在论）上接受这些文本的，它用“本质真实”“情感真实”“思想真实”来解释虚构，是无法脱离实在论的证明，这种接受-阐释意义上的所谓自由，其实是深度受限的。而在创意写作学视域中，虚构拥有无前提的合法性，虚构文本的意义甚至远远超越了非虚构文本的意义。
文本的世界不再是“实在的世界”，它超越了有限现实和历史的桎梏，转而为可能的世界即它超越了有限的实体世界，进入意义的世界即一种类似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存在论意义上的本真世界，超越了生活世界而入了精神世界。换而言之，它穿越了“世界”在实在论意义上的内容层和意义层的限制，经过主体作为创造创作者的努力而转向“理念”层，成为创造创作者创造性活动的基础材料、激励源泉。它是创造性自由王国的精神之门，向“读-写者”发出了邀请，它不是一个封闭于自身的世界，相反，它是一个打开了在世存在的新的维度的世界。理念性的精神活动，不仅仅是逻辑活动，一切色、受、想、行、识行为，都敞开和展示着其斑斓五彩的自由创造的“梦幻王国”属性。经由此，古典和现代意义上的纯粹读者转向了现代和后现代意义上的读-写者——新的文本世界展开了新的主体的可能性。
新的视域下的文本，不仅仅是对读者的创造性解读实践开放的文本，还是对读者的创造性创作实践开放的文本。这里我们讨论不仅仅是“读者可以比文本原作者更接近文本”“读者可以比原作者更能阐释文本”的问题，而是读者作为潜在-隐身作者的身份让“读-写者可以由此把文本世界构造为创造者的大地与温床”，阅读在这里不是仅仅转向了本真性解读、创造性理解，还同时转向了创造性创作，它打造了一个和文本原作者具有同等地位的“创造创作者”。
这时的文本已经由可解读文本上升为“可读-写文本”，正如笔者所指出的那样，文本增加了可仿写性特征，甚至在具体的创意写作教育教学情景中它敞开了一种“创意写作工坊”式的创造主体互动空间，创意写作学作为一种现代教育教学系统让创造创作者在这个空间真实可感地成长，这是在实践上被它的历史反复证明了的。15
主体和文本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意义上的关系，也不仅仅是表面的非创造主体意义上的实践关系（我们已经在本文的第一和第二部分进行了阐明），而且呈现为一种创造性主体生成意义上的本体论实践关系。正如前文所言，文本作为公共场域它生产“主体”和“世界”，到此，我们要给这个“‘主体’和‘世界’”一个更加新的属性：这是一个“‘创作者主体’和‘创造性世界’”。
注释：
① H.-G.Gadamer，”Sunji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Subject and Person，”Continental Philosophy Rwiew，Vol.33（3），2000，pp.275-287.
②③陈治国：《现象学视域下友爱的多重地位及其演变——兼论亚里士多德友爱哲学的现象学效应》，《学术月刊》2020年第6期。 ④H.-G.Gadamer，”Friendship and self-knowliedge，”Hermeneutics，Religion and Ethics，trans.Joel Weinsheimer，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p.140.
⑤笔者在2003年8月于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的《人为与人言》中，曾经对“言谈”进行了集中的阐述，见《人为与人言》第一辑《人们聚集在一起想干什么？》《集会――游行：作态、狂欢、旁观》《口号：群集说话方式》《群集在沉默中听从;鸦雀无声》《从“鸦雀无声”到“异口同声”》《流言――“众口一词”》《独夫之语》《语录》等，第二辑《论“道”》《论誓言》《论告诉》《论祈祷》《论诅咒》《论应和》《论避讳》《论指使》《论对话》《论沉默》《论慎言》等。某种程度上，本论文对“文本”的讨论，可以看做是上述讨论的一个延伸。在笔者看来，文本诞生于言谈的局限处。
⑥王俊博：《价值多元化社会中的公共领域的本质与当代意义——基于〈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文本的分析》，《学术论坛》2015年第5期。
⑦冯晓青：《公共领域保留视域下作品著作权保护研究——以作品中不受保护事实、题材为考察对象，《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⑧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见葛红兵《人为与人言》（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3年8月版）中的相关章节。
⑨刘中起：《重建公共领域：走向社会沟通理性化——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评介》，《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⑩利科将文本（texte）定义为“所有通过文字固定下来的话语”，重视书写的话语也即“文本”而非面对面交流的言语，这个定义强调了文本的“话语（discours）”属性，认定文本固定的是话语而非语言（langue），笔者这里的“言”（言语，parole）其实与利科的话语（discours）是接近的。
1112冯寿农、黄钏：《保罗·利科解释学的文本理论探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
13张汝伦：《文本在哲学研究中的意义》，《哲学研究》2019年第1期。
1415葛红兵、李枭银：《创意写作学视野下的“文本细读”研究——作为教学法的“创意型细读”》，《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三亚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大学中国创意写作中心。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创意写作与当代中国文学生态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BZW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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