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会在更高层次上部署下一步的改革，改革会涉及到方方面面，它涉及的时间更长、范围更宽、层级更高。”
　　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在今年下半年召开。从过去的经验看，一些重大改革决定措施都在三中全会推出。自十八大以来，中央新领导层一再表态推动改革开放。因此，此次三中全会将会制定怎样的改革总体规划和路线图，引起人们的广泛期待和热烈讨论。
　　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深水区和关键阶段。有人认为，三中全会将作出的深化改革部署，会对中国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产生深远意义和影响。也有人担心，虽然当下的改革呼声很高，但改革的阻力与难度相当大。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突破口应当如何？为此，本刊专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
　　“在更高层次上
　　部署下一步改革”
　　《决策》：目前，大家对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政策众说纷纭。对此，您怎么看？
　　马晓河：我觉得改革将会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实现中国梦，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今后的改革都会围绕这些目标来施行。另外，李克强总理提出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我觉得改革也会围绕经济升级版2.0来展开。
　　不久前国务院公布7个重大领域22个方面的改革，都是为这个服务的。包括行政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资源性产品价格、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而且都分工到各个部委来执行。这些都是已经布局好的。
　　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还会在更高层次上再部署一些下一步的改革，这些改革核心就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实现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改革会涉及到方方面面，可能要比5月24号国务院公布的方案时间更长、范围更宽、涉及的层级更高，就是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另外，政治文化方面也会涉及，改革会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
　　《决策》：目前大家说得比较多的问题，如地方债务、产能过剩、房价高企等，人们希望能出台改革措施解决这些问题。您认为下一步改革会不会着眼于当前的问题来寻找突破口？
　　马晓河：从已经出台的7个方面改革来看，核心是围绕经济体制改革来展开的，包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也是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这里面实际很多都是大问题，牵扯到中国怎么向高收入国家迈进，都是属于宏观战略的层次，不要把它看成技术层面的改革。
　　比如说户籍制度改革，它涉及到城乡二元体制问题。下一步中国要实现新型城镇化，现有体制下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不改，会严重阻碍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
　　另外，财税体制不改革，地方事权和财权不对等，会导致地方政府像“经济人”，去搞产业，搞园区开发，导致中国的产能过剩，导致分配不公、不合理。
　　很多人认为，这些改革是技术层面的改革，这是理解不透的表现，应该从战略高度来理解，不要太短视。
　　“未来挑战可能大于机遇”
　　《决策》：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希望在改革深水区和关键阶段能有所突破。与过去相比，当前改革面临着怎样的形势和问题？
　　马晓河：现在改革遇到的问题和改革开放初期不一样，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总的来说，我觉得有3个方面需要思考。一是现有城乡二元体制下，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后，就业报酬、教育、住房保障、养老、看病等等，都遇到两种体制待遇。这种情况下，遇到一点问题，尤其是征地拆迁、工人维权、事故污染等一旦解决不好，就会构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必须为这些基层人口打开上升通道，解决底层的社会矛盾。
　　第二，中国正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其中最大的指标就是中产阶层。现在中国有5.9亿网民，其中很多就是中产阶层，他们要求政治参与权，要公平正义，要有发表话语的通道，等等。用过去传统的教育方法和体制，恐怕适应不了。这会对我们形成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三，中国传统的增长方式遇到挑战。过去中国依靠大办园区、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便宜的劳动力成本、便宜的资源，利用很低的排污费、很高的污染来获得增长，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极限。传统增长机制难以为继，必须改变增长方式。
　　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我们遇到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比如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还有资源承载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些都是下一步要改革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要重新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版本，创新经济增长模式。
　　《决策》：除了国内面临的诸多挑战，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似乎也不容乐观。
　　马晓河：过去中国搭乘既有的国际经济贸易体系和政治环境，用很低的成本获得了最大收益，顺利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但下一步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遇到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转折性的。
　　从军事政治上看，美国重心向亚太转移，正在中国周围布置一个“合纵”圈，包括军事竞赛、经济排斥。中国的国际环境变得非常严峻。
　　从经济上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世界正在形成新的经济秩序，这种变化有可能对中国不利。美国在亚太搞TPP，其实想把中国排除在外；接着又搞欧美自贸区，也是想把中国撇开。如果中国不主动在下一轮新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形成过程中，参与规则的制定，中国有可能被边缘化。
　　从近中期看，中国的经济发展环境也遇到严峻挑战。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美国高额财政赤字，导致发达国家政府购买力下降，居民消费率下降，使得中国出口上不去。同时，一批发展中国家正在向中国学习，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们利用更加低廉的成本，向发达国家大量出口，这就造成供给替代。一方面需求减少，另一方面供给替代，这对中国来说是空前的挑战。
　　另外，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挤压中国出口产业的利润空间，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几乎无利可图。所以总的来说，在国际环境方面，中国未来一段时间遇到的挑战可能会大于机遇。
　　“突破口在公共权力
　　和公共资源”
　　《决策》：现在人们通常都会说，改革的阻力来自利益集团。下一步如何突破改革的阻力和障碍？
　　马晓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阶层出现了分化，分化过程中不同的人在改革中获得的利益不一样，有人获得多有人获得少；获得的手段也不一样，有人靠劳动，有人靠技术、资本，也有人靠权力。这种不公平就扩大了收入阶层的变化。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应该扫除或是削弱利益集团带来的阻碍。那么，突破口或重点方向在什么地方？就是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公共权力要透明公开，公共资源要公平分配，要受到监督。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决策》：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严重。经济下行对下一步改革会不会带来压力和影响？
　　马晓河：中国近期增长压力比较大，经济下滑是现实存在的，但我觉得对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实现中国梦，影响不会太大。目前中国遇到的是，短期经济波动跟中长期的周期性下滑相撞。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性下行是必然趋势，任何国家都一样，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时候是高速增长的。
　　下一步，我们要学会忍受中国经济出现低速增长。另外，推进经济增长的技术难度也会提高，成本会增加。
　　《决策》：对于经济低增长，中央和地方的忍受力似乎不一样。下一步改革中，地方政府应该如何主动作为？
　　马晓河：对于经济低增长的忍受力，不能这么判断。中国的体制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弊端，优势和弊病并存。在现有体制下要想把经济增长抬上去很容易，关键是必须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我觉得，地方上应该拿出更多的精力和更大的公共资源份额去搞好公共服务，要建保障、保稳定、促转型、防风险，这些方面特别要注重。因为中国现在经济社会结构，包括政治结构处于加快转型期，转型期要防治风险、保稳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