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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会在更高层次上部署下一步的改革,改革会涉及到方方面面,它涉及的时间更长、范围更宽、层级更高。”
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在今年下半年召开。从过去的经验看,一些重大改革决定措施都在三中全会推出。自十八大以来,中央新领导层一再表态推动改革开放。因此,此次三中全会将会制定怎样的改革总体规划和路线图,引起人们的广泛期待和热烈讨论。
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深水区和关键阶段。有人认为,三中全会将作出的深化改革部署,会对中国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产生深远意义和影响。也有人担心,虽然当下的改革呼声很高,但改革的阻力与难度相当大。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突破口应当如何?为此,本刊专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
“在更高层次上
部署下一步改革”
《决策》:目前,大家对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政策众说纷纭。对此,您怎么看?
马晓河:我觉得改革将会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实现中国梦,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今后的改革都会围绕这些目标来施行。另外,李克强总理提出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我觉得改革也会围绕经济升级版2.0来展开。
不久前国务院公布7个重大领域22个方面的改革,都是为这个服务的。包括行政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资源性产品价格、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而且都分工到各个部委来执行。这些都是已经布局好的。
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还会在更高层次上再部署一些下一步的改革,这些改革核心就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实现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改革会涉及到方方面面,可能要比5月24号国务院公布的方案时间更长、范围更宽、涉及的层级更高,就是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另外,政治文化方面也会涉及,改革会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
《决策》:目前大家说得比较多的问题,如地方债务、产能过剩、房价高企等,人们希望能出台改革措施解决这些问题。您认为下一步改革会不会着眼于当前的问题来寻找突破口?
马晓河:从已经出台的7个方面改革来看,核心是围绕经济体制改革来展开的,包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也是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这里面实际很多都是大问题,牵扯到中国怎么向高收入国家迈进,都是属于宏观战略的层次,不要把它看成技术层面的改革。
比如说户籍制度改革,它涉及到城乡二元体制问题。下一步中国要实现新型城镇化,现有体制下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不改,会严重阻碍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
另外,财税体制不改革,地方事权和财权不对等,会导致地方政府像“经济人”,去搞产业,搞园区开发,导致中国的产能过剩,导致分配不公、不合理。
很多人认为,这些改革是技术层面的改革,这是理解不透的表现,应该从战略高度来理解,不要太短视。
“未来挑战可能大于机遇”
《决策》: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希望在改革深水区和关键阶段能有所突破。与过去相比,当前改革面临着怎样的形势和问题?
马晓河:现在改革遇到的问题和改革开放初期不一样,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总的来说,我觉得有3个方面需要思考。一是现有城乡二元体制下,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后,就业报酬、教育、住房保障、养老、看病等等,都遇到两种体制待遇。这种情况下,遇到一点问题,尤其是征地拆迁、工人维权、事故污染等一旦解决不好,就会构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必须为这些基层人口打开上升通道,解决底层的社会矛盾。
第二,中国正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其中最大的指标就是中产阶层。现在中国有5.9亿网民,其中很多就是中产阶层,他们要求政治参与权,要公平正义,要有发表话语的通道,等等。用过去传统的教育方法和体制,恐怕适应不了。这会对我们形成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三,中国传统的增长方式遇到挑战。过去中国依靠大办园区、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便宜的劳动力成本、便宜的资源,利用很低的排污费、很高的污染来获得增长,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极限。传统增长机制难以为继,必须改变增长方式。
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我们遇到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比如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还有资源承载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些都是下一步要改革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要重新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版本,创新经济增长模式。
《决策》:除了国内面临的诸多挑战,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似乎也不容乐观。
马晓河:过去中国搭乘既有的国际经济贸易体系和政治环境,用很低的成本获得了最大收益,顺利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但下一步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遇到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转折性的。
从军事政治上看,美国重心向亚太转移,正在中国周围布置一个“合纵”圈,包括军事竞赛、经济排斥。中国的国际环境变得非常严峻。
从经济上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世界正在形成新的经济秩序,这种变化有可能对中国不利。美国在亚太搞TPP,其实想把中国排除在外;接着又搞欧美自贸区,也是想把中国撇开。如果中国不主动在下一轮新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形成过程中,参与规则的制定,中国有可能被边缘化。
从近中期看,中国的经济发展环境也遇到严峻挑战。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美国高额财政赤字,导致发达国家政府购买力下降,居民消费率下降,使得中国出口上不去。同时,一批发展中国家正在向中国学习,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们利用更加低廉的成本,向发达国家大量出口,这就造成供给替代。一方面需求减少,另一方面供给替代,这对中国来说是空前的挑战。
另外,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挤压中国出口产业的利润空间,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几乎无利可图。所以总的来说,在国际环境方面,中国未来一段时间遇到的挑战可能会大于机遇。
“突破口在公共权力
和公共资源”
《决策》:现在人们通常都会说,改革的阻力来自利益集团。下一步如何突破改革的阻力和障碍?
马晓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阶层出现了分化,分化过程中不同的人在改革中获得的利益不一样,有人获得多有人获得少;获得的手段也不一样,有人靠劳动,有人靠技术、资本,也有人靠权力。这种不公平就扩大了收入阶层的变化。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应该扫除或是削弱利益集团带来的阻碍。那么,突破口或重点方向在什么地方?就是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公共权力要透明公开,公共资源要公平分配,要受到监督。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决策》: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严重。经济下行对下一步改革会不会带来压力和影响?
马晓河:中国近期增长压力比较大,经济下滑是现实存在的,但我觉得对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实现中国梦,影响不会太大。目前中国遇到的是,短期经济波动跟中长期的周期性下滑相撞。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性下行是必然趋势,任何国家都一样,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时候是高速增长的。
下一步,我们要学会忍受中国经济出现低速增长。另外,推进经济增长的技术难度也会提高,成本会增加。
《决策》:对于经济低增长,中央和地方的忍受力似乎不一样。下一步改革中,地方政府应该如何主动作为?
马晓河:对于经济低增长的忍受力,不能这么判断。中国的体制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弊端,优势和弊病并存。在现有体制下要想把经济增长抬上去很容易,关键是必须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我觉得,地方上应该拿出更多的精力和更大的公共资源份额去搞好公共服务,要建保障、保稳定、促转型、防风险,这些方面特别要注重。因为中国现在经济社会结构,包括政治结构处于加快转型期,转型期要防治风险、保稳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
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在今年下半年召开。从过去的经验看,一些重大改革决定措施都在三中全会推出。自十八大以来,中央新领导层一再表态推动改革开放。因此,此次三中全会将会制定怎样的改革总体规划和路线图,引起人们的广泛期待和热烈讨论。
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深水区和关键阶段。有人认为,三中全会将作出的深化改革部署,会对中国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产生深远意义和影响。也有人担心,虽然当下的改革呼声很高,但改革的阻力与难度相当大。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突破口应当如何?为此,本刊专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
“在更高层次上
部署下一步改革”
《决策》:目前,大家对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政策众说纷纭。对此,您怎么看?
马晓河:我觉得改革将会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实现中国梦,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今后的改革都会围绕这些目标来施行。另外,李克强总理提出要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我觉得改革也会围绕经济升级版2.0来展开。
不久前国务院公布7个重大领域22个方面的改革,都是为这个服务的。包括行政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资源性产品价格、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而且都分工到各个部委来执行。这些都是已经布局好的。
我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可能还会在更高层次上再部署一些下一步的改革,这些改革核心就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实现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改革会涉及到方方面面,可能要比5月24号国务院公布的方案时间更长、范围更宽、涉及的层级更高,就是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另外,政治文化方面也会涉及,改革会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不仅仅是经济体制改革。
《决策》:目前大家说得比较多的问题,如地方债务、产能过剩、房价高企等,人们希望能出台改革措施解决这些问题。您认为下一步改革会不会着眼于当前的问题来寻找突破口?
马晓河:从已经出台的7个方面改革来看,核心是围绕经济体制改革来展开的,包括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也是为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这里面实际很多都是大问题,牵扯到中国怎么向高收入国家迈进,都是属于宏观战略的层次,不要把它看成技术层面的改革。
比如说户籍制度改革,它涉及到城乡二元体制问题。下一步中国要实现新型城镇化,现有体制下的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不改,会严重阻碍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
另外,财税体制不改革,地方事权和财权不对等,会导致地方政府像“经济人”,去搞产业,搞园区开发,导致中国的产能过剩,导致分配不公、不合理。
很多人认为,这些改革是技术层面的改革,这是理解不透的表现,应该从战略高度来理解,不要太短视。
“未来挑战可能大于机遇”
《决策》: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人们希望在改革深水区和关键阶段能有所突破。与过去相比,当前改革面临着怎样的形势和问题?
马晓河:现在改革遇到的问题和改革开放初期不一样,现在中国面临的问题,是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总的来说,我觉得有3个方面需要思考。一是现有城乡二元体制下,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后,就业报酬、教育、住房保障、养老、看病等等,都遇到两种体制待遇。这种情况下,遇到一点问题,尤其是征地拆迁、工人维权、事故污染等一旦解决不好,就会构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必须为这些基层人口打开上升通道,解决底层的社会矛盾。
第二,中国正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其中最大的指标就是中产阶层。现在中国有5.9亿网民,其中很多就是中产阶层,他们要求政治参与权,要公平正义,要有发表话语的通道,等等。用过去传统的教育方法和体制,恐怕适应不了。这会对我们形成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三,中国传统的增长方式遇到挑战。过去中国依靠大办园区、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便宜的劳动力成本、便宜的资源,利用很低的排污费、很高的污染来获得增长,这种模式已经走到了极限。传统增长机制难以为继,必须改变增长方式。
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我们遇到的挑战是多方面的。比如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关系,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还有资源承载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些都是下一步要改革的问题。
就是说,我们要重新建立中国经济增长的新版本,创新经济增长模式。
《决策》:除了国内面临的诸多挑战,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似乎也不容乐观。
马晓河:过去中国搭乘既有的国际经济贸易体系和政治环境,用很低的成本获得了最大收益,顺利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但下一步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遇到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是转折性的。
从军事政治上看,美国重心向亚太转移,正在中国周围布置一个“合纵”圈,包括军事竞赛、经济排斥。中国的国际环境变得非常严峻。
从经济上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世界正在形成新的经济秩序,这种变化有可能对中国不利。美国在亚太搞TPP,其实想把中国排除在外;接着又搞欧美自贸区,也是想把中国撇开。如果中国不主动在下一轮新的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形成过程中,参与规则的制定,中国有可能被边缘化。
从近中期看,中国的经济发展环境也遇到严峻挑战。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美国高额财政赤字,导致发达国家政府购买力下降,居民消费率下降,使得中国出口上不去。同时,一批发展中国家正在向中国学习,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它们利用更加低廉的成本,向发达国家大量出口,这就造成供给替代。一方面需求减少,另一方面供给替代,这对中国来说是空前的挑战。
另外,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和人民币升值,挤压中国出口产业的利润空间,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几乎无利可图。所以总的来说,在国际环境方面,中国未来一段时间遇到的挑战可能会大于机遇。
“突破口在公共权力
和公共资源”
《决策》:现在人们通常都会说,改革的阻力来自利益集团。下一步如何突破改革的阻力和障碍?
马晓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阶层出现了分化,分化过程中不同的人在改革中获得的利益不一样,有人获得多有人获得少;获得的手段也不一样,有人靠劳动,有人靠技术、资本,也有人靠权力。这种不公平就扩大了收入阶层的变化。
我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应该扫除或是削弱利益集团带来的阻碍。那么,突破口或重点方向在什么地方?就是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公共权力要透明公开,公共资源要公平分配,要受到监督。习近平总书记讲,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决策》: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下滑严重。经济下行对下一步改革会不会带来压力和影响?
马晓河:中国近期增长压力比较大,经济下滑是现实存在的,但我觉得对中国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实现中国梦,影响不会太大。目前中国遇到的是,短期经济波动跟中长期的周期性下滑相撞。中国经济增长周期性下行是必然趋势,任何国家都一样,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时候是高速增长的。
下一步,我们要学会忍受中国经济出现低速增长。另外,推进经济增长的技术难度也会提高,成本会增加。
《决策》:对于经济低增长,中央和地方的忍受力似乎不一样。下一步改革中,地方政府应该如何主动作为?
马晓河:对于经济低增长的忍受力,不能这么判断。中国的体制有它的优势,也有它的弊端,优势和弊病并存。在现有体制下要想把经济增长抬上去很容易,关键是必须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我觉得,地方上应该拿出更多的精力和更大的公共资源份额去搞好公共服务,要建保障、保稳定、促转型、防风险,这些方面特别要注重。因为中国现在经济社会结构,包括政治结构处于加快转型期,转型期要防治风险、保稳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